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中國持續擴張軍事力量，並頻繁於周邊海域展開各式行動，從軍機擾台、海警巡弋，到科研船與公務船進入敏感海域，讓東亞局勢長期處於高壓狀態。尤其對台灣而言，中共雖尚未發動全面衝突，卻早已透過灰色地帶襲擾，一步步推進對台施壓與戰場經營。近期中國籍科研船「同濟號」兩度於台灣周邊海域進行非法調查作業，再次凸顯北京對台海戰略布局，早已不只是軍演恫嚇，而是更長期、更細膩的戰場準備。據海巡署指出，「同濟號」於5月7日在鵝鑾鼻東南方海域投放科研設備，遭我國海巡驅離後，竟於5月15日再度現身花蓮外海，並施放溫鹽深儀、紊流儀與重力岩芯等設備進行海水採樣與海床調查。面對其持續作業，我國海巡署調派「蘭嶼艦」近迫監控，並透過燈光照射與造浪等方式干擾，最終迫使其收回儀器離開。表面上，這類行動常被包裝成單純的海洋科學研究，但若結合解放軍近年軍民融合戰略來觀察，其真正目的恐怕遠非學術研究如此單純。現代海戰中，「海洋資訊」本身就是戰力的一部分。海水溫度、鹽度、海流變化、海床地形乃至海底噪音環境，都直接影響潛艦活動、反潛作戰、水雷部署與水下無人載具運作。尤其台灣東部海域水深條件特殊，向來被視為國軍海空兵力保存區與潛艦活動空間，也是美日可能介入台海衝突的重要方向。對解放軍而言，若能長期累積相關水文與聲紋資料，未來無論是封鎖台灣、執行反潛作戰，甚至建立對東部海域的監控能力，都將具備更高優勢。中共近年對台操作模式，早已從過去「戰前準備」轉變為「平時即戰時化」。過去軍事準備通常發生於戰爭前夕，但如今北京更傾向在和平時期，以低強度、非軍事化方式持續完成戰場建構。科研船蒐集水文資料、海警船常態化巡弋、民航航線調整壓縮防空空間、無人機襲擾外離島，乃至大型軍演結合法律與輿論戰，都是同一套戰略思維下的不同手段。其目的在於降低外界敏感度，避免一次性軍事升高引發國際強烈反應，卻又能長期累積對台優勢。「同濟號」事件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單一科研船的越界行為，而是它所反映出的整體趨勢：中共正試圖透過軍民融合與灰色地帶行動，把台海逐步轉化為一個「已被預先測繪、預先理解、預先經營」的戰場。當這些資料與經驗日積月累，未來一旦台海局勢升高，解放軍所面對的將不再是陌生海域，而是一個早已建立完整數據模型與作戰認知的作戰空間。對台灣而言，如何在和平時期就提高警覺、強化海域監偵與國際合作，恐怕已不只是海巡執法問題，而是攸關整體國家安全與戰略縱深的重要課題。

近年來，北京對歷史敘事的操作愈發積極，尤其在涉及台灣主權問題時，更傾向透過特定歷史文件來建構「歷史早已定論」的印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便是對開羅宣言的重新包裝與強化詮釋。戰後秩序中的模糊空間真正涉及戰後領土安排的核心法律文件，是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和約中，日本明確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但並未載明主權應移轉給哪一方。這種「放棄主權、未定受讓方」的設計，使台灣地位問題在國際法層面保留了相當程度的模糊性。後續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簽署的中日和平條約，雖再次確認日本放棄台灣，但同樣未被普遍視為最終處理主權問題的多邊國際安排。換言之，戰後國際秩序並未如部分政治敘事所宣稱，形成單一且毫無爭議的法律結論。歷史主體的「置換」北京近年選擇於《開羅宣言》發表地設立紀念碑，並持續強調「台灣歸還中國」的歷史敘事，其意義顯然已超越單純紀念活動，更像是一種政治象徵操作。這類論述最大的特徵，在於將複雜且多層次的歷史過程，壓縮為單一答案，並刻意淡化戰後條約體系中的爭議與不確定性。更重要的是，它經常模糊歷史主體的差異。1943年代表「中國」參與《開羅宣言》的，是中華民國政府，而非1949年後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今，北京卻傾向將兩者視為可自然延續的同一政治主體，進一步將當年的歷史文件直接套用至當前主權主張。