貝聿銘(1917-2019)的才氣洋溢,見証諸他在世界各地的傑出作品,那是無庸置疑的;至於他的「霸氣十足」似也和他的「意氣風發」相輔相成,這是從東海大學創校建築史資料中可以體會出他的特質。

貝聿銘的出道和芳衛廉祕書長的交情,有密切的關係。「芳衛廉非常尊重貝聿銘的意見。自從1946年華東大學規劃案開始,他們兩人就結下情誼,芳衛廉一來非常賞識貝聿銘的專業能力,也覺得他是一位周到、在人情世故上應對得宜的人」(狂喜與節制:張肇康的建築藝術,徐明松,黃瑋庭著,出版2022/06/15);同効師門的王大閎建築師就曾說過:「貝聿銘總是可以讓朋友收到覺得貼心的禮物。」 這是貝待人成功的一面。

但是,王大閎在另一篇<一位最傑出的同學--貝聿銘>的文章則描述:「由於美國基督教教育基金會決定在中國東部建立一所華東大學(後改設在台灣易名「東海」) ,該會決定讓葛羅培設計。葛羅培最厭惡別人批評他的設計國際性高,缺乏地區風格與色彩,所以希望兩個學生(貝與王)能指出中國建築的精神,以作為他設計的依據。事過多年,這件工程不知為何最後竟落在IM(貝聿銘)手中,這事當然使葛羅培極不愉快。」(蕭美惠譯,貝聿銘--現代主義的泰斗,p.2,智庫,1996)

再者,「IM來台,這位為了理想而不擇手段的同學因東海大學設計案來台,在台北逗留兩天(註:首日見宋美齡,翌日到台中)。…貝建築師非常重視東海大學的規劃與設計。良機難得,這是他第一次抓到機會在祖國實現他的理想中的現代中國建築。他用心規劃成一所完美的現代中國式學府--今天我們所見到的東海大學。」(ibid., pp4-5) 這是貝處事冷酷的另一面。

  至於台灣的建築界,相關於貝聿銘大師的另類「記憶」,則出現在「李大師你記錯了」(kschen blog, 2006-12-05)討論到1970年大阪萬博會的中國會館的設計歷史:「台灣根本沒有邀請貝聿銘設計大阪博覽會館,台灣是請他來做競圖評審。貝聿銘是烏龍旋桌,以參賽者們的設計實在太爛為理由,以評審身份硬是向當年國民黨政府拿下這個業務;貝聿銘父親貝祖貽曾是孔祥熙(宋靄齡之夫)的手下,與宋美齡(蔣介石之妻)兩家族很熟,貝的繼母也很欣賞張學良呢!跟這幾方面打聲招呼就可以得逞了。」看來貝聿銘是被掀了底,但這也是他「霸氣十足」的重要背景。

不過,若把這個「烏龍旋桌」的邏輯模式套進東海大學創校的校園規劃與設計過程去檢驗,就會驚異發現「歷史」竟然出奇地吻合,甚至是如出一轍。那麼就從1953年,時年36歲的貝聿銘(任職於韋伯納普建築公司)接受聯董會芳祕書長邀請擔任東海大學校園規劃工作開始,回顧這段「東海外史」。

一、傳統與現代的對決。

1953年11月19日,紐約的東海大學委員會討論「來自台灣建築師繪製的教學樓與宿舍圖樣」的內容,決議是「建議徵求比較不那麼俗套刻板的替代方案。」東海建築系的教授認為,這件被評為「俗套刻板」,甚至被譯成「庸俗」的作品應出自受聘為聯董會駐地建築師楊介眉之手。「顯然貝對聯董會成員心目中的校園意象早有掌握... 貝時年39歲,剛出道就直率公開否定原案,可見貝已是聯董會此計畫的重要幕僚,並獲芳之充分信任與授權。」(貝聿銘與東海校園,郭奇正,2017)也可見英雄出少年。

1954年1月,芳祕書長正式委託貝聿銘為東海大學進行整體校園規劃。聯董會所聘駐地建築師楊介眉於1954年10月辭職離台。這是「烏龍旋桌」牛刀小試的例子,傳統的建築師敗下陣來。

