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蕙菁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525高雄嚴老師校內墜樓輕生，令人深感傷痛。短短一年之內，在校園內輕生的案件就有三例，另二例在2025年4月台北市、2025年11月新竹縣。這一切，不包含教師非校園內輕生，等同於是被掩蓋住的黑數，還有撐不下去辭職、提早退休，或是為了生活得靠身心科藥物強撐在教育現場的教師們。社群媒體出現許多嚴老師的以往的學生出來留言，讀之令人鼻酸。到底是怎樣的教學環境讓一位即將退休、教學認真的老師走上這條路？每每這個時候，教育圈多數人會陷入集體創傷症候群中悲鳴。然而，教育現場的黑暗與崩解，是一個大家不敢說出口與面對的真相。校事會議制度更是加速崩毀的工具。這一兩年，因校事會議含冤莫白的案件數量相當高，透過行政訴訟取得勝訴的判例也日漸增多。只是，為什麼基層教師要面對這樣無法治基礎的制度審判呢？其中，那種「有罪推定」，要去「自證清白」的困境，為什麼會發生在自由民主的國家呢？教師專業性何在？任何一個子虛烏有的投訴，即便無涉事實，只要一句「不敢上學、心生畏懼」的話語，便可作為證詞，基層教師便被送上祭壇。身為校事會議冤案受害者，112年11月內被送兩次校事會議，經歷職場霸凌、謠言四起，再加上校長懲處記過，就算是教育部申訴勝訴，仍再度被校長改核記過的境遇，更加理解這些老師們冤情無處可申的痛楚。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大悲無言，教育現場的公道何在？

艾希曼是誰?他是「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的代名詞，由1963年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在其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中提出的概念。1961年，她身為《紐約客》雜誌的記者，到耶路撒冷報導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時，她觀察到:艾希曼並非性格狂躁的大魔頭，卻僅僅只是個普通、甚至感覺很溫和的官僚。但是，當人類放棄獨立思考，盲目執行錯誤命令時，也能造成難以彌補的巨大傷害與沉重毀滅。不思考的惡，來自於盲目執行指令。也許是為了自保活命、也許為了升遷，也許只是一種「盡忠職守」的本能訓練。 校事會議的啟動開關來自於學校的校長，由校長邀集其他人參與。校長的上面是教育局處，也是首先面對投訴的人，校長處於關鍵性位置。當然有費盡心力去調解和處理投訴的校長，也有先不辨別投訴內容真偽，只要家長或是學生不滿意，就通報校安、啟動校事會議的行政巨嬰。即便是找來教育部人才庫三天訓練之下的調查人員，「有罪推定」式的調查方向，不乏引導式誘答的訊問技巧，也讓許多官僚體系之下活生生的艾希曼紛紛出籠，疊床架屋，增加許多原本投訴以外的內容，只為了符合「有罪」的認定。這時候，調查人員還會好心告訴你: 「我是為你好啊，該好好檢討，為什麼你被投訴?」又或者「你被投訴那麼多項，如果連一項都沒成立，家長也會覺得我們站在老師那裡。」調查機制，猶如一個篩子，當真正咆哮學生、教學不力之人，無法透過這個機制篩選出來，而是「先畫靶、再定罪」的方式。受害的無疑是教育現場每一個學生:包含投訴者本身，以及其他安分守己，想平靜上學的學生們。一份有問題的調查報告經過粗糙草率、時間短促的調查過程產出之後，基本上，要翻盤已經很困難了。接下來，進入考核會與教評會，要面臨的就是懲處，或是停聘，或是解聘。第一條路:申訴、再申訴、行政訴訟；第二條路訴願、行政訴訟。