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翰林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21世紀的「吃裡扒外」◎郭翰林    近日媒體報導美國莓果龍頭怡顆莓（Driscoll’s）揮軍中國，卻陷入品種侵權與價格廝殺。美國人原以為中國有廣大的市場，但農業技術、產品卻被卻中國剽竊後又大量生產與之競價，這樣的慘況在台灣也發生過，如鳳梨、釋迦、石斑魚等等，其實不只水果、水產血淋淋地宰殺農漁民，連種苗、養殖技術到農業技術人才也被移植後再改進，再反過來競價、噬殺，更是台灣人民的痛。    筆者早在2021年就多次公開提出呼籲重視問題的嚴重性。馬英九執政期，除了金鑽鳳梨之外，芒果、茂谷、火龍果、黑珍珠蓮霧...等果樹品種，甚至管理技術都是台灣引入中國。而農業博士陳世雄表示，馬英九時代把台灣得之不易的技術專利免費送給對岸，「光是福建一省，從台灣取得的免費品種超過二千五百種，技術專利超過八百項，害台灣優勢不再」。    這些技術、專利送給中國，請問國民黨、21世紀基金會是不是扮演農業買辦的角色？至今不用對人民負起任何責任嗎？    而從21世紀基金會邁入政治舞台的翁曉玲還繼續做著此類「吃裡扒外」的勾當，而且本事更見長了，以中國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的身分，在國會殿堂內領銜提出國會擴權法案、提案刪除「吳斯懷條款」，在「國會擴權法案」遭憲法法庭判決違憲，但卻對大法官進行政治報復，惡修「憲法訴訟法」，害憲法法庭癱瘓超過一年。    不只無差別大砍各部會預算，更批評文化預算是「青鳥的飼料」，還提案刪凍總統府國務機要費3000萬元讓庇護工場中秋禮盒採購的1.5萬筆訂單全泡湯，掀起各界撻伐聲浪。    翁曉玲濫用立法委員職權凍結、刪除預算，惡修法案，領著台灣立委的薪資堂而皇之的踐踏台灣的體制，還讓台灣的納稅人無奈地支付這種「赤藍鳥飼料費」，她偷的不僅僅是一份國會議員的薪資，更多的是透過國會議員的職權所破壞國家社會發展的機會與安全。    鳳梨、釋迦、石斑等產品被中國反噬而滯銷，人民可以用鈔票立刻來幫助農漁民度過難關：但國家的運作被遲滯了、安全有漏洞了，國民黨放任之、民眾黨依附她，誰能幫台灣補破網了？    全民如果不想繳這種「赤藍稅」，向國民黨索賠吧！更要記取教訓，用選票下架這群「吃裡扒外的中國人」吧！ 

法官縱放罪犯是個案？還是逐漸成形的案例？◎ 郭翰林繼先前彰化的法官縱放毒駕犯，近日又見台北法院劉姓法官一口氣無保縱放10名以竹聯幫龍堂「鬼哥」邱建邦（逃亡至寮國，通緝中）為首的運毒集團成員。法官縱放罪犯的人數從個人、少數到集團，從小罪到重罪，彷彿縱放已成一種趨勢？這令人不得不憂心法官縱放罪犯是連續個案？還是逐漸成形的案例？或是行之有年的便宜行事？運毒犯所犯之罪為無期徒刑起跳，最重可處死刑，且存在高度逃亡的可能性，所以檢方起訴相關被告時，特別向劉姓法官強調在押人犯都涉犯重罪，應予續押，尤其當中二人還有另案判決定讞，必需轉送執行，有續押的必要性，特別用「螢光筆畫線」提醒這2嫌身份特殊，不宜輕縱，沒想到劉姓法官還是無保縱放！沒有交保金，連電子腳鐐、限制出境都沒有，而釋放的理由竟是「被告認罪」。直到被不斷提點下，才改做出「限制住居」處分。    依法最重可判處死刑的案子，被告只要認罪，就可以被公然輕輕放下，甚至在某個期限內逍遙法外。這是法官認證犯人判決定讞不用執行嗎？或是法官認證運毒不算重罪？這是堅持捍衛「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的法治精神？或者，懼於黑道勢力？甚或有所勾結？還是純粹就是便宜行事、草草結案交差了事？    據悉法官如果裁定羈押，要花不少時間辦理手續，就算是改為交保，也得等被告覓保結果出爐後才能下班，如果覓保無著落，還可能轉為羈押，又得再耗費一段時間；至於穿戴電子腳鐐，不只要等待科技設備監控中心的配合廠商來安裝，大約3到4個小時。