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頭殼 - 公民連線

民主與專制「沈伯洋現象」兩極化 / 台灣保衛戰公民清醒、抵抗

Tue, 16 Dec 2025 21:58:04 +0800

大罷免未竟成功，藍、白已然囂張至極，撂下年度預算不審，所有舔中、自肥、為貪汙除罪化的無恥法案都逕付二讀飆速闖關，紅統氣焰高漲，憂心。我們只有迎戰，此刻需要「沈伯洋精神」，清醒、抵抗、宣導。

曹興誠臉書再次建議首都之戰民進黨徵召沈伯洋，是以無懼之心正面迎戰中國的紅色追緝令。沈柏洋作為立委＋公開情報、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研究者／倡議者，他的角色象徵了一部分台灣年輕世代／知識分子對中共威權與兩岸議題的清醒與抵抗。政治人物外，更有學者與公民運動者的身份，這使得中共對他採取強硬紅色通緝、立案追殺，更具標誌性。

然「沈伯洋現象」讓「接觸 vs 對抗」更激烈，正面者抵抗「我們都是沈伯洋」；自我審查者，別讓中共誤會，於此「台灣保衛戰 vs 避戰投降論」再掀風雲。「台灣保衛戰」危機不在外敵，而在內部。

韓國瑜及國民黨立委一片嘲諷，更有KMT立委建議應帶沈柏洋去中國「談誤會」。中共都已向國際發出紅色通緝，國民黨不譴責，竟要將同僚送至敵營，化解誤會？陸委會方面反駁：「對中共來說沒有誤會這兩字，只有投降或不投降」。「沈柏洋現象」是台灣民主與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切點，他不單只是一個立委遭中共通緝恐嚇而已，主權問題是國家生存的大是大非，跨境追捕侵犯台灣的司法權，怎國民黨立委就全都弱智化？何其弔詭與脆弱？

沈伯洋在大罷免時的論述，定位凸顯「言論自由 +民主抵抗」的重要性，他提出〈立委赴中報備〉等諸多項國安法案，也試圖阻斷在野之買台法案，故被當作靶子來壓制異議，目的便是中共要成功塑造他為「台獨激進分子」或「罪犯」，其政治打壓之範例，必對其他立委或公民具有示警、威嚇之作用。透過追捕沈伯洋，加劇國內對「接觸 vs 對抗」兩岸路線的撕裂，產生「沈伯洋現象」兩極化，再次分化台灣。

「沈伯洋現象」後續問題與矛盾：民主國家內部如何面對專制威權的滲透與壓力；政黨在兩岸議題（尤其是安全 vs交流）上的對立與策略抉擇；公民知識分子運動與主流政治之間的張力，尤其在政治的世俗性、現實面下如何運作？

國民黨支持者，長期以來對既存的中共統戰、共產侵略，警覺性不足，始終是敵、我不分，藍營政客基於政治利益的政治遊戲及謊言，成為國安風險，更容易被中共所利用。但藍營支持者，卻長期縱容之，反倒仇恨護台戰將，形成和中共立場一致，必欲除之而後快的荒誕而詭異而「沈伯洋現象」。

猶記二0一八年東京奧運正名運動，前期連署狀況不理想，自中國阻撓我國舉辦的東亞青運後，全民憤怒，於是一周內連署書如雪片般飛來，中共的打壓幫助

公投連署達標。「沈伯洋現象」絕非只是牛喣廷所說的民進黨支持者「內部感動」而已，應透過選戰過程，溝通論述，讓更多中間選民關心「認知戰」，投身台灣保衛戰，建構全民國防。

中共的跨境司法 /通緝行為，被更多國際機構視為政治打壓，中共的國際形象越趨負面，此時國民黨繼續舔中，自要承擔選票流失的後果。挖台灣牆角的政黨、政客，若還能贏得信任，獲得選票，是台灣民主之脆弱性；人人都是沈柏洋這是「沈伯洋現象」正向回饋，「台灣保衛戰」全民展現決心！首都雖艱困，選擇面對才是勇者。

文/朱孟庠（李登輝基金會前副秘書長、二0一八東奧正名運動文宣部執委）

24 小時內「奇蹟移植」：中國器官移植體系與醫學倫理的崩解

Tue, 16 Dec 2025 16:24:00 +0800

意外墜樓卻過於順暢的器官清空

近日，中國河南一名四歲男童因墜樓意外被送醫，隨後被院方宣告腦死亡。根據公開報導，家屬在極度悲痛中簽署了器官捐贈同意書，而在不到 24 小時內，該名男童的心臟、肝臟、腎臟等多項器官，便被摘取並移植給六名受體。在任何遵循國際醫學倫理的體系中，這樣的速度都堪稱罕見；然而，在中國的脈絡下，正是這種「效率」引發了醫界、國際人權觀察者與醫學倫理學者的高度關注。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器官捐贈是否能挽救生命，而在於，如此迅速且無縫的移植流程，是否可能在沒有事前安排、沒有預先鎖定受體、且缺乏透明分配機制的情況下完成。

