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名翔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蔣萬安喊「無菸城市」的目的，無非想在選舉年創造一個具記憶性的口號式政績，而非實際能落地執行的「政策」；我不抽菸也不喜歡菸味，無菸的想法也沒有錯，錯在於投機取巧的做法。迪化年貨大街並非第一次實施禁菸，今年的差異僅在於「擴大範圍」；如果蔣萬安真心推動無菸，早在去年就應該針對過去實施成效進行檢討，並針對今年擴大推動搭配合理配套，但過去一整年，蔣市府內都未針對這個政策進行討論，公務員不知政策方向，做事全憑市長聖心獨斷、走一步算一步。把年貨大街的吸菸區設置在步行約20分鐘的大稻埕水門，本身就是一件沒經過充分規劃的荒唐配套；去逛年貨大街的民眾可以忍一、兩小時的菸癮，等逛完再抽，但更多是當地居民、店家、工作者，一整天要待在禁菸區內的人，蔣萬安提高他們抽菸障礙的結果，不是讓人乖乖守規矩，而是更多寧願心存僥倖、賭不會被抓而偷抽，這就是典型「遵法成本」的失衡，進而製造違規的制度性問題。這種草率做法，衍生的是「結構性違規者」，他們不是故意違規、也不願影響他人，但制度設計逼得他們違規，而蔣萬安想到的補救辦法，就是增加稽查取締人力，但衛生局人手不足，於是各局處都被要求支援，然而非主管機關的基層人員不熟悉相關法規，又要如何在第一線與民眾溝通、執法？於是就產生民眾不滿、基層難為、又無法達到政策目的的三輸局面。迪化街是一個很特別的商圈，在地凝聚力強且配合度高，經常是政策試行的最佳示範區；10幾年前在推動商圈轉型時，當地就展現出極高的團結性與人文底蘊，而今果然也成為全國轉型典範；疫情期間，各地都在看一個開放式的年貨大街，要怎麼落實入場實名制、量體溫，迪化商圈也再次證明，只要政府指引夠明確，在地店家、組織、促進會都願全體動員，再次成為標竿。可惜，蔣萬安喊完口號後就沒有然後了，反而是研考會的大主委開始當YT網紅，把怪罪中央法規當作蔣市府空口說白話的下台階，順便操弄一波政治口水；難道蔣萬安在喊「無菸城市」前，都沒先問過北市衛生局關於吸菸室的設置規範？難道蔣萬安在喊「無菸城市」前，都沒先提過修北市自治條例作為推行指引？以我對蔣市府的了解，他們還真的就是事前什麼都沒做、臨時想到說做就做。

看著蔣家後代、台北市長蔣萬安回應「世紀血案」爭議，不出預料地又是「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林宅血案是台灣全體社會的痛，各方都應該尊重家屬感受，不應該撕裂傷口，製造二次傷害。」這是蔣萬安最擅長的去脈絡式、人物蒸發、語境空洞的「蔣式回應」。就如同過去蔣萬安回應各重大事件，剴剴案時說要保護兒童、寶林案時說守護食安、大直基泰案時說重視公安，但對於該負責的、該處置的、該解決的都隻字不提；從他口中，只會聽到普世認可的「概念」，從來沒有一句具體的表態、當責，白話說，就是滿口理所當然的廢話。蔣萬安才是當前最應該對林宅血案有明確態度的政治人物。因為選擇姓「蔣」、因為有個黨國大老的父親，所以蔣萬安可以輕易跨入政壇、出道就直攻立委、受到眾多黨內叔伯姨婆照顧、成為萬眾矚目的藍營「少主」；如果不姓蔣，要從極重視輩分、派系林立的國民黨內快速升起，談何容易？蔣萬安總提「經國先生」，但極少提及「介石先生」、「中正先生」，彷彿他只有阿公而無阿祖。這種血緣認同混亂的思維，完全源自於利益考量；在當今社會，「經國先生」四個字仍可幫助蔣萬安不勞而獲許多政治紅利。成長於國立編譯館世代的台灣人，只知蔣經國之功而不知其過，畢竟我們都背過十大建設、背過解嚴開放，但所有血淚歷史都未曾出現在教育現場內，以至於現在還會有年輕演員笑談「世紀血案」的人間荒謬、賈永婕還會對此仿若初聞乍聽的震驚不解。白色恐怖期間，勾決死刑的是蔣介石，但列出死亡名單的，是長期掌握特務系統的蔣經國；誣陷迫害於國有功者如孫立人、吳國楨、將情敵任顯群羅織入獄等，各種血淚斑斑的齷齪事，也是出自蔣經國之手。無論談「轉型正義」或「修復式正義」，必經的過程是還原真相、加害人悔悟道歉，才有機會促成對話，最終才可能實現社會和解。但是在過去這段沾滿台灣人鮮血的歷史中，至今都還沒有加害人的輪廓，只要再多深究，彷彿就成破壞社會和諧的罪人，這是何其荒唐。蔣萬安總是仿效馬英九，在二二八時以「台北市長」身分為這段悲劇道歉，覺得這就足夠交代。但既然選擇姓「蔣」、選擇坐享血統帶來的政治紅利，就得負起應有政治責任，回歸到一個加害人後代的身份，先直面你對這片土地應有的責任，才配當你口中的「中華民國國民」暨「台灣人」。

