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齡者不該為上路而道歉，是制度讓他無路可走台灣高齡駕駛的交通安全問題愈演愈烈，而主管機關至今仍緊抱一套早已過時的「高齡換照制度」，卻不願正視其背後的結構性矛盾。每年65歲以上交通事故死傷人數不斷上升，行人死亡者更有七成是高齡者，這不該只是交通問題，而是一場國家在高齡照顧上的系統性失能。若不正視，台灣將走上日本式的悲劇軌道—頻繁出現高齡駕駛撞人、自撞，甚至奪走老伴性命的新聞。這種日益惡化的趨勢，不應再被輕描淡寫成「個案」或「不幸意外」。 我們必須先正面揭穿「高齡換照制度」的虛妄本質。目前的換照流程不過是一種形式認證，乍看是安全把關，實際上卻是在製造假安全感。一紙駕照的「通過」標誌，讓不少長者誤以為自身狀況無虞，進而更頻繁開車上路。當一個政策讓風險更易發生，而非更可控，這樣的政策就應該被檢討，而不是延續。 然而，更大的問題在於社會對「高齡交通風險」的無知與無感。當行人事故七成為長者，社會卻習於將之歸咎於「老人走路慢」、「不看路」等個人責任，而非反思我們的城市環境是否根本不適合他們生存。行人穿越時間不足、人行道破損、斑馬線設計不當、車輛違規橫行，這些才是真正讓長者難以安全行走的原因。 我們必須誠實面對一個核心現實：在超高齡社會中，交通問題其實就是高齡照顧問題。如果一位老人家沒有安全、便捷的大眾交通系統可依靠，他自然只能依賴摩托車或私家車維持日常移動。然而，當他開車是風險，不開車又寸步難行，這就是制度的兩難困境。政府若只是要求「老人別開車」，卻沒提供任何替代方案，不啻是讓他們在風險與孤立之間做選擇。 日本的經驗早已證明，單靠鼓勵高齡者自願繳回駕照，是難以發揮實質效果的。因為繳照後若沒有足夠配套，他們只會陷入行動受限的困境。但日本至少願意誠實面對這個問題，推動政策討論；台灣呢？我們的社會還沉迷在「世壯運」這類彰顯活力、否認老化現實的榮光敘事裡，卻對每天死傷在街頭的高齡者熟視無睹，甚至連一套像樣的高齡交通白皮書都沒有。 我們不禁要問，當高齡者的交通風險已成為社會主體的風險，當他們不是開車出事，就是走路出事，台灣的交通政策為何還停留在技術治理的階段？設幾個紅綠燈、裝幾支監視器、改個號誌秒數，就以為問題可以解決。這樣的治標思維，充其量只是給媒體交代一個「我們有做事」的說法，根本無法應對超高齡社會的真實風險。 根本的解法，應是翻轉政策邏輯：不再鼓勵高齡者換照，而是建立有尊嚴的「繳照支持制度」。例如，繳回駕照後提供免費捷運、公車卡，甚至發放交通點數作為生活補貼；在偏鄉推動社區接駁小巴；設立長者交通志工服務站等，真正讓高齡者有安全的替代選項。這才是政策該發揮的照顧功能，而非持續逼迫老人家做出風險選擇。 台灣的高齡人口結構不會逆轉，交通事故只會日益集中在這個族群。交通部、衛福部乃至整個行政團隊若再無視這個問題的政策本質，終將面對更大的社會代價。我們不該等到哪一天，一場高齡駕駛的重大事故震驚全台，才又倉促推動「修法」止血。現在正是該全面盤點高齡交通風險、重新制定行動策略的時候。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交通安全評估不能只看「A1」數據，A30才是正確方向交通部近日公布2025年1至2月全台交通事故統計資料，30日內死亡（A30）人數為469人，為近六年同期最低，尤以行人死亡62人，更創下自2008年以來的最低紀錄。這項進展不僅反映政府對道路安全政策的積極投入，也體現交通部自近年逐步轉向以A30為主體統計基準的正確政策方向。然而，值得關注的是，「A1死亡數據」（事故發生24小時內死亡人數）至今仍在部分警政機關與績效考核體系中佔據主導地位，甚至淪為交通執法成果的主要指標。此一狹隘的統計框架，不僅低估事故實際損害，更可能掩蓋制度性問題，使交通安全治理落入「即死數字管理」的陷阱。A1數據：統計便捷，卻忽視實質風險A1數據雖具即時性，便於行政通報與媒體報導，但其統計範圍僅限於24小時內死亡個案，無法反映事故後續可能導致死亡或重傷的實際情況。舉例而言，年長行人遭撞重傷，撐過兩日後仍不治，便不列入A1統計，儘管其死亡明顯與交通事故相關。這種統計思維，讓部分風險高但救治成功的場域被誤判為「安全」，而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則可能因送醫不及反而「數據難看」，導致資源錯置。當政府僅依A1評估交通風險，政策便無法觸及深層問題，例如交通設計缺陷、道路視距不足、行人空間不足等。A1無法呈現工程與教育成效交通安全是跨部門政策議題，工程與教育介入往往需中長期觀察，難以在24小時死亡率中立即顯現。許多教育措施如提升防禦駕駛觀念、促進禮讓行人等，成效通常呈現在事故發生率下降或傷害程度減輕，而非直接減少「即死」個案。若將A1作為教育與工程政策的成效指標，將導致評估失真。事實上，交通部近年推動行人地獄改善計畫與高齡交通安全倡議，正是基於A30數據對族群與場域風險的完整揭露，而非仰賴僅呈現「死在幾小時內」的表面數字。A30數據揭示深層風險，是政策更具前瞻的依據交通部此次公布的A30統計顯示，機車與高齡族群死亡人數占比近九成，顯示台灣交通事故仍高度集中於特定族群與交通工具；另如台東、南投、雲林等地的每十萬人口死亡率及行人死亡率皆高，反映出非都會地區在醫療、道路設計與交通設施等方面的長期不足。這些系統性風險，唯有透過A30這類涵蓋更完整事故生命週期的數據，才能被準確辨識與解決。事實上，A30已逐漸成為許多先進國家交通安全評估的標準，因其更能反映事故的實質影響與結構性風險，也有助於跨部門政策整合。建議：以A30為核心，建立多元風險治理體系筆者建議，政府在交通安全政策上應明確以A30為核心指標，並推動以下三項配套改革：全面建立A30主導的政策評估體系，避免單一A1數據誤導施政方向。強化傷害嚴重度指標（如AIS分級）與非致命事故資料庫建置，揭示重傷與後遺症帶來的隱性社會成本。導入行為性指標作為教育與宣導成效衡量依據，如禮讓行人率、戴安全帽率、闖紅燈比率等，建立更科學的評估機制。交通安全，不應只是冷冰冰的數字競賽我們不能讓「是否死在24小時內」這一道人為的時間界線，決定一場事故的政策價值與社會重視度。真正的交通安全應聚焦於風險辨識、資源分配與制度改善，而非僅僅圍繞即死數據起舞。交通部近年推動以A30為基礎的統計體系，正是邁向科學治理、以人為本的正確方向。期待未來在跨部門協調下，台灣能建立一個真正以風險治理為核心的交通安全政策架構，邁向「零死亡願景」。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649人缺額背後的真相：刑警為何紛紛出走？近日媒體報導，截至2025年3月底，警政署統計全國偵查佐編制預算缺額已高達649人，缺額率達13.89%。這項數據並非單純的人力問題，而是顯示出刑警體制內部長年積壓的制度性病灶。基層刑警長期人力吃緊，疲於奔命，面對日益沉重的行政與專案負荷，早已無力承接其原本應該肩負的核心職責：追查真相、維護治安。令人憂心的是，造成這一人力流失與士氣低迷的核心原因，並非單一的待遇問題，而是整體制度設計使人看不到未來。在這樣的結構下，即便再多資源挹注，亦難以撼動警政系統正逐步陷入的功能耗損。公文壓力與破案無感：專業刑警的被動式退場近十年來，刑警職務吸引力急遽下降，主要原因可歸納為兩項：一是行政文書負擔沉重，二是破案成就感消失。隨著監視科技的普及與社會期待的升高，警方已無法輕易「吃案」，報案件件皆須受理，導致日常業務量激增。刑警面對如排山倒海般的公文，耗費大量時間處理文書，真正投入偵查與辦案的時間被大幅壓縮，專業能力無從發揮。同時，在專案績效制度的引導下，警方破大案、查真相的誘因也逐漸消失。