這種「主體置換」，不只是語義調整，而是一種歷史脈絡的重構。其目的，在於建立一條看似連續、不可切割的主權敘事鏈條。對內動員與對外塑造從政治傳播角度觀察，這類歷史敘事具有明顯的雙重功能。對內，北京透過「歷史早已確定」的說法，降低民眾對複雜國際法問題的理解門檻，進一步強化民族主義動員，鞏固「台灣屬於中國」的既定認知。對外，則藉由紀念設施、國際場合與官方論述，不斷營造「國際社會早有共識」的印象，試圖在話語層面塑造既成事實。然而，現實情況遠比此複雜。多數國家雖採取「一中政策」，但其法律內涵與政治解讀並不一致，許多國家也刻意保留對台灣地位問題的模糊空間。以美國為例，台灣關係法並未承認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是維持制度化的非官方關係。這種安排反映的，其實是國際政治中的「戰略模糊」，而非單一歷史敘事下的普遍共識。爭奪的其實是歷史解釋權北京近年對相關歷史文件的再詮釋，本質上並不只是學術層面的歷史解讀，而是一種將當前政治結論反向套入歷史脈絡的敘事工程。透過選擇性引用、歷史簡化與主體置換，原本多元且存在爭議的戰後安排，被重新包裝為單一且必然的結果。問題的核心，早已不只是歷史版本不同，而是誰有能力主導歷史的解釋權。當歷史被當成政治工具，其功能便不再只是理解過去，而是影響現實、塑造認知，甚至重新定義國際秩序。

近年來，台海情勢持續緊張，中共軍機、軍艦繞台早已成為日常，甚至多次以軍演模擬封鎖與登陸作戰。在這樣的安全環境下，台灣要守護和平，不能只靠口號，國防部近期提出七千億元的軍購特別預算，是為讓台灣在不確定的國際局勢中，擁有足以威懾對手、維持和平的實質能力。預算並非單純的「花錢買武器」，而是結構性的防衛升級。陸軍規劃採購M109A7 自走砲，將大幅提升我方地面火力與反擊能力。這款美軍現役主力火砲具有高機動與精準打擊特性，能在面對敵方登陸或火力壓制時迅速應變，確保台灣不再是被動防守的一方；海軍採購智慧型垂直起降無人機，透過無人偵搜與通訊中繼，建構跨域感知網絡，使國軍能即時掌握敵情、靈活調度戰力。這是面對灰色地帶衝突與海上威脅時，最具效益的投資；空軍的採購更是整體防空體系的核心。預算中包括增購 愛國者三型增程版（PAC-3 MSE） 四套與 518 枚飛彈，以及 9 套 NASAMS 防空系統。這些裝備將建立分層防空架構，從攔截中長程導彈到保護城市與關鍵設施，形成多層防護。再加上國造「強弓飛彈」的量產與部署，國軍防空實力將從依賴外援走向自主整合。軍購預算不僅是軍事支出，更是國家戰略與產業發展的雙重投資。透過與美方合作引進技術、強化維修能量，台灣可逐步建立自製、自維、自強的防衛產業鏈。無人系統、飛彈組裝、電子戰與材料科技等領域，都能在軍購計畫帶動下提升研發能量，創造經濟外溢效益。支持軍購並非鼓吹對抗，而是確保和平。當對手清楚台灣有能力有效防衛、反制與長期支撐作戰時，冒險成本將大幅上升。這就是「以武止戰」的真義。反之，若因害怕刺激而一味削弱自我防禦，只會讓對方誤判形勢，增加衝突風險。真正的和平，從來不是退讓換來的，而是實力保障的結果。最後，軍購特別預算也提醒全民：國防不是軍方的事，而是整個社會的責任。從民間科技業參與研發，到地方政府的基礎防衛規劃，再到公民對防衛意識的提升，每一環節都決定國家能否在危機中屹立不搖。

台灣首艘國造潛艦「海鯤號」下水，不只是科技成就，更是戰略意志的展現。它象徵台灣有能力、自主地守護自身安全。然而，這項進展也觸動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中共迅速展開多層次的輿論攻勢，將潛艦國造包裝成「笑話」、「浪費」或「政治秀」，試圖在心理層面擊垮台灣民眾對國防自主的信任。中共官媒與附屬帳號大量散播「潛深不足」、「噪音太大」、「潛艦只是鋼殼」等說法，甚至假冒軍事專家評論，營造專業氛圍。這些內容再透過社群平台滲入台灣，讓「國造潛艦」被誤導為「自我安慰的工程」。這正是典型的認知作戰手法：先模糊事實，再削弱信心。北京刻意把潛艦議題政治化，操作「內部分裂」。輿論中充斥「潛艦是民進黨選舉工具」「圖利特定廠商」的說法，讓軍事議題被拉入黨派對立。