格外可疑的24 小時「高效率移植」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器官移植指導原則，以及多數民主國家所採行的移植制度，器官分配必須建立在公開透明的等待名單、獨立的腦死亡判定程序，以及明確區隔「捐贈端醫療團隊」與「移植端手術團隊」的制度基礎之上。即便是單一器官的成功配對，也往往需要數日甚至數週。在此背景下，能於短短數小時內為多項器官同時找到六名高度相容的受體，幾乎已超出醫學合理範圍。這樣的結果直接違反國際醫學倫理中最核心的原則，任何制度都不得將人類死亡視為可被管理與預期的供應變數。印證在中國不透明的醫療體制下，受體名單早已存在，捐贈者的死亡不是悲劇性的偶發事件，而是被納入一套事先建構好的醫療調度系統之中。

長期存在的「醫療黑箱結構」

河南男童的案例，並非單一孤例。過去二十年間，中國的器官移植體系多次因等待時間異常短暫、資訊高度不透明、且缺乏外部驗證而受到國際質疑。來自醫療體系內部的證詞、國際人權律師的調查結果，以及多項跨國研究，皆指出問題並非個別醫師的操守失當，而是一個長期存在、制度化的結構性問題。實際上，中國至今仍未建立完整且具法律效力的「腦死亡」定義，在中國所謂「腦死亡」的判定多由醫院內部委員會自行完成，缺乏獨立第三方審查、司法介入或公眾問責。

缺乏監督基礎的生死裁量權

國際人權法明確保障生命權、身體完整權與知情同意權。當醫療機構在缺乏獨立司法、自由媒體與公民社會監督的環境下運作時，這些權利便極易流於形式。在中國，醫院不僅是醫療提供者，更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必須服從於穩定、績效與政治指令的邏輯。在此結構下，將生死裁量權集中於單一體系內，倫理規範往往淪為程序文件，而非實質約束。資訊的不透明，不只是造成濫權的風險，而是制度性地為其提供了發生的空間。

由國家主導的「自願捐贈」醫療體系

中國官方宣稱已全面轉向「公民自願捐贈」制度，但涉及未成年人、突發死亡與超高速移植流程的案例卻一再出現，持續動搖這一說法的可信度。真正的「自願」不可能存在於家屬缺乏獨立法律協助、在巨大心理壓力下被要求立即決策，且整個過程無法接受外部審計的環境中。在這樣的制度下，器官不再只是醫療資源，而逐漸被視為可由國家調配的「公共資產」，甚至淪為權力交換與維穩體系的一環。

中國至今無法通過的人權與倫理測驗

器官移植原本是現代醫學最具人道精神的成就之一，然而，當它缺乏問責的治理架構中運作時，便可能轉化為其道德對立面。對聯合國人權機制、醫學會與移植倫理組織而言，在缺乏獨立調查的情況下，與中國器官移植體系的合作，等同於為可能涉及嚴重人權侵害的行為提供合法性背書。河南事件呈現的是，在中共體制中，腦死亡標準欠缺、醫療權力高度集中、政治體制排斥監督所交織而成的倫理真空，某些生命被視為可以提前安排、迅速轉換用途的資源，將悲劇轉化為「流程成功」的醫療體系。若當一個孩子的死亡能如此無縫地轉化為多名他人的生存機會，卻拒絕任何外部檢視，這已不只是醫療爭議，而是對人權與文明底線的公然挑戰。

AI語言監控下：中共對少數民族打造的高科技人權黑洞

Tue, 16 Dec 2025 13:38:49 +0800

AI語言科技：政治控制之鎮壓工具

人工智慧本應是促進溝通與理解的技術，但在中國，AI卻被重新定義為國家控制與政治鎮壓的利器。近期多項國際研究與媒體揭露，中共正系統性開發維吾爾語、藏語、蒙古語及針對中國朝鮮族的韓語AI模型，其核心目的並非文化保存或公共服務，而是更有效率地監控、預測並壓制少數民族社群。這不僅是科技發展的倫理倒退，更是對人權與法治的根本挑戰。