如同翁國彥律師粉專所言: 「調查品質有待檢驗，卻被賦予巨大殺傷力。我們實在難以想像此案部分事實逾越懲處時權時效的疑義如此明顯，竟從最初的調查小組(還有一位成員是律師)，經歷校內人事室、到校長、再報到教育局審查，居然無人發現懲處權時效的問題，直到我們在訴願階段提出質疑，才獲得訴願審議委員會認可此一處分的重大瑕疵。不幸的是，這樣品質有待檢驗的調查報告，可能仍存在很多校事會議案件裡，地位卻被教育部等主事者抬得極高，賦予巨大的拘束力與殺傷力。當後階段的教評會、考核會、人事室、學校首長與教育局處欠缺有效的把關機制，又或者『不敢 』把關、擋下有疑義的調查報告時，像本案H師這樣不應出現或有違法瑕疵的懲處案，即難以避免恣意橫行。」我耳朵響起：活生生的艾希曼，未取得老師本人同意擅自錄影、在調查報告做出不實的言論證據，再告訴其他人：「這是校長叫我做的啊！ 」1961年審判下的艾希曼，並未遠去；希特勒的集中營與毒氣室，在人們的心中，並未消失。當校事會議如同一面鏡子，照射出教育現場行政體系陳年的問題，以及官僚系統的「平庸的邪惡」。我們如何能期待這樣教育環境，能夠培養出有民主意識、有自由獨立思考精神的學生呢？

「你為什麼會想當老師？」我聽過許多吾輩之人，當老師的初衷，都是因為曾經受過諸多老師前輩的照拂，無以為報，也希望自己成為扶持他人的人，才成為教師。例如：電影《老師，你會不會回來？》真實故事中的王政忠主任，也是全國性教師研習《夢的n次方》的發起人，因為教育而翻身、因為被許多老師照顧長大，而將老師成為生命的志業。教育部實施校事會議數年，產生眾多弊病，反映出教育現場的窘境。大投訴時代下，行政體系的無能巨嬰，把校事會議當成假正義調查，實則行「剷除異己」或是「逃避濫訴問題」的管道，受害者就是無數站在第一線的基層教師。紛紛遭遇停聘、懲處等等損傷教師工作權與清白權的現況。除非是遭遇停聘，有太多老師遇到記過或是申誡等不合理的懲處，基於行政訴訟曠日費時、律師費高昂，只能選擇吞下一個又一個的冤屈。翁國彥律師經手無數學校與教師法律相關案件，專長行政救濟、行政訴訟和人權案件。近期，他的粉專出現一位教學相當優秀的謝老師被家長「四個月之內投訴40幾項」，透過校事會議不斷被調查，六次考核會不予懲處，教育局和校長不斷退回，最終被校長採取「逕行改核」，被懲處一個申誡。經過將近一年的訴願，法律書狀的往返攻防，最終撤銷這個羞辱謝老師的「申誡」。一個申誡，考績被列為乙等，損失不是只有三、四萬元的考績獎金，損失的是教師尊嚴與對教育的熱忱。試問：有多少老師會為了這樣的實質損失，進入行政救濟與行政訴訟管道？不合經濟成本的訴訟，凸顯了教師心中深厚的冤屈，為自己清白而戰。一位認真優秀的謝老師，可以是教育部「分組合作學習」講師、能做大型觀課，並且擔任差異化教學的講師，卻因相同的人四個月內投訴40多次，而不斷被調查與慘遭懲處。反映出現行教育現場的病態，與校事會議的荒謬。教育部，有設定保護機制，來維護教師的清白權與工作權嗎？當教育現場留不住人，光是靠提高鐘點費、導師費加個1000元，怎麼解決「教師荒」？當政府官員，堂而皇之告訴基層教師，還有申訴再申訴等過水般虛晃一招的行政救濟管道時，是不是該先檢討輕易「羅織罪名」的校事會議制度與現行考核辦法的流弊呢？在這個大投訴時代下，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人人都是謝老師。我們應該更加重視「正在」教育現場的教師們面臨怎樣的嚴峻現況？才能真正找出教師荒的解決之道。

