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昱睿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台北市長選戰近日陷入「毒品」攻防。沈伯洋十二年前的文章被重新翻出，其中「提供吸毒者毒品與乾淨的針頭」等文字，成為質疑其毒品政策的依據。這些文字當然可以檢驗，也值得沈伯洋說明；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文字離開原來的脈絡後，如何一步步變成另一個政治命題。沈伯洋的舊文確實有容易引發爭議之處，他今天如何解釋，也應接受檢驗。但「文章當年主張什麼」、「這項主張在公共政策上究竟指什麼」，以及「候選人今天是否仍主張相同政策」，其實是三個不同的問題。台灣的毒品防制本來就不只有查緝。預防、戒治與減害同時存在，清潔針具與替代治療也是現行公共衛生政策的一部分。因此，「毒品」、「減害」、「替代治療」與「毒品除罪化」不能因為同時出現在一場選舉攻防裡，就被當成同義詞。真正值得追問的，是中間那段經常被省略的推論：從「提供吸毒者毒品」，如何推導成「社區供毒」？再如何推導成「毒品除罪化」？最後又如何推導成候選人今天的城市政策？每往前一步，都需要新的證據，而不能只靠語氣愈來愈強烈來完成。這正是政治語言值得警覺之處。當「毒品」成為整場討論的核心詞彙，讀者很容易先完成道德判斷，再回頭理解政策內容。原本應該討論的是：提供什麼、給誰、在什麼條件下提供、目的為何、效果如何；最後卻可能被壓縮成一句「你是不是支持毒品」。政治人物應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媒體與評論者也應為自己如何解讀那些話負責。可以質疑，可以追問，也可以不同意，但不能把不同命題揉成一團，再要求社會接受揉合後的結論。選舉需要尖銳的問題，卻不需要粗糙的語言。當「毒品」最後只剩一種說法，我們失去的恐怕不只是一次政策辯論，而是理解公共政策本來可以有多複雜的能力。

 今年的日本愛知・名古屋亞運棒球賽事近日出現一個看似細小、其實很值得台灣社會思考的場面：有台灣球迷拿著印有「Taiwan」字樣的毛巾替球隊加油，卻遭現場工作人員制止，理由是涉及政治性主張。日本媒體這幾天進一步檢視公開規章，也開始追問，相關規定究竟是否明確涵蓋「Taiwan」這個英文單字。更值得注意的是，場館入口日前也曾張貼禁止攜入中華民國國旗與旭日旗的告示。亞運主辦方其後針對將旭日旗列為禁帶對象公開致歉，表示是現場人員的錯誤認知；但同一張告示中的中華民國國旗，主辦方並沒有作出相同說明。告示目前已撤下，但疑問並沒有因此消失。體育當然可以拒絕政黨宣傳，也應該盡量避免讓競技場成為政治動員的場所。但國際體育賽事有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參賽隊伍本身就帶著名稱、旗幟、代表資格與國際政治的歷史而來。當台灣以「Chinese Taipei」參賽時，「Taiwan」這個名稱為什麼會被視為政治訊息，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問題。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台灣球迷能不能喊「Team Taiwan」，也不是誰應該在場邊爭輸贏，而是國際體育賽事究竟應該用什麼一致、透明的標準處理政治敏感議題。如果一條印有「Taiwan」的應援毛巾，可以因為這個英文單字就被認定為政治主張，那麼所謂「體育與政治無關」就必須重新檢驗。因為政治並不是球員踏進球場之後才突然出現，而是早已存在於隊名、旗幟、席位與規則之中。體育可以拒絕政黨政治，卻很難拒絕國際政治。台灣真正需要的，不只是為了一條毛巾爭一口氣，而是要求國際賽事在涉及台灣時，拿出清楚、公開、前後一致的規則。只有規則透明，所謂「體育中立」才不會變成由現場人員臨時決定什麼可以說、什麼不能說的另一種政治。有一句話，筆者真的非常想說，就是日本的官僚體系，分明就是在「忖度」中國(也就是看中國臉色），即便沒有辦法直接提出證據，但這就是不少台灣人的想法。至於這次亞運辦得怎麼樣？那真的就更有爭議了。

 日本籍YouTuber堀井裕日前在高雄六合夜市拍片，嫌棄食物、吐掉小吃，並說出「討厭夜市」、「討厭台灣」等話，引發爭議。他之後刪除影片並回應風波，表示自己只是誠實評論食物，也不打算道歉。有人因此認為他不尊重台灣，但如果把問題只停留在「外國人怎麼可以這樣講台灣」，反而失去了更值得討論的問題。一個人在台灣，當然可以不喜歡台灣。他可以覺得夜市不好吃，可以批評台灣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公開表示自己討厭某些台灣文化。只要沒有涉及違法，這些言論即使刺耳，也應該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民主社會不能因為一個外國人的意見不好聽，就要求他必須喜歡我們。但言論自由從來不等於免除法律責任。公開報導指出，堀井裕過去以公司經理人身分取得工作許可，卻被查獲在伴手禮店從事顧店、提供試吃、販售商品及收銀等工作，遭台北市勞動主管機關依《就業服務法》裁罰三萬元。近期又有媒體報導相關工作情形，是否再次違規，仍應由主管機關依事證認定。這兩件事其實沒有衝突。可以討厭台灣，是言論自由；依法取得工作許可、依許可內容工作，則是法律責任。前者不能成為後者的豁免理由，後者也不應反過來成為限制前者言論自由的藉口。這也是台灣面對外國人來台時應該守住的原則。我們不需要要求外國旅客、移居者或創作者愛台灣，更不需要因為對方批評台灣，就把個人行為上升成國籍對立。真正成熟的社會，是允許不同意見存在，同時也讓所有人在同一套法律規則下生活。台灣希望成為一個讓世界看見的民主社會，就不能只要求別人喜歡台灣，也不能因為對方不喜歡台灣，就降低我們自己對法治的標準。可以討厭台灣，但只要生活、工作、經商在台灣，就不能討厭台灣的規則。