語言武器化：預設為風險族群之少數民族

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指出，中國安全與政法體系已將AI深度嵌入社會治理架構，尤其針對被視為「不穩定因素」的族群，發展專屬語言模型與多模態監控系統。這些系統能即時分析少數民族語言的語音、文字與情緒，結合臉部辨識、行為追蹤與大數據評分，形成人工智慧驅動的「預測性治理」。問題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其使用邏輯。當某一族群僅因語言、文化或宗教背景，就被系統性納入高風險監控對象，國家權力便已跨越合理治理的界線。語言不再是文化載體，而成了被演算法標記與懲罰的證據。這種做法，使少數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即被視為潛在的「問題製造者」，其言論自由、隱私權與人身安全自然首當其衝。

「哨兵國度」現實化：高科技流放的形成

美國克雷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系講座教授裴敏欣在《哨兵國度：中國如何透過監控維繫獨裁政權》中指出，中共政權的穩定並非建立在合法性或公共信任之上，而是仰賴無所不在的監控體系。AI的全面導入，使這個「哨兵國度」進一步升級，從人力監控走向自動化、常態化與不可見的控制。對少數民族而言，不一定需要鐵絲網與圍牆，「高科技流放地」的形成，卻能透過演算法限制行動、壓縮選擇、消滅匿名性。人在原地，卻被制度性隔離；生活如常，卻無時不在被審視。這種監控暴力不必頻繁動用實體鎮壓，便足以製造長期的恐懼與自我審查，其傷害更為深層而持久。

無節制的法治界線已逐步侵蝕人權

真正的法治，從來不只是國家是否「依法行事」，而在於權力是否受到實質限制。法律必須師出有名，執行必須行為有度。然而，中共以國家安全、反恐與維穩之名，對少數民族施加高度不對稱的監控與處置，實質上已構成對人權的恣意干預。當AI成為黑箱決策的依據、當監控缺乏透明監督、當特定族群被制度性鎖定為治理對象，這樣的體制不僅背離法治精神，也侵蝕政權自身的正當性。歷史一再證明，靠全面監控維繫的穩定，終究是脆弱的；被長期壓抑的群體，並不會因科技而消失，只會累積更深的不信任與對抗。AI不該是獨裁的防腐劑，更不該成為迫害少數民族的工具。一個政權若持續以高科技包裝專斷統治，忽視人權與法治的底線，最終面對的，將不只是國際譴責，而是來自其社會內部、無可迴避的反噬。

從吉林隨機殺人，看中國「高壓鍋」下的社會失序

Tue, 16 Dec 2025 13:32:55 +0800

吉林驚傳造成九人死亡的隨機殺人案，一名三十四歲的嫌犯在行兇後流竄，消息傳出，不僅讓當地人心惶惶，透過網路傳播，也再度引發了外界對中國社會現狀的強烈關注；看著中國這類報復社會的極端案件一再發生，更讓人深刻感受到底層階級對生活的絕望。

近年來，中國無差別攻擊事件不再是偶發的個案，從珠海衝撞、無錫校園殺人到如今的吉林慘案，行兇者多為中青年男性、處於經濟或家庭的崩潰邊緣，最終將個人的絕望轉化為對陌生人的無底線殺戮；這名三十四歲的嫌犯，正處於中國職場所謂「三十五歲門檻」的焦慮邊緣，在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失業率攀升的大環境下，這類青年族群的心理壓力已被逼近臨界點。

難以想像一個沒有「情緒出口」的社會，將面臨何等劇烈的反噬，在民主社會，遭遇不公或困境，人們可以抗議、訴諸法律、尋求媒體曝光或社會福利救助，雖然這些機制仍待完善，但卻提供了必要的宣洩管道。然而，在中國強調「維穩」至上的邏輯下，基層的矛盾往往被強力壓制而非解決。當法律途徑失效、陳情被視為維穩對象、媒體也無法自由報導真相時，個人所遭遇的困境就容易在封閉的體系中發酵成極端的恨意。

中共當局數位的高牆或許能讓異議人士噤聲，卻擋不住絕望者手中的利刃。當國家權力無限擴張至生活的每個角落，社會問題的根源便直指體制本身；一旦這個體制持續失能，這種報復社會的極端手段，恐怕將成為對岸揮之不去的夢魘。

面對吉林這起悲劇，台灣社會不應抱持獵奇或幸災樂禍的心態，它提醒我們，社會安全網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救助，更包含了對人性的尊重與疏導機制的完善；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讓絕望的人覺得「報復社會」是唯一的發聲方式；看著對岸頻傳的慘案，我們更該珍惜台灣現有的民主機制與社會互助網絡。

