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柔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中共京唐港海關近日查扣兩張「問題地圖」，稱其在國界線、釣魚臺與赤尾嶼標註、南海九段線，以及臺灣名稱等方面存在錯誤，並以「侵犯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為由依法扣留處理，同時重申危害主權的物品一律禁止入境。此事件表面屬海關監管下的「個案」執法，實際上反映北京在主權與領土議題上，逐步將政治立場制度化、行政化的治理取向。從內部政治與社會治理的角度觀察，中共透過將地圖、名稱與象徵性符號納入主權與國家安全框架，有助於持續鞏固民族主義動員，並強化「一中原則」的官方敘事。此類作法回應中共內部對領土完整高度敏感的政治氛圍，藉此鞏固其正當性。中共高調處理「問題地圖」案件，具有明確的政策溝通功能。透過嚴格執法與公開宣示，北京向國際社會傳遞其對領土主張不容挑戰的強硬立場，並形塑明確而高壓的政治紅線。此舉可提高他國政府、企業與個人在主權議題上的行為成本，促使其進行預防性調整，從而產生寒蟬效應，擴大中共主權主張在制度與實務層面的外溢影響。北京透過行政執法、法律詮釋與對外宣傳的相互配合，逐步將主權敘事轉化為可操作、可懲處的治理工具，使其適用範圍從傳統外交與軍事領域，延伸至貿易流通、文化產品與資訊傳播等非傳統安全場域。此事件是中共進行輿論管理與認知戰布局的一環，未來將持續影響區域互動模式，長遠觀之，此舉恐重塑區域秩序與國際表述空間。

中國駐澳洲大使肖千日前於公開場合高喊一中原則，稱「不喜歡統一可離開台灣」，此為中共慣用的治理語言。在不同地區、不同議題上，北京反覆傳遞的訊息高度一致：政治結果已被預設，差別只在你是否選擇服從。若將視角拉遠，從台灣對照香港、新疆與南海，便可清楚看見一條成熟且被反覆驗證的操作路徑。香港：從「選擇留下」到「自我淘汰」在香港議題上，北京最早並未直接否定港人身分，而是強調「愛國者治港」。表面上是政治資格門檻，實際上卻是一種篩選機制：凡是不接受北京統治的人，便被默認為「不適合」留下。隨著國安法上路，這套邏輯「被正常化」。離開香港不是被迫，而被包裝成「個人選擇」。結果是政治異議被轉化為人口流動問題，治理責任則被巧妙轉移。新疆：把「不服從」轉為「需要被管理」在新疆，中共使用的手法更加直白。對外，北京不斷強調「去極端化」與「職業培訓」，將族群與信仰問題重新定義為治理與秩序問題。在此敘事中，是否接受體制不再是權利問題，而是「是否配合管理」。不服從者不是異議者，而是「需要被矯正」的對象。人民的政治主體性在此被完全抹除，只剩下被分類、被處置的角色。南海：把反對者變成「局外人」在南海爭議中，北京同樣採取先行預設結果的方式。主權被宣告為既定事實，反對國家的抗議則被描述為「域外勢力干擾」。反對者不是權利主張者，而是「不屬於此秩序的人」。只要被貼上這個標籤，其意見便自然失去正當性。剩下的，只是誰被承認為「在場者」，誰被排除在討論之外。台灣：話語戰的最後一塊拼圖回到台灣，肖千的說法正是上述模式的濃縮版本。統一被直接設定為前提，台灣人民被要求在結果之內調整自身立場；若無法調整，便應自行退出。這不只是對台灣的政治施壓，更是對國際社會傳遞訊息：台灣問題不是選擇題，而是適應題。從香港到新疆，從南海到台灣，中共使用一套完整的治理語言。其核心不在於說服，而在於重新定義誰有資格留下、誰被視為多餘。當「不服從就退出」被包裝成合理選項，民主、主權與人民意志便被逐步降級為技術性問題。這正是這套話語最具穿透力、也最具風險的地方。若國際社會僅將這些言論視為個別地區的政治爭議，恐將忽略中共持續輸出的威權治理邏輯。

日本政壇近期出現重要變化，向來以安全議題立場鮮明、對台態度友善的高市早苗在選舉中勝出。此一結果不僅反映日本國內對安全政策與對外關係的辯論走向，也象徵部分日本選民對「印太安全」與價值外交的支持。高市早苗過去多次公開主張「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其勝選自然被視為對現行區域安全格局具有指標性的政治訊號。中共外交部的回應框架針對日本選舉結果，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隨即表示，中共對日關係立場具有「連續性與穩定性」，不會因選舉結果而改變。表面上看，這是一種去政治化、降溫式的回應，試圖淡化日本國內民主程序對雙邊關係的影響。然而，發言內容隨後迅速轉回對台議題的強硬立場，要求日本政界人士撤回「涉臺錯誤言論」，並重申台灣問題屬於中共所謂的核心利益，是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之一。台灣議題的「紅線化」操作中共在回應日本選舉結果時，再度將台灣議題明確框定為雙邊關係中「不可觸碰」的政治紅線。這種操作並非針對單一政治人物，而是透過選舉結果這類高度象徵性的時點，向日本整體政界與政策圈釋放訊號：無論日本內部政治如何變動，涉台立場都不容調整。此種論述方式，實際上是否定日本在安全與外交政策上自主討論台海議題的正當性，並試圖將台灣議題從區域安全問題，重新包裝為僅限於中日雙邊的「政治承諾問題」。為未來摩擦預作鋪墊的戰略考量中共此番表態不僅是即時回應，更具有前置性戰略意涵。透過強調政策連續性與立場不可動搖，北京提前為未來可能出現的中日外交摩擦設定論述基礎，一旦日本在安全、軍事或外交場合觸及台海議題，中共即可援引「早已重申的政治共識」作為施壓依據。同時，這種反覆宣示也具有法律戰與輿論戰的效果，意在塑造「日本違背承諾」的敘事空間，以維持中共在區域安全議題中的主導權與解釋權。整體而言，中共藉由回應日本選舉結果與政治人物涉台言論，再次展現其一貫策略：表面尊重他國內政，實則緊縮對方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空間。這不僅是對日本的警告，也是對區域內其他民主國家的示範訊號，凸顯台灣議題在北京對外關係中，已被高度工具化為外交與安全博弈的核心槓桿。