辦案節奏往往須配合上級所要求的「專案期間」時程，即使案件已有重大進展，基層也常被迫提前結案，以求符合指標需求。在此情境下，刑警從昔日追求正義的英雄形象，轉變為執行「政策任務」的「KPI承擔者」，其熱情與成就感在日復一日的壓力下逐步凋零。 績效體制的代價：程序正義的崩潰邊緣當專案績效成為唯一的衡量標準，基層執法人員為達成指標，逐漸出現「變形執法」甚至違法取證的情形。為了提高查緝數據，一些案件發展出「先抓人、後找證據」的逆向程序邏輯，這不僅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更傷害整體司法體系的正當性。這種現象絕非孤例，而是一種在制度壓力下的結構性扭曲。在一個重視外顯數據勝過程序正義的體系中，錯誤誘因將不斷累積，最終危及的是社會整體對法治的信任基礎。人民或許尚未全面意識到這場制度危機的規模，但在基層警界與司法體系內部，無人不知這是場早已失控的荒謬劇。 正如一位資深檢察官早在多年就曾一語道破：「每當專案執行告一段落，行政首長便高調頒獎、總統隨即表態支持，警方手中的數據立刻被包裝為政績亮點。」這種迎合民意與媒體節奏的「速食式治安滿意度」，讓真正需要被討論的制度性病灶始終無法浮出水面。面對當前刑警制度所面臨的全方位困境，唯一可行之道，是從根本重構專案績效評比機制，導入「品質導向、精緻偵查」的長期治安政策思維。唯有如此，才能回歸刑警職責的專業本質，讓偵查工作重新獲得社會的信任與尊重。倘若改革繼續延宕，今日所謂的「破案數據」，終將成為明日司法失能的預言。而我們引以為傲的法治社會，也可能在「數據政績」幻覺中悄然崩壞!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要行車順暢與用路安全，讓AI治理交通吧！在數位治理大趨勢下，交通系統成為智慧城市建設的試金石。對現代都市而言，交通不僅是移動工具的運行，更關係到市民生活的節奏、經濟的活力與公共安全的穩定。隨著城市結構日趨複雜，交通治理也從傳統的道路擴建與號誌設計，轉向以科技導引流暢、以數據守護安全的雙軸策略。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的導入，正為交通號誌與執法機制帶來深刻變革，並成為邁向智慧城市的必要條件。傳統號誌採固定秒數與時段設定，難以因應即時車流變化。在高峰時段、學區或工業園區周邊，過去依賴人工調度的方式已不敷使用。智慧號誌結合即時感測、AI演算與大數據分析，可即時掌握車流狀況並動態調整紅綠燈時程，不僅減少等待時間，提升幹道續進率，更能因地制宜照顧行人與弱勢用路者，真正實現人本交通的政策理想。交通的順暢之外，安全更是治理核心。傳統執法手段仰賴警力部署與人工判斷，效率有限且難以全面覆蓋。AI精準執法技術的發展，讓交通管理從被動應對轉為主動辨識與即時舉發。結合影像辨識、車牌識別與違規行為分析，AI能快速偵測闖紅燈、違規停車等行為，提升執法一致性與透明度，進而強化違規嚇阻力。更進一步地，AI系統所累積的大量交通違規與行為資料，也能轉化為政策規劃依據。透過分析違規熱點、風險時段與重複違規行為，交通主管機關可據以進行設計調整或調度資源，讓執法與管理更有依據、更具策略性。當智慧號誌與AI執法系統整合成網，便形成一套具預測能力與回應效率的交通治理機制。在壅塞發生前預先引導車流、在危險發生時即時介入，進一步降低事故率，提升整體交通韌性。這不只是技術運用，更是一種從「反應管理」走向「預測治理」的智慧躍升。當然，科技的落實仍需法制與社會接受度的支持。AI執法需有明確法律基礎與隱私保障，智慧號誌的技術規格亦應統一，確保全國一致性與可擴展性。此外，透過開放資料與公民參與機制，加強市民對智慧交通的理解與信任，更是政策成功推動的重要因素。交通治理的終極目標，從來不是讓車跑得更快，而是讓城市更有秩序、讓用路人行得安心。智慧號誌與AI執法不只是冷冰冰的設備，更是讓城市開始「聰明地」照顧每一位用路人的象徵。當我們以資料為基礎、以安全為前提、以人為核心思考交通政策，智慧城市便不再只是理想，而是一步步實現中的現實!真正的智慧城市，從讓人行得安心、車跑得順暢開始。現在，就是啟動未來的時刻!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2023年國內爆發「台版N號房」事件，以潘姓男子為首的6人，陳、劉、張、蘇、李，透過社群媒體進行違法行為，誘拐86名未成年少女拍攝照片，再上傳Telegram不法營利達800多萬元，甚至自詡「台蘿教主」。然而，當這些罪行被攤在陽光下，社會對正義的渴望似乎並未得到充分的回應，從台中地方法院本月（25）日判主嫌陳姓男子12年有期徒刑、劉姓男子10年有期徒刑，其餘共犯分別判處1年5個月至8年6個月不等刑期看來，與社會期待感落差甚大!    在現今數位化的世界中，兒童與少年性剝削的問題尤其嚴重，其犯罪模式多樣而複雜，且常常超出傳統的地理和法律邊界。這種犯罪的嚴重性不僅在於實際的性侵行為，更在於隨後的數位內容散布，這使得受害者的傷害持續且難以完全恢復。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兒童與少年的性剝削內容在網路上的流通，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更是一個深刻的社會與經濟問題。這些影像和影片被當作商品在暗網和某些論壇上買賣，這背後反映了一個潛在的市場需求，而這種需求正是推動這些犯罪持續發生的主要原因。    對於如何根本防治這類犯罪，我們可以從犯罪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分析供給面和需求面的動態。供給面主要是那些製作並散布兒童與少年性剝削影像的犯罪者，包括個人製作者及論壇經營者。需求面則是購買或索求這些非法影像的消費者。在這個框架下，有效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應當同時對供需兩端施壓，以期達到根本的犯罪預防目標。加強法律制裁與國際合作針對供給端，台灣和其他國家應該考慮參考歐美國家的做法，大幅提高對兒童與少年性剝削犯罪的法律刑度。此外，鑑於這類犯罪常跨國進行，強化國際間的警察合作、資訊共享和合作行動是必要的步驟。這包括不限於加強對加害者和網站經營者的追蹤和檢控，以及對犯罪收益的沒收和追回。抑制市場需求對於需求端的治理，台灣可以通過教育、公共宣導及加強網絡監控來抑制市場需求。這包括提高大眾對於這類犯罪的認知和嚴重性的理解，以及對購買或觀看兒童與少年性剝削影像的行為進行更嚴格的法律制裁。此外，通過技術手段強化對網絡交易和金流的監控，可以有效打擊這類影像的買賣行為。提升科技偵查執法能力針對第一線的執法人員，增強他們對於科技工具的使用能力是至關重要的。這包括對於現有技術的培訓，如數據挖掘、網絡追踪技術等，以便更有效地識別和追蹤犯罪行為及其行為者。如民間展翅協會等組織已在這方面做出了努力，但需要更多資源和支持，以及與國際專家的持續合作。最後，對於處理兒童與少年性剝削犯罪，除了法律和偵查技術手段外，還需要一個全社會的支持系統，包括心理健康支持、法律援助和教育資源等，以幫助受害者恢復和重建其生活。只有通過一個多元化的方法，結合法律、科技偵查技術、教育和社會民間支持，才能確保兒少性剝削犯罪產業徹底遠離我們!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知名藝人譚艾珍驚傳被詐騙，鄰近日本的老人被詐騙問題同樣也日益嚴重，詐騙行為已不分國界且特別針對老年人群。在這種背景下，政府的防詐宣導活動是否真正達到了預期的保護作用？