未來若上線後，法官還可能時不時就收到被告違規的告警訊息，況且就算穿戴電子腳鐐，都有可能逃亡成功的案例，一如涉詐助理費的立委高金素梅前辦公室主任張俊傑，法官的心理壓力其實不小，且有持續性，某個程度來說法官的生活也類似被罪犯綁住了。     兩相比較，法官與其耗時啟動相關的防逃機制，不如以「被告認罪」來弱化羈押或防逃的理由，若再加上「保障被害人人權」為遁辭，法官的便宜行事或不作為就成為法治的最大漏洞，從而成為縱容罪犯的幫兇！    這已經不是法官的見解恐龍或不恐龍的問題，而是法官瀆職或疏失的問題，但法院或主管法官的司法院卻習於說不干預法官獨立審案。如果法官可以變相縱容罪犯，法院或司法院又「尊重」法官如此獨立審案，不願在法官的審案品質上積極把關，進一步讓法官假獨立審案之名行瀆職違失之舉。本該守住正義最後防線的法官，卻諷刺地成為壓垮司法公平、公正的關鍵人物。    簡單的說：法官權大責小，「自由心證」的審案的結果，不只毒駕可縱放，運毒集團更可集體縱放。似乎對於毒犯或罪犯的縱放，已成了一種變相的案例，此風續長，是不是檢警打擊犯罪，法官卻打擊司法、包庇犯罪呢？    如果台北刑案重罪，因程序耗時讓承審法官選擇便宜行事、交差了事；那麼民事簡易庭的法官會因案子相對單純而依法秉公處理嗎？還是面對原告被告兩造，不問公平、是非與真相，只要選擇方便結案就是審案的最高原則？    舉例來說今年2月嘉義地方法院的簡易庭在調解拆屋還地案件，被告質疑原告地下錢莊何以要求拆屋還地時，法官竟要被告在庭後與地下錢莊私下了解與協調，罔顧被告早已被原告地下錢莊多次威脅、恐嚇的恐懼，法官不願公平、公正開調解庭，卻以快速甩鍋的態度開庭。這種簡易到要求兩造自行調解的作風，讓人不得不以為法官習於便宜行事、交差了事？還是早已淪為地下錢莊的幫兇？    其實不管是審判運毒的刑事法官或拆屋還地的民事法官，不管案子的大小或複雜性如何，如果法官以「結案了事」作為審案的最高指導原則，那麼任何有礙結案的的必要法律程序或措施，就該想辦法消除或合理化，所以連「被告認罪」都成了一種可以「類減刑」的「德行」，好比死刑犯可以教化一般的思維或判刑參考模式；反之，被害人除了承受來自加害人的傷害之外就得沉默，最好不要控告或反駁，才符合受害者的形象。因為，這才能讓法官在判決文上少費工夫，更快結案。    如果法官在審案的思考上是少費工夫、早一點結案，那麼在思維、文字或方法上發展出一套簡便的複製、貼上的過程就成了某些法官的一種標準審案流程，從重大刑案到簡易法庭都適用的法則，結果就成了加害人的人權被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權益成為司法的犧牲品。    檢警調打擊不法，但法官不能將罪犯繩之以法，甚至成了不法的開脫者或幫兇。不求真相、不辨是非，甚或不分輕重、比例原則，加上體制上「尊重」法官如此獨立審案，若法官偏頗不自律，體制上又不積極把關法官的審案品質上，如此的司法如何成為正義最後防線？    究其根源，法官的審判權限太大、但相應的責任太小，小到完全不合比例原則。所以，法官不論是有心勾結罪犯或無意的便宜行事，常被合理化為尊重獨立審判而被輕輕放過，這就是恐龍法官不絕的主因。    期待司改好好從根徹改，別用「尊重法官的獨立審判」的話術，來變相卸掉法官應當承擔的責任，司法才能成為守住正義的最後防線！2026/09/16 

恐龍法官何時了？◎郭翰林        近日不斷看到司法院的「友善法院 溫暖無礙」的廣告，相較於日前諸多法官的「爭議」判決，見到司法院試圖讓司法親近人民的努力。任何對於司法的改革都值得肯定，但必須嚴正的指出，司改的核心其實在人，尤其是斷生死、評對錯的法官，他們審判的品質、過程與結果，不僅攸關當事人的權益，更直接影響人民對司法的信任度。        過去國民黨黨國威權年代，司法判決常有「一審重判、二審減半、三審豬腳麵線」的現象，讓權勢或金錢強力介入，即便是驚天大案，在漫長司法的訴訟過程中，讓時間沖淡人們的關注或記憶，這種「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的腐陋情況，讓法院變相成為某些作奸犯科的「過場」或除罪之處。