當全台政治目光都在看台北的下一步，台中市民更該問的，是另一個問題：盧秀燕這一站，走完了嗎？首批兩架F-16V十月二日抵台。前一天，盧秀燕談到台灣對美軍購交貨問題，要求政府盤點尚未到位的武器與期程。國防當然重要，地方首長也可以關心中央政策；但她既然曾承諾卸任前會把大部分時間與心力放在市政，這項承諾自然也應接受檢驗：台中還有哪些事情沒有完成？九月十六日，盧秀燕表示，卸任前會全力以赴到最後一秒，這是對市民的承諾。既然如此，最後這段任期更值得把焦點拉回市政本身。中火減煤、拆煤，是她任內重要政策之一。十月一日，中火一、二號燃煤機組正式除役並啟動拆除，這確實是一項任期成果。但一項重大政策完成，不代表市政就能提前交卷。接下來還有多少既定政策需要收尾、多少公共建設需要追蹤、多少市民每天面對的問題仍待改善，都值得在任期最後階段交代清楚。道路、人行環境、交通與公共建設，看似沒有中央政治議題醒目，卻是台中市民每天真正接觸的城市治理。這些工作未必天天登上全國新聞，卻直接決定市民每天走得是否安全、生活是否便利，也最能看出一個城市的治理是否真正落實。市長可以關心中央，也可以參與政治活動；但中央政策有中央的權責，地方首長對城市治理的責任，也不能因政治焦點轉移而被淡化。十月一日，盧秀燕與黃國昌同台直播；十月四日，她又安排要出席江啟臣競選總部成立大會，預計與韓國瑜、侯友宜同台。這些都是政治人物可以參與的活動，但在下一站之前，她仍有一個身分沒有卸下：台中市長。全國可以繼續關注台北的政治布局，盧秀燕也可以思考自己的下一步；但台中的問題不會因為全國目光轉向別處，就自動完成。政治生涯可以提前布局，城市治理卻不能提前交卷。任期最後階段，市民更有理由要求政策進度清楚交代。哪些工作已完成、哪些仍在推動，都應該讓市民看得見，而不是讓下一步的政治話題蓋過市政最後一哩路。

本年度在日本愛知・名古屋亞運已結束，住宿、接駁與場館管理的問題已接連浮現：選手住宿分散於飯店、臨時木屋與郵輪，部分代表團反映房間安排混亂、接駁車遲到甚至送錯場館；韓國隊更因住宿問題把男子籃球隊改住飯店。連台灣球迷拿「Taiwan」毛巾替球隊加油，也曾被工作人員以涉及政治性表述為由制止。日本媒體甚至開始追問：日本是否還有能力辦好大型國際活動？若只把這些事情看成工作人員失誤，反而小看了這場亞運暴露的問題。真正值得問的是：一個曾經以大型國際活動展現組織能力的國家，過去那套動員資源、整合城市與社會的方式，是否正在改變？這次沒有興建傳統選手村，改以飯店、臨時住宿與郵輪安置參賽人員，背後有避免賽後留下閒置設施的成本考量。這個思路本身未必錯，問題在於，當「不留下白象」成為重要前提，原本應由主辦方吸收的組織風險，是否反而轉移到選手、代表團與現場工作人員身上？如果一場國際賽事必須靠第一線人員不斷臨機應變才能運作，再精省的預算，也可能付出另一種成本。更值得注意的，是場館裡的空席。主辦方截至九月二十八日宣布售票突破一百萬張，但媒體同時觀察到部分賽事出現大片空位，九月二十五日三萬人容量的瑞穗公園競技場，重要田徑項目進行時也只坐進約四分之一。這當然不能推論「日本人不想看亞運」(但有報導指出面對這場比賽，日本人態度冷漠），但至少說明：票券銷售、實際進場與社會熱度，並不是同一件事。而這或許才是愛知・名古屋亞運最值得台灣注意的地方。大型國際活動的成功，從來不只是把賽事辦完。它還必須回答：這場盛會與誰有關？公共資源投入後，城市居民得到的是什麼？主辦城市是否真的參與其中，而不是只在賽事期間提供場地、交通與住宿？日本曾經把大型活動視為展現國家能力與城市形象的重要舞台；但人口結構、地方財政與生活型態都在變化，社會對大型活動的期待也不可能永遠相同。今天真正需要重新檢驗的，或許不是日本「還能不能辦」，而是過去那種「只要辦得起來，就能形成全民共感」的想像，是否已不再理所當然。這也是台灣不能只看熱鬧的地方。未來無論是國際賽事或大型活動，我們真正該問的，不只是能不能拿到主辦權、場館蓋不蓋得起來，而是辦完之後，這座城市與生活在其中的人，究竟留下了什麼。一場盛會真正的主角，不應只是賽事本身，也不只是主辦單位，而是那座城市，以及願意把它當成自己事情的人。

