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君賢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一、 不單純的收購動機，傳統神道教根基恐逐漸土崩瓦解        近年來中國資金被發現進入日本鎖定收購包括神社、寺廟在內的宗教法人，並利用魚目混珠的方式大鑽宗教法律漏洞，觀其背後動機除多為經濟利益考量和節稅操作手段外，後續所衍伸問題或恐將更細思極恐。        雖然日本的宗教法人享有極大的稅務優惠，包括免繳固定資產稅（土地和建築物）和繼承稅，但對於經營不善或無人管理的宗教場所來說，這些優惠仍難以彌補日常開支，部分小型或無活力的宗教法人，以及許多地方性的神社亦因缺乏穩定的繼承人（神職人員）來管理和主持祭祀活動，加上人口外流與高齡化等因素，導致地方社區對神社的經濟支持和人力維護不足，愈加難以維持運作，因此也成為被中國資金鎖定的收購目標。        這些來歷不明的中國資金透過收購無人繼承或不活躍的宗教法人，將其名下不動產轉移至宗教法人名下，再利用巧妙的操作手法使得明面上「看起來」像一間寺廟，以達到合法或灰色地帶的節稅，其中節省潛在金額或可達數億日圓。此外，日本法律對於宗教法人的代表或董事亦沒有國籍限制，因此中國資金可透過此方式大舉入侵以掌握日本的不動產，如此惡意利用宗教法人的稅務漏洞，亦將導致日本政府稅收流失以及喪失監管機制。二、宗教轉商業，加速日本神道教信仰根基或恐將逐漸土崩瓦解：        神社及寺廟等宗教場所對於多神信仰的日本，是重要的文化和精神中心，隨著日本社會的現代化，年輕一代對傳統神道信仰的熱衷度降低，部分歷史較久遠的、的處偏遠的或者相形鄉鎮內的神社，常因未能與時俱進，容易在現代社會中失去影響力。然而，這些中國資金收購者往往僅以商業和節稅作為收購目的，並非想長期經營好一座神社或寺廟，如此可能加速日式傳統宗教活動中斷、儀式失傳，進而破壞地方社區的精神連結與文化價值。在收購這些重要宗教資產後，可能被變相用於商業經營（如：殯葬業、火葬場），甚至以偽裝成宗教場所的方式，將其境內用地轉為其他用途，日本神道教信仰根基遭此蠶食鯨吞，或將離土崩瓦解之日不遠。三、潛在的社會問題與中國資金洗錢疑慮        大量中國資金湧入，直接、間接導致當地資產泡沫化，商業上的不公平競爭手段層出不窮，如此以商業手法收購非營利性質的宗教資產，將導致資產價格被扭曲，並對正常經營的在地業者造成不公平競爭，從而壟斷相關市場，行成種種地方亂象，居民不堪其擾。此外，中國貪官們藏錢洗錢的方式可不僅限於中國境內，以往徐才厚的「豪宅」地下室藏錢路子已經被堵死，只好將目光放眼海外。或許，日本神社及寺廟就是其中一種好辦、省事以及讓中共當局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方式之一。四、背後衍伸的國安疑慮        宗教場所具有強大的群眾動員能力和精神感召力，中國資金收購日本宗教場所這種迂迴的手法，雖然動機多為經濟利益，但如若控制了這些場所，可能被用於對日本國內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或政治操作，進而影響基層民意。這背後所可能引起的國安層面疑慮，與地緣政治角力上的隱憂，仍有值得我國警惕以及借鏡之處。若外資收購並掌控了寺廟、火葬場、電信行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基礎服務業，透過對在地社群有影響力的宗教或民生經濟相關場所的實質控制，更甚者，如若涉及關鍵基礎設施周遭的土地、建物以及商店街的掌控，更將成為地緣政治衝突時期的重點掌控地帶、敵後滲透和、情報偵蒐的關鍵節點與重要管道。五、值得我國提防與借鏡之處        我國與日本一樣，面臨文化資產的維護與外部資金滲透的風險，臺灣的提防與借鏡之處應從以下幾點著手：(一)法律與制度面，強化文化資產保護        修補宗教法人與不動產的法律漏洞，應審視《宗教團體法》等相關法規，防止有心人士以假借宗教名義進行節稅或套利，應針對宗教法人不動產的使用目的和轉讓進行更嚴格的限制與審核，確保其符合公益性。