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頭殼 - 公民連線

「返核」之際，別忘了車諾比核電災變的殷鑑

Sun, 26 Apr 2026 09:35:50 +0800

1986年車諾比核災與2011年福島核災，都是典型的「低機率、高衝擊」事件。平時看似不會發生，一旦發生，卻足以改變國家命運，甚至跨越國界，留下數十年難以抹去的傷痕。

正如原子科學家公報總裁Alexandra Bell近日在《Nature》所提醒的：核能的風險，從來不在於是否常發生，而在於一旦發生，後果是否可承受。

然而，在能源危機與人工智慧帶動用電需求激增的背景下，全球正重新擁抱核能。許多國家將其視為減碳與穩定供電的關鍵選項，甚至出現所謂的「核能復興」。問題在於，當政策焦點轉向「速度」與「規模」，對風險的記憶卻正在淡化。

值得提醒的是，部分國家已開始鬆動監管。美國近期推動加速核電審查、調整監管架構，理由是強化能源競爭力，但也引發外界對安全標準與監管獨立性的疑慮。當「快速部署」的思維，類似科技產業強調的「快速行動、打破常規」，被帶入核能領域時，其潛在風險不容低估。

核能從來不是單純的發電技術，而是一整套高度依賴制度、監管與長期治理能力的系統工程。從核安、防擴散到防護設施，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持續投入與高度透明。一旦制度鬆動，風險就不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治理問題。

此外，當核子設施數量增加，其暴露於戰爭與衝突中的風險也隨之升高。位於烏克蘭的札波羅熱核電廠長期處於戰區，顯示核電廠不再只是能源設施，也可能成為軍事衝突中的高風險目標。一旦遭受攻擊，其後果將遠超傳統基礎設施。

這些國際經驗，對台灣尤具啟示意義。台灣同樣面臨能源轉型與供電壓力，也正在討論核能的角色。然而，真正的問題不只是「要不要用核能」，而是是否具備長期維持高標準監管、承擔極端風險的制度能力。

核能可以是選項，但不能是幻想。任何建立在「技術已經進步，所以風險可以忽略」的論述，都是對歷史的過度簡化。車諾比與福島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們發生過，而是因為它們提醒我們：再嚴密的設計，也無法完全排除失誤、災害與人為判斷錯誤。

當世界走向「返核」之際，真正需要同步強化的，不只是發電能力，而是監管強度、資訊透明與社會監督。否則，下一次如同車諾比核電災變的「低機率事件」，終將再次發生。而我們能否承受，才是問題的核心。

數據安全高於便利——警惕高德地圖帶來的資訊危機

Sun, 26 Apr 2026 02:59:47 +0800

近日，中國導航軟體「高德地圖」引起相當數量臺灣人的關注。使用者發現該程式不僅能提供異常詳盡的街景資訊，甚至能精準預測紅綠燈秒數，令包括我在內的不少台灣民眾都訝異於其技術實力。對相當多人來說，這代表出行旅遊時多了一個更精準可靠的幫手，或能在瞬息萬變的路面交通中提供更多有助安全的資訊。但放任這種來自境外敵對勢力的數據蒐集軟體橫行於臺灣，我實在無法苟同。

誠然，單純預測紅綠燈秒數並非舉足輕重的資訊，畢竟解放軍的坦克與機動部隊不會在登陸臺灣行軍時等紅綠燈。但其背後所衍生出來的資訊安全及社會工程運用就相當恐怖了：當高超的人工智慧演算法配合暗中蒐集的資訊，便可以以使用者身分配合移動紀錄還原出許多重要人物的活動軌跡，甚至推測出未來數小時甚至數天的具體行程。這類數據若缺乏有效的去識別化處理或透明的監管機制，一旦被運用於非交通目的，將對國家整體的空間安全與資訊防禦造成不可逆的損害。