「來，這杯喝掉。」、「今天難得，不能不喝。」、「不喝就是不給面子。」。這些話，台灣人應該都不陌生。飯局上的勸酒，有時是熱情，有時是交際，但再往前一步，就可能變成壓力。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與蒙古總理奧其拉爾共進工作晚餐，乾杯時把酒杯舉過頭頂，引起日本網路對「失禮」與「下品」的討論。日本外務省確實建議，正式餐會乾杯時應將酒杯拿到眼睛高度，看著對方舉杯。不過，比起爭論高市的酒杯究竟舉得對不對，筆者更在意另一個台灣人熟悉的問題：為什麼一個人說「我不喝」，有時這麼難被接受？日本現在有一個詞叫「酒精騷擾」，指的是利用上下關係強迫飲酒、強迫一口乾、無視對方體質或意願勸酒，以及醉酒後的暴力、性騷擾等行為。這提醒我們，喝酒從來不只是個人選擇，也可能是權力關係的問題。老闆叫部屬喝，長輩叫晚輩喝，客戶叫業務喝，朋友起鬨叫朋友喝，同樣一句「來一杯」，背後的壓力卻完全不同。對方究竟是自願拿起酒杯，還是因為不好意思拒絕？我們常把勸酒理解成熱情，把拒酒理解成掃興。但如果一段關係必須靠對方喝下某種東西才能證明，那麼真正需要重新檢視的，恐怕不是對方的酒量，而是這段關係裡誰有決定權。外交場合也是如此。正式場合當然有正式規矩，但禮儀的目的並不只是要求每個人的動作完全一致，而是讓不同文化的人知道如何避免誤解，也讓彼此知道哪些界線不能任意跨過。所以，高市這次究竟把酒杯舉高多少，未必是最值得台灣人爭論的問題。我們更值得問的是：下一次飯局裡，當身旁的人說「我不喝」，我們能不能真的把酒杯放下？真正難做到的禮貌，從來不是勸別人喝下那一杯，而是接受別人有權不喝。

九月二十四日，川普在白宮宴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黃仁勳、蘇姿丰、馬斯克等科技企業領袖也受邀出席，其中黃仁勳、蘇姿丰、馬斯克與蘋果董事長庫克更坐在主桌。這個畫面很值得台灣人想一想：在這場國宴裡，他們首先是美國重要企業領袖；但在台灣新聞與社群語言中，黃仁勳、蘇姿丰卻常被快速稱為「台灣之光」。這不是說他們與台灣沒有關係。黃仁勳出生台灣，幼年赴美；蘇姿丰出生台南，幼年赴美，兩人的人生都與台灣有明確淵源。台灣人為他們的成就感到驕傲，自然可以理解。但問題是，「台灣之光」究竟把多少不同概念混在了一起？今年五月川普訪中，黃仁勳原本未列入公布的企業領袖名單，後來在阿拉斯加轉機時加入川普的訪問團。黃仁勳說，這是代表美國的機會；輝達（NVIDIA）也表示，他是應川普邀請，為支持美國及政府目標而同行。當時他的角色很清楚：他是輝達執行長，是美國重要科技企業的領袖。到了九月川習國宴，黃仁勳、蘇姿丰又與馬斯克、蘋果董事長庫克等企業領袖同桌。這些人在美國政府與國際外交場合，黃、蘇兩人是以企業與產業領袖的身分受邀出席，而不是以「台灣」代表的身分。這並不會抹去他們的台灣出生或家庭淵源。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性，也確實值得台灣人驕傲；但產業的成功、個人的成就與國家的功勞，並不是同一個概念。出生地、血緣、成長地、受教育地、國籍、企業所在地，以及一個人在國際場合所扮演的角色，本來就是不同層次，可以同時存在。也正因如此，一個人的成功究竟應該歸屬於哪裡，不能只靠一個響亮的稱號就快速下結論。真正值得討論的，或許不是誰有資格被稱為「台灣之光」，而是我們為什麼如此習慣把和台灣有淵源的海外成功者的成就，迅速轉化成為台灣的「國家榮光」？為一個人的台灣淵源感到驕傲，和把他的成功直接算成台灣的成功，是兩件不同的事。能夠看見一個人的台灣連結，也能尊重他完整的人生履歷，或許才是對「台灣之光」這四個字更成熟的理解。

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用了「中國與美國並肩抗日」的說法。乍看之下，這只是對共同歷史的回顧；但對中華民國或台灣而言，真正值得追問的卻是：他們口中的那個「中國」，究竟是誰？二戰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成立。當時代表中國與美國及其他盟國進行外交與軍事〈合作的，是中華民國政府。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與中華民國領導人蔣介石(蔣後來被任命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共同出席；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外交、軍事合作，也留下大量歷史檔案。這些都是二戰歷史的一部分。當然，中國共產黨也參與過抗日，這同樣是歷史事實。但「參與抗日」與「代表中國政府參與同盟國外交及戰略協調」，並不是同一件事。而且大家都知道，中共所謂抗日是在發展自己的黨組織，扯國民政府後腿。前者敘事不能被否定，後者概念也不能被偷換。若把不同政治主體、不同軍事角色全部濃縮成今天的一個「中國」，被模糊的就不只是細節，而是「誰在什麼時代代表中國？」這個基本問題。這也是這次川習會最值得台灣注意的地方。問題不只是川普或習近平各自講了什麼，而是當今天的美中領導人共同用「中國」回述二戰時，台灣熟悉的中華民國歷史角色，很容易在語言上被一筆帶過。筆者支持台灣主體性，也是「務實的獨派」，絕對不支持北京對台灣的政治主張，也不同意一國兩制及九二共識。但這並不代表台灣必須否認中華民國曾經存在的歷史，更不代表承認中華民國在二戰中的角色，就等於支持今天任何政黨的政治立場。政治認同是一回事，歷史事實是另一回事。如果台灣真的希望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就更沒有必要害怕歷史。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國家定位，可以討論自己要走向什麼樣的未來，卻沒有必要為了今天的政治選擇，把昨天的歷史交給北京重新命名，也不必讓華盛頓的外交語言替我們決定歷史主體。台灣可以選擇自己的未來，但不能因此放棄判斷自己的過去。政治可以有立場，歷史不能沒有事實。