二、葛羅培(Gropius)和柯比意(Le Corbusier)大師級的對決。

1953年12月17日,校董會決定在台灣舉辦競圖以「帶進建築方面新的想法」。1954年2月,總共收件22份。由三位校董會成員(蔡一諤、彌迪理、蔡培火),加上芳衛廉與貝聿銘、郝綏(Hary Hussey)兩位建築師組成委員會,進行評審。在應徵作品中,以吉阪隆正和林慶豐的「東海大學綜合計畫案」最受矚目,因為前者受業於柯比意(Le Corbusier,功能主義建築的泰斗)門下,而後者則是「台灣省建築技師公會」創會元老,兩位是早稻田大學建築科同窗。可見那是相對帶有日本「異文化」背景的作品。

評審結果,由林慶豐與吉阪隆正的作品為首獎,但由於「所有收到圖樣標準甚低,…實無一人足以當選」,貝乃繼而宣布「初步設計工作將在紐約辦理」,並且會「有青年華籍建築師二人,可以參加協助。」這也是後來張肇康和陳其寬加入設計陣營的預告;從此,在聯董會對貝的支持與背書下,貝取得計畫與設計的主導權。(他者與台灣,p.356)

  顯然,這又是「烏龍旋桌」的傑作;難怪評價下一。2007年,KSChen Blog:「要特別說明的是,這個<競圖>,開宗明義就是花錢徵求「設計靈感」(前幾名發獎金就打發,沒有設計權),並不是選建築師。原因大家都該猜得到,東海大學創校的聯董會,早就屬意美國的貝聿銘做這個案子了。所以,貝聿銘本人,也是這個競圖的評審之一(因為這些案子是要給他靈感的,先幫他 Try and error的啊)」。2014年,郭文亮教授專文論述:「我們甚至可以推測,雖然在1954年的競圖裡林慶豐與吉阪隆正得到首獎,但貝仍可理直氣壯地宣稱作品<無足以當選>,可能也可以解釋為:與聯董會熟稔的貝非常清楚,林與吉阪表現主義風格的設計,絕不會被聯董會所認可。因為對聯董會而言,東海校園必須是<中國的>,同時也應該更低姿態地融入台灣在地景觀,如此才可能舒緩中國新差教會挫折之後所生的焦慮,並且具體宣告同一批人反省之後所將開始的新局。」(解編織,p.111)

這場台灣建築「東方現代性」的發光點即使事過境遷,半世紀後的一場「文化資產國際研討會」上,吳光庭建築師對吉阪隆正當年的提案,對照目前東海校園現狀,提出了「補正」的評述:

「透過吉阪對於大學城般的校園規劃遠景,提出了以教堂作為校園生活中心的構想,此構想後來也與聯董會要求貝聿銘將教堂置放於校園中心的想法一致。貝聿銘似乎對吉阪隆正提案中教堂有所欣賞與認同,其所構思設計的路思義教堂與吉阪隆正提案中教堂頗有相似之處,但並未採納吉阪所提的校園配置方案。」以及貝聿銘路思義教堂的構想或許在其不自覺的狀況下受到當時競圖第一名吉阪隆正的教堂影響,因而有了用木構造創造的四片簡潔的雙曲面造型。」(兩所紙上大學,吳光庭、李盈芳,2009) 這比KSChen2007年的見解更具體。 可見,「國族正確」應是當年評審的首要決定因素,「因為貝聿銘擁有隱藏或是結合中國品味的文化空間於現代建築的意識,這種潛意識的價值觀讓他排除類似吉阪隆正的規劃案。」(他者與台灣,p.356)。

當年,貝卻以「未達水準而不採用」否決了日本現代表現派的作品,可視為「烏龍旋桌」舞出屠龍刀的結果。

三、紐約三人組與駐台雙人組的對決

根據郭文亮教授在「解編織」上的梳理,兩隊為聯董會執行任務的人馬,不只相距一個太平洋,對於任務的認知亦存相當大的差距。

1954年2月11日委員會「確定東海校園規劃與設計的所有決策,應由紐約的委員會與台灣的校董會共同決定」。亦即,1954年開始進行的東海校園規劃與設計有兩個業主代表 :一個是台灣台中的東海校董會,另一個則是設在紐約聯董會的東海大學委員會。至於校園規劃與建築設計的建築師(團隊) ,也同樣分為兩個小隊:一個是紐約的貝、陳、張三人團隊,另一個則是長久以來總被忽略的楊介眉與范哲明駐台雙人組,分別在紐約和台中兩地工作。兩組團隊的協調合作並不很順暢。