此外，國人對於資訊安全的低警覺性也是一個必須重視的問題。現代社會中的任何資訊都已遠超資訊革命前的重要性。若是我們繼續以這種落後的思維使自己暴露在敵人的監視下，最後我們可能被敵人賣了還得幫敵人笑著數錢。

最後，我呼籲相關部會應儘速針對跨國地圖資訊服務建立透明的審查機制，並加強國人的資訊安全意識教育，切莫讓一時的便利成為國家安全的破口。

陳耘揚（學生）

用一個簡單實驗證明神轎不會自行決定方向

Sun, 26 Apr 2026 00:19:15 +0800

每逢民間宗教遶境或進香活動，常可見抬轎隊伍在行進途中忽左忽右、忽快忽慢，甚至出現所謂「神轎自行轉向」的情形。這類畫面往往被解讀為神明意志的展現，彷彿轎子的前進方向並非由人控制，而是由某種超自然力量所主導。然而，若從可檢驗的角度出發，這樣的說法其實相當值得懷疑，甚至很可能只是人為因素與心理作用共同造成的結果。

首先，我們應該回到一個基本原則：任何聲稱具有客觀影響力的現象，都應該能在適當控制條件下被重複驗證。如果神轎真的能「自行決定方向」，那麼這種能力不應依賴抬轎者的主觀感受，而應該能在排除人為干擾後依然穩定出現。否則，我們就有充分理由懷疑，所謂的「神力引導」其實並不存在。

基於此，我提出一個簡單且具說服力的實驗設計：在不告知抬轎者實際狀況的前提下，隨機進行兩種情境切換——一種是神像仍安置於轎中，另一種則是在外觀不變的情況下將神像請出，使抬轎者實際抬的是空轎。透過多次重複觀察，我們可以比較兩種狀態下神轎的行進行為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如果「神轎會自行決定方向」這個說法為真，那麼合理的預期應該是：只有在神像存在時，神轎才會出現明顯的拉力與方向偏移；而當神像不存在時，這些現象應該消失或顯著減弱。但根據對人類行為與物理原理的理解，更可能出現的結果是——無論神像是否在場，神轎的晃動與轉向都會持續發生，而且模式相似。若實驗結果確實如此，那麼幾乎可以確定，神轎的方向並非由神明決定，而是來自抬轎者之間的力道不均與無意識協調。

事實上，這樣的機制在科學上早有類似案例。例如「靈擺效應」或團體移動中的微小力道累積，都能讓參與者誤以為外力正在主導物體運動。當多個人同時抬著一個物體時，即便每個人只產生極小的方向偏差，整體效果也可能被放大，導致物體出現明顯轉向。而更關鍵的是，參與者往往無法察覺自己正在施加這些影響，於是自然將結果歸因於外在力量。

再加上文化與信仰背景的影響，當抬轎者與旁觀者普遍相信「神轎會自己動」，這種信念本身就可能強化行為傾向，使人更容易在無意識中配合這種期待。長此以往，便形成一種看似神秘、實則可由心理與物理解釋的現象。

因此，與其將神轎的轉向視為神明意志的直接展現，不如承認一個更符合證據的結論：神轎並不具備自行決定方向的能力。它的所有運動，最終仍來自人類的施力與互動。所謂「被拉著走」的感覺，很可能只是群體行為與心理暗示的產物，而非超自然力量的介入。

強調這一點，並不是要否定信仰的價值。宗教可以提供情感寄託與文化認同，但當某些說法涉及對客觀世界的描述時，就應接受檢驗。唯有區分信仰與事實，我們才能既保有文化傳統，也不放棄對真相的追求。