近期有中國學者在台灣某統派媒體上談台灣，說「祖國完全統一是歷史大勢，也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關切的重大命題」，又說台灣同胞「無論是否願意」，都「無法迴避」統一的「歷史必然」。這些話乍看是在談歷史，仔細拆解，卻是在把一個政治主張說成彷彿已經確定的歷史事實。如果說「我主張統一」，這是個人的政治立場；如果說「統一是歷史大勢」，說話者便把自己的意志藏到「歷史」背後，好像不是他在主張，而是歷史本身如此。「無法迴避」尤其值得注意。台灣當然無法迴避兩岸關係這個現實議題，但無法迴避一個議題，並不等於其政治結果已經確定。前者是對現實情勢的描述，後者卻已經是在替尚未發生的未來宣告答案。「全體中華兒女」也是如此。誰是「中華兒女」？「中華民族」又是什麼？這些概念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界線固定的單一身份，而是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與政治變動中逐漸發展、重新界定的身份概念。「中華民族」尤其是一個近代形成、並在政治與歷史脈絡中不斷被重新詮釋的身份概念。因此，把所有台灣人先納入「中華兒女」或「中華民族」，再據此說大家「共同關切統一」，其實是先替別人決定身份，再替別人決定立場。台灣人是否認同自己屬於「中華民族」，本身就是存在爭議的身份問題，不能由外部說話者一句話替所有人作答。「歷史大勢」同樣值得追問。它可以是對已發生事件的分析，卻不能因為有人今天宣告，就讓尚未發生的政治結果成為必然。政治宣示能證明的，是說話者的立場，不是未來一定如此。最值得注意的，正是「無論是否願意」。這句話等於說：你可以有自己的意願，但你的意願不影響我宣布的結果。此時問題已經不只是歷史，而是政治倫理。憑什麼一個人的政治意志，可以被另一個人預先宣布為無關緊要？最後是「祖國」。究竟是文化上的中國、民族意義上的中華民族，還是現實政治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所指不清，卻直接由「祖國」推導出台灣人的政治義務，便是把不同概念混在一起。政治可以提出主張，歷史可以分析趨勢，但「我認為如此」不等於「歷史必然如此」；「無法迴避一個議題」，也不等於「無法選擇一個結果」。歷史尚未寫完，又豈能由人替它宣告最後一頁？

前陣子，一群中國涉台學者在香港開座談會，提出他們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個方案看了會令台灣人覺得非常驚悚。因為裡面包括解放軍駐台、解散中華民國國軍、對台獨人士進行終身刑事追責，要讓台灣人接受愛國主義教育，必要時還可以對台灣進行「準軍事管制」。而彰師大副教授李其澤提出自己版本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希望中國統一台灣後能給台灣高度的自治權等等。台灣戰略學會理事長王崑義則表示，台灣既然是民主自由社會，執政黨不該拒絕談一國兩制。然而這些其實都是各派人馬的一廂情願，中國政府高層或甚至習近平本人的想法是什麼？他們知道嗎？圖博、香港的例子歷歷在目，台灣現在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也保有軍事力量和國家條件，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講直白一點就是天方夜譚。中國國台辦表示，台灣同胞身為中華民族兒女，有責任義務讓「祖國」完全統一。首先，中華民族是什麼？其次，台灣人是中華民族嗎？第三，用血緣或文化上的關係來綁架台灣人，正是一種最惡質的情緒勒索及道德綁架。好，台灣是自由民主社會，有人支持統一有人支持獨立，支持維持現狀的人，可能現在還佔多數；要談政治體質的改變、國家的改變，不是不行；但沒有人可以事先替台灣人決定答案一定是什麼。無論是中國政府或是周邊學者，甚至是在台灣倡導一國兩制的政治學者，都沒有權利決定台灣的未來。台灣的未來只有所有台灣人民能夠共同決定，這點必須講得很清楚才行。