美國聯邦眾議院日前通過《2026財年國防撥款法案》，編列約11.5億美元（台幣約360億元）的對台安全援助條款，用以強化台灣的防衛能力、軍事訓練與安全合作。強化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此次援助重點聚焦於提升台灣「自我防衛能力」，相關經費將透過既有的台灣安全合作機制，支援防衛裝備、後勤維修、軍事訓練與國防物資補充，確保台灣軍方能維持穩定的戰備水準。這類援助有助於改善台灣長期面臨的裝備老化、補給不穩與訓練資源不足等結構性問題，使防衛體系更具持續性與韌性。延續美對台政策的一貫路線自《台灣關係法》通過以來，美國即以協助台灣維持足夠自我防衛能力作為政策基礎，近年相關法案與預算逐漸制度化，顯示此方向已成為美國國會共識。該法案在眾議院獲得跨黨派支持，反映「支持台灣防衛能力」在美國內部已超越黨派分歧，成為穩定的政策立場。印太戰略與台灣角色的再確認在更宏觀的層面，此次撥款也與美國整體印太安全布局密切相關。美國近年持續強化與印太地區夥伴的安全合作，而台灣在區域安全架構中的角色日益受到重視。透過制度化的國防援助，美國不僅提升台灣的防衛能力，也進一步鞏固其在印太戰略中的關鍵地位。這種支持方式是與其他對外軍事融資、訓練合作及後勤支援形成多層次配合，展現出長期規劃的政策思維。對台灣而言，這是政策訊號，顯示台灣的防衛準備與制度改革，是國際夥伴關注與支持的核心前提。如何將資源有效用於防衛轉型、提升整體戰力、與國內國防政策相互配合，將是後續關鍵課題。綜上所述，美國眾議院通過國防撥款法案納入對台援助，象徵的是清晰且延續性的政策路線：提升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此舉反映出台灣在區域安全的重要角色。

中共近期在西沙群島「羚羊礁」啟動大規模填海造陸與設施擴建工程，表面上看似單純的南海工程建設，實際上卻是北京對區域秩序與戰略格局的推進。此行動的意義，已超出單一島礁的範疇，而是對南海安全結構與國際規則發出的挑戰。軍事層面：將象徵性礁盤轉為前沿據點羚羊礁工程是西沙群島整體軍事化的一環，透過填海造陸與設施擴建，原本僅具象徵性存在的礁盤，被轉化為可長期運作的據點。這使解放軍在南海北部的感測、指揮與反應能力大幅提升，與永興島等既有據點形成網狀部署，強化對周邊空域與航道的即時掌控。此種布局的核心目的，並非單純防禦，而是提高對他國軍事與公務船舶活動的壓迫門檻，讓「存在即受監控」成為常態。法律與敘事：用工程事實取代國際法羚羊礁工程延續中共一貫操作模式：透過工程與行政管理形成既成事實，而非透過國際法辯論。依照《海洋法公約》，低潮高地與人工島並不產生主權或海域權利，但北京選擇避談法律定位，將非法控制包裝成「治理現實」。時間一久，爭議不再被討論，國際法被邊緣化，政治敘事凌駕法律規則，形成中共在南海的「先佔再說、久了就算」策略。區域政治：示範性威嚇與談判籌碼削弱羚羊礁的填海行動對越南而言，是對西沙主權主張的直接否定。中共刻意利用東協內部立場分歧與集體行動困難，削弱區域國家在主權爭議中的談判籌碼，鞏固「由我定義議題、由我決定節奏」的主導地位。國際影響：航行自由與規則挑戰南海是全球航運與能源運輸的重要動脈，中共將爭議地物軍事化，迫使域外國家加強軍事存在以維持航行自由，反而提高誤判與衝突風險。更嚴重的是，這種行為向世界傳遞訊息：只要擁有足夠力量，就能透過工程與軍事手段改寫規則，而不必承擔實質代價。羚羊礁是一個清楚的節奏點。中共對南海的策略，已從象徵性宣示主權，走向空間佔領、制度排他與軍事常態化。世界各國應警惕的，不是礁盤被填大了多少，而是中共的行為正在反覆測試國際社會的底線：當規則與現實發生衝突時，世界究竟選擇捍衛哪一方？

網紅「說真話的徐某人」日前在社群平台 X 發文，公開自己曾遭疑似中共外圍人士接觸、企圖招募配合對台宣傳的經過，並同步釋出錄音佐證。內容顯示，對方自稱能代表中方管道，提出以高額報酬換取其在網路平台上輸出特定論述，重點並非直接宣揚統一，而是刻意放大台灣軍事與防衛能力的不足，動搖社會信心；同時要求可「有限度批評中國」，但不得觸及中共最高權力核心。相關揭露引發輿論譁然，也讓外界一窺具體操作話術。此事對台灣可能產生的影響，不只停留在單一網紅或一次曝光，而是牽動認知作戰、法律風險與社會信任 三個層面。首先，中共並非由官方出面，而是透過網紅身分的「中間人」進行接觸，以高額報酬換取話語影響力。這種做法降低政治成本，也刻意製造灰色地帶，使台灣社會難以即時辨識哪些論述是個人觀點、哪些其實是受指揮的外宣延伸。長期下來，會侵蝕公共討論的真實性。由此可見，中共對台操作已高度「平台化、外包化」。再者，錄音中提到的內容重點，並非單純宣揚「統一」，而是鎖定「唱衰台灣軍事能力」、「放大無力感」這類心理層面操作。這正是近年認知作戰的核心：不必說服你支持中國，只要讓你懷疑台灣是否值得防衛、是否必然失敗，就已達到目的。若這類敘事透過具影響力的帳號反覆輸出，將削弱社會的凝聚力，對台灣社會防衛意志造成直接衝擊。最後，台灣是高度保障言論自由的社會，但事件也凸顯一個現實問題：當境外勢力以金錢、任務方式介入內容生產，卻包裝成「個人評論」，現行制度是否有足夠工具因應？未來勢必引發更多關於透明揭露、境外資助標示、甚至國安法制的討論，而這些討論本身也容易被操作成「打壓言論」。這次公開具體錄音與操作話術，讓抽象的「認知作戰」變得可被理解、可被辨識。對台灣社會而言，這有助於建立警覺：並非所有「看似中立、偶爾罵中國」的帳號，就是真實發言、沒有政治任務，所謂「小罵大幫忙」正是關鍵警訊。中共對台打壓早已轉向低成本、隱蔽性的輿論與心理操作。面對這類滲透，社會不能只把它視為個案爆料，而應視為長期風險。民眾需提高戒心，對來源不明、刻意唱衰台灣的論述保持警覺，理解「看似中立」也可能是被設計的話術；政府則應加速建立境外勢力介入輿論的揭露與管理機制，強化透明規範與社會教育，在不犧牲言論自由的前提下，提升整體防衛韌性，避免台灣在無形中被逐步削弱。