「神轎是否真會自行選擇前進方向？」這個問題，其實不難回答。只要願意進行簡單而公平的測試，我們就會發現答案很可能早已清楚：不會。

別用天橋囚禁行人：回歸地面的路權才是真正的進步

Sun, 26 Apr 2026 00:17:48 +0800

針對近日政府為了洗刷「行人地獄」汙名，宣布暫緩所有天橋拆除計畫，甚至編列預算擬在事故頻發的路口重啟「人行天橋」建設，這項政策引起不少駕駛族群的掌聲。官方認為，只要讓行人與車輛在空間上絕對隔離，就能徹底杜絕轉彎車撞擊行人的慘劇，並宣稱這是「保護弱勢」的最優解。政府試圖將行人趕出地表、把平面道路完全留給鋼鐵巨獸，並將這種城市規劃的倒退包裝成安全德政，我認為恐怕不是這樣。

首先，天橋與地下道本質上是「以車為本」的歧視產物。對老人、身障者及推著嬰兒車的父母而言，垂直移動的體力負擔往往迫使他們陷入移動困境；若電梯維護不當，這些設施形同虛設。根據國際先進城市的經驗，友善的城市應是讓人能平順、尊嚴地跨越馬路，而非要求弱勢者「爬上爬下」來換取車輛行駛的暢快。強迫行人改道，只會導致更多人為了省時而冒險違規穿越車道，反而製造更多安全死角。

再者，真正的人車分流應是透過「時間偏移」（如行人專用時相）或「道路縮窄」來實現，而非將行人排除在生活視覺之外。當行人從街道消失，駕駛會下意識地提高車速，對環境的警覺性反而降低。事實證明，移除天橋、縮小路角並設置「行人庇護島」，才能真正迫使駕駛在轉彎時減速。政府不思改進道路幾何設計，卻選擇興建昂貴且破壞市容的鋼鐵巨獸，這無異於是在為行政懶惰找藉口。

我呼籲當局立即停止「復建天橋」的荒謬規劃。請把平面的優先權還給人類，不要用冰冷的鋼鐵結構囚禁行人的自由，城市文明的指標應是輪椅族也能輕鬆過馬路，而非車流跑得有多快。

千萬搶案落網：經濟困境不是犯罪藉口

Sun, 26 Apr 2026 00:00:55 +0800

台北市大安區中國信託忠孝分行日前發生搶案，一名林姓男子因自稱經濟壓力，竟持BB槍及假手榴彈闖入銀行，脅迫經理進入金庫，企圖奪取千萬元現金。所幸警方接獲報案後迅速趕抵，並在短短十五分鐘內成功制伏嫌犯，無人傷亡，贓款也全數追回。面對經濟困境，理應尋求合法途徑解決，而非以暴力威脅他人、挑戰法律底線，將自身困境建立在他人恐懼之上，實在不敢苟同。

這起銀行搶案表面上看似只是單純的財務壓力所致，但若將犯罪原因輕描淡寫地歸咎於「經濟困難」，恐怕過於簡化。現今社會雖然生活壓力沉重，但絕大多數面臨困境的人，依然選擇以工作、求助或法律允許的方式解決問題，而非鋌而走險。將經濟壓力作為犯罪理由，不僅無法合理化其行為，更可能讓社會誤以為犯罪是走投無路下的自然選擇。

此外，林男犯案前準備BB槍、假手榴彈及行李箱，並選在銀行準備休息、鐵門即將關閉之際下手，我認為其行為並非一時衝動，而是經過縝密規畫。這樣的犯罪模式，已遠超過「臨時起意」的範疇。若媒體過度強調其經濟壓力，反而容易淡化預謀犯罪的本質，模糊社會對是非對錯的判斷。

更重要的是，銀行員工與經理在事件中承受極大的心理創傷，即使身體未受傷，也可能留下長期陰影。犯罪造成的傷害，不應僅以「贓款追回、無人傷亡」輕描淡寫帶過。任何以威脅、恐嚇手段奪取財物的行為，都嚴重侵害社會安全與他人權益，絕不能因犯罪者的個人處境而獲得過多同情。

政府應持續強化金融機構安全防護與治安維護，媒體也應避免過度渲染犯案動機。唯有社會共同堅守法治與理性，才能有效遏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從外交降級到選舉壓力：中日關係轉向下的台灣考驗