日本九月十三日的沖繩縣知事選舉，前那霸市副市長古謝玄太擊敗尋求第三任期的玉城丹尼，以四十二萬三千一百二十四票、約五十九％的得票率當選，也結束連續十二年的非自民黨支持知事執政。由於古謝獲得日本執政陣營支持，這場選舉很快被放進日本強化防衛、強化西南諸島部署的脈絡中解讀。這種解讀並非沒有根據，但如果進一步把選舉結果直接理解成「沖繩人已經轉向支持軍事擴張」，恐怕仍然過於簡化。共同通信的出口調查顯示，選民最重視的議題是經濟活化，占四十九點五％；基地問題則為二十點九％。重視經濟的選民中，七十八點七％投給古謝；重視基地問題者，七十二點九％支持玉城。普天間基地遷往邊野古的問題，支持與反對則分別為五十點二％與四十三點八％。這些數字至少說明一件事：沖繩人並沒有突然不在乎基地問題，而是地方社會對政治的期待，從來就不只有基地問題。這一點其實比「沖繩變天」更值得台灣注意。一個地方可以同時關心安全、和平、經濟與生活。選民可以擔心戰爭，也可以希望增加工作機會、改善育兒環境、發展產業。當地方政治只剩下「支持基地」與「反對基地」兩種答案時，真正存在於人民生活中的其他問題，反而容易被遮蔽。沖繩的特殊性，又使這個問題更加複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沖繩戰役留下深刻的戰爭記憶，戰後美軍基地長期高度集中，也讓基地問題成為地方政治的重要部分。日本防衛省二〇二六年版《防衛白書》指出，截至二〇二六年一月一日，沖繩縣面積只占日本國土約○．六％，卻集中約七成在日美軍專用設施面積；這些設施約占沖繩縣土地八％，沖繩本島則約十四％。日本政府同時也承認，基地周邊存在飛機噪音等對生活環境造成影響的問題。因此，沖繩人對基地的疑慮，不能被簡化成不理解國家安全。但另一個現實也不能被忽略。沖繩位於日本西南諸島的重要位置。與那國島距離台灣約一百一十公里，日本防衛省也將沖繩視為鄰近台灣海峽等潛在衝突地區、具有高度戰略重要性的地區。近年中國軍機與無人機在日本西南諸島周邊活動增加，沖繩的戰略位置因此更加受到關注。於是，沖繩真正面對的難題，不是簡單的「要不要安全」。而是：當一個地方因為地理位置而具有高度國家戰略價值時，誰決定它承擔多少安全成本？國家當然不能沒有安全政策。日本中央政府面對區域軍事變化，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沖繩的地理位置也不是地方政府可以自行改變的。但是，安全政策同樣不能沒有地方民主。基地設在哪裡、土地如何使用、軍事活動如何影響居民生活，以及地方社會承擔多少環境與生活成本，最後都不是地圖上的抽象符號，而是具體的人每天必須面對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古謝的勝選不能被視為一張對所有安全政策的「空白支票」。選民投的是知事，不是一套無限期的國家安全政策；投票結果也同時包含經濟、生活、基地與地方治理等不同考量。把一次地方選舉直接翻譯成沖繩社會對所有防衛政策的全面授權，反而低估了民主政治的複雜性。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中國因素。中國近年持續談論琉球歷史與地位，外界也注意到相關論述在網路上的擴散。但我們不能因為中國確實對琉球議題提出自己的論述，就把沖繩社會的歷史記憶、自治意識與基地爭議全部解釋成中國影響。反過來，中國談論琉球，也不等於中國因此取得決定沖繩未來的權利。前陣子流傳的「琉球已宣布獨立、成立自治共和國」就是一個例子。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查證指出，這其實是沖繩知事參選人屋良朝助提出的政見，並非沖繩縣政府宣布獨立；相關民調也顯示，支持沖繩獨立者約三％，並非主流民意。因此，至少要把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分開。沖繩人可以討論自治與自決，不代表沖繩主流民意現在要求獨立。中國可以提出琉球論述，不代表中國可以代替沖繩人民決定沖繩的未來。日本中央政府可以主張國家安全，也不代表地方社會因此失去表達基地負擔與生活經驗的權利。外部力量不能取代地方人民，國家安全也不能取消地方民主。這正是台灣應該從沖繩看見自己的地方。台灣與沖繩都處在中國軍事力量逐漸擴張的區域環境之中，也都位於東亞海洋安全的重要位置。但是，兩地的歷史並不相同。沖繩有琉球王國、戰爭與美軍基地的歷史；台灣則有日本殖民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威權統治，以及長期兩岸軍事對峙的經驗。因此，台灣不能要求沖繩用台灣的歷史理解安全。同樣地，台灣也不能因為理解沖繩對戰爭與基地的恐懼，就假裝中國的軍事壓力不存在。中國的軍事壓力是真實存在的，沖繩的戰爭記憶與基地負擔也是真實存在的。一個真實，不能拿來取消另一個真實。這其實是台灣在面對安全問題時，非常需要保留的一種能力：同時看見兩個甚至多個真實。台灣需要防衛能力，也需要外交與國際合作；但安全政策不能只由中央政府決定方向，再要求地方社會接受結果。當軍事設施、演訓、民防、能源、交通與醫療體系逐漸進入地方生活，我們也必須問：誰承擔成本？地方能不能參與？不同意見能不能被聽見？這不是削弱安全，而是讓安全政策獲得民主社會所需要的信任。反過來說，地方民主也不能成為拒絕面對外部威脅的理由。真正成熟的安全政治，不是要求人民接受安全，而是讓人民參與定義：什麼樣的安全值得被守護，以及這份安全應該由誰、以什麼方式共同承擔。這也是沖繩對台灣真正重要的地方。第一島鏈從來不只是一條軍事地圖上的線。線上有島嶼、有城市、有基地，也有一個個具有歷史記憶與政治意志的人。如果台灣希望國際社會尊重台灣人民決定自身未來的權利，那麼在理解沖繩時，也應該尊重沖繩人民討論自身歷史、自治與安全的權利。這不是把台灣與沖繩畫上等號，也不是否定日本的國家安全，而是要求民主原則具有一致性。人民的意志不能只在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才值得尊重。因此，這次沖繩知事選舉真正值得台灣思考的，不只是誰贏了，也不只是沖繩是否「變天」。更重要的是，它再次提醒我們：安全的目的，不是讓島嶼成為軍事據點，而是讓島上的人民仍然有能力決定自己的生活與未來。這或許才是第一島鏈上最難、也最值得追求的安全。

每逢選舉將近，政治就會再次大量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街頭造勢、競選小物、網路攻防，以及支持者彼此貼標籤的現象，似乎總會隨著選舉重新出現。筆者過去也曾經是對政治比較熱衷的人，會參加造勢活動，也曾經對自己支持的候選人與政黨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擁有投票權這幾十年來，看過一些事情，也看過政治人物的起起落落，想法自然慢慢改變。現在仍然會關心政治，也會投票，只是不再百分之百相信任何一位候選人或任何一個政黨。這並不是認為誰一定會翻車，更不是自命清高。只是政治人物終究是人，今天看起來形象清新、值得信任，不代表未來每一個決定都不會受到質疑。對政治人物保留一點距離，並不是否定支持的價值，而是讓自己始終保有重新判斷的空間。所以現在的筆者，不會再參加選舉造勢，也不會特別花錢購買候選人的競選小物。尤其是穿在身上、戴在身上的物品，很容易讓一次選舉的支持變成公開的政治身分。今天可能覺得有認同感，哪一天政治人物發生爭議，這些東西反而可能讓自己感到尷尬。筆者更在意的是，政治支持有時會從「我投這一票」，慢慢變成「我是這一邊的人」。政治學上常談到政治認同，但當認同變成強烈的身分區隔，人與人之間本就容易從意見不同，變成彼此敵我不同。支持不同候選人，本來是民主社會很正常的事情，卻可能演變成貼標籤、嘲諷，甚至在網路上「出征」與肉搜。筆者不認為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必須彼此認同，但至少應該保留彼此相處的空間。我們不可能要求所有政治狂熱者突然冷靜下來，但至少可以決定自己不要加入攻擊別人的行列。當然，和政治現場保持一點距離，不代表不關心政治。政策有問題，當然應該討論；政治人物做錯事情，也應該接受批評；公共權力更需要受到人民監督。只是有政治立場，和把政治變成日常生活的主要身分，是兩回事。其實這和每個人用各自的方式「愛台灣」有異曲同工之妙；閱讀報紙、寫文章，参加造勢場合、看高張力的政論節目，方法不同，但出發點都是關心政治，而也不用假裝政治與我無關，或是嫌政治很骯髒。政治事實上就是眾人之事，換句話說就是「生活即政治」。當然，要高調表態與否也應出自於自己的意願，逼別人表並不道德。而既然自己選擇某種程度上的表態，「進了廚房就不要怕熱」，像筆者現在寫這篇文章，就已經做好被貼上「左膠」標籤的心理準備。不過對多數人而言，選舉過後還是要回到生活：和同事工作、和鄰居相處、和朋友吃飯，也要和家人繼續往來。候選人的政治生命可能隨著選舉起伏，但我們與身邊人的關係往往更長。沒有必要因為一張選票，就把原本可以好好相處的人變成彼此防備的對象。所以現在的筆者，寧可低調一點。不是因為覺得自己比較高尚，而是走過一些事情後，覺得政治值得認真看待，卻不必讓政治佔據我們全部的生活。投票時可以認真選擇，該批評時可以批評；但離開選票與公共議題之後，我們仍然可以把彼此當成鄰居、同事與朋友。政治可以有立場，但生活不必一直選邊站。