中共解放軍東部戰區29日突然宣布，在台灣海峽及台灣本島周邊海空域展開名為「正義使命‑2025」的聯合軍事演習，並於隔日08-18時實施實彈射擊。此次演習動員陸軍、海軍、空軍及火箭軍等多兵種，象徵近期兩岸情勢再度升溫。根據官方公開的公告與媒體報導，演訓範圍涵蓋台灣海峽中央路線與周邊海空域，以及台灣本島北部、南部、東部及西南方的海空域，演習重點包括海空戰備警巡、奪取綜合制權、要港要域封控、外線立體懾阻等科目。相關海空域公告暫時封鎖禁止進入。從劃定的座標位置可見，此次軍演海空域呈現幾乎包圍台灣本島的態勢，並在基隆以北、台東以東、屏東以南、澎湖西南及台灣海峽等多個區塊進行演訓部署。中共東部戰區發言人表示，「正義使命‑2025」演習是為了檢驗聯合作戰的實戰能力，並向「台獨分裂勢力及外部干涉勢力」發出嚴重警告，稱其為捍衛國家主權與統一、必要且正當的軍事行動。從官方說詞來看，此次演習不僅涉及多兵種聯合操作，還包含對關鍵海港與海域的封控演練，這類科目通常與模擬斷絕島內外供應線、布設封鎖態勢相關，可被視為檢視軍隊在未來可能衝突情境下的應對能力。此次軍演時機值得關注，其宣布與實施恰好落在多重政治與外交事件之後，包括雙城論壇閉幕不久、中共迅速展開此一大規模軍演，以及國際間對台灣安全與印太局勢的關切持續升溫，與美日等國的軍事與政治互動亦在增加。演習名稱「正義使命」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用詞上意圖將自身軍事行動合理化。軍事與外交分析普遍指出，中共在台海周邊舉行大規模演習往往具有強化政治訊號、威懾對手與凝聚國內支持等多重意涵，而非僅僅是單純的例行軍事訓練。中共官方強調演習是對外部勢力的警告，同時表明要強調捍衛主權與統一的決心。台灣政府認為此舉破壞台海與印太地區的安全穩定現狀，並嚴厲譴責北京單邊採取軍事恫嚇手段；政府同時強調已掌握相關動態並做好防衛準備，呼籲民眾保持冷靜。國防與安全專家指出，中共軍事行動不僅透過實體兵力展示威懾力，也與資訊戰等操作相交織，使台灣在心理與策略層面面對複合型壓力。因此，對於軍演的應對不僅是軍力部署，也牽涉信息透明、國際合作與民眾防衛意識等層面。「正義使命‑2025」軍演突顯出兩岸關係及區域安全的複雜性。當前台海周邊的軍事動態不僅是戰術演練，更多呈現出戰略訊號與政治目標的結合。台灣在面對此類挑戰時，如何平衡國家安全、國際支持以及社會穩定，將成為未來持續關注的重點。和平與穩定並非僅憑一方宣示即可確保，而是需要在堅實的防務準備、清晰的戰略判斷與國際理解下持續經營。台灣社會及其友邦如何在多變的國際環境中維持穩定、強化合作，將是未來區域局勢的重要變數。

中國近期連續兩天以「零押解、零通報」的方式，讓台籍詐欺嫌犯自行搭機返台。表面上看，這只是遣返嫌疑人，然而從國安角度觀察，此舉不僅是程序瑕疵，更是一種刻意塑造「單向司法控制」的新模式。台灣在邊境安全、情報掌握與兩岸執法互信上，都因此暴露新的脆弱點。邊境安全：漏洞測試中國未提前通知、也未派員押解，使台灣在嫌犯抵達前，無法掌握任何背景資料，包括真實身份、犯罪細節、旅伴狀況及裝備。雖然本次案件是詐欺，未必涉及暴力，但如果此模式常態化，未來中國可用相同方式放行涉及國安、滲透或其他敏感案件的人士。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案件，而是一種對邊境控管的「壓力測試」。情報失衡：台灣被動依據《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協議》，過往至少會有事前通報、筆錄與證據移交，保有最低透明度。然而此次中國直接跳過所有程序，使台灣對「誰來、何時來、帶來什麼」完全不知情。這種資訊不對稱意味著：中國掌握操作節奏、可創造突發事件干擾台灣內政，而台灣無法進行情資前置作業，降低偵查效率。長期而言，反詐、反洗錢及反滲透能力都將受限。心理與法律風險：新常態的試探這類事件本質上已超越單純司法行動，涉及心理與法律層面的制度試探：1.心理層面：台灣警政系統被迫被動反應，短時間內處理抵台嫌犯，增加組織壓力，也可能在民眾間形成「邊境難以掌控」的印象。2.法律層面：跳過原有程序，相當於創造一種新「單方定義程序」的模式，長期下去，將削弱台灣對跨境司法合作的主體性，使兩岸執法互動失去平衡。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種制度性風險，暗示未來更複雜案件可能以相同模式操作。策略建議：預防勝於補救面對這種「丟包式遣返」，台灣應立即檢視應變能力：1.建立突發入境人物應變程序：包括快速資料比對、身份查核及警調聯合行動，避免證據鏈斷裂。2.強化跨部會情資平台：國安、移民、法務與警政需同步啟動，確保情報即時共享。3.國際溝通與替代合作：揭示中國操作跨境案件的風險，並尋求美、歐、東南亞等替代合作網絡支援。此次中國「丟包式遣返」事件，看似小案，實則警示台灣制度與邊境管理的脆弱。程序被繞過，不只是司法問題，更是國安警訊。台灣必須以制度為本、以情報為盾，建立可預測、可掌控的跨境犯罪應變機制，才能真正守住國土安全與司法主體性。 