Sat, 25 Apr 2026 22:27:33 +0800

2026年，日本在年度《外交藍皮書》中，將中國從「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降為「重要鄰國」，這一看似語意細微的調整，實則是東亞權力結構轉移的重要訊號。外交辭令從來不是隨意書寫，而是高度制度化與政治權衡的結果。因此，這樣的降級並非語言修辭，而是日本對中國風險評估重新校準的制度性展現。從建制分析的觀點而言，這不啻是國家政策的轉變，而是從官僚文件、外交語言到政策執行網絡，整體制度如何重新組織其「對中認知」的過程。日本政府在措辭上刻意淡化對中關係的戰略重要性，同時仍保留「對話開放」的模糊空間，這種「降級但不斷裂」的策略，反映出日本在安全與經濟之間的制度張力：一方面，中國的軍事壓力與資訊戰已被納入國安考量；另一方面，經濟依存仍使全面對抗難以實現。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制度內部的矛盾究係如何透過文件語言被「合理化」，並進一步影響政策實踐。

然而，真正引爆這一轉向的關鍵，不在經濟或歷史，而在台灣議題。當日本政治人物提出「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時，中國迅速以「背信棄義」回應，並將責任歸咎於日方破壞政治基礎，其顯示台海問題已從區域議題，升級為中日關係的核心變數。因此，「台灣」在此已不再只是地理空間的概念，而是一個被不同制度賦予意義的關鍵符號：對日本而言，是安全邊界的延伸；相較於中國而言，則是主權敘事的核心。

中國的回應也並非單一層次，而是展現出典型的「混合戰」模式。外交抗議、經濟施壓、軍事挑釁與輿論攻勢同步展開，形成一套跨領域的壓力機制。例如在高市早苗首相發言後，中國並未立即全面反擊，而是經歷「觀察—訊號—全面啟動」三階段認知戰部署，並透過數十萬則社群貼文放大對日批評。這種延遲反應顯然是制度化操作的展現：透過資料分析、輿情測試，再進行大規模敘事動員。從個別事件（如政治發言）如何被納入一套跨部門、跨平台的制度運作中，轉化為集體行動，足見認知戰不是隨機的網路操作，而是由國家機構（如宣傳系統、外交部門、網路部隊）協同運作的結果，其目的並非單純改變輿論，而是重塑「何者為事實」的認知環境。

當中日關係進入這種「系統性對抗」階段，台灣不再只是旁觀者，而是直接深受影響。首先，在安全層面，日本的戰略轉向意味著「美日台」安全架構的重新強化，但同時也提高了台海衝突的可見度與風險；其次，在政治層面，中國勢必將這種對抗延伸至台灣內部，特別是在選舉期間透過輿論操作與經濟槓桿來影響民意。事實上，從既有案例可證，中國對外壓力往往與內部滲透同步進行，在台灣過去選舉期間已多次出現假訊息、網軍操作與議題分化；而在日本，近期也觀察到利用人工智慧生成內容進行輿論操控的現象，這些操作的共同特徵，在於利用民主社會的開放性，將「反對政府」的聲音與「符合北京利益」的敘事相互連結，形成一種難以辨識的內部代理人結構。是以，此類滲透並非單點事件，而是嵌入日常生活的制度網絡之中，從社群媒體演算法、新聞編輯流程，到政治人物的發言策略，皆可能成為影響力操作的節點，當這些節點被外部力量滲透或操控時，民主制度本身就可能成為影響力擴散的媒介。因此，對台灣而言，當前的挑戰不只是軍事威脅，而是整體制度韌性的考驗，特別是在地方選舉逼近之際，外部勢力可能透過議題設定、假訊息擴散與經濟壓力，影響選民判斷。例如，透過放大特定民生議題（如能源、治安或兩岸經貿等），製造社會焦慮，進而引導政治立場，這種策略不需要直接干預選舉結果，只需改變討論框架，即可達到長期影響。