從政府大力推動的各種防詐宣導活動看來，似乎是一場充滿氣勢的展示，仿佛掌握了所有防止詐騙的策略。一旦深入檢視這些宣導活動的實質內容和效果，便會發現它們更像是一場自我慶祝的「盲點秀」。這場宣導盛宴最終忽略了真正需要幫助的特定老人族群，讓他們在詐騙的風險中變成無助的觀眾，甚至成為詐騙集團眼中最無防禦的「肥羊」。 宣導資源集中，同溫層裡自嗨   政府大力依靠里長組織進行宣導活動，似乎只相信這一模式就能打通「基層脈絡」。然而，這種做法更像是在同溫層裡畫地自限，宣導的訊息頂多在既有的社會聯繫中打轉，無法滲透至社會邊緣族群。那些缺乏社會資源支持的老人、語言不通的新住民，或是行動不便的獨居長者，根本無緣參與這場「盛大宣導」！    試問，防詐騙宣導的對象是否僅僅是那些在社區活動中積極參與的老人？難道那些身陷詐騙風險更高的孤立老人，就註定只能靠命運自求多福？我們是否該反思，這樣的資源分配究竟是在保護老人，還是在加劇社會的不公平？ 淺嘗輒止，宣導成了走過場   從大街小巷掛滿的防詐海報，到偶爾舉辦的社區講座，政府的防詐宣導似乎熱鬧非凡。然而，這種「蜻蜓點水」的宣導模式，看似努力，其實淪為形式主義的標本。講座開完、傳單散發後，老人們記住的或許只是茶點的甜美，而非防詐的關鍵。   真正的防詐教育應該深入到老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持續不斷地建立防詐意識。然而，現實卻是，宣導僅僅止步於表面，甚至無法與詐騙集團日新月異的手法抗衡。政府的宣導策略，真的以為老人的注意力和記憶力可以比肩年輕人嗎？這樣的政策設計，難道不是對老人群體的深刻誤解？ 宣導成效靠「數字表象」堆積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政府對宣導工作的成效評估，竟然只看次數和場次。只要場次達標，次數達標，似乎成果就「達成」。但這種對數字的迷信，是否已經完全忽略了成果的實質？宣導過後，老人們是否真的提升了防詐能力？詐騙案件是否因此減少？這些關鍵問題似乎從未被重視。    更諷刺的是，這種數字導向的宣導方式甚至可能催生另一種「內部詐騙」：為了完成場次目標，草草湊成活動，甚至對受害者後續的需求不聞不問。最終，真正需要保護的老人們依然在詐騙的風險中孤軍奮戰。    防詐的本質不在於數字績效，有效的防詐宣導不應僅依賴警察的單一部門工作，而應該是一項跨部門的合作任務。政府應當捨棄機關本位主義，更應結合民政、社政、衛政、教育等多個部門，發揮整合效能，共同建構針對老人族群數位安全素養和防詐宣導體系。在詐騙手段越發精進的今天，政府若繼續僅限於數字和場次的外表，無異於將老人群體推向被詐騙風險深淵。畢竟，防詐的本質不在於數字，別讓老人族群成為最後的孤島!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台北市市長蔣萬安宣布將這一年定名為「交通安全年」，目的是透過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來提升市民的行車安全，並致力於降低交通事故的發生率。這項政策原本應是保障市民生命安全的重要措施，但最近媒體揭露的萬華分局事件卻讓這政策的執行效果及其背後的公信力受到了嚴重的質疑。該分局在處理一起機車自撞死亡事故時涉嫌將死因從交通事故更改為“心肌梗塞”，顯然是為了人為降低死亡事故的統計數據，從而在表面上維持「交通安全年」的政策成效。   在台灣，警政署目前採用的A1類事故統計標準，僅包括那些造成當場或在24小時內死亡的交通事故。這種統計方式主要關注事故發生後立即的死亡情況，可能導致對事故嚴重性的低估。例如，某些重傷患者可能在24小時後死亡，但這些案例卻不會被納入A1類的死亡事故數據中。相較之下，交通部及許多歐美等先進國家採用的A30類統計包括所有在事故發生後30天內因傷勢導致死亡的案例。這種統計方法能夠更全面地反映交通事故的後續影響，提供一個更為全面的視角來評估事故對個人及其家庭的長期影響。   這兩種統計標準的差異對政策制定者和公眾的理解具有深遠的影響。A1類的狹窄定義可能導致交通安全狀況被過於樂觀地評估，忽視交通工程及交通教育兩重要面向，使得政策制定者在評估交通安全措施的效果時，所依據的數據可能不夠全面。這種情況可能導致整體交通安全政策未能充分解決那些在24小時後死亡但同樣需要關注的交通事故受害者的需求。而A30類統計標準則能提供更廣泛的數據支持，使政策制定更加貼近實際情況，有助於制定出更有效的交通安全策略。這不僅有助於提升公共安全，也能更真實地反映交通事故對社會的影響。    然而，在「交通安全年」這一重要政策推動下，萬華區的警方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尤其是在事故頻發的背景下。由於績效評估往往與事故數據直接掛鉤，僅負責交通執法的單位在壓力之下可能會採取不正當的手段來「美化」統計數據。這是整個公共行政系統在政治和行政壓力面前的一大弱點。   曾經有位審判長評論道：「警察除了不會生小孩，什麼都生的出來。」這句話揭示了當前績效評估體系可能導致的問題本質，即過度依賴數據表現的評估體系可能激勵不當行為，進而破壞政策的客觀性與有效性。   只有當政策制定和執行基於真實而全面的數據時，「交通安全年」的目標才能真正實現，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避免將重要的公共政策變成一場表面的數據遊戲。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民眾發生交通事故時，員警所製作交通事故初步判斷資料，長期以來成為產險公司理賠和法院判決的依據，導致警察超出職權範圍承擔不必要的責任，甚至頻遭誤解和批評。警察的本職是保障公共安全、處理交通秩序和事故蒐證，並非法律上的肇事責任判定者。然而，實務上，警方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簡稱初判表）常被作為事故責任的「默認證據」，產險業者以此進行理賠判斷，法院也時常參考此表。這不僅給警方增加了行政負擔，還可能衍生出偏見和爭議，影響公信力。警察本應處於客觀中立的紀錄位置，肇事責任應該回歸法制，由專業機構或法院依法判定。    員警製作的初判表，本意是為了方便民眾處理輕微車禍、加速理賠流程而設，原意是便民措施，從來不具法律效力。在現行法律規定下警察並無判定事故責任的法定權力，其責任僅止於現場勘察、蒐證和紀錄。然而，保險公司在理賠中卻將初判表視為重要依據，往往以其內容為理賠主張的核心依據，甚至直接作為事故責任的判斷標準。法院在裁決時亦偶爾引用初判表作參考，這種誤用不僅模糊了警方的角色定位，也導致初判表的適法性屢遭學者、民眾質疑，並使警察不當承擔肇事責任的評價和壓力。   初判表不具法律效力，但當保險公司依賴其進行理賠時，實際上已經間接影響了賠償談判的公平性。許多初判表上「應注意而未注意」等模糊措辭，使保險公司有了「合理」的減賠依據，尤其當保險公司據此壓低賠償金額，往往對受害方不利，影響到合理賠償的原則。而當事故受害者對理賠結果不滿、進一步提告時，初判表內容若與專業事故鑑定結果出現差異，甚至會損害警方形象，讓人質疑其公正性和專業度。這些問題無不源於初判表的角色錯位，迫切需要回歸法制，以維護警察本應擁有的中立性。   警方的初判表方便了保險公司，使其無需額外的現場勘查和獨立調查，便能根據警方記錄判定責任、節省理賠成本。然而，這種便利的背後卻是警方的負擔。在僅涉及財損的A3類事故中，保險公司本應派員進行現場取證，但多數情況下是依賴警方出具的初判表，甚至不再做進一步的責任判定，間接減少了保險公司在調查事故方面的成本，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保險業務的進行，但也讓警察成為了「代價而估」的角色!  