習近平日前於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體學習中，強調「網路生態治理」的重要性，將其提升至「國家治理」與「國家安全」的高度。表面上，這些論述指向淨化網路空間、提升內容品質，實則延續中國近十年來逐步收緊的網路控制脈絡，使數位空間愈發成為政治治理的重要延伸。法制化收緊：從網安法到數據監管中國的網路治理轉折可追溯至2015年前後，《國家安全法》首次將網路列為國安核心範疇，隨後中央網信委成立，由習近平直接領導，象徵網路管理正式政治化。2017年實施的《網路安全法》要求平台保存用戶資料並配合審查，而2021年的《數據安全法》與《個人資訊保護法》則強化國家對資料流通的掌控，使中國的數位治理在短時間內形成高度集中的安全框架。在此基礎上，任何網路言論都可能被納入國安視角，批評性聲音與公共討論面臨更高的不確定性。「主流價值」的政治化定義此次講話中，習近平強調要壯大「主流價值、主流輿論、主流文化」，使網路成為思想引領的陣地。然而過往案例顯示，所謂「主流」往往等同官方所認可的敘事，而非社會自然形成的價值。從2013年的微博大V整肅，到2021年起連續不斷的「清朗行動」，再到影視內容審查加劇，文化與輿論生態被逐步塑造成單一且可控的方向。當「正能量」作為內容判準時，多元討論空間也隨之縮減。平台責任擴張與自我審查平台責任的擴張更是網路治理深化的關鍵環節。自「內容直責制」實施以來，平台需對所有內容負最終責任。一旦出現「審查不力」「控評失效」或熱搜榜單偏離官方期待，便可能遭到罰款與整改要求。抖音、微博、知乎等平台都曾因「社會責任不到位」被處罰。2022年的《深度合成管理辦法》更要求AI生成內容必須經過嚴格審查。這使平台不得不透過限流、屏蔽與預先審查來自保，逐步成為協助維穩的輿論節點，而非單純的資訊仲介者。「網路亂象」的模糊定義與執法彈性習近平提到要「敢於亮劍」整治「網路亂象」，但「亂象」在政策語境中始終缺乏明確界定。反腐爆料曾被視為「謠言」，公益行動被視為「負面影響」，對政策的批評更可能被標記為「情緒化」。模糊的概念賦予執法高度彈性，使整治能按政治需求展開，卻也使網路空間的界線愈加不透明。從技術治理走向政治治理整體而言，「網路生態治理」已不僅是改善網路環境的技術治理，而是建立在國安化框架下的政治治理。當政府要求網路呈現單一價值、單一聲音與固定敘事時，數位空間就不再是公共討論的平台，而逐漸成為維繫政治穩定的資訊秩序。對一個高度依賴網路進行公共交流的社會而言，這種發展不僅影響言論自由，也壓縮社會理解自身問題的能力。中國正強化控制網路空間，若缺乏透明標準與公民參與，未來中共的數位世界將更單一、更封閉，也沒有其他多元的聲音。

宗教被賦予柔性滲透與情感連結的角色，也是中國統戰策略的重要一環，特別是對台政策。隨著宗教中國化政策的加強，中國對台宗教工作的方式愈加制度化，也更具政治目的。透過宗教交流、文化敘事與組織滲透，北京試圖在跨海的宗教社群中建立影響力，使台灣宗教界成為影響兩岸政治的棋子。中國利用兩岸宗教文化的相似性，積極推動宗教交流，邀請台灣各宗教團體赴陸參與祭典、論壇或朝聖活動，這些活動以文化或信仰為名，但往往會安排宗教領袖接觸統戰部、國台辦等官方機構，藉此建立政治友好與象徵性支持。此外，大型宗教盛會常被用來傳遞共同血脈與文化不可分割的訊息，並強調兩岸宗教同屬「中華傳統」的一環。此類文化敘事的背後，其實是希望透過宗教認同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政治框架，使信仰成為民族想像的延伸。中國也試圖將台灣宗教團體納入宗教中國化的話語體系中，部分宗教領袖受邀參與由中國佛教協會或道教協會主導的研討會與典禮，或被冠以「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角色。這些活動不僅象徵台灣宗教界被納入中國宗教的大家庭，也在政治上製造「宗教認同可以跨越政治分歧」的假象，藉此形成溫和且持續的輿論力量。對北京而言，宗教具有跨階層與跨地方的影響力，因此只要能影響宗教菁英，便能影響廣泛的信眾群體。國際學界的多數研究者認為，宗教中國化的核心是確保宗教臣服於政治權威的治理策略。政治學界指出，宗教中國化旨在確保宗教團體在思想與組織上與中國共產黨保持一致，由神職人員的政治教育、宗教教材的審查，到宗教場所懸掛政治象徵，都顯示宗教被納入國家治理的一環。人類學與民族研究者則關注宗教中國化在民族建構上的作用，認為它試圖重塑宗教與民族認同，如新疆伊斯蘭教去阿拉伯化或藏傳佛教活佛制度國家化，都是將宗教納入單一國家敘事的方式。部分制度研究者採取較中性的觀點，將中國化視為面對宗教快速成長、全球化滲透與網路傳教時的一種治理回應，但這並不否認其政治控制的色彩。相較之下，人權與國際法研究者更關注中國化與宗教自由之間的緊張關係，包括宗教建築風格的強制規範、未成年人宗教活動限制、網路宗教監管等，都被視為與國際宗教自由標準存在矛盾的政策。對台灣而言，面對中國透過宗教建立政治影響力，如何在宗教自由與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是當前的重要課題。台灣應致力於提升宗教團體的透明度，包括財務來源、境外資金以及跨海交流的相關資訊，使社會能更清楚辨識宗教活動背後的政治動機。同時，政府與民間也需協助宗教團體理解宗教中國化的政治背景，以避免因文化交流而忽視背後的策略意涵。此外，支持宗教的多元發展也是抵抗滲透的重要基礎。當宗教更深刻地紮根於台灣社會，並在公益、文化、社會服務中發揮作用，便不易成為外來政治力量利用的載體。最後，台灣也需建立跨部門合作的宗教安全機制，透過資訊整合與風險評估，及早掌握境外勢力在宗教領域的介入模式。簡言之，中國的宗教統戰以文化為軟包裝、以政治為核心，並透過宗教交流、民族認同敘事與組織滲透來影響台灣宗教生態。國際學界普遍認為宗教中國化是一項政治治理工程，其影響超越宗教本身，也牽動族群、社會與跨境政治。台灣唯有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前提下強化制度韌性，提高透明度並深化本土宗教生命力，方能確保宗教成為社會良善力量，避免淪為外部勢力介入的渠道。