甚至讓國民黨公然說出「法院是國民黨開的」，這不僅讓全民深惡痛絕，也讓司法無法維持社會正義的印象深植人心。        因此，蔡英文在2016年就職總統時指出「司法無法親近人民、不被人民信任」贏得熱烈掌聲，被視為了解人民心聲，爾後更展開一系列的司法改革。而今十年過去了，台灣的司法已經成為維持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了嗎？或者說司法被人民信任了嗎？或更直白地說，司法親近人民了嗎？      日前，台北地院趙姓法官對被吊車輾死的蔡姓母親承認說「她女兒白死了」，相關的法庭對話及審案過程也被批露，引起軒然大波。使得台北地院不得不發新聞稿表示，法官是依法向當事人說明法律要件，但會依此為鑑，提醒所有法官應審慎、溫和、清楚且具同理心的方式進行法庭溝通。        台北地院的聲明，企圖平息社會怒火，而非真正面對問題。法官審案，固然依法獨立審案、不受干預。目的是希望法官能夠不受威脅，依法秉公審判、維持公平正義。但不應成為主管機關放任法官漠視審案品質，甚或凌辱當事人的藉口。        其實法官羞辱當事人或強勢或敷衍判案的例子不是個案，台北地院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過去諸多大惡大非的案例，現在多以「重大社會矚目案件」處理，因此，在執法或審案的過程中，檢察官和法官反倒能夠審慎進行，不敢造次。至少，還見到一些司改的成效。        相反的，老百姓的小是小非的小案件，尤其是簡易庭的法官，不知是少了社會的關注，還是法官升不上去，只好在簡易法庭內對當事人耍起官威，畢竟在法庭握著審判權，原告或被告雙方誰可說話、誰該閉嘴，從程序到審判，全是法官說的算！這種情況，台北的律師最有感，基本上愈傾向南部愈嚴重。        舉例來說，民事簡易庭的辯論庭應該預估多少時間才可讓法官從中發現真相？或說要花多少時間足以讓法官透過辯論過程來正確審判？        想像一下，20分鐘？15分鐘？10分鐘？或5分鐘？或不到5分鐘？       當然案子不大、訴訟金額不高才會在簡易庭審理，但如果預估的辯論庭的開庭時間連5分鐘都不到，甚至只預估2分鐘，你可以想像一下，這樣的辯論庭該如何進行？是法官天賦異稟，能在不到5分鐘的辯論庭內明是非、知真相的斷案？或者法官早已自由心證，只是在法庭過過場子、走一下既有的司法程序以掩人耳目而已？        這不是危言聳聽，更不是天方夜譚，而是至今在嘉義地方法院簡易庭還活生生上演的法庭秀？如果法官從法律程序就敷衍當事人，人民該期待有公平的審判結果嗎？甚至法官被當事人檢舉之後，法庭的辯論上，法官不敢明目張膽地偏袒某方時竟由法庭通譯來進行，這是通譯淪為法官的「代打」？還是上下交相賊？        其實，台北的法官承認當事人的「女兒白死」，訴諸媒體才引起人民撻伐，但全台還有多少法官有類似甚至更過分的情況未曝光呢？甚至在曝光後，也在「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空間」的大旗下被輕輕被放過？除了台北、彰化之外，全台各地到底窩藏了多少此類法官？        個人絕對尊重法官獨立審案，但想請問「女兒白死」與法官「法律白讀」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姑且不論法官是否有著過往的陋習，但若是單純守著「法律人的法律」而罔顧社會事實又背離人民的期待，美其名依法審判，實際卻是容不得當事人質疑或陳述時，他的主管機關，除了「遺憾」的滅火聲明之外，更該有進一步的實質作為，免得獨立審案的法官，自絕於社會，成為只在法條或文字間「獨斷」的「恐龍法官」。        恐龍法官不絕，正是「台灣司法無法親近人民、無法被人民信任」的主因。司法院若想讓司法親近人民，被人民信任，是該好好對症下藥，別讓少數老鼠屎壞了一鍋粥！--  2026/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