昨天在偌大的台大校園迷路，台大法學院霖澤館比較靠近科技大樓站。我從公館走入，甚遠。若非趕赴《冤罪學》新書講座，校園內杜鵑花盛開，真該好好駐足欣賞。作者西愛礼律師人在國外，是採取線上方式參與新書座談，講座還有現場中日文即時翻譯。西律師曾經短期擔任日本法官，在他29歲那年，花一整年撰寫此書，給許多法界人士閱讀後，得到「嚴厲批判」：如心理學部分太難讀、冤罪缺乏案例分析等等。他又再花了一年去修訂。此書，在日本還有更易讀版本。之前，他來冤獄平反協會參訪，送了協會此書，協會大力促成此書中譯本出現。書中，光是註釋高達1232則。西愛礼律師搜羅252例司法誤判案例，要進行量化研究和案例分析。他說：「一個人是不可能製造冤罪的。」是整個審檢辯三方、法規、體制集體造成的。未來也需要進行跨國研究，並且在把小眾的冤罪學概念，傳遞給一般社會大眾與司法體系人員了解。在2016年10月23日，我在花蓮時光1939聽了衛城出版社和平冤協會共同出版的《法官的被害人》新書講座，羅秉成律師是該場講座的講者，他化繁為簡的演講功力，令我驚艷萬分，開啟此後我關注與閱讀各種司法不公的相關書籍，例如：《不完美的正義—司法審判中的苦難與救贖》。同時，我也成為平冤會每個月的小額捐款者。昨天，匆匆趕入會場，剛好最後一刻趕上。羅律師主持講座，他光是坐在場中，真的是氣場十足，足以震懾四方。他提到「冤」字，很多人都很不喜歡，特別是法官和檢察官，因為像是被指摘犯錯。然而，人一定會犯錯，所以他在台大通識課程開了一門「錯中學」的課程，預計收100人，後來來了上千人。他個人在課程中負責司法錯誤部分，再邀集其他專業領域來講課。他認為冤罪，是一種「失敗學」，從錯誤和失敗中學習，不只有司法，各個領域都需要面對錯誤，改善錯誤，人類才會進步，某個層面的素養才會提升。而他提到「冤」這個字，其實相當沈重，也是雙向概念：其中包含了「被害者」的冤，和「被告」的冤。當司法犯錯，其實真正犯法的人，並沒有被定罪。羅律師在序言中提到：「不只一人，我愛其理」。同樣的，冤獄平反，也是「一個人不可能防止冤罪」、「一個人不可能救援冤罪」的。與談的兩位研究員和律師，都是日本一橋大畢業。李怡修研究員提到日本有類似冤罪學與司法救援的正規課程，羅律師希望台灣也能借鏡，會和相關人士討論看看。整個司法體系，從研究員、教授、法官、檢察官、律師等等，也是一種菁英體系，卻仍舊免不了錯誤，要去面對與調整。羅律師提到冤罪是一種全球性的司法現象，他希望未來「清白權」也可以被列入「基本人權」。和司法界要「合作取代對抗」、「跨領域的合作」。「錯中學」，更是跳出目前法律守備範圍的一種研究方向。正常的法律程序，審檢辯三方，依據同樣的資料證據，去做法律上的攻防，甚至於要去排除和防範法官的預判。我不禁想到荒謬可笑的校事會議，被告看不到被家長或是學生指摘的訪談逐字稿？訪談錄音檔？便要針對沒有實質證據的投訴，進行一次又一次的答辯。到底教師要怎樣去證明自己沒有做的事情？答辯自己沒有說過的話呢？粗糙草率的校事會議，更別提審檢辯三方有共同資料證據的攻防。教師這位「被告」，還要接受只有「三天」受訓的調查人員的「調查」、「偵訊」。然後這一份「有罪推定」的調查報告，成了「聖旨」，所有的申訴都無法推翻它。回到原始點，真的非常可笑，奠基在謊言的指摘，成了摧毀教育現場的幫兇。遇上校事會議這個國家機器制定的體制，教師們的冤罪數量，並不輸給司法上的冤罪數量。書中提到，形成冤罪的代表性原因就是「隧道視野」(tunnel vision)，人一旦行成某種信念或是懷疑，就會固著該信念，選擇性的詮釋或是扭曲內容符合這個信念，也就導致一種有罪推定的假設。這本書，淺顯易懂，讓人很容易進入閱讀狀況。西愛礼律師和李怡修研究員大力推薦的1232則注釋，我就留給專業司法人員去讀吧。光是讀內文文字，就受用無窮。量化數據清晰明白，輔助舉出許多日本有名的司法冤罪案例進行分析說明。大力推薦各個領域，都值得讀一讀《冤罪學》。學習從失敗中、錯誤中，汲取智慧，改善錯誤，人類才會進步。 