北京最近又把「金廈大橋」端上檯面，把它包裝成對金門「超級有利」的建設：水電燃氣都能跨海送過來，金門和廈門可以生活圈一體化，未來發展「更上一層樓」。但這個故事聽起來很美，真正的問題卻藏在背後：北京說得越簡單，現實其實越複雜。最基本、也最關鍵的一點是——大橋在廈門一側已經動工了，但北京從頭到尾沒有跟台灣談過半句話。對台灣來說，跨境建設是大事，要依法審查、有國安評估、還要看民意；但對北京來說，這座橋像是一項「先蓋起來再說」的工程。沒有透明、沒有協商，蓋著蓋著，就希望對方只能接受。其實，這並不是第一次出現類似的操作。從 2015 年北京片面啟用 M503 航線，到這兩年又連續調整 W121 航路，這些都和金廈大橋的做法如出一轍：不溝通、不協商、先做了再說。目的很明確，就是慢慢堆疊既定事實，讓台海現狀一步一步被改寫。如果把金廈大橋放回歷史脈絡，它並不是突然冒出來的想法，而是延續了北京四十多年來的策略。從 1979 年喊出「三通」，到 1990 年代推動小三通，再到這幾年用「融合發展」包裝各種政策，北京一向擅長把政治目的包在「民生便利」的糖衣里。國際經驗告訴我們，跨境基建一旦牽涉到能源或交通，它就不只是建設，而是政治槓桿。歐洲被俄羅斯天然氣牽著走、斯里蘭卡因港口債務受困、中南半島多國因電力協定喪失談判空間等等，這些例子都說明：跨境依賴不是便利，而是脆弱。金廈大橋如果真的完工，水電能源一旦從中國過來，供給開關就等於落在北京手裡。這不是打造生活圈，而是讓金門慢慢被納入北京的制度框架里。對北京來說，這是地方治理；但對台灣而言，這牽涉國安、法治與主體性，是完全不同層級的問題。爭議的核心不是「建橋到底好不好」。真正的問題是：誰決定？誰掌控？風險誰承擔？在目前兩岸互信低落、區域情勢敏感的情況下，北京這種單方面推進，只會增加不確定性。金廈大橋看似工程，實際上是一種訊號——北京還是走「先做再逼你接受」的老路，把基建當成政治工具的一部分。對台灣來說，我們不需要逢橋必反，但必須看清楚它背後的結構性意圖。金廈大橋不是純粹的民生建設，而是北京治理模式在兩岸的延伸。台灣更重要的是堅持一件事：任何涉及國安與跨境依賴的重大決定，都要透明、要程序正當、要由人民共同決定。

觀察近期的國際局勢，不難發現台灣與日本之間的互動已從過往的友好，逐步走向更具戰略意涵的合作。這是由多重客觀事實共同推動的結果。北京方面依舊延續一貫的敘事方式，動輒以「背叛民族」、「干涉內政」等標籤指責台日交流。問題是，在當前國際秩序已向「民主對威權」的結構重組時，中國仍試圖以陳舊的民族主義框架解讀區域關係，但中國無權對民主國家間的往來指手畫腳。台日關係升溫係基於共同價值台日關係不斷深化，最關鍵的因素有三：第一，人權、法治、民主程序等價值相近。在全球民主倒退、威權擴張的情況下，共享價值的國家自然產生更強的安全互賴。第二，共同面對區域安全風險。從東海到台海，軍事活動頻率升高，日本不可能對周邊情勢視而不見，台灣更是第一線承受者。雙方協調安全觀點，是情勢所逼，而非政治操作。第三，供應鏈安全成為全球焦點。半導體、關鍵科技、能源路線，都與台日密切相關。合作不是政治姿態，而是經濟安全的要求。台日深化交流是民主社會面對威權壓力時的正常反應，完全符合國際現實。中國的批判與國際社會的主流期待背道而馳台灣與日本交流屬於民主國家間的自主互動，合乎國際法，也符合普世價值。中國在外交上習慣以內部自行定義的政治框架，利用「民族情緒」作為對外論述核心，忽略世界各國在乎的區域穩定、國際規範與經濟安全。當中國試圖把台日交流描述為「內政問題」時，凸顯其將區域秩序視為可被操控的「勢力範圍」。印太和平需要合作，而非威脅當前印太局勢緊張，國與國間的合作是為避免任何國家可單方面以武力脅迫方式改變現狀。台日、美日、美台、甚至更廣泛的印太合作（如Quad、AUKUS等）都是基於同一原則：維持開放海域、尊重國際法、確保供應鏈與科技安全。干預他國自主，才是真正威脅台灣與日本基於共享價值與現實需求深化連結，是民主國家自主的選擇。這種交流是開放透明的，也符合國際規範。中國若繼續以負面語言批判，既無助自身國際形象，更無助區域和平。所謂的區域安全，完全建立在尊重、合作與規則之上，而非威懾、干預與壓迫。在這個越來越複雜的世界裡，民主國家的團結，是確保印太和平不可或缺的力量。