連公安意外都不能談？從宏福苑看見香港「無聲」的恐懼

Tue, 16 Dec 2025 12:42:52 +0800

最近香港宏福苑發生的意外事故，以及隨後港府國安處的大動作介入，本是一起關於居住安全、大樓管理疏失的重大案件，是非對錯理應透過調查來釐清，但現今的香港，當民眾想要追究責任、討個說法時，等在前面的竟然不是解決問題的官員，而是負責抓捕「煽動分子」的國安警察，這種荒謬的劇情發展，讓人不得不感嘆，現在的香港，到底還有什麼是可以放心討論的呢？

如果這樣的事情在台灣，不管是哪一個縣市發生類似的公安意外或管理疏失，輿論肯定早就炸鍋了，我們會看到受害者家屬開記者會哭訴，議員在議會拍桌質問官員，名嘴在電視上檢討政府監管不力，甚至要求首長下台負責。在台灣，這種「吵吵鬧鬧」是我們的日常，我們也從來不用擔心因為罵了政府、批評了官員辦事不力，半夜就被警察帶走。

然而，這次宏福苑事件讓我們發現，香港的那條「紅線」已經像癌細胞一樣擴散到了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以前大家或許覺得，只要不碰觸政治、不參與遊行，乖乖做個順民就能保有歲月靜好，但現在事實擺在眼前：那條界線是浮動的，解釋權完全在政府手裡，當你因為家園不安全而發出怒吼，當你質疑政府為何沒有盡到監管責任，這些在正常社會被視為「公民監督」的行為，在香港卻被扣上了「煽動仇恨」、「對抗政府」的大帽子。

這正是香港網友之所以感到憤怒，卻又充滿無力感的原因，因為國安處介入民生意外的究責，釋放出的訊號非常明確，政府不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這是一種透過製造恐懼來達成社會「和諧」的手段，要大家連在網路上抱怨兩句都要自我審查，深怕哪一句話說重了，就成了危害國家安全的罪人。

看著昔日那個言論自由的香港變成如今這般模樣，心中不勝唏噓，更多的是一種警惕，我們常嫌台灣社會太吵、太亂，但這次事件再次提醒了我們，能夠理直氣壯要求政府道歉的權利，是多麼珍貴的，一個社會連討論公安意外都要看政府臉色，那種安靜才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

從〈大濛〉的霧中走來：國民黨「通匪」話語的歷史反轉

Tue, 16 Dec 2025 10:13:02 +0800

在「大濛」的電影裡，霧不是單純的自然現象，而是一種統治技術，它遮蔽視線、模糊真相，讓人分不清方向，也無從判斷誰在操縱路徑。鏡頭之下的世界，被允許看見的永遠只是權力想讓你看見的部分，這樣的意象，恰恰映照了台灣一段不容忽視的政治歷史。

在戒嚴與「動員戡亂」的年代，國民黨以「反共復國」之名，將整個社會置於高度動員與恐懼之中，「通匪」不是法律概念，而是一把政治利刃，只要被貼上標籤，言論即成罪證，思想即成叛國，無數台灣人民因此被監控、審訊、囚禁，甚至失去生命，那是一個霧氣瀰漫的時代，人民被告知：只有政權，才能替你辨識敵我。然而，霧終究會散。

民主化之後，歷史檔案逐步解封，我們才看清那套「通匪管制」的本質：它服務的不是台灣的安全，而是政權的延續；所謂防堵滲透，實則是防堵異議；所謂維穩，往往是維權者的權力。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年的「通匪」指控，如今卻在政治現實中出現了荒謬的反轉，當國民黨不再壟斷權力，當選票成為政治競逐的關鍵，一些過去高舉反共旗幟的政治人物，卻開始以「交流」、「合作」、「和平」之名，頻繁往返北京，附和對岸敘事，甚至在關鍵議題上與中國立場相互呼應，曾經被用來打壓人民的禁忌，如今成了換取政治利益的籌碼。

問題不在於交流本身，而在於標準的崩解，當「通匪」只在人民挑戰權力時才成立，卻在權力需要時被選擇性遺忘，那麼它從來就不是原則，而只是工具。回到〈大濛〉的霧。真正危險的，不是霧氣本身，而是製造霧的人，與那些在霧中指路、卻不願對方向負責的權力者，台灣社會走到今天，已付出太多代價，才學會在迷霧中質疑、辨識與前行，歷史不能只被用來恐嚇人民，卻不約束政客。否則，霧會再度升起，只是換了一種說法，而我們，不能再一次迷路。

中國「丟包式遣返」：程序漏洞背後的國安警訊

Tue, 16 Dec 2025 10:07:01 +0800

中國近期連續兩天以「零押解、零通報」的方式，讓台籍詐欺嫌犯自行搭機返台。表面上看，這只是遣返嫌疑人，然而從國安角度觀察，此舉不僅是程序瑕疵，更是一種刻意塑造「單向司法控制」的新模式。台灣在邊境安全、情報掌握與兩岸執法互信上，都因此暴露新的脆弱點。