營養午餐免費又是一次很典型的「蔣萬安式政策」：突襲、短視、缺乏結構性規劃的大撒幣式「施恩」手段。蔣萬安一直掛在嘴邊、引以為傲的「生生喝鮮乳」政策也是如此，而他再接再厲的原因也很好理解：設定符合他「三寶爸」人設的議題、選擇可立即收穫政治紅利的題材，後續面對質疑時，再由發言人們出來一句蔣式疑問句回應「難道你/妳不想讓台北市孩子們吃飽嗎？」「難道你/妳不想減輕台北市爸媽們的負擔嗎？」如此一來，就能為自己在選舉年打出一張最安全的政績牌。蔣萬安上任三年多來，在施政上一以貫之的施政邏輯在於，「如何最速效為下一次選戰贏得更多選票」，而非台北市10年、30年後的將來；蔣萬安與他的團隊深知，要完成連任易如反掌，只要持續鞏固包裝「親民」人設、避免觸碰敏感複雜的市政，正如蔣從政以來的選戰心法：「不犯錯就會贏」。但這次連任於蔣萬安而言，重要的不是「贏」，而是「贏多少？」這才是關乎自己是否能從國民黨「少主」轉大人為「共主」的顏面問題。台北市營養午餐制度歷經多年來專家學者及第一線教育工作者不斷修訂，將整套包含食材來源、配送方式、菜單內容、烹調方式、打飯份量、食安檢驗、廚餘回收、衛生清潔等每個環節，制定出一套嚴格謹慎度堪比任何高級餐廳的SOP流程，但即便行之多年依然遇到許多困境。在教學現場上，最常遇到學生及家長抱怨菜色差，每餐剩餘越來越多，不少學生寧願餓著，或者私下訂購缺乏食安保障的外送餐點；儘管各學校也知此情況，但全大台北地區能夠符合標準流程供應的團膳廠商集中於少數幾家，即便想換，不僅得先付出龐大行政成本，且缺乏更好選擇；即便想提高餐費，但法規明確規定，契約期間不得調整費用，此原是要保障師生的良善立意，但面對節節上漲的物價，不少家長寧可多花錢讓孩子吃好一點，但調高費用還須經各校重重分析、關關審議，且有天花板上限，最後送經主管機關核准。而各校財政狀況及配合廠商不同，因此餐費也未統一，平均每餐約落在70元上下。在台北生活過的人都知道，要用70元在台北吃上飽足、營養、美味的一餐，難度堪比日本綜藝節目《黃金傳說》的熱門單元「一萬日圓生活一個月」。即便台北市政府原本就已經固定補助營養午餐餐費，依然無法改變現實「學生嫌、家長怨、學校難為」的窘境。對於平均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超過148萬、高居全國第二的台北市而言，營養午餐最大挑戰不在錢，而是背後整個結構與產業鏈的調整。蔣萬安談營養午餐免費政策存在太多虛偽論述，動輒掛嘴邊的「營養」、「食農」、「照顧弱勢孩童」、「減輕家長負擔」等，全都是「已經在做」的事，蔣萬安多做的，只是把原本該跟家長收的錢，改成拿全民的錢大慷他人之慨，既未提出任何配套作為，也未積極改善當前結構，對於解決問題本質毫無幫助，最後學校仍然只能用著有限的錢、找固定的廠商、將學生們嫌棄的飯菜送上桌。一直以來，蔣萬安的施政思維就是「施恩」；照顧長輩的辦法是提高敬老金、鼓勵運動的辦法是發激勵金、照護孩童的辦法，就是不斷發錢。看準的是撒幣政策人人愛，於是北市府研考會再去針對受惠對象進行滿意度調查，這套模式就好比我在路口發100元給路人，請收錢的人對我比個讚，最後不意外能贏得高達八成、九成以上的完美政策滿意度，再得意洋洋地來催眠自己與大眾，「我好棒！」營養午餐全面免費不是蔣萬安首創，卻在他手上發揚光大，這反映出一個不斷漠視法定社福需求、破壞財政永續紀律的施政思維，亂開政策買票的短視做法，最終倒霉的是下一代台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