日本東京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本田由紀，因評論三笠宮家彬子女王的一則社群平台貼文，引發日本輿論爭議。本田九月一日在「X」寫下「每次看到這些人，都會感受到遺傳因素的可怕」等內容，遭批評涉及歧視。九月八日，東京大學證實，教育學研究所主管已提醒本田，即使是個人社群平台發文，也應充分考量後再發布。 事件起因，是本田引用一則談論彬子女王皇族費增加的貼文。原貼文將彬子女王與麻生太郎的親屬關係拉進討論，甚至質疑「要讓天皇出自麻生的血統嗎？」。本田後來解釋，自己所說的「遺傳因素」，是指麻生太郎與彬子女王的血親關係，以及血親可能造成的偏袒，並非針對彬子女王的外貌或個人特質。 問題就在這裡。如果真正要批評的是血親關係帶來的偏袒，為什麼不用「血親」、「親屬」，甚至「裙帶關係」，而要使用「遺傳因素」？這幾個詞看似接近，指向卻不一樣。「血親」談的是人與人的關係，「裙帶」談的是利益，「遺傳」卻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個人與生俱來、無法選擇的條件。當批評從制度與行為，滑向人的血統，爭議自然不會只是「用字比較尖銳」而已。皇室制度可以批評，皇族費也可以檢驗，政治人物與皇族之間的親屬關係更可以公開討論。但如果真正要質疑的是權力與利益，就應該把問題說清楚：誰做了什麼、利益如何產生、制度出了什麼問題，而不是把血緣本身變成值得恐懼的理由。本田可以主張自己沒有歧視意圖，外界也不該只因一句話刺耳，就逕自替她判定動機。然而，公共人物說出口的話，也不能只靠事後解釋就算了。尤其本田身為東京大學教授，更應該明白，語台灣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日本皇室究竟該不該改革，而是我們怎麼看待公眾人物的社群言論。教授可以有私人言不只是表達想法，也可能替人貼上標籤，甚至讓原本應該討論的制度問題失焦。這場風波對台灣真正值得参考與省思的，不是日本皇室究竟該不該改革，而是我們怎麼看待公眾人物的社群言論。教授可以有私人帳號，但教授的身分不會跟著帳號一起下線。言論自由保障批評權力的權利，卻不代表可以免除選擇字眼的責任。批評可以尖銳，但刀口必須對準真正的問題。若批評的是制度，就批評制度；若批評的是行為，就針對行為說話。不要批評著批評著，最後連一個人的血統，都成了可以被拿來否定的理由。

川習會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華府登場。面對美中兩國領袖再次會面，台灣社會關注的往往是：台灣議題會不會被放上談判桌？台灣會不會成為大國競逐下的籌碼？但比猜測大國將如何決定台灣，更值得思考的其實是，台灣自己究竟還有多少選擇？十九世紀末的朝鮮王朝，正面對類似的困境。甲申政變後，清帝國與日本帝國對朝鮮的競逐日益激烈。一八八五年《天津條約》雖約定清日撤兵，以及日後出兵朝鮮須相互通知，卻沒有消除兩國競爭。一八九四年東學農民運動爆發，清日相繼出兵，最終引發甲午戰爭。此後，日本與俄羅斯又在朝鮮半島展開競逐。朝鮮並非沒有改革，甲午改革也曾試圖重整政治與社會制度，只是改革過程同樣受到外部強權牽制。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後，日本取得朝鮮的外交控制權，朝鮮遂逐步失去自主外交的空間。而且朝鮮最後會走到那般田地，和高宗國王、興宣大院君、閔妃(明成皇后)等朝鮮王室的不同派別勢力彼此爭權奪利也有直接關係。這段歷史真正值得台灣警惕的，並不是「親清、親日或親俄究竟哪一條路錯了」或「事大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國家如果長期把自身命運寄託在大國競爭的結果上，最後可能連選擇的能力都會逐漸消失。當然，今天的台灣與十九世紀末的朝鮮有根本不同。台灣有民主制度、完整的經濟體系、先進科技產業，也與美國、日本及其他國家建立廣泛的實質關係。我們不能把歷史簡單重演。但相同的問題仍然存在，當美中競爭加劇，台灣是否有能力把國防、經濟、科技、外交與社會韌性轉化為自己的戰略籌碼？如果所有討論最後都只剩「選美國還是選中國」，反而可能忘記小國最重要的工作，是讓自己的選項愈來愈多。台灣當然需要與理念相近的國家合作，也需要強化自我防衛能力；但合作不等於依賴，交流也不等於放棄安全。真正成熟的戰略，不是預測哪一個大國永遠不會改變，而是即使國際局勢改變，台灣仍有能力決定自己的方向。朝鮮王朝末期最值得記取的歷史，不只是大國環伺，而是國家逐漸失去了決定自己命運的空間。今天的台灣不能決定美中如何競爭，卻可以決定自己要累積多少能力、建立多少關係，以及在下一次國際局勢轉變時，手中還有多少選項。

