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月七日，國民黨人果然又再一次拿抗戰史觀作為意識形態武器。然而，國民黨所強調的「抗戰」其實灌水太多，還不如觀察烏克蘭如何對俄抗戰。

國民黨史觀的「抗戰」是從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起算。撇開日本其實是從1931年9月18日就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不談，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之後被迫宣佈抗日，其實也多次試圖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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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的談和條件不是日本退出中國，而是「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日本在「盧溝橋事變」前已占領中國東北、內蒙、華北部分地區）。

「1937年7月24日，蔣中正接見英國大使許閣森，希望英方居中調解；7月25日，接見美國大使詹森，呼籲在道義上協助制裁日本；7月26日，與德國大使陶德曼見面，希望出面調停中日戰事；下午又接見法國大使那齊雅。…應當說，國民政府一開始確有不放棄求和之打算，特別是在重大軍事失利與汪精衛『南京政府』成立前後，在『陶德曼調停』、『高宗武香港使命』、『孔祥熙對日秘談』、『宋子良香港使命』、『張季鸞議和』等密談中，蔣中正始終堅持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作為議和條件，以證明其抵抗的決心。這些和談或為延緩日軍的進攻，或為阻撓汪精衛政府的成立。... 」（〈蔣中正日記中的高宗武和陶希聖〉，學術中國2009-1）所謂「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作為議和條件」，指的就是願意讓日本佔領中國一部份的國土，只是不願意繼續退讓而已。這就是所謂的「抗戰」之真相。

蔣中正的白手套之一是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高於民21（1931）由日學法律回國，…蔣聘為（國防計畫委員會後改資委會）侍從秘書（上校階）。…高往日考察，經滿洲國。回京後，…汪[精衛]亦欲用高，乃留作[外交部]亞洲司長。…七七事變起，高…向蔣力陳不能戰，免為共黨利用日本軍力消滅國民政府。是時政府正在大力建設，戰則破壞一切。後高與胡適、蔣夢麟、梅貽琦亦唱低調。胡與蔣言，應找高談。蔣果再與高談，問高應如何，令其設法，但無明諭。回南京後，汪與高談，高覆言其事。汪說他自己去和蔣談，高如有高見，汪便說是他自己的意見。高說已經向蔣痛切陳詞。後來汪果然與蔣再談。蔣告汪已命高『運用外交』，汪乃命高進行。蔣如抵賴，一切由汪負責（高甚佩服汪之能負責任，而甚怨蔣之政客手腕，成則引為己事，敗則推往別人身上）。於是高去上海與日人交涉（在八一三前）。數日後，張群問蔣有無其事，蔣賴。再三問之，蔣命人召高返京。…高見蔣，謂在漢口無所貢獻，不如去香港搜集情報。…高遂往來港漢之間，與日交換條件。…高在港活動，為共黨所知。中共與俄大使向蔣質問，蔣否認。高乃建議脫離外交部，以私人資格與日交涉，蔣許之。…自此，對日交涉及情報重心，移往汪身上。」（陳梓〈與高宗武一席談〉，傳記文學2007-11，pp. 131-132）

「…高宗武一直以為是瞭解蔣的真實意圖，自己是受命在尋找『對日折衝』之途徑，『試探和平』並非是對蔣的一種背叛。蔣中正之所以對高前往香港以默許，其實也是政治上的不得已，或許其中更暗藏在策略上的某種進退。後來的研究者認為，『這種默許的手法，是委員長日後處理高負責的和平運動時所反復使用的手法。這樣做的好處是很明顯的：無論那個聰明的年輕外交官使用什麼外交妙計奏了效，委員長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這些功勞據為己有，要是失敗了呢，他也可以同樣輕而易舉地把責任推卸掉』。…」(〈從政七年如咯血——高宗武舊事〉，學術中國2006-3)

有關蔣中正在七七事變前後都沒有真正抗日，中國學者楊奎松評論說：「七七事變前國家積貧積弱，四分五裂，日本侵略也以蠶食為主，對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盡力避免全面戰爭，也許還有可以討論的地方；七七事變之後，日軍大舉入侵，全國上下一致奮起抵抗，繼續秘密尋求和平途徑，則多少有些讓人不好理解。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化地從『和』『戰』不兩立的觀點出發，把妥協等同於投降。但蔣自抗戰開始後何以要與日本秘密交涉，這些交涉中有沒有喪權辱國的投降行為，歷次交涉失敗的原因何在，這些都是眾說紛紜的問題。十分明顯，如果我們說蔣不過是在『捉弄日本對華的諜報核心』，並通過『玩「和平牌」』以『釣取「美援」等大魚』，這是一種看法；如果我們說蔣僅僅是因為『力爭保留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不可得，或受到國民黨內外各種抗日勢力的強大壓力，才沒有走上妥協之路，這又是一種看法。」（楊奎松〈蔣中正抗日態度之研究－以抗日前期中日秘密交涉為例〉）

事實上，即便到了美國對日宣戰，中國取得同盟國的地位後，蔣中正仍舊與日方眉來眼去：「自一九四○年九月德軍攻入波蘭而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重慶政權即積極地與日軍接觸。蔣派遣『藍衣社』的曾廣，冒稱為『宋子良』展開對日和談的諜報活動，另外孔祥熙也由其部下蕭振瀛與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和知鷹二等接洽註，孔氏駐香港聯絡人喬輔三則與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聯繫。這些對日和談的情報不能讓中共等反對派知曉，但透露給美國反而可以藉此要挾美國支持。在蔣中正有屈服於日本『誘和』的敲詐（blackmail ）之下，羅斯福為了報復珍珠港事變之仇，也不得不應諾蔣的要求，於七月四日同意蔣參加高峰會談。」（許介鱗，《戰後台灣史記》。台北：文英堂，1996年，pp. 44-45）

日本在上個世紀對中國的全面侵略，造成中國人民死傷無數是事實。對於想要併吞國土、改變生活型態，甚至將人民變為次等公民乃至奴隸的外來侵略者，予以強力抵抗再正當不過。然而，國民黨史觀所謂的「抗戰」卻過度灌水，至少其領導者對於對抗侵略者的熱情還不如想要消滅國內政敵積極，只想要「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

歷史應當謹記，但不要忘了黨國時代所教的「歷史」其實很多是神話。與其紀念這種摻水的「抗戰」，還不如仔細觀察烏克蘭政府與人民怎樣不屈不撓，拚死抵抗想要全面侵略該國的俄羅斯。活生生在你我眼前發生的抗戰，才更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