「初判表」原本是為了便民而設，但其實務使用已超出了法律所賦予的範疇，甚至讓警方變成「公親變事主」的尷尬角色。警察的本職應是秉公執行法律、紀錄事故現場，而非作為責任歸屬的裁決者或保險理賠的依據提供方。當初判表被產險公司視為「理賠標準」甚至談判工具時，警方無形中成為事故爭議的焦點，一旦判斷與專業鑑定或法院結果不一致，便承受不公正處理的指責，不僅損害警察的公信力，甚至更成為公權力「圖利保險業者」的不良觀感!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劉姓所長因攔查可疑車輛遭毒駕者拖行撞擊施工護欄而不幸殉職，成為警界的又一起悲劇。更令人訝異的是，警方隨後在嫌犯友人的住處查獲了毒品安非他命及俗稱「喪屍毒品」的依托咪酯（Etomidate）電子煙油，又再次顯示電子煙在台灣已成為吸食毒品的重要工具，並進一步助長了新興毒品氾濫的問題。現在電子煙已不僅僅是健康問題，還是一個關乎公共安全的重大隱患。       今年以來，社會新聞版面不斷報導有關「喪屍煙彈」的事件，這種含有麻醉藥物依托咪酯的電子煙油，本為醫療手術中的麻醉用藥，卻被不法分子非法製成電子煙，供人吸食後引發精神和行為的嚴重異常，導致使用者如同「喪屍」般失控。電子煙逐漸成為吸食此類毒品的工具之一，且其氾濫現象愈演愈烈。       電子煙之所以能迅速蔓延，部分原因在於其便於攜帶、使用隱蔽，且添加物質難以檢測。不僅年輕人對這類裝有毒品的電子煙油極感興趣，不法分子也樂於利用電子煙作為毒品運輸和銷售的載體。這種「喪屍煙彈」不僅讓毒品進一步滲透年輕人群，還讓執法機關在打擊毒品犯罪時面臨更大挑戰。       雖然依托咪酯已被列為三級毒品，但電子煙的氾濫反映出台灣在執法上的薄弱環節。電子煙油在國內始終是非法產品，然而，實際上政府對其取締力度明顯不足。許多民眾質疑，為何電子煙油的非法使用問題如此普遍，卻未見嚴格執法？這種執法的真空讓非法電子煙油得以在年輕人中廣泛流傳，且持續成為毒品犯罪的溫床。       電子煙（油）的使用者主要集中在年輕族群，他們極易受到市場宣傳和同儕壓力的影響，將使用電子煙誤認為一種時尚、酷炫的行為方式，從而忽視了其中潛在的健康風險。這種產品不僅傷害身體，還對年輕人造成更深層的危害—電子煙（油）逐漸成為毒品使用的掩護工具。電子煙內含的某些成分，如尼古丁和毒品，會使年輕人逐漸上癮，讓他們不知不覺間陷入毒品的泥沼。       電子煙的存在不僅助長了毒品的流通，還加劇了年輕一代對新興毒品的接觸風險。市場上的電子煙常常被包裝成無害或替代傳統香煙的「健康產品」，但實際上，這些產品對於青少年的吸引力和成癮性讓其成為了毒品擴散的重要媒介。年輕人對電子煙的依賴不僅危害了他們的身心健康，還讓他們成為販毒集團的潛在目標，進一步陷入犯罪鏈條中。      電子煙問題不應只依賴某一部門孤軍奮戰，這是一個跨部門的複雜挑戰，亟需各方協力合作。尤其是在教育、衛生、司法等領域，必須建立更緊密且具體的協作機制，才能真正遏制這場危機的蔓延。教育機構的角色至關重要，他們應當肩負起引導年輕人認識電子煙與毒品危害的責任，並強調這些行為所帶來的健康與法律風險。唯有讓年輕一代充分了解電子煙背後的潛藏危險，才能避免他們誤入歧途，從而打破這個惡性循環。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台灣的道路交通安全問題，特別是行人安全，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2023年，根據道安資訊查詢網的資料，台灣在道路事故中喪生的人數達到3,023人，較往年有增無減。這一數字背後，不僅是統計數據，更是數千條人命的逝去。然而，台灣社會似乎漸漸將交通事故視為一種「使用道路的生命成本」，這種現象令人擔憂。行人安全尤其受到關注，國際媒體CNN曾將台灣形容為「行人地獄」，日本觀光指南甚至專門設計了「台灣行人安全注意事項」來提醒旅客。       為擺脫「行人地獄」惡名，中央政府去年及今年補助各地設多功能科技執法設備345處，明年1月將全數啟用完畢。警政署表示，前年設置地點的交通事故下降，顯見科技執法有效促使駕駛人養成良好駕駛習慣，確保行人安全。       另依據警政署統計，中央政府前年補助各地方政府設置路口多功能科技執法設備265處，設置地點今年1至6月交通事故4770件，其中死亡7件、受傷2740件，較去年同期交通事故減少1161件（-19.57%），其中死亡減少1件（-12.5%）、受傷減少804件（-22.68%）。       要有效解決交通安全問題，也必須從改善道路基礎建設開始。應該針對危險路口進行具體的改造，例如設置專用紅綠燈，避免行人與車輛同時前進，並增加照明設備以改善駕駛視野。這些措施雖然能夠在短期內改善部分問題，但長期來看，道路安全的根本問題需要更全面、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執法強度的提升同樣是關鍵。多數交通死亡事故的主因來自於用路人違規行為，因此增加違規成本、強化執法力度是重要手段之一。現代科技的進步提供了執法新工具，例如利用科技執法裝置來檢測違規行為，可以有效減少事故的發生。針對這類措施，社會輿論應該避免將其解讀為「政府搶錢」，而是要從保障公共安全的角度來看待。       媒體的報導方式在公共政策推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媒體不僅是訊息的傳播者，更是輿論風向的塑造者。過往媒體喜歡將交通罰款和科技執法裝置視為「政府向民眾搶錢」的工具，並通過報導罰款數據來吸引點閱率，這種報導方式容易引起民眾對政府的反感，甚至扭曲政策的初衷。然而，政府推動交通安全措施的核心目標，是保護所有用路人的生命與安全，而非為了增加罰款收入。若媒體能正確理解並傳達這一理念，社會輿論便能從過去的負面解讀轉向更具支持性和理解的角度。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則是政治人物應該站在捍衛公共安全的高度，交通安全涉及到的是全體用路人的生命權益，因此任何以「搶錢」為由反對加強執法的言論，都是對交通專業的不尊重，甚至是對民眾生命權益的忽視。政治人物必須秉持專業，勇於站出來為交通安全政策辯護，而不是屈從於民粹壓力或迎合部分媒體的偏頗報導。唯有在政治領袖的堅定支持下，交通安全改革才能在社會中獲得應有的重視與推進。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高雄市