昨天早上，我獨自一人前往國家人權博物館。一出大坪林站，冷冽的空氣撲面而來，春寒料峭。冷冽和飢餓，同樣都使人腦袋清晰明亮。我沒有參加導覽團，倒是先在服務台的書區，仔細閱讀了各種相關出版書籍。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當年是政治犯羈押、起訴、審判、代監執行的場域。審判形式化的軍事法庭外牆上，特地寫上紅色隸書書體的「公正廉明」四個大字，中間還有象徵「公平正義」淺灰色的天秤符號，至今也是法院的標誌。這一切，顯眼到極為諷刺，讓我觀望良久。旁邊就是政治受難者的名單，一個黑色小區塊寫上名字，按照年代陳列，數量之多，令人屏息。其中，1979年那欄，就是林義雄、黃信介、陳菊、呂秀蓮、姚嘉文、范巽綠......此區，當年也是洗衫工廠，陳列各種當年器具，還有播放年邁受難者參與洗衫、燙衫等回憶工作細節的影片。寂靜的園區，我獨自一人穿梭在不同展區。站在關犯人的房間裡面時，胸口感覺到窒息。狹小的空間，多半配置一個馬桶，少數有洗臉台。下面類似信箱投遞口的，是送飯的地方。二樓關女監之處，據說當年２４小時不熄燈，馬桶和洗臉台略高一點。有些房間，都加裝泡棉，以防犯人自我了結生命。真正「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腦海不禁會想起去德國參觀威瑪近郊的集中營遺址，柏林的猶太博物館，同樣是在陽光燦爛下，卻讓我無法呼吸般窒息難受。人類極權的殘忍，普世有共通的思維和做法：「箝制思想，控制自由。」台灣這段高壓統治，於西元1949-1992，歷經40多年，造成無數冤案、偽造、錯判案件，甚至處決人犯，嚴重侵害人權。過年前，因為一部未上映的電影，全台「補歷史」風氣大盛。《牽阮的手》電影重新在公視播出、田秋堇監委的訪談(也已經有人製作英文字幕問世)、社群媒體上眾多有志之士考據歷史、書寫歷史。甚至於，原本2030年才能解密的檔案，都已經公開，雖說重要檔案，應該已經被銷毀。但是，才短短一個多月，竟然引起台灣社會廣大的反思效應。前幾天，看到教育部鄭部長也到國家人權博物館來參觀，心中感覺到另外一種現世的諷刺感。中小學教育現場，設置有如東廠的校事會議，三天受訓的調查小組製作「有罪推定」的調查報告，已經淪為校長「剷除異己」、「職場霸凌」的工具。教育現場教師冤錯假案之多，教育部手上案件數量，並不輸給藍綠白不同黨派的立委們，收到堆疊如山的陳情案件。教育現場教師們的含冤莫白，不論是教師和學生，都已經有不少輕生案例，卻欠缺深入了解與報導。終其一生，致力在教育現場的教師們，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反而落得「不適任」教師的惡名。有的被停聘數年、有的大大小小的懲處，所有的申訴，都像是過水。即便是上了無數新聞的嘉義小青老師案件，連行政訴訟打贏了，也無法定職場霸凌者違法濫權的罪。離開景美紀念園區前，讀了陳列的《殘骸書》，曾經被關入到此區的他，再來參訪，彷彿幾十年後來看看當年遺落的自己。他書中引用了蔡慶樺的《美茵河畔思索德國》一書，提到法蘭克福總檢察署大樓外牆上，懸掛著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的文字：「人性尊嚴不可侵犯」。然而，真的是：「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嗎？」轉型正義不遺餘力的德國，同樣要面臨許多法律「未竟之處」的喟嘆，讓我聯想到德國著名律師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的散文集，《可侵犯的尊嚴：一位德國律師對罪行的13個提問》、《一個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以及他的幾本小說《罪行》、《罪咎》、《誰無罪》、《懲罰》等等。閱閉，總是叫人心中生出無限的感慨、生出無數難以回答的叩問。  當台灣的體制一面說要做轉型正義，一面使用國家機器制定殘害「教師人權」的校事會議制度、考核制度時，我心中有很多複雜的情感，看著舉著那些「公平正義」大旗幟，心中不免發出疑問：「那不就跟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的『公正廉明』四個大字，一樣諷刺了嗎？」         