台灣也必須重新思考其國際定位。在中日關係轉向的背景下，台灣既是風險承受者，也是戰略資產。若能強化與日本及其他民主國家的合作，不僅可提升安全保障，也能在經濟與科技領域建立更穩固的聯盟。例如，在半導體供應鏈與關鍵技術領域，台日合作已逐漸從「互補」轉向「共生」，這將成為抵禦外部壓力的重要基礎。然而，這樣的合作必須建立在制度透明與社會共識之上，若內部仍存在對外部威脅的認知分歧，抑或對資訊來源缺乏信任，那麼再強大的國際聯盟，也難以轉化為實質防衛能力。因此，國家安全不只是軍事或外交問題，而是整體社會如何理解、回應與再生產這些威脅的過程。日本外交語言的降級，標誌著東亞進入一個新的安全時代，在這個時代中，衝突不再局限於戰場，而是滲透至資訊、經濟與社會層面，形成一種無形但持續的壓力結構。對台灣而言，這既是危機，也是契機，惟有在制度上強化韌性、在社會上提升認知，以及在國際上深化合作，才能在這場結構性轉變中，維持自身的民主與安全。

從「柯式語法」看權力越界的醫療倫理危機

Sat, 25 Apr 2026 16:54:14 +0800

近日柯文哲深夜前往新光醫院，要求值班醫護說明「他人病情」的事件，引發社會譁然。事件最值得關注的，並不只是個人言行失當，而是再次暴露出一種長期存在、卻經常被忽視的問題：權力人物對專業場域的越界干預。

根據院方說法，柯文哲此行是因「熟識人士家屬住院」，基於關心前往了解狀況。然而問題在於，即便出於善意，任何非主治醫療團隊成員，都不應在未經正式授權下接觸病歷或要求說明病情。這不只是醫院內規，而是醫療倫理與病人隱私保護的基本原則。

更令人不安的是，柯文哲並未意識到問題所在，反而以「自己也是醫療專家」作為正當性來源。這種說法看似理所當然，實則混淆了兩個根本不同的角色：專業能力與制度授權。即便具備醫師背景，只要未在該醫療團隊內，亦無權介入診療或要求資訊揭露。醫療體系之所以需要嚴格界線，正是為了防止權力、關係與壓力凌駕專業判斷。

院方回應中的一句「柯式語法，雖無惡意，但聽起來可能有壓力」，更值得深思。這種「沒有惡意」的壓力，恰恰是權力運作最常見的樣態—不需要明確命令，只要身分、語氣與情境，就足以讓第一線人員陷入難以拒絕的處境。值班醫師與護理人員在深夜面對具高度知名度與政治影響力的人物，很難真正做到「依法拒絕」。

這也讓問題從個人行為，轉變為制度漏洞：當醫療現場遇到權力介入時，是否有足夠明確且可執行的機制，保障第一線人員能夠拒絕不當要求？如果沒有，那麼類似情況就不會是個案，而是隨時可能重演的常態。

更諷刺的是，當事人一方面強調「行程滿檔」，將深夜造訪合理化；另一方面卻被揭露當晚仍有夜市活動與直播安排。這樣的說法，不僅削弱其行為正當性，也反映出一種將個人便利置於制度規範之上的思維。

醫療場域之所以需要高度專業與嚴格界線，是因為它直接關係到生命與隱私。在這個領域裡，沒有任何人可以因為身分、名氣或過去經歷，而獲得特權。

如果連最基本的「不能隨意要求查看他人病情」這條底線都可以被模糊，那麼被侵蝕的不只是醫療倫理，而是整個社會對制度公平的信任。

權力若無自覺，制度就必須更堅定。否則今天是深夜醫院，明天就可能是任何一個本該受到保護的專業現場。

減免娛樂稅真的能振興文創產業嗎？

Sat, 25 Apr 2026 14:33:01 +0800

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娛樂稅法》修正案，未來民眾看電影、聽演唱會、看球賽，都將免徵娛樂稅。政府表示，此舉可減輕民眾負擔，並進一步帶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然而，單靠減稅就想振興文化市場，恐怕過於樂觀。