       全台有超過二十萬輛大客車、大貨車，每年均造成近萬件死傷事故。除了用路人的安全意識之外，台灣的道路設計，對大型車行駛並不友善，尤其機車跟大型車爭道，在轉彎處一不小心就可能因為內輪差釀成嚴重車禍。人、車、路三方面都讓大型車成為道路上的不定時炸彈。光是在2022年，大型車造成的9332起事故不僅奪走了390條人命，更有超過一萬一千人遭受傷害，這些數字背後的每一個案例都是一段悲劇，都有家庭因此支離破碎。這不僅是一個數字問題，而是一個深刻觸及人心的社會問題。        當我們反覆告誡民眾“遠離大型車”，實際上是在暗示，現有的道路安全措施無法有效保護他們。這種做法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可能使人們錯覺認為避開大型車就能確保安全，從而忽視了更根本的安全漏洞和制度缺陷。        大型車因其結構限制導致的視野死角問題，一直是交通事故的罪魁禍首。從技術層面上看，雖然政府已開始推動裝設輔助攝影系統來解決這一問題，但這種做法的普及率和效果仍然遠遠不足，顯示出對於這一安全隱患的應對策略需要更有力的推動和完善。       再者，台灣的道路設計往往未能充分考慮大型車的操作需求，這種疏忽在無數次事故中反復證明其危害性。像是轉彎半徑過小、交通標線設置不當等問題，這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政策失誤。交通工程專家黃文鑑理事長所強調的，從工程設計入手進行根本性改革的建議，應當被視為一項急迫的公共安全工程任務，以減少無辜生命的損失。        大型車駕駛的專業培訓和公眾安全教育同樣重要。我們不能僅依賴於技術進步來保障安全，而必須從人的因素著手，加強司機的危機意識和操作技能。違規行為的嚴格處罰也不應被忽視，這是對生命安全負責任的表現。公眾意識的提升同樣刻不容緩，我們需要讓每一個台灣民眾都意識到大型車潛在的危險，並學會如何保護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對於大型車路徑的盤點和優化，以及加強路面標誌、改善路燈照明、增設安全隔離設施等措施，不僅是技術問題的解決方案，更是政府對社會責任的一種承諾。這不只是道路工程的問題，而是涉及每一位用路人生命安全的重大議題。面對台灣大型車引起的嚴重交通事故，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具有前瞻性、多元化且系統化的解決策略，透過技術升級、基礎設施改進、專業教育和法規執行的同步推進，以真正減少這些“馬路上的不定時炸彈”帶來的威脅，確保所有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AI 2.0現在不只是產業顯學，也攸關城市競爭力與未來發展，目前六都均加緊腳步在AI及大型語言模型（LLM）及相關應用，並運用於市政建設，提升服務效率。高雄市政府日前宣布將成立專責一級機關，將現有的資訊中心改制為資訊處，顯示了高雄市在數位轉型上的決心，目的在通過數位科技提升市政效能，推動城市競爭力的提升。        資訊中心改制為資訊處後，將增加員額和預算，這將大力推動高雄的數位轉型，並使「算力」成為市政助力，促進數位科技在市政中的應用與革新。然而，在這個轉型過程中，除了技術的進步和管理效能的提升外，更應將建構全體市民的數位安全素養教育列為重要任務之一。隨著AI 2.0時代的來臨，數位安全問題日益凸顯，市民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數位風險，包括網路詐騙、個資隱私洩露以及資訊不對稱所帶來的資訊壁壘衍生相關威脅。因此，提升市民的數位安全素養已成為保障城市數位治理成功的重要基礎。        建構市民的數位安全素養教育，不僅是為了保護市民的個人數據和隱私，還能在防治電信詐騙產業的肆虐上發揮重要作用。當市民具備更強的數位安全意識和辨識能力時，他們將更能有效識別和防範各類電信詐騙手法，從而減少受騙的風險，進而守護市民的財產安全。這不僅有助於保護個人的財務利益，也將從根本上削弱詐騙集團的市場需求，促進社會的整體安全。        將數位安全素養教育納入市府的整體數位治理戰略，不僅是為了保護市民的個人數據和隱私，也是為了確保數位轉型能夠順利推進。在這個過程中，市府可以考慮與教育部門合作，制定針對不同年齡層的數位安全教育計畫，並通過學校、社區和公共媒體等多種渠道進行廣泛宣導。這些措施將有助於培養市民的數位風險識別能力，並提高他們在面對數位時代挑戰時的應對能力。         另外還可以考慮將數位安全素養教育與智慧城市建設中的其他數位應用相結合。例如，在推動市政數位服務的同時，加入數位安全提示和培訓，確保市民在享受智慧城市便利的同時，也能有效防範潛在的數位風險。        在推動智慧城市與數位治理的過程中，應將建構全體市民的數位安全素養教育列為重要任務之一。這不僅有助於提升市民的自我保護意識，防治電信詐騙，守護市民財產安全，也將為城市的數位轉型奠定更堅實的社會基礎。智慧AI雖然能為市民帶來便利，但也有可能成為詐騙犯罪的平台和工具，正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因此，唯有通過全面的數位安全教育，才能確保數位科技真正成為市政革新的助力，推動高雄市邁向更智慧、更安全的未來。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面對詐騙猖獗，行政院日前表示，這不是台灣特有問題，而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重大威脅，剛結束的立院會期已三讀通過打詐新4法，宣示政府對詐欺零容忍態度，將全面向詐騙宣戰，但也暴露了一個深層次的問題，除了戰術層次的打詐專法，我們的教育體系在培養公民應對數位時代風險方面似乎顯得力不從心。當我們審視目前的教育體系，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教育是否真正準備好了學生面對全新數位時代的挑戰？        目前政府仍以傳統犯罪宣導模式，就詐欺犯罪手法態樣藉既有各式平台管道宣導，近年為增加宣導效果，動員網紅等知名人物參與宣導活動，在防治詐欺犯罪工作上確實也讓民眾看見政府所展現的努力，但在「宣導詐欺犯罪工作」現實成效上仍有其盲點，宣導對象之廣度及深度力道是否足夠?被宣導對象是否均同一族群?宣導資內容訊能否確實內化成防詐意識並成為抵擋詐騙能力?        面對這一挑戰，政府除了戰術層次的打詐專法，更需要從戰略層面格局著手，對現行課綱必須增加國民教育元素，將數位安全素養和防詐意識教育納入其中。首先，教育應涵蓋如何識別和應對網絡詐騙，包括對網絡安全基本知識的教育，例如，在語文課程中，可以通過分析詐騙案例來提高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在社會科學課程中，則可以探討數位詐騙對社會的影響。其次，我們需要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使他們能夠質疑並辨別潛在網絡詐騙的威脅。此外，相關師資培訓也至關重要。教師應接受專門的培訓，以便更好地傳授數位安全知識。       數位安全素養教育不僅是學校的責任，也應該成為社會和文化的一部分。學習認識可能的數位風險、隱私的觀念、保護自己、資安與數位禮儀等負責任地使用習慣，家庭、社區和媒體都應扮演積極角色，提高公眾對於數位安全素養的認識。此外，我們也需要對台灣社會的數位安全素養進行反思，建立一種更加警覺和負責任的態度來應對新科技網絡詐騙(AI、Deepfake)。這種全面性的教育培養防詐意識認知策略，能內化成為個人認知數位安全及辨別詐騙的能力，除保護自己不受詐騙的侵害，更能防止誤入犯罪組織致觸法網。       從犯罪經濟學理論中，詐欺犯罪產業就是是供給生產鏈，被害人則可視為需求端，就防治電信詐欺產業戰略層面而言，從被害需求端來強化作為，詐欺產業鏈自然無利可圖不打自滅，正是「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沒人做！」。將數位安全素養和防詐意識納入教育課綱已是政府刻不容緩當務之急，不僅是為了保護學生，同時也是為了培養他們成為能夠在數位時代中安全、負責任和有效地行動的公民。