你在意的是工作頭銜？還是工作價值？《抱負》的作者Rutger Bregman 提出的叩問。大多數的基層教師們，只是一個沒有名片、沒有頭銜，安安靜靜從事教學工作的平凡人。而如今，教師人權淪喪的年代。教師的這份工作，還有價值嗎？放眼全球，教師荒與教學困境，是普世的現象。正當其他國家，試圖要改善教育環境的同時，2020年設立的的校事會議，現如今，卻變成台灣教育現場重創教師人權與教師工作價值的制度。到底有多少真正「不適任教師」，是藉由這個制度篩選出來的呢？抑或是，有更多的老師被莫名貼上不適任教師的標籤，而含冤莫白？依據廖宜恩教授於2026年2月2日的投書《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https://newtalk.tw/citizen/view/71002文中所言：「教育部若想了解調查的品質，請國教署行文要求學校把校事會議調查小組約談的錄音檔、逐字稿、調查報告，以及涉案老師的答辯書等繳交給教育部，然後再請一些對轉型正義檔案有研究的專家學者研究比對，應該很快就可以了解有多少『冤錯假』案！調查的品質很重要，原因是：一旦調查小組的調查報告建議將涉案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時，校事會議通常會『照案通過』。即使校教評會不同意校事會議的處分，但上級的教育局(處)仍會退回，要求校教評會依據調查報告結果處分老師！這表示「調查小組」的調查結果，已判了老師工作權的生死！有冤屈的老師只好花大錢請律師，以進行申訴、訴願、行政訴訟等，但每個階段的處理，都會基於尊重『調查報告結果』，大多駁回老師的平反請求！讓『調查報告』成了『鐵證如山、不容辯駁』，各種申訴、訴願、行政訴訟都只是過水而已！」真正司法系統所形成的冤案，正是因為未能重審原始資料中的每一個證據或是細節。下一位審判者，想要推翻前一個判決，就必須付出更巨大的調查時間。於是，疊床架屋的冤案就這樣出現。冤獄平反協會營救一位司法上的受害者，往往要耗費數十年，有這麼多公益律師出面下，還要投入無數人力與金錢。往往營救成功之時，受害者也已經白髮蒼蒼。嚴謹的司法系統，擁有受過嚴格訓練的法官與檢察官，尚且會出現「冤錯假案」;遑論三天21小時受訓的調查人員，在校事會議調查過程的粗糙草率，造成的冤錯假案數量更高。調查過程，就是一個篩選機制。當篩選機制出了這麼大的漏洞，無法真正篩選出「不適任教師」的同時，所造成教育現場的風暴，到底誰來補救？誰來幫助教師人權平反？誰來還給教師們清白?正如漢娜.鄂蘭提到的「平庸的邪惡」，當每一個申訴機制，官僚系統的漠視，這個不思考所產生的惡，正是抹殺教師工作價值的元凶。也如同Rutger Bregman在上一本《人慈》中所言：「通往地獄的路是善意鋪成的，行惡之人，往往相信自己在行善。」當利用校事會議，將基層教師送上焚燒祭壇的同時，那些打著「正義」與「道德」旗幟的人或是制度，正在錯殺真正有志於教育多年的教師們，重創的不只有教師人權、工作價值，還有台灣數以萬計學生們的受教權益、教育品質。