中國外長王毅近日在吉爾吉斯與該國外長發布聯合聲明，宣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再次錯誤引用聯合國2758號決議。台灣外交部強烈譴責這項悖離事實的主張，也對吉爾吉斯選擇順從中國威權表示遺憾。然而，問題並不僅止於一份聲明，而在於中國正透過全球多點操作，推動長期而有系統的敘事戰、法律戰與外交施壓。北京近年積極在各國雙邊文件中加入「一中」語句，目的不是爭取對方真正的政治認同，而是累積大量公開紀錄，塑造「國際社會都支持中國立場」的假象。透過不斷增加這類聲明的數量，中國試圖讓「台灣是中國內政」成為國際政治語境中的預設前提，而讓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事實反而被邊緣化。這種策略性堆疊紀錄的方式，是中國成本最低、但效果顯著的國際話語戰工具。至於吉爾吉斯選擇附和中國，也並不令人意外。中亞長期位於中國與俄羅斯勢力的交會區，外交空間有限，經貿與安全皆高度依賴兩大國。對這些國家而言，拒絕北京的壓力成本過高，因此在共同聲明中採取低風險、順勢的選項，是現實的結果。這也意味著，未來在中東、非洲、拉美等地區，類似的「附和式聲明」恐將持續出現，因為北京精準掌握這些地區的脆弱點。而聯合聲明中再度被引用的2758號決議，更是中國在國際法話術中最常使用的武器。該決議處理的是「中國代表權」問題，從未涉及台灣主權，也未授權北京代表台灣。中國卻長期刻意將其解釋為「聯合國承認台灣屬於中國」，並藉此阻擋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這種扭曲不僅傷害台灣，也削弱國際規則體系，讓法律逐漸被政治解釋取代。若國際社會對此未能警覺，未來國際法將更容易被大國操弄。面對這種逐步侵蝕台灣國際空間的策略，台灣不能只在事件後被動澄清，而必須主動投入國際敘事戰，包括持續反駁中國對2758的錯誤詮釋、強調台灣與中國互不隸屬的客觀事實，以及與民主國家合作揭露中國在全球散布的威權敘事。同時，台灣也必須在國際媒體與多邊平台上更積極發聲，讓世界理解中國做法所帶來的長期風險。中吉聯合聲明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國全球敘事布局的一部分。台灣所面對的，是一個威權政體試圖重新定義台灣地位、並透過累積式外交行為改寫國際認知的長程工程。保持警覺、強化話語能力、深化國際連結，是台灣在這場國際敘事競賽中維持自身位置的關鍵。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國會指出，「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意味著一旦台海爆發衝突，日本可能依據自身安全法制行使集體自衛權。中國隨即強烈抗議並要求日方收回言論，然而高市不僅不退讓，還明確表示此立場源自日本的國家安全需求。高市的反抗令北京惱怒，其原因顯而易見：高市公開戳破中共靠「威嚇與話術」維持的台海敘事。中共害怕的，不是國際支持台灣，而是支持者不再因恐嚇而退縮。多年來，北京習慣的套路是「先譴責、再施壓、逼退讓」，藉此營造自己仍能掌控國際議題的假象。然而這一次，日本首相不但沒有道歉，還再次強調日本有權把台海視為自身的安全問題，等於直接否定中共的立場——「台灣問題只能由中國決定」。高市拒絕收回言論，使北京試圖「把台海問題國內化」的敘事徹底破功。高市的言論清楚表達台海緊張的根源不是台灣，而是中共不斷升高軍事脅迫、片面改變現狀、試圖用法律戰壓縮周邊國家的安全空間。讓北京不安的，是越來越多國家開始拒絕配合它的威嚇劇本。中共越是動輒發怒、胡亂扣帽子、提高外宣火力，就越凸顯其焦慮，也越推動周邊國家加速彼此合作，以因應中國帶來的區域風險。高市早苗的堅持並非挑釁，而是示範：台海不是中共的內政，而是牽動全球安全的國際議題。而這句話正是北京恐懼的現實。

中國央視11月初播放一段長達七分鐘的紀錄片，指控台灣前立委沈伯洋「涉嫌分裂國家罪」，並宣稱公安機關已立案偵查、將啟動「全球通緝」。影片以所謂「法學專家」之名羅列沈的公開言論，卻全然避談台灣的民主體制與言論自由背景。此舉震驚各界，因為這不僅是對台灣個人發出的威脅，更是北京首次以跨境執法的姿態，試圖把「懲治台獨」推向全球舞台。沈伯洋本人隨即回應，譏諷這是一場「偽紀錄片鬧劇」，強調中國對台灣沒有任何司法權，並呼籲國人勿被恐嚇。2024年，中共頒布《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二十二條，授權公安、檢察與法院可對台灣人進行缺席審判、沒收財產，甚至延伸至境外追訴。這套法律外衣，實際上為政治鬥爭開了方便之門。中共把「台獨」定義模糊化，只要表達支持台灣主權、批評中國專制，皆可能被視為「分裂國家」，顯見此為北京系統性的政治操作。中國透過國際媒體與法律話術，包裝自身為「依法辦事」，營造「司法正當性」假象。官媒播出的紀錄片，刻意模糊兩岸主權事實，暗示中國有權對任何「中國人」行使法律追責。這種敘事，實質上是把法律當成統戰與威嚇工具，目的是壓縮台灣人的言論與國際空間，讓「說真話的人」在全球都感到不安。依據《國際刑警組織章程》第三條，凡涉及政治性案件皆不得通報。即便北京送交紅色通報，也會因違反規定而被駁回。這場「全球通緝」更多是心理戰，透過恐懼製造寒蟬效應，讓學者、媒體與公民在發言時自我審查；同時在國際上試探各國對「一中原則」的反應，藉輿論壓力逼迫台灣孤立。這與中共近年操作的「長臂管轄」策略如出一轍——從對香港民主人士發紅色通報，到跨國設立「海外警察站」，再到如今對台灣人揚言追捕，皆在測試國際社會的底線。若各國噤聲，北京便可逐步擴權，把內部的「國安法」變成輸出海外的威權工具。沈伯洋事件是中共對台灣施壓的新階段：從軍事威懾、經濟制裁，轉向法律與輿論戰的全面結合。它象徵中共企圖以「法律戰」取代坦克與飛彈，在國際語境中重塑「一中敘事」。然而，這場恐嚇的本質不在法律，而在權力。當一個政權能隨意定義「罪名」、跨境抓人，法律早已不再是正義的保障，而是專制的利刃。面對此局，台灣必須展現堅定的主權立場，同時與民主盟友協作，防堵中國濫用國際機制。政府應強化對公民的海外安全警示與法律支援，並持續揭露中國司法操弄的真相。國際社會也需認清，沈伯洋案不僅是兩岸問題，更是威權體制對全球法治秩序的挑戰。沈伯洋案例揭露出中共深層的野心：以恐懼統治思想，以法律掩飾霸權。筆者認為，自由不是罪，真理無需通緝。