各地方政府也應強化在地宮廟與文化資產的自立能力，協助小型或偏遠的宮廟、歷史建築，建立穩定的經營模式和人才傳承制度，避免因缺乏資源而被收購，並鼓勵地方政府與社區合作，對有文化價值的宗教場所提供專業輔導與適當補助，確保其永續經營。(二)掌握關鍵基礎設施周遭動態        嚴格管制特定地區的外資持股比例，對於涉及國土、關鍵基礎設施（如電信、能源、殯葬業）周邊土地的外資收購，應加強國安審查，並借鏡日本對重要設施周邊土地進行調查和管制，避免外資透過收購宗教場所掌握戰略位置。(三)防範在地協力者的滲透與不明金流        警惕文化交流背後的政治目的，提防中共等外部勢力以宗教交流、進香活動等名義，進行政治宣傳或建立在地協力網絡，並且應對於來歷不明的大額捐贈或金援，保持警覺與透明化。撰文：高陽君賢   

一、 救災與問責機制失靈導致的人禍：        11月26日香港宏福苑大火事件，截至12月5日已造成超過150人以上傷亡，但被大火摧毀的不僅僅是在火場中罹難港民的生命財產，還有港民對於中共治港的失望。相關事件更持續延燒到後續港府糟糕的危機應對方式及公關危機，並持續在國際社會輿論上引發了對港府施政能力、資訊透明度以及救災政治化與無能化的強烈質疑。        舊區重建、大型維修工程的爭議招標、前科累累的承包奸商以及施工質量、安全標準和政府審批監管失能等等，一直都是港府貪腐和效率低下的重災區。所以，此次火災本身造成大量傷亡，更凸顯港府在危機發生時，政府的跨部門協調能力、決策效率以及對公眾資訊的透明度長期存在嚴重不足以及漏洞，更缺乏有效的獨立問責機制，導致公眾難以信任政府能夠真正公正、徹底地追究責任。引發這場人間悲劇的質疑聲浪，頭號戰犯無疑是治理失靈港府的「人禍」因素導致。 二、逮捕行動顯示維穩優先心態：        諷刺至極的是，除了救災之餘，港府的錦衣衛們也沒閒著，最受矚目的爭議事件當屬香港民眾於網路上自發成立的火災民間關注事件小組成員，竟傳出遭港府國安處「火速」以涉嫌煽動罪名拘捕，就連屯門區前區議員張錦雄也因在個人臉書上轉發相關文章及以同樣罪名遭逮，在輿論中被視為港府在人命關天之際，不專注於救災和問責，反而是選擇「維穩」優先，壓制批評和民間異議的表現。在根本上直接加劇了港民對港府處理危機能力的徹底不信任，更會被視為《港區國安法》和新安全法律環境下，香港公民社會空間持續萎縮的又一例證，進一步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自治權的評價與質疑。 三、政治忠誠凌駕人道關懷：        所以在150條以上的人命代表了什麼？在現任特首李家超以及其下眾多港府官員的眼中，不是撫慰火災罹難者家屬的痛苦心靈，也不是感謝消防單位無懼危險的日夜搶救，更不是表態所應擔負的政治責任，而是首先在記者會上展現對習近平的「關心」、港澳辦與中聯辦的「協助」，親自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此舉甚至被許多評論解讀為政治忠誠凌駕於人道關懷之上。在災難發生後，行政長官的首要之務本應是安撫市民、報告救災進度、承諾徹底調查，但優先感謝中央的表態，被批評為將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政治化」，凸顯港府對北京負責，實質優先於對香港市民負責的可悲心態。四、 中共治港體制問題與矛盾        這場危機暴露了「愛國者治港」體制下，港府與北京關係的深層矛盾，港府的管治重心已從「對香港市民的負責」轉向「對中共政權的政治效忠」。李家超作為行政長官的首要職責竟是確認「中央的領導和關愛」，而非直接對在災難中受苦的市民負責。 