邊境安全：漏洞測試
中國未提前通知、也未派員押解，使台灣在嫌犯抵達前，無法掌握任何背景資料，包括真實身份、犯罪細節、旅伴狀況及裝備。雖然本次案件是詐欺，未必涉及暴力，但如果此模式常態化，未來中國可用相同方式放行涉及國安、滲透或其他敏感案件的人士。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案件，而是一種對邊境控管的「壓力測試」。

情報失衡：台灣被動
依據《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協議》，過往至少會有事前通報、筆錄與證據移交，保有最低透明度。然而此次中國直接跳過所有程序，使台灣對「誰來、何時來、帶來什麼」完全不知情。這種資訊不對稱意味著：中國掌握操作節奏、可創造突發事件干擾台灣內政，而台灣無法進行情資前置作業，降低偵查效率。長期而言，反詐、反洗錢及反滲透能力都將受限。

心理與法律風險：新常態的試探
這類事件本質上已超越單純司法行動，涉及心理與法律層面的制度試探：
1.心理層面：台灣警政系統被迫被動反應，短時間內處理抵台嫌犯，增加組織壓力，也可能在民眾間形成「邊境難以掌控」的印象。
2.法律層面：跳過原有程序，相當於創造一種新「單方定義程序」的模式，長期下去，將削弱台灣對跨境司法合作的主體性，使兩岸執法互動失去平衡。
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種制度性風險，暗示未來更複雜案件可能以相同模式操作。

策略建議：預防勝於補救
面對這種「丟包式遣返」，台灣應立即檢視應變能力：
1.建立突發入境人物應變程序：包括快速資料比對、身份查核及警調聯合行動，避免證據鏈斷裂。
2.強化跨部會情資平台：國安、移民、法務與警政需同步啟動，確保情報即時共享。
3.國際溝通與替代合作：揭示中國操作跨境案件的風險，並尋求美、歐、東南亞等替代合作網絡支援。

此次中國「丟包式遣返」事件，看似小案，實則警示台灣制度與邊境管理的脆弱。程序被繞過，不只是司法問題，更是國安警訊。台灣必須以制度為本、以情報為盾，建立可預測、可掌控的跨境犯罪應變機制，才能真正守住國土安全與司法主體性。

還沒鄭習會　藍營先失血

Tue, 16 Dec 2025 09:40:33 +0800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鄭習會」流言四起，在政治風向與媒體推演之際，各種「紅統」、「親中」、「北京代理人」等標籤再度鋪天蓋地，加上藍營內部缺乏論述體系，不僅引發民眾質疑，也讓基層憂心忡忡，導致藍營率先失血。

外界傳出北京為「鄭習會」開出三張入場券的說法，要求國民黨要在立法院擋下賴清德政府的國防預算、推動修改《國安法》以及在兩岸議題上與北京協調立場；國民黨即便出面公開否認，強調並不存在所謂「政治交換」或「先決條件」，但在政治溝通上，卻是顯得力有未逮。

事實上，藍營回應多停留在「切割」以及「否認」，而非主動提出一套清楚的互動原則，尤其是誰來談、為何談、談的底線為何？當論述空白被放任存在，也給了北京當局權力空間，而鄭麗文不懼人設爭議，甚至將外界攻擊視為政治歷練，如何掩蓋基層焦慮的存在事實？對於2026年縣市長選舉而言，他們必須直接面對選民，當國民黨中央想要展現兩岸對話能力又無具體論述，如何能在「務實對話」與「風險控管」之間找到平衡，結果選民只看到國民黨在輿論壓力下不斷迴避，卻讓「鄭習會」的對話節奏提前荒腔走板。

真正讓國民黨失血的，未必是「鄭習會」開不開，而是風雨欲來之前，選舉敗象已露。

作者為專欄採訪作家

｢烏魯木齊制｣的憲法，話說從頭

Tue, 16 Dec 2025 09:26:08 +0800

就在國會多數通過諸如財劃法、停砍軍公教年金等行政機關認為是窒礙難行的法案，總統與行政院長定調將以｢不副署，不公布，不執行｣的｢三不政策｣拉高對抗層次後，國家的憲政危機已然浮現。
弔詭的是，面對著同一部憲法，朝野陣營卻是各有說法，大家都祭著服膺憲法的規定，但立場卻南轅北轍，明明是白紙黑字，看起來卻像是迷霧般混沌。理由何在呢？說穿了，就是這一部｢雙首長制｣的憲政框架，其實不僅僅是紙上談兵，不會只是具文的規範，當中涉及到更廣泛的政治慣例，如此｢法條｣加｢慣習｣的總合，才是完整的憲政施行全貌。