美中兩國領袖還沒坐上談判桌，經貿官員已先在紐約交手。雙方近日針對貿易、稀土供應及人工智慧等問題展開磋商，顯示這場峰會所牽動的，早已不只是傳統外交關係。這些消息對台灣的意義，不只在於川習會是否談到台灣，而在於美中政策的任何調整，都可能透過貿易、科技與供應鏈傳到台灣。過去面對美中競爭，政府與社會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外交表態，等待白宮或北京釋放訊號。但對高度依賴國際貿易與科技產業的台灣而言，真正困難的往往是訊號出現之後：企業怎麼調整？政策怎麼銜接？政府各部門能不能在短時間內形成一致的應對？這次川習會涉及的議題已經顯示，美中關係很難再用單一的「貿易戰」概括。從關稅、關鍵礦產到人工智慧，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彼此交疊。對台灣而言，一項美中協議可能影響的不只是外交部門，而可能同時涉及經濟、科技、能源、國安與產業政策。因此，川習會前，政府真正需要準備的不是預測兩位領導人會說什麼，而是把可能發生的情境想在前面。若美中貿易安排延續，台灣產業如何調整？若科技管制出現變化，企業需要什麼政策協助？若關鍵物資供應受到影響，相關部門是否已有替代方案？這些問題沒有哪一個可以靠一場峰會直接回答，卻都是治理必須面對的功課。更重要的是，政策準備不能只停留在政府內部。當國際局勢變化可能影響企業投資、工作機會甚至日常生活，政府就有責任讓社會知道可能發生什麼，以及有哪些應變方式。資訊透明不只是溝通問題，也是降低不確定性的重要治理工具。川習會的結果值得關注，但台灣真正需要建立的，是面對結果的能力。大國可以用一場峰會處理彼此關係，台灣則必須用日常治理，承受國際關係變動帶來的連鎖效應。國際局勢不能由台灣決定，但面對變局的治理能力，可以由台灣自己建立。

九月九日台北大巨蛋舉行中職賽事，場上突然出現老鼠，工作人員拿著紙盒、水桶圍捕，比賽一度暫停，捕鼠畫面還透過轉播送進全台觀眾眼前。這個畫面或許令人莞爾，對台北市的城市治理卻不該只是笑話。國民黨籍台北市長蔣萬安今年五月宣布推出「鼠類偵防師」，希望透過專業人員協助防治鼠患；如今老鼠竟然跑進大巨蛋，市府除了要求遠雄清消，更值得追問的是：政策推出之後，究竟有沒有真正降低市民面對鼠患的風險？市府也持續要求各局處強化鼠類防治，這更凸顯鼠患並不是單一場所的問題，而是城市環境管理的一環。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公館吸菸區。北市推動無菸城市，卻出現格柵式吸菸區引發爭議，最後由市府要求撤下並改善。市府後續也表示，將建立更完整的設計原則與標準。 政策方向本身可以討論，但一項公共設施如果上路後才發現設計與城市環境格格不入，再緊急調整，暴露的其實是政策形成與審查機制是否周延。今年六月內湖強降雨造成多處積淹水，市府說明當時降雨超過排水系統容受力，蔣萬安也提出五至十年、六十五億元的治水規畫，盼將降雨容受力提升。 這說明極端氣候確實考驗城市，但也提醒市府，所謂防災韌性不能只停留在工程預算與計畫數字，還包括預警、應變與第一時間讓居民得到資訊的能力。鼠患、吸菸區、淹水，看似毫不相干，卻都指向同一個問題：市政不能只看「有沒有做」，更要看「做出來的結果是什麼」。市長當然可以要求局處改善，也可以在問題發生後迅速處理；但真正成熟的治理，應該是政策推出之前就充分評估，在問題發生之前就建立應變，而不是每次都等到新聞鏡頭出現，才開始追老鼠、拆設施、補漏洞。台北市民需要的，不只是動作很快的市政府，更是一個能讓政策經得起現場考驗的市政府。

隨著年底九合一大選(及公投)即將到來，我們很容易在現場或畫面上看到，代表不同陣營的候選人(參選人)出席同一個公開活動，或者掃街拜票時「狹路相逢」，有時候同性別的候選人會禮貌性的向對方致意、打招呼；點點頭、握握手，甚至有時候還會有人拍拍對方的肩膀、背部。這類動作未必有什麼政治訊號，也通常不會是惡意的，但筆者真正想談的，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生活問題：與人互動時，究竟要不要尊重對方的身體界線？台語有一句熟語「跤來手來」(腳來手來)，形容一個人與別人說話時，總喜歡伸手拍肩、摸背，或者見面握了手還要再拍拍對方。對有些人而言，這可能只是熱情、親切，甚至是一種習慣；但對不習慣肢體接觸的人來說，卻可能感到不舒服。問題就在這裡：肢體接觸是否恰當，不能只由伸手的人決定。自己覺得親切，不代表對方也會覺得親切；彼此熟識，也不代表就可以不經詢問而碰觸對方。尤其在公共場合，雙方的關係、年齡、身分不同，更應該留意彼此的界線。有人可能會說，拍拍肩膀、拍拍背而已，何必小題大作？但禮貌從來不是「自己覺得沒什麼」就算數。真正的禮貌，是要知道自己的習慣可能成為別人的困擾，因此在伸手之前多想一下。這種分寸感看似微小，卻往往最能看出一個人是否真正把別人當成一個有自主感受的個體。這件事也不分性別，即使是相同性別的人之間，也有人不喜歡被別人隨意碰觸。尊重身體界線，本來就不應該有性別之分。政治人物尤其如此。政治人物的一舉一動容易被放大，但這不表示我們要把每一個拍肩動作都政治化。反而應該把這次事件當成一個生活提醒：握手已經足以表達問候，沒有必要把「熱情」建立在碰觸別人的身體上。說話就好好說話，握手就好好握手，避免「腳來手來」，多一點對彼此界線的尊重。這不只是政治人物應有的分寸，也是每一個人在人際相處中都值得學會的禮貌。 