對多數民眾而言，是否參與娛樂活動，往往不只取決於票價高低。看一場演唱會、球賽或電影，除了票價之外，還須考量交通、餐飲與時間成本。尤其在生活步調緊湊的今天，許多人不參與娛樂活動的原因，更多是興趣不同、時間無法配合，或已習慣透過Netflix、YouTube等串流平台獲得娛樂，而非單純受票價或娛樂稅影響。

此外，免稅也未必會讓票價下降。若業者維持原價，減少的稅負可能轉化為企業利潤，而非直接回饋給消費者。政策的受益者究竟是民眾，還是主辦單位與售票平台，仍有待觀察。

更重要的是，文化產業的核心問題從來不只是稅負。場館租金偏高、黃牛票問題長期存在，以及文化資源過度集中於都會區，都是限制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若僅以減稅作為主要手段，恐怕難以真正改善產業環境。

文化政策不應止於「讓票價少一點」，更應著眼於打造更完善的文化生態。唯有正視結構性問題，才能真正提升民眾參與意願，並為文化產業注入長遠動能。

當軍方願意先開口，社會才能真正監督

Sat, 25 Apr 2026 13:43:35 +0800

近日陸軍接連傳出三起軍紀事件，引發各界關注。宜蘭金六結153旅一名連長被爆以「死日本鬼子」歧視言語辱罵台日混血役男；屏東萬金營區333旅一名26歲下士於營內墜樓身亡，家屬要求軍方查明真相；陸軍化訓中心戰傷救護課程中，更傳出教官疑似以訓練用BB槍近距離朝學員連續擊發，造成學員挫傷與皮下水腫。三案接連爆發，國防部長顧立雄連番震怒，社會也再次將目光投向國軍管理問題。

但比起追究，我更想談「公開」這件事，每一起軍紀事件都令人遺憾，當事人與家屬承受的痛苦更不該被淡化。但身為一名長期關注公共事務的讀者，我想換個角度，談談這三起事件中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軍方的公開速度。

辱罵役男案，第六軍團接獲投訴後，隔日便將連長調離主官職務，並主動將涉及公然侮辱部分函送司法偵辦；下士墜樓案，第八軍團當日即出面證實，坦言將針對幹部領導是否失當進行法紀調查；至於BB槍疑似擊傷學員一案，更是在媒體尚未大規模追蹤之前，就由陸軍教準部主動發布新聞稿，公布教官調職、停止勤務、移送法辦的處置；軍方搶在輿論之前自己說，這在過去是極為罕見的。

「先開口」背後的制度意義

很多人或許會問：本來就該公開，有什麼好誇獎的？但凡走過國軍過去那段「能蓋就蓋、能壓就壓」的歲月，就會明白，「主動公開」與「被迫回應」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組織文化。

被迫回應的單位，往往把資源花在控制風向；主動公開的單位，才有餘力把資源用來解決問題。當軍方願意自己先開口，社會的監督才有著力點，調查的進度才有檢驗依據，受害者與家屬也才不必靠著爆料、靠著上街，才能換來一句正式回應。陸軍這次三案的處理，無論結果如何，至少在程序上展現了這份誠意。

給改革者一點掌聲，也給自己一份耐心

我從不天真地認為，陸軍從此就沒有問題。改革是漫長的，從表態到落實，中間還有無數細節要打磨。但一個願意把錯誤攤在陽光下的軍隊，已經不是過去那個躲在「國防布」後面的軍隊。我們社會要學的，是在嚴格監督的同時，也懂得辨認進步、給予肯定。