雙首長制，顧名思義，就是具有遊走於｢總統｣與｢總理｣雙重的換軌特質，因著總理由總統任命而無須經國會行使同意權的規定，當總統與國會多數分屬同一陣營，總理自然成為總統的幕僚長，體制上便偏向行政立法合一的｢超級大總統制｣；相反的，若總統與國會分屬不同陣營，為使行政與立法權溝通無礙，則總統便須任命國會多數陣營所屬意的人選，將內政治理的權限釋出，自己則回歸外交國防事宜，齊頭並進，這就是｢雙首長制｣的諦義。

然而，縱觀施行該體制的國家，其憲法通常都只是明文規定｢總理經由總統任命｣，而未載明當行政立法分屬不同黨派時，必須任命國會多數陣營屬意的人選。但擺明了沒有國會多數的行政權，就會像我們現在這樣，處處窒礙難行，因而人家懂得權力分享，縱使沒有具文規定，也知道要任命多數認可的總理人選，長年下來，形成一種憲政慣例，不說自明，這就是｢民主素養｣。
奈何，我國移植了人家的制度，卻未能體察制度底下所隱藏的不成文規定，致使憲法條文縱使相仿，卻礙於民主素養太差的人為因素，陷落至當前的憲政危機。話說從頭，也許打從修憲的那一刻開始，各陣營的私心自用，就註定了當下的結局。怎麼說呢？以下，就根據自己的記憶，以演繹的方式，聊聊當初雙首長制背後、各陣營的盤算。

當初在修憲的時候，為什麼選擇最複雜的｢雙首長制｣呢？多數國家採行的總統制、內閣制，權責劃分簡單明瞭，不是更好麼？其實背後所隱藏的，是藍綠之間的各懷鬼胎。
當時，｢萬年執政｣的國民黨早已是強弩之末，雖然不會相信總統大位會易手，但總覺得國會多數的優勢總有一天會喪失，畢竟，民進黨｢以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確實奏效。基此，為免沒有了國會多數、必須任命在野黨所屬意的行政院長人選，才選擇導入｢雙首長制｣，將國會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拿掉。
又對民進黨而言，按其台獨的倡議，師法美國的｢總統制｣，理所當然，怎麼會去妥協搞甚麼｢雙首長制｣呢？截因於按其當時的評估，也覺得要拿下總統之位難度很高，朝著取國會多數的目標比較實際，一旦採用總統制，完全沒有國會得以置喙行政權的空間，因而認可了雙首長制，會是比較合宜的權宜之計。就這樣，我國的根本大法，如此匆匆忙忙的定了，引致於如今才會連滾帶爬的頻頻撞牆。
倘若還有下一次修憲，甚或是可以直接制憲，呼籲各陣營真的得拋下一己之私，站在制高點的角度，要獨斷也好，要分享也罷，請把規定寫清楚。因為這麼多年下來，幾乎已經確定了，台灣的這群政客們，根本不講武德，毫無民主素養，還就只能鐵釘釘的說清楚講明白才好。憲法，真的不容混沌啊！

回想起來，還真的不得不為阿扁總統鼓鼓掌，從這部｢雙首長制｣確立以來，真正遵循過的，大概就只有扁政府了。當時好不容易首度迎來政黨輪替，按咱們清德總統的性格，行政院長人選，那絕對找新潮流家己人最鐵的上，肥水不落外人田嘛！但阿扁有鑑於朝小野大，收起了鬥雞性格，選擇任命國民黨籍的唐飛，雖然不是經由黨對黨協商取得共識，但已是展現最大的民主誠意。
奈何，唐飛在觸動民進黨反核神主牌後被換掉，還被阿扁揶揄是｢絆腳石已搬開｣，從此上去的，都是綠營自家人，政治也就正式像如今這般，開始對立不休，走入大老林濁水所說的｢痛苦執政八年｣。假若當時唐飛能再待久一點，抑或是繼任者還可以是國會多數所屬意的非綠人士，也許八年下來，就可以形成憲政慣例，藉以做為以後的行憲基礎。可惜啊！

殷鑑不遠，總覺得清德總統該好好的想想，如果連被認為是最｢衝組｣的阿扁總統，尚且都願意為了政務運作順利，選擇服膺憲法規定的雙首長制，那麼，您又何苦繼續走冤枉路呢？您真覺得現下壁壘分明的對抗態勢，能保您前進2028麼？識時務為俊傑，蹲下是為了跳得更高，先行蟄伏，等待著熱帶氣旋的到來，再展翅高飛，才是真理啊！（這也是貴黨前輩、｢衝衝衝｣的政治心法哦！參考參考吧！）

