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週，七大工業國集團峰會（G7）的領袖們將於加拿大洛磯山脈的森林中齊聚一堂，美國總統川普也因宣布將出席，引發關注。川普先前不斷表態，「要讓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進而掀起該兩國的緊張關係；此外，《彭博社》專欄指出，同樣值得注意的，這位所謂的自由世界頭號領袖，卻直到最後一刻才回覆。

半世紀前，因應石油危機，世界經濟的精英首度齊聚一座14世紀的城堡。如今，七國集團（G7）早已今非昔比。不僅在全球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目前佔全球 GDP 份額不到 30%、佔全球人口 10%；面對川普、甚至俄羅斯總統普丁的影響力也在下滑。前者拒絕與其組成親密的俱樂部；後者的「美國優先」心態，也正損害該集團的經濟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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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的世界

1975 年晚秋，在法國末代國王喜愛狩獵的一片森林裡，法國、西德、義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首次舉行了非正式會議。當屆峰會的創始人兼東道主、法國總統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希望在品嚐高等葡萄酒時，真誠地探討主要工業國家共同面臨的經濟困境，他稱之為一系列「資本主義危機」的焦慮。

當時由於布列敦森林體系崩潰，工業化經濟體多數都陷入停滯性通膨。全球正深陷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石油禁運的衝擊，美國面臨巨額貿易逆差，而英國距離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救助，僅剩一年時間。還有義大利時任總理莫羅（Aldo Moro）在長達十年的極端政治暴力浪潮中，遭到綁架和暗殺。

首屆高峰會的成果簡單明瞭：一份含 15點的公報，誓言在「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加強國際合作和建設性對話」。但被外界視為勝利，各國同意再次舉行。加拿大於 1976 年加入，正式成立七大工業國集團，當時 G7 的GDP 佔全球 70%。在此之後，每年的 G7 聚會日漸盛大。

即使面臨的挑戰日益複雜嚴峻，G7 也奮起應對。例如在雷根執政的 1980 年代中期，他們在紐約廣場飯店同意介入外匯市場，以遏止美元過強的走勢。當時過強的美元正在扼殺世界其他地區，並導緻美國出現雙位數的通膨。

但內部衝突也隨之而來。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在 G7 領導人中，有些比其他人更高一等。即便法國反對，加拿大還是被納入。在經濟上苦苦掙扎的義大利，於 1987 年名目 GDP 超過英國時歡呼雀躍，被稱為「Il Sorpasso」（巔峰）。不過 2001年在熱那亞舉行的峰會上，由於一名警察殺害了一名反全球化抗議者，義大利被拉下 G7 峰會舉辦國名單。此後，G7 峰會的地點變得更加偏遠，訪問變得更加困難，其形象也變得更難以捉摸。

普丁問題浮現

1990 年冷戰結束後，G7 集團的隱性實力和其共同推動市場的能力受到考驗。加上近年來，普丁、英國脫歐和川普對政治建制的三次打擊，加速了集團影響力的減弱。

俄羅斯於 1997 年加入 G7，使其成為 G8。2001年，美國時任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曾說過一句名言：他看著普丁的眼睛，看到了他的靈魂，並信任他。 2006年，普丁首度、也是唯一一次獲得在聖彼得堡主持了峰會。而在那一刻後，轉瞬即逝。

在接下來兩年內，普丁發出了一系列示警，有些很微妙：像是明知德國前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怕狗，卻讓他的黑色拉布拉多犬闖入她拍照時的合影區（梅克爾在回憶錄中提到了這段軼事）。其他例如在 2008 年美國總統競選的最後衝刺階段，普丁策動軍隊入侵喬治亞。

西方國家嘗試對這位俄國領導人進行管教，但毫無成效。2014 年在布里斯本 G20 峰會前夕，時任澳洲總理東尼．艾伯特（Tony Abbott）曾威脅要對普丁進行人身攻擊；使他乾脆提前離場。由於 G7 與擁有章程的北約不同，其缺乏法律框架導致其決定無法執行。

相反，俄國的侵略行為卻沒有受到懲罰，為普丁在 2014 年吞併克里米亞（導致俄國被踢出 G8）以及 2022 年入侵烏克蘭鋪平了道路。俄羅斯對西方日益不滿，轉而尋求金磚國家（BRICS）中更為友好的伙伴與其他被西方排斥的國家，例如沙烏地阿拉伯。

2016 年，G7 還面臨「英國脫歐」和川普的雙重威脅。隔年，剛就職的川普在義大利陶爾米納出席 G7 集團峰會中遭到冷對待。電視攝影機一度捕捉到法國總統馬克宏和時任加拿大總理杜魯道一起散步的畫面，但川普則在一旁等待高爾夫球車。川普在 2018 年報復性地撕毀 G7 集團公報，他是一離開魁北克，就撕毀了公報，並稱杜魯道「軟弱」。

2021 年在英國康瓦爾郡舉行的 G7 集團峰會上，前總統拜登宣稱美國在疫情後「回歸了」。然而，2022 年德國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舉行的峰會上，狀態不佳的拜登卻因身體難以承受高溫，開始缺席部分活動。去年五月在義大利，義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還陪拜登四處走動。在該次峰會後，眾多領導人也質疑拜登是否還適任總統。

現在該怎麼辦？

G7 與其類似「多邊」的機制一旦充分發揮潛力，就能改變全球格局。例如在 2009 年，G20 在金融危機期間齊聚倫敦，進行了一場「拯救世界高峰會」；2015年，G7 領導人首次承諾在 2100 年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為《巴黎協定》鋪路。即使潛力尚未充分發揮，G7 也被視為達成共識的平台，各國領導人實際上能藉此加快進程。

如今，這兩項職能似乎都越來越沒意義。不僅公報不再有保障——去年11月的 G20 峰會甚至連一張全家福都沒能達成；且在川普時代，國家間的商務活動都在其他地方進行。世界各國領導人更有可能在「海湖莊園」或高爾夫球場上與他拉關係，且應避免提及「一個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

下週的場景令人感傷。回顧上一次 G7 領導人在加拿大卡納納斯基斯山谷齊聚一堂，該次會議因曾在 911事件後，共同聲明致力打擊恐怖主義而被銘記，也因普丁的熱情接待令人難忘。當時，普丁對俄羅斯獲准主辦高峰會欣喜若狂。但事實證明，這種樂觀是錯的。

今年的討論預計將涉及資本主義的許多危機，從貿易到人工智慧（AI）。但或許，論壇真正需要的是一位新的季辛吉。

1974 年，法國前總統德斯坦和美國前總統福特（Gerald R. Ford）在加勒比海島馬丁尼克舉行 G2 峰會，他們在池畔暢談工業化民主國家之間加強經濟合作的必要性。正是在那裡，德斯坦提議舉行非正式會議，並於隔年正式啟動。福特欣然接受，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基辛吉也接受。當兩位總統啜飲雞尾酒時，這位傑出的外交大師已在盤算下一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