教育部為今年教師節推出微電影《一百分的形狀》，原意是呈現教師看見學生、陪伴學生的溫暖；然而片中公開唱名成績、師生放學後單獨相處，以及抓手、搭肩等肢體互動，確實引發對校園現實風險的質疑。這些情境在真實校園裡，都可能產生誤解、申訴，甚至更嚴重的問題。教師需要清楚的界線與合理保障，這一點不能否認。但教育現場也不能因此只剩下「教師很辛苦、學生很難教」的單一敘事。前一陣子受到討論的韓劇《鐵拳教育》，把失控學生、校園暴力、家長與教師問題都放進劇情；然而戲劇終究是戲劇，現實中的學生不可能都是問題學生。少數學生的挑釁、霸凌或放棄學習，不能變成「現在的學生都很難教」的標籤。多數學生只是安靜上課、認真學習，甚至有人正在校園裡承受排擠，卻未必有能力替自己發聲。同樣地，也不能把家長都想像成動輒申訴、提告的「恐龍家長」。多數家長未必高調，甚至可能不知道孩子在學校遭遇了什麼。教師需要被尊重，學生與家長也需要被公平對待。當然，教師群體中也可能存在不適任甚至傷害學生的人，正如學生群體中也可能有霸凌他人的人。尊重教師，不代表教師不能被檢驗；保障學生，也不代表學生可以毫無界線。更不能忘記，現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已明確區分「生對生霸凌」與「師對生霸凌」。師生之間存在權力與地位差距，當傷害來自掌握教學、評量與管教權力的一方，學生往往更難拒絕、更難求助。這種權力不對等下的傷害，更需要制度正視。教育不能因為保護教師，就忽略學生；也不能因為保護學生，就否定教師合理的管教與專業。真正成熟的教育制度，應該同時讓老師敢教、學生敢學，也讓任何一方受到不當對待時，都有可以相信的求助管道。老師要被保護，學生也不能被忘記。這兩件事，從來不是二選一。

外交部長林佳龍日前談到川習會時表示，台美溝通良好，要一起「共管中國」。這句話引起討論。陸委會副主委沈有忠十八日進一步說明，所謂「共管中國」指的是風險共管，而不是管理中國內部的經濟、社會問題。筆者認為，與其爭論台灣有沒有能力「管理中國」，不如先問一句：台灣真正需要管理的，究竟是中國，還是中國帶來的風險？兩者看似只是用字不同，背後卻是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政治語言從來不只是表達立場，也會決定我們怎麼理解問題。當「管理中國」成為一句口號，焦點很容易落在誰有資格管理誰；但若把它拆解成「管理來自中國的風險」，問題就從權力想像轉向國家治理。過去台灣談兩岸，經常被放進中國設定的框架里。中國要不要交流、會不會施壓、接受什麼條件，似乎都成了台灣只能等待的答案。但如果把問題改成「台灣如何管理來自中國的風險」，主動權就回到了台灣自己手上。這並不是說台灣可以控制中國，而是台灣可以決定如何降低風險、如何建立防衛能力、如何與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合作，也可以決定哪些經貿、科技與資訊依賴必須降低。更重要的是，風險管理不能只靠外交與軍事。能源、通訊、金融、供應鏈、資訊環境，以及社會在危機中的互信與應變能力，都屬於國家安全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麼「管理風險」最後會回到公共治理，而不是停留在外交修辭。所以，「管理」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誰有資格管理誰，而是台灣能不能把風險辨識、政策協調與國際合作做得更好。台灣不需要幻想自己能管理中國，但也不必把自己的安全交給中國決定。真正成熟的國家戰略，不是控制對手，而是在無法控制對手時，仍然保有自己的選擇。如果「共管」有其意義，最後應該管理的不是中國，而是風險；而台灣真正需要建立的，是面對風險時，不讓自己的命運被別人決定的能力。

俄羅斯駐台機構近日在台北閉門放映一部一九四五年的蘇聯紀錄片《粉碎日本軍國主義》，只有約二十名台灣學界及社會人士受邀觀看，卻引起台灣政府關注。路透報導，台灣方面認為，俄羅斯可能正協助中國強化日本軍事威脅升高的論述，甚至企圖影響台灣與日本及其他夥伴的關係。一部八十一年前的黑白影片，為什麼到了今天，仍值得台灣警覺？真正值得注意的，也許不是這部電影，而是誰正在告訴我們，應該用什麼角度回頭看那場戰爭。歷史當然不能忘記。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造成的戰爭傷害，也不應被淡化。但記得歷史，與利用歷史，是兩回事。同一段歷史，經過不同國家、不同政治力量重新選擇、剪裁與命名，就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意義。今天的台灣與日本，早已不是一九四五年的台灣與日本。台灣有殖民歷史記憶，也有戰爭傷痛，但今天的台日之間，同時存在民主制度、經貿往來、民間交流，以及面對區域安全局勢時日益密切的合作。因此，台灣更需要有自己的歷史判斷。我們可以批判日本過去的軍國主義，也可以理解日本社會今天如何面對那段歷史；可以記得戰爭的傷痛，也不必因此接受別人替我們安排好的敵我關係。尤其當外國政治力量重新把二戰歷史搬到今天的台灣來談，我們更應該問的，不只是「這部電影反不反日」，而是「為什麼現在要放這部電影？」。歷史可以成為記憶，也可以成為政治工具。台灣真正要守住的，是自己理解歷史的能力。不要讓八十年前的戰爭，替今天的台灣決定明天應該恨誰、信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