川普都看不下去黎智英被濫捕羅織罪名殺雞儆猴！

Tue, 16 Dec 2025 08:37:32 +0800

黎智英不是烈士。

中共濫捕強加罪名給黎智英，無法達到殺雞儆猴的恐嚇效果，只幫助黎獲得下屆諾貝爾和平獎，激勵投入中國進行內部民主化的人民士氣。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J. Trump）都看不下去出手，川普已經請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考慮釋放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而中共認定黎因違反「港區國安法」案，香港法院裁定他「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3項罪名全數成立。

羅織罪名，侵害人權。

川普告訴記者，「我感到相當難過。我已經就此事與習近平主席談過，並請求他考慮釋放黎智英」。

黎曾名列福布斯（Forbes）香港40大富豪，2008年估計身家達12億美元（約376億1,244萬新台幣）。面對中國公共性民主自由人權議題，他其實可以選擇不管事，盡享其個人性榮華富貴。

比自比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柯文哲久，黎智英已被關押逾1800日，其女兒黎采投書華盛頓郵報，指父親的健康在獄中急劇惡化。

如今香港原有的民主自由與法治制度已被極權中共破壞殆盡，港府聽命中共利用國安惡法箝制言論、新聞自由，政治迫害民主人士。言論、新聞自由為國際公認的普世價值，此次判決如同向世人宣示，香港的自由、民主及司法獨立已遭蠶食鯨吞。港府一直強調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然而再多故事也無法掩蓋打壓言論自由、迫害民主人士的事實。

黎在「港版國安法」實施後，被控「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關押迄今長達5年，有違司法正義，國際社會及人權團體高度關切案件發展，多次呼籲停止迫害並釋放黎智英。如今其遭定罪，台灣與國際社會均感到極度痛心與失望。

獨裁者習近平才是中國內部民主自由化的最大罪人，呼籲中共與港府應立即釋放黎智英，並停止迫害打壓民主人士，還給港人「基本法」所承諾之自由權利！

文.張天泰

（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

國族羞恥感外溢：從京都三嶋亭事件看中國旅客為何不敢承認自己來自中國

Tue, 16 Dec 2025 08:20:06 +0800

高市早苗對臺灣友善表態引發北京強烈反彈，讓兩岸與日臺三角的政治氛圍迅速升溫；在這種高度敏感的國際語境下，京都三嶋亭那兩名疑似「中國口音」旅客假稱自己是「臺灣人」的插曲，便不再只是旅館餐桌的禮節爭執，而成為一個放大鏡；此類事件同時反映了民族主義如何在外交場域被放大、個人如何在旅途選擇身份以自保，與中共國內輿論環境對公民出海行為的影響。

中日風波助燃：高市言論為何讓北京跳腳

高市等日本政治人物在對臺發言上釋出的信號，被北京視為挑戰既有敏感底線；中方藉此發聲、動員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既是外交反制，也是轉移國內視線的常用手段；當國家層級的言語戰升溫，海外旅客的國族身分便被賦予政治意義，任何個人行為都可能被上綱為「代表性行為」，使簡單的禮儀衝突迅速演變為國際議題。

小粉紅與失序旅客：國際案例並非個案

過去數年國際媒體記錄多起中國遊客在外失序的新聞，博物館觸摸展品、景區噪擾、在歐洲或東南亞的公眾場合與法規衝突；另有「小粉紅」在境外社群動員、對外網絡施壓的案例；這案例在海外累積印象，讓當地接待單位對「中國旅客」產生刻板期待；反之，部分旅客選擇冒稱「臺灣人」以逃避不利對待，形成新的道德與身分問題。

冒稱臺灣人的深層意涵：逃避、羞恥或政治工具？

有人冒稱「臺灣人」可能是短期的自保策略，也可能反映其對國內輿論壓力或國族榮譽感的矛盾處理；但這類行為長期看傷害臺灣旅客的信任資本，並被中共利用為「兩岸不可分」的話術工具，個別人以臺灣作為保護色，既暴露了中共宣傳與教育下的公民素養缺口，也讓臺灣的國際品牌被錯置為他人的遮羞布。

