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持續低迷的總生育率，台灣面對的已經不只是少子化，而是一場深刻的人口結構轉變。高齡人口快速增加、青壯年人口持續減少，受到衝擊的不只是企業缺工，更包括經濟成長、稅基、醫療、長照、年金，以及整個社會安全體系的永續。
政府當然應該繼續鼓勵生育。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不能忽略：即使明天開始生育率大幅提高，今天出生的孩子，也要將近二十年後才會進入勞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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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生育，是為了二十年後；但台灣現在就已經面臨嚴重缺工。從醫療照護、服務業，到製造、營造等產業，人力短缺已逐漸成為結構性問題。除了提高勞動參與率、自動化與產業升級之外，我們必須正視另一個可行方案——更積極地接受移民。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社會
談到大量接受移民，有些人擔心會對台灣既有社會帶來過大的衝擊。然而回顧歷史，移民一直都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
不同時期的人群來到這座島嶼，定居、成家，經過一代又一代的融合，逐漸形成今天的台灣。從早期移民、戰後人口遷徙，到近數十年，來自東南亞等地的新住民，台灣一直在不同人群的移動、融合與共同生活中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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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台灣因移民而形成；未來台灣人口結構的永續，也需要重新擁抱移民。
目前台灣社會的人口結構已經需要高度依賴外籍勞動力。製造、營造等產業需要移工，許多老人與失能者的照護也仰賴外籍家庭看護。若將產業與社福移工，以及失聯移工等外籍勞動人口加總起來，目前移工規模已逼近百萬。
他們在工廠工作、參與重大工程、照顧我們的父母，也在超商購物、搭捷運、公車，生活在我們的社區。我們國家已經沒有「台灣要不要外籍勞工」這個選項，而是我們是否願意讓其中適合、也願意留下的人，真正成為台灣社會的一分子。
面對人口結構與勞動力問題，其他國家的經驗值得台灣參考。
加拿大：把人口成長提升為國家長期戰略
加拿大的 Century Initiative 提供了一個值得台灣思考的視野。
2016年10月，Century Initiative這項由Dominic Barton, Mark Wisemen等加拿大政商界人士發起推動的民間倡議正式公開提出「2100年加拿大人口達到1億」的長期願景。當時加拿大人口約3,600萬，也就是說，這個倡議主張在八十多年時間裡，要把加拿大人口規模擴大到接近三倍。
Century Initiative 當時提出，如果按照原有的人口成長趨勢，2100年加拿大人口可能只有約5,300萬，因此主張加拿大必須更積極思考人口成長，
才能維持經濟規模、國內市場、創新能力、公共服務與國際影響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加拿大政府的官方「1億人口政策」，而是一項民間政策倡議。
值得台灣借鏡的，不是「1億人口」這個數字，而是加拿大早在2016年，就有人開始認真思考並倡議2100年國家應該有的人口數字與結構。
Century Initiative 從一開始就沒有把人口政策等同於移民政策。它提出的五個面向包括兒童與家庭支持、教育、貿易與創新、都市發展，以及移民。換句話說，人口成長必須與住宅、城市、教育、產業及社會融合一起規劃。
加拿大本身也是典型的移民國家。長期以來，移民不只是補充勞動力，也是人口成長的重要來源。加拿大對「人才」的定義並不限於醫師、工程師、科學家等高階白領，各類具有專業技能的技職工作者，同樣可以透過移民制度尋求永久居留之後入籍加拿大，成為真正的加拿大人。
人才不等於白領，技術工也是人才。
一位在台灣工作十年的外籍技術工，熟悉台灣產業，具有技能與穩定收入，持續工作、繳稅與消費，如果願意在這裡生活、成家，他對台灣人口與經濟的長期價值，未必低於一位高薪外籍白領。