中國外長王毅近日在吉爾吉斯與該國外長發布聯合聲明，宣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再次錯誤引用聯合國2758號決議。台灣外交部強烈譴責這項悖離事實的主張，也對吉爾吉斯順從中國威權表示遺憾。然而，真正值得警戒的，不是聲明本身，而是北京正持續透過全球布局推動敘事戰、法律戰與外交施壓，試圖形塑「國際已接受中國對台主張」的假象。北京在各式雙邊聲明中反覆加入「一中」語句，其用意並非使對方真正支持中國立場，而是累積大量公開文件，在國際資料庫中形成「中國主張的證據鏈」。透過這種堆疊式話語操作，北京企圖讓「台灣屬於中國」成為預設前提，使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客觀事實在國際輿論中被不斷稀釋，最終讓國際社會覺得「反駁中國」反而需要額外理由。吉爾吉斯此次附和中國，也反映中亞國家在地緣政治中的有限空間。中亞向來處在中國與俄羅斯勢力交疊的環境，經貿依賴高度集中，拒絕北京將帶來難以承受的風險。因此這類附和並非真正支持中國，而是迫於現實的外交選擇。也因此，未來在非洲、中東、拉美等地，類似的聲明只會更多，因為北京深知哪些國家最缺乏抗拒能力。更嚴重的是中國對2758號決議的刻意扭曲。該決議僅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從未涉及台灣主權，更未授權北京代表台灣。然而中國多年來不斷將其包裝為「聯合國承認台灣屬於中國」，藉此阻擋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這種操弄不只侵害台灣，也侵蝕國際法本身，使規則秩序逐漸被大國意志取代。一旦這樣的錯誤解釋被接受，國際法將更容易被任意改寫。面對這些挑戰，台灣不能只在事件後被動澄清，而必須更積極地投入國際敘事戰。包括持續向全球說明台灣與中國互不隸屬的事實、主動拆解北京對2758的錯誤論述、與民主國家合作揭露威權散播錯誤資訊的方式，以及在國際組織與媒體上放大台灣觀點。台灣不可能讓所有國家都替我們發聲，但可以讓更多國家理解中國敘事戰真正威脅的不是台灣，而是整個國際秩序。中吉聯合聲明只是一段更大策略的縮影。台灣面對的不是一次外交挑釁，而是一場試圖重新塑造台灣國際地位、操控全球政治敘事的長期工程。唯有強化自身話語力與國際連結，台灣才能在這場持久戰中確保被清楚看見，也讓真相不被威權敘事淹沒。

在近年的國際政治中，台海局勢已成為全球民主國家最關注的戰略焦點，而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則是其中最清晰、也最坦率指出問題本質的跨國政治力量。當各國政府仍以外交辭令維持模糊空間時，IPAC 早已明確界定「台海現狀」的核心精神：台灣必須能在沒有武力威脅、沒有政治脅迫、沒有法律操控的情況下，維持其自主治理與國際互動的權利。這樣的定義不僅拒絕北京長年試圖以政治話術綁架「現狀」概念，也重新讓國際社會看見台海和平的基礎其實是民主的選擇權，而非權力的強弱對比。IPAC 指出，台海現狀不僅包含台灣現行的民主制度與治理能力，也涵蓋其與其他國家往來、參與國際社會的自由。換言之，能不能自主管理邊界、能不能維持自由選舉、能不能與世界保持正常關係，這些都屬於現狀不可侵犯的一部分。正因如此，任何以威脅、封鎖或強迫方式企圖重塑台海政治結構的行為，都不是「兩岸問題」的延伸，而是對國際秩序的直接挑戰。IPAC 明確認為中共早已全面破壞現狀，而且是系統性的破壞。從軍事上頻繁派遣軍機、軍艦跨越海峽中線，到以大規模軍演製造恐嚇氣氛；從外交上持續封堵台灣的國際參與，到逼迫各國政府、企業在名稱與政策上屈從其政治敘事；從經濟上以突襲式禁運、進口限制作為施壓工具，到法律上以跨境通緝、列名制裁等方式進行長臂管轄；甚至在認知戰上，利用假訊息與資訊滲透影響台灣社會正常運作。若依照 IPAC 的標準衡量，北京已不僅是「挑戰現狀」，而是持續削弱、侵蝕，甚至試圖根本改寫現狀的行為主體。在這樣的局勢下，IPAC 不再只是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台海」，而是強調民主國家必須共同制定戰略，才能有效嚇阻威權主義的進一步擴張。這樣的共同戰略不應僅限於口頭支持，而應包含協調處理經濟脅迫、建立共享情資的安全機制、強化與台灣的制度性連結，以及明確拒絕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為。IPAC 的核心訊息非常直白：如果台海現狀被強制推翻，受損的不是台灣一地，而是國際民主陣營整體的戰略穩定。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台海不僅是一條海峽，更是全球供應鏈、印太安全與民主價值的交匯點。正因如此，IPAC 所提出的論述已經超越傳統的「挺台」或「關心台海」，而是重新框定了國際社會應如何理解這場衝突：它不是地緣爭議，而是制度與價值的分界線。北京的行動挑戰的不是台灣的存在，而是民主制度是否有權在威權壓力下繼續保持自主。台海現狀不是抽象詞彙，而是台灣的生活、國際秩序的穩定，以及民主社會得以持續運作的必要條件。IPAC 所提供的不是另一套外交口號，而是一個明確的政治提醒：唯有民主國家建立共同戰略，才能確保現狀得以維持，才能避免世界在被動與分歧中見證下一個重大危機的發生。在這條通往未來的路上，守護台海現狀，實際上就是守護全球民主的底線。