臺灣的智慧反制：以幽默、制度與外交轉弱為強

面對此類現象，臺灣應採取「尊嚴＋策略」路線；一方面由駐外館處迅速澄清、協助受影響臺胞，並把個案化為對外公共外交素材，揭露中共如何以國族主義製造國際亂象；另一方面，以創意文化外交反制，用具有諷刺張力但不侮辱人的宣傳（如「臺灣旅客禮儀微課」短片、在日友好城市舉辦正面形象活動），透過事實與幽默重建臺灣旅客品牌；更重要的是，要把批評指向中共的制度，而不是人民，指出北京的民族主義煽動、輿論管控與教育缺失，才是造成海外亂象的根源；以此論述，臺灣既可捍衛自身形象，也能在國際舞臺上把「被冒用的名義」轉化為揭露中共制度性問題的有力證據。

切莫以修法之名行掏空之實：拒絕「資源破碎化」葬送台灣競爭力

Tue, 16 Dec 2025 04:19:44 +0800

近日，國民黨版《財政收支劃分法》（財劃法）在立法院藍白席次優勢下強渡關山，引發社會劇烈反彈。面對此一憲政與財政雙重危機，行政院長卓榮泰決定動用行政權反制，實乃不得不為之舉。當在野黨以立法權之名，行癱瘓行政之實，行政院挺身捍衛國家運作的底線，是為了守護台灣長遠發展的必要之惡。「富了地方、窮了中央」的代價，是國家競爭力的全面崩盤。國民黨版財劃法最大的荒謬在於其簡單粗暴地將「中央財源」轉移至地方，卻無視「國家發展戰略」必須具備的集中性與規模效應。支持者或許天真地認為：「錢分給地方也是花在人民身上，有何不可？」然而，這種觀點嚴重低估了資源配置的經濟邏輯。「整體利益並不等於局部利益的總和」，當國家資源被切割成22份碎片後，台灣將失去推動重大建設的引擎，陷入「小充實、大崩壞」的困局。

短視取代遠見，當「護國神山」變成「蚊子館」。強化地方財政若無配套，極易導致「資源破碎化」與「施政民粹化」。地方首長受限於四年一任的選舉壓力，先天傾向於投資「短期看得到」的硬體建設，如道路、場館、或是發現金式的一次性福利；對於需要十年磨一劍的基礎科學、前瞻科技或高等教育，往往缺乏投資誘因。試想，若中央數千億的科技預算被迫打散分給各縣市，我們將再也看不到如台積電般的產業聚落規劃，取而代之的可能是22個縣市各自為政、重複投資且缺乏效益的低階工業區，甚至是更多閒置的「蚊子館」。以攸關國力的科技發展為例，行政院國科會負責統籌國家級科研預算，涵蓋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科技、機器人、無人載具、低軌衛星及智慧醫療等前瞻領域。這些產業是台灣未來的命脈，更是潛在的「護國群山」。其政策制定、跨域整合至資源投放，皆需仰賴中央匯集全國專家之力，進行長遠且精密的戰略規劃。這絕非單一地方政府所能獨立承擔。若依國民黨版本修法，中央科技預算勢必遭排擠大幅縮水，將直接導致國家研發能量崩跌，削弱台灣在國際關鍵核心技術的領先地位。

教育與國防的災難，覆巢之下無完卵。同樣的危機也將重創教育與國防。以教育部主導的高教深耕計畫成立頂尖研究中心為例，依賴的是嚴謹的全國性審查與資源集中挹注。一旦中央財庫乾涸，高等教育經費斷炊，地方政府礙於財政排擠效應，極難有餘力去填補國立大學的研發缺口。教育乃百年大業，弱化教育經費的統籌能力，無異於自斷國家未來的臂膀。更遑論國防與外交，這些完全依賴中央財政支撐的政策。若依照國民黨版本修法，將迫使中央為了維持基本運作而大幅舉債，不僅債留子孫，更將在台海局勢詭譎之際，向國際社會傳遞出台灣「財政透支、自我防衛意志渙散」的危險訊號。

立法權的濫用，意在癱瘓而非建設。令人遺憾的是，財劃法修惡僅是近期國會擴權亂象的冰山一角。在野黨近期從試圖推翻年金改革、放寬離島建設條例，到修改貪污治罪條例，這一連串非理性的立法動作，似乎並非為了福國利民，而是意在破壞政府的施政根基。當初歷經社會動盪才建立的年金永續制度，如今可能再次面臨破產風險；無疑是試圖透過這些不合時宜的立法讓中央政府「財政休克」。面對立法權的暴走，行政院長選擇不副署，是憲政體制設計下的最後防衛機制，是為了避免國家陷入空轉與衰退的不得已之舉。在野黨應深思，為了反對而反對，絕非台灣人民之福。我們呼籲在野黨應回歸理性，停止以「修法」為名進行政治焦土戰，切莫讓台灣好不容易累積的科技、教育與財政實力，葬送在不負責任的政治算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