加拿大的經驗提醒我們，移民政策不能只問「今年缺多少工?｣ 而應該進一步問:三十年、五十年後，我們希望台灣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2050年有國際競爭力的台灣，希望有多少人口？需要多少工作年齡人口？其中多少來自本國出生人口，又有多少需要透過國際學生、專業人才、技職與藍領移民補充？
當維持一個具有活力與國際競爭力的人口結構是攸關國家永續的長期課題，我們就不能只用一年一年的生育補助與短期缺工措施來思考和回答。
德國：需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
二戰後西德經濟快速成長，也曾面臨嚴重缺工。1961年，西德與土耳其簽訂勞工招募協定，大量土耳其人以 Gastarbeiter「客籍勞工」身分進入西德。
當時的政策想像很簡單：德國需要勞工，他們來工作幾年後就會回國。但許多人選擇紮根，透過家庭團聚，配偶與子女也來到德國，逐漸成為德國社會的一部分。六十多年後，當年的客工們的後代早已在德國政治、科技、企業、文化與體育等領域扮演重要角色。
例如，Cem Özdemir的父母就是1960年代來到德國的土耳其移民，父親曾是紡織工人；Özdemir後來成為德國國會議員、綠黨主席及聯邦部長，進入德國政治核心。
BioNTech共同創辦人Uğur Şahin則是另一個具象徵性的例子。他出生於土耳其，幼年移居德國，與在科隆Ford汽車工廠工作的父親團聚。數十年後，他成為醫師、科學家與生技企業家，並領導團隊成功研發了COVID-19 mRNA的新冠疫苗。
六十年前，德國看到的是工廠需要的外籍勞工；六十年後，他們以及他們的下一代，已經成為部長、科學家、企業家，以及各領域的重要人才。
這段歷史正呼應瑞士作家 Max Frisch 那句後來廣為歐洲移民政策所引用的名言：「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
Wir riefen Arbeitskräfte, und es kamen Menschen.
這句話提醒我們：人不是勞動力統計表上的數字。
人會成家、生子，需要教育、居住與家庭團聚，也會對長期生活的土地產生認同。更重要的是，移民的價值不能只用第一代從事什麼工作來衡量。他們的下一代接受教育、進入社會之後，可能創造遠超過第一代勞動力本身的經濟與社會價值。
今天在台灣工廠工作的移工，他的孩子二十年後，可能是台灣的工程師、醫師、企業家，甚至公共領域的領導者。
從「移工留才」提升為「國家人口戰略」
台灣其實不是沒有政策。2022年開始推動「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讓符合年資、技能與薪資等條件的資深移工轉為中階技術人力，並有進一步取得永久居留的可能。
問題在於，現行制度的規模與速度，仍不足以因應人口老化與工作人口減少。政策思維仍停留在「解決產業缺工」，還沒有真正提升到「台灣未來需要什麼樣的人口結構」的國家戰略層次。
因此台灣應該建立更積極、更完整的選擇性勞動力移民制度：
移工 → 中階技術人力 → 長期居留 → 永久居留 → 家庭團聚 → 成為台灣社會的一分子。
這不是無條件開放移民。對於在台工作多年、具有技能、穩定收入、遵守法律、參與社會保險並具備基本中文能力的人，應該提供一條清楚且可預期的道路。同時，也必須保障合理薪資與勞動權益，避免移民政策淪為取得廉價勞動力的工具。
加拿大提醒我們，人口不是短期的勞動政策，而是國家的長期戰略；德國則提醒我們，不要只看到第一代的勞工，而要看到一個家庭、一個世代，以及他們未來可能創造的價值。
合理的台灣未來的人口政策應該三軌並進：鼓勵本國人生育、吸引國際學生與高階人才，同時更積極接受技職與藍領移民。
台灣現在缺的，不是一個讓移工留下來的辦法，而是一套把願意在這塊土地生活、工作與成家的人，真正納入台灣未來人口結構的國家戰略。
過去的台灣因移民而形成。面對少子化與超高齡化，未來的台灣也需要重新擁抱移民。近百萬外籍勞動人口已經與我們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他們不只是補充台灣今天缺少的勞動力，也是台灣未來人口組成的一種可能。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他們今天的勞動力，更應該讓那些願意融入、願意留下、願意把台灣當成家的人，以及他們的下一代，有機會真正成為台灣的一分子。
作者：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執行長 陳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