相對年輕的時候，面對親人的生離死別。14歲父親離世、小學和國中都同班的同學驟然離世⋯⋯內心對生死有著無窮無盡的探問，就讀台南女中三年，幾乎泡在圖書館。讀文學、讀哲學⋯⋯總以為，可以在書本找到想要的答案。就這樣，一路上到現在，依然沒有在書裡找到正確答案，卻意外擁有安身立命的穩定能量。著迷著花園剛採收白玫瑰的淡淡香氣，我老是像蜜蜂把臉埋進去花裡。除了香氣，非常喜歡花瓣觸碰臉龐的觸感。我不再為了花凋謝而落淚；但享受她從花苞開始每一分鐘的美好。我也喜歡臭豆腐，他也是香的。有時候，下班四點趁著人少，我會去吃花蓮的玉里臭豆腐當晚餐。上面的蘿蔔絲、香菜我都喜歡。星期一，我第一次走進古蹟般的監察院。從外觀來看，就是日治時期留下的建築物。裡面的紅樓走廊，也都好美。搭電梯前的于右任書法展，雖然是複製品，但印刷技術幾可亂真。原來，于右任曾經任職於監察院，還有他的雕像。因為是古蹟建築。監察委員的辦公室都有點窄小，仍舊有電梯搭乘。那天，監委聽完我15-20分鐘的報告，淡淡的、冷冷的跟我法律教授好友說：「這⋯⋯小學的校長，比大學的院長和校長，權力還要大？」監委又說：「這整個校事會議制度，不就是現行教育裡面的東廠」？我跟監委說：「教育現場，為數不少的家庭教育功能喪失超過10年以上。我支持維護兒童權利，我也一直是保護我的學生們的老師。無論他們是誰？有沒有投訴我？我都會保護他們。」「但，我不是人嗎？」「教師人權在哪裡？」那一刻，小小的會客室，一片寂靜。我想:這個叩問，很深層、也很沈重。一個半小時的會談，監委無比謙遜客氣，和我同學聊家常，送我們到電梯口。和同學久未合照，我臨時調皮，要同行友人幫我們拍照。我知他嚴肅不搞笑（小時候可不是這樣），故意去挽他的手臂。他哈哈大笑，友人馬上按下快門。同行友人說：「你們兩個笑得好天真純潔。」離開監察院，飄著細雨，好友自然撐起傘，我們共同撐傘，步行到火車站。那種自然而然的相處，令人非常舒適。我常覺得，一路上一起長大的同學好友們，是彼此航行在人生大海中的定錨。因為有這些微光的存在，在茫茫人海中，不至於迷失本心。因為，他們從小就知道我是國王新衣裡的小孩。因為，他們從小就知道我的鬼靈精怪。因為，他們從小就知道我的內心純善。每一回的見面，完全不用去澄清自己、解釋自己。白玫瑰沒有比較高尚，臭豆腐沒有比較低下；大學教授沒有比較高尚，小學教師沒有比較低下。世人常說：「不分貴賤」，不看輕卑賤之人還算容易；但，不因對方「貴」，而「跪」，才叫做真正的涵養。     

根據最新公布的校事會議修法，新瓶裝舊酒；修法後，完全沒有依據實施數年法條中所產生的弊病，進行檢討與修正。解讀前陣子監察院公布的國家人權報告書，與1月12日針對校事會議的座談會。這些遠離基層教育工作者，帶著教師們總是「迫害或是體罰」學生的先入為主的偏見，進行所有的討論與建言。誠如翁國彥律師，在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危機解密座談中，所提出的另一種觀點。一開場，他舉出好幾個因為校事會議被記申誡的荒謬案例，看了真是叫人心寒。同時，他針對此次公佈的人權會報告，提出眾多疑義。其中，翁律師提出，校事會議調查報告只針對「事實認定」部分對學校有拘束力，「懲處建議」則無拘束力，議處單位有權做出不同決議。他在結論與建議部分提到：「面對修正教師解聘辦法，如此大幅擴張調查範圍，只為了抓出少數漏網的嚴重個案，導致教師們採取防禦性教學輔導，衍生的成本遠超過最初修法的目標。」翁律師更是提到：「只要是人，都會犯錯，任何制度都要給予容錯空間，然而目前制度不給老師有絲毫容錯的機會。現行校事會議制度，是一台沒有容錯空間的絞肉機，將所有案件全部絞入，大量進行調查，成立後一律懲處，剝奪行政主管原本彈性處理的空間。」（引自翁國彥律師1月12日座談會的簡報內容）當台灣教育無能處理在教室失控的學生們，連記過都無法嚇阻學生偏差行為的同時；卻有這麼多中小學基層老師們被懲處、被記申誡、被記過？這到底是一個怎樣荒謬的現象呢？筆者從事基層教育工作20餘年，面對無數學生們各種霸凌的生態。簡而言之，再小的孩子，都有「具體而微」的「人性」。也因此，20餘年來，在處理學生們之間的霸凌相關問題時，筆者都得無比細膩的抽絲剝繭。