1954年7月19日,貝在委員會議中宣告,「他們的主要任務已經完成」,但是希望能檢視後續主要建築的設計發展,以「確保整體校園建築的質量」。聯董會接受了這個要求,並決議「所有設計圖樣在最後核准之前,必須交由貝檢視,並且提供意見」。這說明了從1954年到1956年夏天,在東海校園與建築計畫裡,貝、張、陳團隊可通過審核,主控但非直接發展設計的「準上級」的角色。

由於認知的落差,加上聯董會對貝等人的力挺,導致了兩組人馬氣勢上的消長。1955年初,貝對駐台雙人組的第一批施工圖的反應是「徹底的不滿意」(打臉林澍民作品)。1955年9月,貝第二次來台,實地「發現問題叢生」,直到1956年,貝第三次來台,發現校園景觀與施工質量還是不如預期,於是「當機立斷,先後派遣張肇康、陳其寬回台,負責設計發展、景觀與施工」。

  1954年10月,楊介眉建築師辭職, 1956年6月中,後補的林澍民和范哲明兩位建築師也先後離隊。如此理直氣壯地終結「兩地兩組設計思維及實踐的對峙與碰撞」,貝又大獲全勝,主掌全局,終結「紐約大師畫符,台中小匠蓋屋」的創校競技場。

  即使聯董會自家人的工作團隊,依然躲不過「烏龍旋桌」的威力,最後還是被清場了。在官版校史中,只留下范哲明、楊介眉勘查校地的歷史鏡頭,至於林澍民則被時光淹沒了。難怪「長久以來總被忽略的楊介眉與范哲明雙人組」,這樣的敘述會出現在「解編織」中。不過,半世紀後再檢視東海最經典的兩棟代表性建築---行政大樓和文學院,范、林兩位建築師當年所受到的待遇,真是委曲了。

  綜合這段「東海創校建築史」,即使「貝聿銘不太重視,甚至到忽略的程度,但是,除了路思義教堂之外,他已經絕口不提初期東海大學的校園規劃,別人幫他寫的傳記或是作品全集也有意無意省略這段歷史。」(李佳潔、鄭小東譯,貝聿銘全集,2012) ,但對東海人而言,感受相當不同,因為那是「官史」所忽略的史蹟。

  創設東海大學的設計藍圖,源自聯董會最初以「採用台灣傳統造形設計的學校」為前提,雖以此否定了最早「明清宮殿復興模式」的再議,但經過吉阪隆正、林慶豐的設計圖被否決後,就正式被紐約三人組轉變替代為「現代中國建築品味」的思考;亦即東海大學由「台灣本土特色」的要求轉變為「現代中國建築」的嘗試(他者與台灣, p.352),年輕的貝聿銘建築師就是主要的總舵手。

  回想:東海大學的初創,位居「共同創辦者」(Co-Founder) 的代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董事們(三分之一席次),為何在創校初期在校史文獻中「消失無蹤」呢?那又為何1989年曾任校董多年的林宗義醫師回訪校園時,會感嘆:「台灣人理想中的大學,是一所足以匹敵台大的百年學府;遺憾的是我們的構想,結果輸掉了!」這個「台灣人理想中的大學」和吉阪隆正的構想比較接近吧!結局也類似!

  經過最近整理「東海大學創校建築史」(受官方校史影響較小)後,就會理解當年長老教會的牧師董事們是無法在「黑龍旋桌」高手的戰術中出頭,應非戰之罪,因為這位高手正是年輕氣盛的貝聿銘建築師。

  註:「黑龍旋桌」或『烏龍踅桌oo-liông-se̍h-toh』是句台灣古老俚語,語意多元。本文意指手段靈活,身段柔軟,遊走四方,無往不利。它和「扮豬吃老虎」有些類似,只是公親變事主。

(2022/7/21)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