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今年台灣新聞版面上看到不少使用「喪屍煙彈」致釀成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含有麻醉藥物依托咪酯（Etomidate）的電子煙油，原本為醫療手術麻醉用藥，卻被不法分子製成電子煙供人吸食，並因其對精神和行為的強烈影響而被稱為“喪屍毒品”。令人遺憾的是，這種藥物目前在台灣並未列管為毒品，施用者僅能依《藥事法》處以罰金，這一法律漏洞導致喪屍煙彈在年輕族群中迅速蔓延，成為社會安全中不定時炸彈。        喪屍煙彈的蔓延對公共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施用者會出現行為脫序、精神抽離的現象，例如無法控制身體、異常顫抖等，導致他們在公共場合表現出極端和危險的行為。最近一次引發社會關注重大公安事故，新北市三重警分局員警因毒駕者撞擊身亡，便是一個鮮明的悲劇案例。此外，喪屍煙彈的施用者在吸食後無法正常思考和行動，對周圍人員的安全構成巨大威脅。例如，基隆劉姓男子在吸食喪屍煙彈後駕車自撞橋墩，車輛起火燃燒，這樣的事件頻繁發生，已讓社會公共安全面臨巨大挑戰。        另外在青少年群體中，喪屍煙彈廣受青睞，其原因在於這種電子煙具有誘人的果汁味，使得初次嘗試者容易忽視其潛在危害，青少年尚在身心發展的關鍵階段，長期使用喪屍煙彈將對他們的腦部發育和心理健康產生不可逆的損害。青少年一旦染上毒癮，極易陷入販毒集團的圈套，成為犯罪活動的助推者和受害者。喪屍煙彈的流行，更極大地助長了相關暴力犯罪。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對新奇事物的追求，大肆宣傳和販賣這種電子煙。這不僅使得毒品、暴力犯罪更加猖獗，影響人民對社會治安觀感，也增加了社會治理的難度。        喪屍煙彈的氾濫不僅威脅公共安全，還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成本。醫療成本因此增加，因吸食喪屍煙彈導致的健康問題需要大量醫療資源來處理，對台灣的醫療體系造成沉重負擔。與此同時，司法成本也在上升，由喪屍煙彈衍生的犯罪活動需要大量警力和司法資源來應對。此外，喪屍煙彈的氾濫使得社會治安狀況惡化，民眾的安全感下降，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經濟損失也不容小覷，由於喪屍煙彈導致的交通事故和其他公共安全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巨大，包括人身損害賠償和財產損失等。        在正式列管為三級毒品之前，公務部門需要採取多方面的措施來防止其進一步氾濫，加快法律修訂進程，將依托咪酯列為三級毒品，是當務之急。這將提高對施用者的法律懲處力度，並增加對販賣此類毒品的刑事處罰，從根源上遏制其流通。另應通過學校、社區等多種渠道，加強對喪屍煙彈危害的宣傳教育，提高年輕人對此類毒品的認識和抵制能力。藉由社群媒體、發布宣傳影片等方式，向廣大民眾介紹喪屍煙彈的嚴重危害，讓更多人了解其對健康和社會的威脅。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台灣對於颱風假的處理常常帶來一系列的爭議與政治壓力，特別是對於地方政府首長來說，這不僅是一項公共安全的考量，同時也是政治敏感度的考驗。每次台灣面對颱風襲來時的放假與否，無疑是一個引起熱烈討論的社會議題。        颱風路徑和強度的快速變化對於準確預測和及時作出決策帶來了挑戰。颱風的不可預測性使得放假決策常常像是一場賭博，如同過去賴總統在台南市長的經歷所示，他因為在颱風應對上的決策而一度被稱為「賴神」，但後來的決策也引來批評，被稱為「賴半天」。這突顯出颱風假的決策不僅影響市民的安全和生活，也可能成為政治人物聲望的轉折點。         面對這樣的挑戰，台灣可能需要重新考慮颱風假的決策機制，尋求一個更科學、更客觀的評估方法。理想的方案可能包括加強氣象預測技術的投入，提高預測的準確性和及時性，並建立一套全面的風險評估機制，包括考慮到地區差異、經濟影響以及社會心理因素。        高雄市在颱風凱米侵台期間面臨嚴重的淹水情況，許多地區報告災情。面對持續的降雨和未退的積水，高雄市長陳其邁的決策顯示了一種突破傳統思維，真正考慮到民眾實際需求的政策方向。在決定是否繼續實施颱風假的問題上，陳市長表明，重點是考慮已經持續的降雨和積淹水所造成災害，而非僅僅是對颱風未來可能發生的危害影響。        這種以「苦民所苦」為出發點的政策，反映出地方政府對於災害應對的深入思考和人文關懷。通常颱風假的考量可能侷限於颱風的風力和直接影響，但高雄市此次的應對方式顯示，更全面的考量，如後續的豪雨及其引發的淹水，也是決策的重要部分。這種做法不僅是對市民安全的保障，也是對市民日常生活影響的最小化。        此次高雄市政府的決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典範示例，跳脫以往地方首長颱風假決策思考模式，表明在面對自然災害時，地方政府需要做出靈活且實際的反應，以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條件。這不僅增強了民眾對政府應對災害能力的信任，也顯示了政府在危機時刻願意站在市民一邊，優先考慮他們的安全和福祉。這樣的政策取向，對於提升市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至關重要，同時也為其他地方政府在災害管理上提供了參考和借鑑。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美國前總統川普上周六賓州造勢活動時遭遇槍擊事件，這一事件無疑對已經充滿不確定性的美國總統大選帶來了更多動盪與變數。此次事件不僅對川普個人的形象和選情造成直接影響，也對美國國內政治氛圍、國際關係以及與其他國家的互動策略產生深遠的後果。對台灣而言，這一事件及其衍生的國際政治動態對其外交和安全策略具有重要意義。        川普遇刺事件無疑為美國國內政治帶來了深刻的震動，尤其是在美國當前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已經十分嚴重的背景下。此事件不僅可能增加川普的政治資本，引發所謂的“受害者紅利”，同時也可能進一步激化已經尖銳的共和、民主兩黨政治對立，從而影響到整個美國的政治穩定和未來政策方向。        從心理和情感的角度來看，此次攻擊事件很可能增強川普在某些選民中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已經對他抱有強烈忠誠感的支持者。這種事件通常會引發情感上的共鳴，使得支持者更加堅定他們的選擇，甚至可能吸引那些原本對川普持觀望態度的選民。在情感的驅動下，這種共鳴可能會轉化為選票，從而對選舉結果產生重要影響。        這種極端事件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在政治極化尤其嚴重的今天，這類事件可能會使得政治對話進一步縮小，對立雙方的隔閡加深。這不僅影響社會的整體和諧，也可能對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造成障礙，因為在高度對立的環境中，達成廣泛的政治共識將變得極為困難。        以外政策面向來看，這種國內政治的波動也可能對美國的國際形象和外交行動產生影響。