這種操作並非偶然，而是中共長期熟練的「離間術」——讓台灣在最該團結的國防議題上自我爭吵。也在國際層面操作「孤立敘事」。中共媒體宣稱「無國願助台灣造艦」、「技術來源可疑」，刻意掩蓋實際上美、英、荷等多國專業團隊提供顧問協助的事實。這類話術目的在於削弱台灣的國際自信，讓民眾以為「世界都不挺我們」。然而，當海鯤號成功下水時，中共口徑又一轉，改以戲謔語調稱其為「鐵棺材」、「潛不過台海」。這種從抹黑到嘲諷的節奏，正是認知戰常見的「反向稀釋」策略：當技術攻擊無效，就以嘲諷來消解成就。北京想傳遞的訊息不是理性分析，而是情緒暗示——「再努力也沒用」。北京將輿論攻勢與軍事施壓結合。海鯤號下水期間，中共軍機、艦頻繁擾台，並藉官媒同步渲染「解放軍隨時能封鎖台灣」的說法。這種「軍演配話語」的組合，正是中共新型混合戰模式：一手製造恐懼，一手操控輿論。面對中共的攻擊，台灣政府應在安全範圍內主動揭露工程進度與實際成果，避免被虛假訊息搶走敘事主導權。且媒體與教育應持續強化民眾的媒體識讀能力，使社會能辨識認知戰手法。北京對海鯤號的焦慮，其實正反映它對台灣自主意識的恐懼。這艘潛艦的真正力量，不只在鋼鐵與科技，更在於背後那份「不再依附」的決心。當中共忙著抹黑時，台灣已經在行動中回答：我們不只在造艦，也在造未來。

中共官媒央視11月9日播放一段名為〈起底台獨沈伯洋〉的影片，指控沈伯洋「涉嫌分裂國家罪」，並揚言將啟動全球通緝。影片以「司法行動」為包裝，實則是一場精心策畫的政治演出。它將沈伯洋的公開言論剪接成「犯罪證據」，卻全然避談台灣民主制度與言論自由的脈絡。更令人憂心的是，中國公安部門竟以國家安全為名聲稱要跨國追捕，這種「司法越界」的威脅，已不僅針對個人，而是對整個台灣社會的恐嚇。沈伯洋回應說，中共沒有任何權力干預台灣人民的自由，這場鬧劇正好證明威權體制的虛弱與恐懼。自從北京頒布所謂《懲治台獨22條》後，中國開始把政治宣誓化為法律武器，授權公安、檢察與法院對被認定為「台獨頑固分子」的人士進行缺席審判與財產沒收。這種制度設計，目的在於製造恐懼與管控思想。凡是主張台灣主權、支持民主制度或批評中國當局的言論，都可能被冠上「分裂國家」的罪名。法律被轉化為意識形態的延伸，成為懲罰異議、維繫專制的手段。沈伯洋事件，是中共法律戰的最新樣本。中共深知這樣的指控難以在國際上立足，卻仍堅持高調操作。原因在於，真正的戰場並不在法庭，而在輿論與心理層面。當央視以莊嚴的口吻宣稱「依法追捕」，其目的在於對台灣民眾灌輸恐懼，讓人們在發聲前先自我審查，讓批評中國的言論逐漸沉默。這種策略同時也是對國際社會的試探——觀察民主國家是否會譴責，或默許中國以「司法正當性」之名進行政治追殺。若外界反應冷淡，北京便能宣稱「國際社會默認一中原則」，進一步侵蝕台灣的主權敘事。這是一場結合法律、宣傳與心理操作的複合戰，其殺傷力在於使恐懼滲入人心。根據《國際刑警組織章程》第三條，凡涉及政治性案件皆不得發布紅色通報。中國若以「分裂國家」為由通報，極可能被視為政治迫害而遭駁回。即便如此，北京仍願意耗費資源進行宣傳，正因明白「能不能抓到人」並不重要，重點是「讓人相信會被抓」。這種心理威懾的價值，遠高於真正的司法成果。對台灣而言，這是中共將長臂管轄向外輸出的新階段——從過去針對港人、異議者、記者，逐步延伸到台灣政治人物與公民社群，試圖在全球範圍內重塑「中國人不准反中」的恐懼秩序。這起事件也提醒世人，中共對台灣的壓迫已從軍事與經濟層面轉向法律與話語層面。它不再單純以戰機繞台或貿易封鎖示威，而是試圖用「司法正當化」的手法，讓威權的邏輯滲入國際體系。若任其發展，未來任何批評中國的台灣人，甚至在第三國發表言論，都可能被列入「黑名單」。因此，台灣除了強化國防，更需建立國際法律防護網，確保公民在海外的安全與權益。民主盟友亦應警覺，中國這種長臂司法若不被制止，終將威脅整個自由世界的法治原則。沈伯洋事件，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中共如何將法律變成政治工具，當威權政權以通緝之名壓制思想，真正的勇氣，是繼續堅持說出真話。自由不該成為罪名，批評不該被通緝。面對恐懼最好的反擊，不是沉默，而是更清楚地表達信念——台灣屬於自由世界，而不是極權的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