當民生和安全問題被政治表態所取代，港府將難以在市民中建立真正的合法性與信任，當「維穩」壓倒一切，這種將公共安全問題轉化為政治安全問題的思維，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反而會積累社會不滿，使社會矛盾隱藏在表面平靜之下，社會不滿將持續累積潛藏，市民的不滿情緒將轉為更深層次的犬儒主義和政治冷感，或以其他方式（如：移民）表達。 港府在危機中更加依賴中央的支援和指導，更進一步強化「愛國者治港」體制下的公共中央主導模式，香港的治理風格將更趨向內地化以及「維穩」優先的模式，原本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亦將在大火中吞噬殆盡，其「自由港」實際上已盪然無存。 

撰稿：高陽君賢一、 後疫情時代和全球政治經濟變局下的移民困境：        近日，一張由網友製作的「各國移民難度排行榜」趣味圖表在網上廣泛傳播，不僅將多國移民門檻劃分為五個等級，各階級名稱亦略帶有嘲諷意味從「地獄模式」到「簡單模式」，幽默卻又不失精準地反映了當前全球人才和資本流動的現實格局，同時也反映了後疫情時代和全球政治經濟變局下，民眾對於資產配置和人身自由的深層焦慮。        圖中所謂的「難度」不僅是法規難度，更包含了生活成本、文化融入、語言障礙、以及社會福利的隱性成本。例如，「地獄模式」反映的是政治與國境的不可逆；「超難模式」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對高價值人才的極度渴求；而「簡單模式」則揭示了南歐國家（如葡萄牙、希臘）面臨財政壓力時，願意透過「黃金簽證」吸引外來資金的現實。這是一場全球國家間的人才與資本爭奪戰，而移民者則在尋求一個「難度」與「回報」最平衡的落腳點。        這份「排行榜」雖然並非官方數據，但其分類邏輯深刻地反映了當今世界各國對於移民的功能性需求：從政治穩定需求（如地獄模式），到經濟貢獻需求（如超難模式），再到人力資源補充需求（如略難模式）。對於有意離鄉的人們而言，這張圖表已成為衡量自由、財富與風險的一把非正式標尺。 二、 「地獄模式」直指極權中國大陸共產政權        觀察這份榜單之中的最高難度等級—「地獄模式」直指中國和朝鮮，其中的註解更指向前揭國家國境的極端不可逆性，並且強調高壓政治環境以及獨裁及全治理下的移民遷徙自由大大受限。        以中國大陸言，不僅移民難度高且面臨多重困境，其中主要原因包括：移民政策不完善且門檻高致人才外流、社會主義式極權政體對於社會監控、言論自由、思想箝制以及網路使用自由度施加極大的限制與禁止事項、政治制度緊箍咒加深了民眾的不安全感以及剝奪感...等等社會不平等、不透明以及不民主問題，直接加劇了移民程序困難、心理層面的抗拒、經濟與未來發展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三、 中國大陸的高失業率及悲觀的未來前景        而在中國大陸經濟持續下行、高失業率、高齡化少子化以及各行各業內捲風氣盛行影響下，導致大部分年輕人對未來感到悲觀，不僅許多人選擇「躺平」、「擺爛」或者乾脆的「逃離」移民海外。        中國大陸的人民(尤其年輕人及其家長)或將移民海外視為擺脫不確定性與國內悲觀不明朗未來的選項之一，部分高淨值人士及中產階層人士選擇西方歐美國家作為移出目的地，除了經濟考量外，更多的是為了尋求更好的教育、財產安全和退休保障，以及擺脫盤據於其頭頂上的中共政權「天眼」，畢竟「老大哥」永遠都在盯著你/妳的一舉一動，不論現實世界中，抑或是網路世界中...。       而另一方面，經濟能力相對較不富裕的人民，如：沿海地區、福建廣東等省分人民則選擇以偷渡、虛偽結婚等方式前往鄰近周邊國家，其中風險相對提高。而如若探究以上種種移民原因，其中的深層動機，即是為了遠離中共極權政治體制的不確定性和控制，追求「自由與尊嚴」，這或許才是所謂「地獄模式」真正代表涵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