唯有如此，願意走在正確道路上的人，才不會孤單。

以科學之名的安慰：從寵物溝通爭議談界線

Sat, 25 Apr 2026 04:51:27 +0800

近日，YouTuber 哈哈台的寵物溝通企劃與錫蘭Ceylan 的評論影片，引發網路對「寵物溝通師」的熱烈討論。其中一點引起爭議，有其中一位溝通師以量子糾纏來解釋其原理，讓網友感到困惑與質疑：這類無法被證實且接近玄學之事，是否被過度包裝成科學？若只是把科學名詞直接套用在未經證實的說法上，實在令人無法同意。

事實上，量子糾纏是建立在嚴謹理論與實驗條件下的物理現象，並非可以任意延伸的概念。當這樣的詞彙被拿來解釋寵物溝通，不僅缺乏證據，也容易讓大眾誤解科學的本質。這次的爭議，說到底並不是在否定情感，而是科學是否可被隨意拿來背書。

不可否認，對許多飼主而言，寵物溝通確實帶來安慰。尤其在面對離別或無法理解寵物狀態時，這時人們需要的，不一定是解答，而是能讓情緒釋放的出口。這時的寵物溝通就發揮其作用。

但問題在於，情感的價值不等於科學的證據。當玄學或個人經驗被包裝成「有科學根據」，界線就會變得模糊。科學之所以重要，在於它可以被驗證、被質疑，而不是依賴個人感受。如果這條界線被忽略，不只會影響理性討論，甚至可能在需要專業判斷時，讓人做出錯誤選擇。

因此，我認為寵物溝通可以是一種情感支持，也可以在某些時刻帶來安慰，但不應被當作科學。當安慰回到安慰，科學回到科學，我們才能在保有溫度的同時，同時不失去判斷的基準，和保有對科學的尊敬。

剴剴案之後，我們忽略了什麼？

Sat, 25 Apr 2026 19:57:27 +0800

2023年發生的剴剴案引發了社會的譁然與廣泛關注，近日臺北地方法院一審對案件中的社工依過失致死罪被判刑2年再次引起爭議，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等民間團體於22日聚集於行政院前遞交陳情書，兒福聯盟承諾會進行系統性的改革，衛福部就此案件展開對於社工責任問題，但問題真的僅在於兒福聯盟的制度和責任歸屬的法律上嗎，恐怕不是這樣。

社工是一個需要專業且高壓力的職業，但在台灣，社工的薪水卻大多落在3.5至4.5萬之間屬於偏低薪的職業，社工長期面對虐待、貧困、家庭瓦解等慘狀對於情緒消耗很重壓力很大，機構依賴補助也使得社工薪資難以得到提升，這些問題使得社工這職業陷入長期的惡性循環中，人數長期不足使得社工壓力大，低薪且壓力大又使社工容易離職，離職又使人數更加不足。

再來，不僅有低薪與心理壓力造成的問題，台灣的社工常須面臨處理為數不少的案件數量，工時還不穩定需加班並保持能被呼叫的狀況，讓他們時常只能關注明顯需要救火的案件，難以知悉所有案件的細節，深度追蹤每個家庭。

同時，台灣的社工也缺乏專業支持，缺乏心理、醫療與教育相關的專業領域人士支持，面對案件無法經常固定與專業人士會議並決策，可能因並無對專業知識深入，且時常只能自行判斷，使得若遇到比較難察覺問題的案件時，無法及時介入。

最後，此事件的陳社工確實有失職之處，但希望當局與各界可以將目光同時聚焦於社工的待遇與資源上並採取行動，從多方面解決社會安全的困境。

棒協改選爭議背後：我們真正該問的是制度，而不是人選

Fri, 24 Apr 2026 22:58:17 +0800

在經典賽結束後，許多球迷都期盼台灣棒球可以繼續進步，成長為足以跟美日比肩的棒球強國。除了球員互相砥礪磨練技術，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5 月即將改選理監事，中華職棒大聯盟明年也將屆滿，這兩大組織的改選關係著職業與三級棒球資源的佈局，因此備受重視。