中國將主辦2026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國台辦隨即強調台灣「只能以中國台北名義與會」。這句看似例行的表述，實際上再次揭露中共以政治凌駕經濟的慣性，也暴露其壟斷國際話語、主導全球秩序的野心。APEC是以經濟合作為核心、以「經濟體」為單位的多邊平台，宗旨在於促進不同體制間的平等交流。然而中共卻將此合作機制化為政治戰場，從否決台灣領袖出席、矮化名稱，到干預代表層級，步步以「一中原則」為框架，意圖在國際場合強化對台主權敘事。這不只是打壓台灣，更是對多邊合作精神的侵蝕。北京藉主辦權重申政治立場，迫使其他會員國在禮儀與措辭上配合，使經濟論壇淪為地緣政治延伸。它追求的並非亞太繁榮，而是以主場優勢輸出「中國中心」秩序觀，藉經濟框架擴張政治影響，推進其由區域主導走向全球重塑的戰略。相較之下，台灣自1991年加入APEC以來，始終是積極且具貢獻的成員。無論在數位經濟、半導體供應鏈、能源轉型或女性創業等議題，皆展現高度專業與合作精神。我方的科技與制度能量早已是多國發展的重要夥伴。中共卻持續打壓台灣參與權，削弱整體體系的多元與創新，使APEC價值被政治意識形態吞噬。北京對台執念反映的並非主權焦慮，而是對民主制度的恐懼。它害怕台灣的成功讓世界看見另一種華人社會的可能，也擔心自由價值削弱其專制正當性。於是，中共不僅壓縮台灣空間，更企圖藉此擴張對國際秩序的掌控。中共宣稱推動「亞太命運共同體」，卻排斥台灣的正當參與。筆者認為，真正的合作建立在尊重與平等，而非壓制與排他。當北京試圖獨佔舞台，它所失去的將是亞太各國的信任與合作意願。台灣參與國際事務的基礎，不在他人允許，而在自身實力與價值。我們以民主制度、開放經濟與科技創新貢獻全球，早已是亞太合作不可或缺的一環。面對中共的壓制與扭曲，台灣更應以穩定與自信回應，證明自由社會同樣能創造繁榮與秩序。這場較量，不是名號之爭，而是價值之爭；真正能贏得世界尊敬的，是那個堅定走自己道路的國家。

面對中共持續升高的軍事壓力，台灣必須誠實面對一個現實：和平不是口號，而是要靠實力維持。國防部近期提出超過七千億元的軍購特別預算，引發社會熱議。這筆錢數字龐大，但其背後意義，正是確保台灣在危險環境中維持和平與自由的必要投資。陸、海、空三軍的採購項目各有重點。陸軍將購買 168 輛 M109A7 自走砲，以取代老舊火砲，提升地面反擊與防禦縱深；海軍規劃採購 216 架智慧型垂直起降無人機，有助於建立全海域感知與監控能力；空軍則增購 愛國者三型增程版（PAC-3 MSE） 與 NASAMS 防空系統，強化對中共導彈與無人機攻擊的防禦。投資不是為了挑釁，而是為了讓敵人清楚：任何進犯都將付出極高代價。當對方知道「打不贏、也不划算」，戰爭自然被嚇阻。這才是現代威懾的核心邏輯。此次特別預算中也納入國造 「強弓飛彈」 採購，象徵台灣防空科技逐步成熟。近年國防自主計畫不僅讓國軍獲得更適合本土環境的武器，也帶動國內航太、電子與材料等高端產業發展。透過自主研發與國際合作並行，台灣逐漸建立「能買、能造、能修」的防衛韌性。這不只是軍事強化，更是戰略自主的基礎。沒有自製能力，就無法真正掌握國家安全命脈。有人憂心軍購會刺激北京，但事實上，台灣的克制從未換來善意。共機擾台次數屢創新高，導彈部署愈趨常態化。問題不在於我們買不買武器，而在於對方從未停止威脅。真正的和平，靠的不是退讓，而是足夠的防禦實力。軍購的本質不是「準備打仗」，而是「確保不必打仗」。現代戰爭牽動整個社會，國防不再只是軍人的責任。無人機、資安防護、基礎設施保護，都是全民防衛的一環。唯有民眾理解軍購的必要性，國防改革與防衛建設才能落地。七千億元的軍購預算，表面上是開支，實質上是保險。它保障的不只是國家的邊界，更是每個台灣人過平凡生活的權利。投資國防，就是投資和平；當我們有能力自保，世界才會真正尊重台灣。支持軍購就是支持台灣在不穩定的國際環境中，有能力守住和平。

1995年世界社會發展峰會（WSSD）提出「以人為本」的理念，強調尊嚴、包容與人權，是國際社會對社會正義的共同承諾，然而，中共在此後卻將這套語言徹底扭曲，將「社會發展」變成政治正當化的包裝。在中共的語境裡，「發展」不再是公民權的延伸，而是服從權力的義務。「社會和諧」成為維穩的代名詞；「消除貧困」被政治化為政績宣傳；「包容性發展」則被改寫為「個人服從集體」。原本屬於人民的發展語言，如今成為政權強化控制的工具。在國際外交場域，中共更以「發展權高於人權」為名推動威權敘事，試圖以經濟成果掩蓋言論審查與自由受限的現實，並與部分開發中國家結盟，建立「威權發展聯盟」。這種語言操弄，使「社會發展」逐漸失去「人」的核心，僅剩「國家」的獨白。這套話術，也被運用於對台統戰之中。北京以「融合發展、共同繁榮」為名，推銷「兩岸一家親」，在國際上則藉「中國代表全中國」排除台灣公民參與。中共聲稱要「惠台」，實則是削弱台灣主體性的輿論戰。年輕倡議者林薇（Vivi Lin）是首位獲得英國人道主義獎的台灣人，其推動月經平權、創辦月經博物館，是社會創新與性別平權的象徵，然而當她以台灣身分參與國際場合時，卻遭中方要求更換國籍。這種以政治身份審查社會倡議者的作法，正是中共「以發展之名、行壓制之實」的縮影。真正的社會發展，從不是由政權定義，而是由公民實踐。當中共以「穩定」之名要求服從，林薇的堅持反而讓世界看見：發展若失去尊嚴，就只是統治的另一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