尤其在選舉年，候選人可能會利用國內的政治事件來塑造或強化自己的外交政策立場，這可能導致對某些國家或地區的政策變得更加強硬或不可預測。這對全球戰略格局，特別是對於與美國有密切關係的國家，都可能帶來顯著的影響。        在美國總統選舉的不確定性下，台灣也正處於一個必須精明選擇外交和安全策略的關鍵點。如果川普再次當選，他那種非意識形態、實用主義的外交風格可能會讓兩岸關係保持一種脆弱的和平，因為他看待國際關係更像是商場交易而非堅持原則的抗爭。川普的政策可能會因為重商主義而減少對台灣的直接外交或軍事支持，轉而強調經濟和貿易方面的利益。        川普遇刺事件不僅是美國政治一次重大的震動，也對國際政治局勢造成了重要影響。對台灣而言，這是一個必須重新評估其國際戰略並加強國內外政策協調的關鍵時刻，對台灣來說，不論是哪位候選人勝出，最關鍵的是保持台灣人民的福祉和安全。這意味著台灣需要在保持與美國的緊密關係的同時，也要開拓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並減少對單一大國的依賴，畢竟川普現在得到的受害者紅利，對台灣未來是好是壞，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新青安貸款上路以來，頻頻出現人頭戶、轉租等亂象，破壞政府協助青年購屋美意。房事問題一直是政府和年輕族群關注的焦點，由於新青安政策的實施，房市再次出現急速上漲的現象。儘管該政策目的在協助首購族購房，但其副作用卻引發了市場上的炒作和價格飆升，使其成為社會和媒體的爭議焦點。        我們必須了解新青安政策的基本架構和目的。這項政策主要提供較高的房貸額度和較長的寬限期，以及利率補貼，以幫助年輕人解決購屋的首付問題。理論上，這應該有助於增加市場供應，減輕年輕家庭的經濟負擔。然而，實際上，由於市場對這些措施的反應過於熱烈，導致了房價的快速上漲和市場的過度投機。        從市場反應來看，新青安政策似乎成為了加速房價上漲的催化劑。新青安帶進一批以自住為主的首購族，也讓伺機而動的投資客積極搶進，才帶動房價快速上漲。清華安富房價指數顯示，4月全國房價指數達到199.07，與去年10月相比，近半年就上漲了6.6%。這一波快速上漲的房價不僅加重了首購族的負擔，也讓許多財經專家質疑政策的效率和目的。        對於造成房市炒作的原因，可以從多個角度來分析。首先，新青安政策提供的優惠條件吸引了大量投資客和炒家的關注，這些市場參與者利用政策的寬容條件進行短期投機，推高了房價。此外，建商推出的低首付方案進一步降低了購房門檻，加劇了市場的投機行為。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一個過熱的房市環境，政府的監管措施顯然未能及時跟上市場的變化。       低首付方案的出現是一個具有雙刃劍性質的現象。這種方案通常由財力雄厚的大型建商提供，低首付方案大幅降低了購房的門檻。購買預售屋需要準備高達20%的首期款項。這個要求對於許多首次購房者來說是一個重大的經濟負擔，尤其是在房價持續上漲的市場環境中。當建商提供只需自備6%首付的選項時，首購族不僅更容易進入市場，而且還能夠利用較少的初始資金投資於房地產市場。        然而，這種低首付方案的推出也為高槓桿投資提供了機會。投資者可以利用較低的自備款進行房地產投資，期望在房屋交屋前房價上漲，從而賺取差價。這種投機行為不僅增加了市場的泡沫風險，還可能在未來導致房價的過度膨脹和突然崩盤。低首付方案還可能導致市場的不公平競爭。能夠提供這種條件的通常是大型建商，他們的財力和市場影響力使得他們能夠吸引大量的買家。這對於中小型建商來說則是一個挑戰，從而逐漸失去市場份額或被迫退出市場。        解決房市過熱的問題，需要政府採取更為靈活和有力的措施。首先，內政部應該加強對房市炒作的監管，利用去年甫修訂平均地權條例的力量打擊不正當的市場行為。例如，可以增加對房產交易的透明度，嚴格審查購房資格，特別是針對法人和投資者的購房行為，以及對於違規的重罰，以遏制炒作行為。        另外在金融監管機構也應該有相關應對措施，嚴格控制銀行對房地產的貸款，特別是對於投機性購房的貸款。例如，可以限制銀行對於高風險房地產投資的貸款比例，或者提高這類貸款的利率，以抑制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        政府應該考慮進一步改革房地產稅制，如提高持有空置不動產的稅負，以及對炒房行為的額外稅收，這不僅能夠減少炒作行為，也能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從長遠來看，加強房地產市場的整體規劃和發展。這包括增加合理的住宅供應，特別是中低價位的社會住宅，以滿足真正的居住需求而非投機需求。通過這些綜合措施，台灣的房市才能達到健康穩定的發展，使所有民眾尤其是年輕人能夠負擔得起自己的家。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隨著疫情緩解，全球旅行限制的解除，台灣迎來了旅遊復甦的新機遇。然而，隨之而來的並非僅有經濟利益的增加，也伴隨著一系列社會治安與公共衛生問題的挑戰。據移民署統計顯示，外國遊客逾期滯台人數在國門重開後大增，截至今年四月增至四萬四千人，較二○二一年疫情時暴增一點二倍。免簽短期入境或逾期滯台女子，許多成為所謂「樓鳳」，其中不乏被迫或自願涉入性產業的女性。       另據監察院日前公布外籍學生賣淫的調查報告，引述內政部統計指出，從二○一七年至二○二二年間，共查獲十三名外籍學生從事性交易，其中以越南籍學生居多，達十一人，另有印尼一人與其他國籍一人。除了上述人數，還有許多可能從事性工作的「黑數」未被統計。內政部統計數據顯示，在同一時期，有一百零四名外籍學生行蹤不明，四千零九十三人逾期居留；其中以越南籍人數最多，兩項合計達一千九百四十三人。        更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免簽證或條件式免簽的入境女性，實際上是被跨國賣淫集團招募來台從事性交易。據性產業人士透露，這些賣淫集團招募來自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及印尼的性工作者，並安排她們入住公寓或大樓內的套房接客，每天更換電子密碼等手法以躲避主管機關查緝。        台灣應對這一問題的方式需從兩大面向思考對策：加強國內外的法律執行與國際合作，並關注於保護和恢復這些弱勢群體的基本人權。首先，政府必須加強與東南亞各國政府的緊密合作，於出發國即開始嚴格篩查疑似從事性產業的旅客或學生。此外，對於有不良紀錄的外籍人士，應列為不受歡迎對象，並對其實施更嚴格的入境限制。        國內部分，政府相關主管機關需加大執法力度，打擊人口販賣和非法性產業。此外，政府應強化教育、外交、內政等部會與檢警、移民署及海關的系統連線，即時交流不法資訊，以增加嚇阻效果。一旦某國公民在台逾期停居、失聯或從事非法行為的情況超過一定數量，我方應立即暫停該國公民的入境簽證。       另外由於涉及性產業的問題可能衍生相關毒品、詐欺及幫派衝突等犯罪問題，這對社會治安造成重大隱憂。從事地下性工作的人員也可能對公共衛生造成潛在風險，特別是來自高愛滋病感染率國家的性工作者，對台灣公共衛生安全及人民健康可能構成嚴重威脅。      「我們更不能允許台灣這麼發達進步的社會，變成東南亞人口販運集團的對接單位」，尊重和保障人權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價值。