然而最近棒球圈傳聞，棒協現任理事長辜仲諒有意延後選舉。不少球迷第一時間的反應是「為什麼要延期？」除了關乎個人立場的支持或反對，漸漸有球迷開始討論協會制度本身是否完善。

選舉可以延期嗎？從改選傳聞開始的制度疑問

不論在社群網站或 BBS 論壇，有網友認為辜仲諒是為了備戰名古屋亞運而推遲協會改選，甚至諷刺稱辜仲諒是為了用公益身分當做個人的司法保護傘。大家也關注辜仲諒會不會推派自己的影武者，繼續掌管棒協？

這些討論反映出許多人的擔憂，這幾年台灣棒球在賽事、商業操作，甚至場館經營上，是否逐漸集中在特定政商人脈手中？

以辜仲諒為例，雖然他積極投入職棒訓練資源，擔任棒協理事長這些年評價不錯，但作為中信兄弟球團的老闆，如果超過原本任期繼續擔任理事長，就會有不中立的嫌疑。

此外，中信是一個龐大的企業集團，辜仲諒長期掌握棒協，也可能產生一些「靠關係」的質疑甚至流弊。很多人自然會聯想到 2023 經典賽討論度很高的悍創運動行銷爭議，以及它在不同事件中的角色。

從經典賽賽程爭議，看見球迷的信任落差

在 2023 年世界棒球經典賽，由悍創主辦的預賽中，中華隊出現「晚接午」的賽程，當時引起全國球迷的非議。雖然在國際賽事中，晚接午賽程其實有前例，例如今年經典賽台灣所在的 C 組，除了地主日本外各隊都會面臨晚接午的賽程，但因為晚接午賽程會縮短球隊休整時間，地主隊通常不會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球迷自然會覺得悍創的安排不合理。

悍創的其他爭議很多，例如國際賽票價與周邊商品，曾多次被球迷議論品質與價格有落差。看似枝微末節，卻會最直接影響球迷的體驗，而且作為承包棒協賽事的執行單位，一面收取補助一面收費過高，也是有濫用公器的嫌疑。

但因為悍創與中信的企業關係緊密，在辜仲諒領導棒協時期，球迷對悍創的質疑似乎並沒有獲得棒協重視。

賽事體驗不如預期，球迷與球員不一定能分辨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無形中卻磨耗了大家的時間、金錢與心力，久而久之，就會變成一種不易扭轉的信任落差。

資源高度集中，監督的分際變得模糊

外界曾傳出，悍創與中信有意組成團隊參與未來台中大巨蛋的經營，看似八卦，但關心棒球的人們真正想問的是：從賽事到場館，再到周邊商業開發，參與者的重疊程度越來越高，對企業而言是資源集中與效率最大化，但對整個社會來說，這可能讓監督的分際變得模糊。

當重要的體育賽事、商業機會、資源分配，長期集中在相對固定的團隊手中，容易出現品質未達標準卻不受強力監督的現象。

儘管在商業合作或產業發展中，本來就會有提攜與支持的關係，像是悍創運動行銷的創辦人曾公開提到辜仲諒是他的貴人，但當私人關係與國家隊賽事、政府資源或重大政策有所重疊時，制度是否透明、穩定就變得十分重要。

回頭談棒協改選的問題，任何組織都應該避免「因人設事」。不論今天是誰在這個位置，規則都應該是一樣的，選舉時間、任期安排、決策流程，本來就都應該有清楚且穩定的依據。

發展棒球的制度可以靈活，但必須公平，不能任憑特定企業或政治人物長期把持。不論在任者是英雄或狗熊，任期到了就應該改選，不宜找藉口繼續延展「賞味期限」，否則容易滋生弊端，對任何人而言都不是樂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