台灣作為一個自豪於其人權、民主與自由的社會，應當確保不允許任何形式的性剝削存在!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近期媒體披露校園詐騙事件頻繁發生，尤其在大專院校中顯得尤為嚴重。根據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自2020年至2022年間，遭受詐騙的案件數從199件暴增至517件，影響的人次也從241人增至592人。這樣驚人的增長速度，凸顯了校園詐騙犯罪問題的嚴重性，以及提升數位安全素養及防詐騙意識的迫切性。        以最近的一例事件中，一些大學生收到了假冒校方發送的簡訊，聲稱學生若有二分之一的學分不及格將被退學，並引導學生點擊一個網址參加「轉學考」。幸好，這些學生警覺性高，沒有隨意點擊該連結，並及時向學校報告。進一步調查發現，這些簡訊是詐騙者發出的釣魚訊息，目的在於騙取個人資料或金錢。        這種詐騙手法的普遍性和高發性，使得大學生成為詐騙者的主要目標之一。詐騙者利用學生對學業成績的關注和網路技術的不熟悉，設計各種誘騙手段。例如，使用看似正規的教育機構網域名稱，但網址使用非安全的http協議，這是學生在日常網絡使用中可能忽視的細節。除了該例釣魚簡訊外，還有其他多種詐騙模式在校園中出現，包括無卡分期詐騙、交易詐騙和點數詐騙等。這些詐騙不僅對學生的經濟狀況造成直接損失，更可能對其心理健康造成長期影響。        數位時代的快速發展帶來了無數便利，同時也伴隨著新型態的風險和挑戰，尤其是在網絡安全和個人資料保護方面。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升網路使用安全意識也是數位安全素養教育的基石，將數位安全素養和防詐意識納入教育體系學程課綱中，對菁菁學子更顯得尤為重要。        當前，網路攻擊和詐騙行為日益增多，學生作為網路活躍用戶，若無法識別潛在的網威脅，如病毒、釣魚攻擊及其他形式的網絡欺詐，則可能面臨嚴重的個人和財務損失。教育機關應當通過各學程課程設計，提供相關知識與技能的教育，使學生能夠識別和防範這些威脅，並在遇到網路安全問題時知道如何應對。        通常年輕的大學生普遍缺乏社會經驗和具備金融知識，他們平日人際溝通上很流暢運用操作各類資訊平台，但在現實世界日常生活與人溝通交流仍有缺乏資訊辨識能力，對金融交易流程、法律常識等方面基礎認知亦有匱乏不足，使他們成為了詐騙犯罪分子的理想首要目標。        隨著技術的進步，詐騙手法也在不斷演進。在學校教育系統就應該向學生明確介紹這些詐騙手段的運作機制，例如，如何識別假冒的電子郵件、詐騙網站及社交工程等技巧。這不僅有助於學生保護自己不受欺詐，也有助於他們保護家人和朋友，減少詐騙案件的發生。        培養數位安全意識對於現代社會中的每一位公民都是必要的。數位安全意識的培養包括教育學生如何負責任地使用科技和社群網絡，尊重線上他人的權利和隱私，以及如何識別和避免網絡霸凌等不當行為。這些技能對於建設一個健康、互相尊重的網絡環境至關重要。        此外，強化批判思維對於辨識網絡上的不實資訊也極為重要。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學生必須學會如何從大量資訊中篩選和評估信息的真實性，這能夠幫助他們避免受到虛假新聞和各類犯罪被害的誤導。        將數位安全素養和防詐意識納入至教育課綱是應對當代數位挑戰的一項基本而迫切的需求。通過這樣的教育措施，不僅能夠保護青鳥們免受網路威脅，還能培養他們成為負責任的數位公民，進而促進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這需要教育機關及相關部門的共同努力和持續的支持，才能讓未來的棟樑在這個不斷變化的數位世界中保持安全和競爭力。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隨著人工智慧（AI）技術的迅猛發展和應用普及，全球的用電需求不斷上升。AI數據中心和其他相關設施因其運算需求巨大而消耗大量電力，這促使能源產業尋求更可靠、更綠色的電力供應來源。在這樣的背景下，核電作為一種能量密度高且碳排放低的能源選項，正逐漸被重新評估和接受。         Bill Gates，作為微軟的創辦人之一，他對核電技術持續表現出強烈的興趣和投資意願。他投資的TerraPower公司正在美國推進先進的核反應技術開發，該公司的技術使用液態鈉作為冷卻劑，與傳統的水冷反應爐相比，可以提供更高的能效和安全性。在最近接受CBS新聞台的專訪中，Gates強調了無論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如何，美國政府都將繼續支持核電的發展。這表明核電不僅在技術上在進步，在政策支持上也有相對的穩定性。        Bill Gates的觀點反映了一個更廣泛的認識：在追求綠色能源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背景下，核能提供了一種重要的解決方案。隨著新一代核電技術的進步，如小型模塊化核反應爐（SMR）等，核電的安全性和經濟性正在不斷提高，使其成為滿足未來電力需求增長的可行選項之一。       這一趨勢不僅在美國，也在全球範圍內逐步被認可。核電的重新評價和投資，特別是在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的當下，顯示了其在未來能源結構中的潛在重要性。這一點凸顯出核能政策在美國國內具有跨黨派的支持基礎。民主黨和共和黨雖在許多問題上意見分歧，但在推動核能作為清潔能源的發展上卻顯示出罕見的一致性。民主黨看重核能在減少碳排放中的作用，而共和黨則更加關注核能在增強國家能源安全上的重要性。這種兩黨支持保證了核能政策的持續性與穩定性，也使得相關的工業投資和技術創新得以推進。        Gates的言論及其公司TerraPower的動作，反映出核能在當前及未來全球能源策略中的重要性。核能不僅是應對氣候變遷的重要工具，更是國家能源安全和技術創新的關鍵領域。對於像台灣這樣正處於能源轉型關鍵期的國家來說，美國的經驗及Gates的見解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思考角度。       台灣的能源政策正處於關鍵時刻，尤其是在非核家園政策與迅速增長的能源需求之間尋求平衡。近期大陸國務院中止對台灣部分產品的關稅減免，以及核三廠1號機計劃除役的消息，凸顯了能源供應的不確定性和經濟依賴的風險。此外，AI產業的快速發展預計將導致巨大的電力需求增加，這進一步加劇了對穩定能源供應的迫切需求。這些因素都應被納入對非核家園政策的再評估中。        以經濟發展的視角來看，AI和高科技產業對電力的需求特別高。這些產業是台灣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對電力供應的可靠性有著嚴格要求。在這種背景下，完全依賴可再生能源可能會對產業發展造成限制，特別是在技術和基礎設施尚未完全適應大規模生產可再生能源的當下。       台灣的能源政策需要靈活調整，以適應快速變化的全球能源趨勢和國內外政策環境。政府應該考慮在短至中期內保留部分核能設施，作為確保能源供應穩定性和支持經濟發展的一部分。長遠來看，進一步的技術創新和國際合作將是關鍵，這將幫助台灣在確保環境可持續性的同時，逐步實現能源轉型和經濟多元化。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