然而，根據雅言出版社的《教養大震撼》一書，其中第4章提到幼童說謊，該篇章標題為：「說謊，父母常在不知不覺中予以鼓勵。」針對兒童說謊的科學研究，乃是為了模擬兒童在法庭上作證的狀況；兒童說謊的科學研究，正是為了「法庭訴訟」才應運而生。美國一年有將近十萬多小孩上法院作證，通常是為了爭奪監護權或家暴官司。而成人的測謊系統應用在兒童身上的時候，出現極大的失敗率。據研究，兒童撒謊時的徵候與成人的差異甚大，即便是要警察去判斷兒童所說真話假話，答對率只有45%，比丟銅板的正反面機率還要低。而老師們面對兒童說謊的答對率有60%，甚至於很多老師們反應，如果是遇到自己教過的學生，答對率會比60%高。說謊，與2-3歲的幼童對於世界充滿想像力也有關。筆者曾觀看網路上走紅的2歲幼童童言童語：母親問她手上的紅腫怎麼來？事實上，並沒有紅腫。幼童可以編出一段她剛剛走路跌到，不小心撞到桌子等等故事。從科學研究的角度來看，說謊是人類一種「高功能」認知行為的表現。但是，當校事會議的檢舉，大量採用學生們的證詞，甚至於採用不在教室現場，光是聽學生們片面之詞或是不完整轉述的家長們證詞。這些在法律上無法構成證詞的「傳聞證詞」，卻變成校事會議中，教師們無法駁倒的鐵證，成為校事會議中「仿若帝制時代聖旨」般的調查報告內容。教師如何去自證清白？要如何去證明「自己沒有說過的話」？「沒有做過的事情」？於是，無數受傷或是被這樣威脅恐嚇的教師們，採取全天候錄音自保，隨時處於「驚弓之鳥」的狀態，面對每一天的教學現場。叫人怎麼不精神耗弱？這是教育現場該有的常態嗎？新修的校事會議法規，校長不參與投票，但還是由校長邀集參與校事會議的人選。表面上，校長不參與投票或是調查，教育現場運行上，哪一個校長邀請來的人，不會往校長要的方向辦案？揣摩上意，符合校長要求去辦案。而現行考核辦法，除了考核會面對調查報告內容，可以針對校事會議調查報告採取懲處措施之外，校長竟然還有最終改核權利。球員兼裁判，教育部已經把中小學校長們的道德能力，恭維到聖人般的地位了吧？目前台灣教育現場，無能且無權處理學生諸多偏差行為，就算把學生記過也無法產生實質教育效果；卻變成透過校事會議，把一輩子讀書可能無往不利的教師們，一一懲處申誡或是記過，以此滿足家長或是社會的期待失速列車般的校事會議，變成台灣教育現場的「絞肉機」，絞入教師尊嚴、教師人權、教師生命權與工作權。為數眾多的基層教師們得去身心科吃藥、找尋心理諮商協助，更令筆者寒心的是：無處伸冤的教師，選擇輕生，用最極端的方式，面對虛弱慘白的校事會議制度與職場霸凌，最無聲的抗議......

針對校事會議，教育部相關修法延宕至2026年1月12日公布。去年11月公布的修正草案，猶如試水溫般，企圖測試各個團體的反應。筆者身為校事會議受害者之一，一點也不樂觀。漏洞百出的制度，到底如何修?教師專業，怎麼會從家長投訴內容來決斷「大案」與「小案」?實行五年以來的校事會議，冤案重重。台積電晶片上市前，尚且要通過無數測試，良率比例有多高?有問題的晶片更是要深入研究，藉以提高整體良率，減少產業損失。然而，校事會議法案，牽涉台灣學生受教權、教師尊嚴、教師生命權與工作權，已經有不少教師蒙冤難解，憤而輕生離世。這麼多的冤案，未能重新審視，如何改良失靈制度?正如最新一期今周刊(1514期)中的採訪報導，台灣教授協會創會秘書長廖宜恩所言:沒有人反對處理「真正」的不適任教師，但過程草率進入調查，即便不成立，教師早已經名譽受損、喪失教學熱情。台灣教授協會會長薛化元教授更是坦言:校事會議所造成的不當處分，很大部分源自校長的獨斷決定，如何避免校長權力濫用，應該是改革的重點。筆者於112年11月份，一個月經歷二次校事會議調查。每一份調查報告書，都僅有三張A4薄紙，大約5-6面的照抄法條居多的文字。調查小組僅只有單向訪談2-3次，更沒有交叉比對原始資料，就可以偏頗的形成這一份彷彿聖旨般、無法撼動的調查報告書。區區3張紙，讓從事教學工作多年，熟稔面對家長濫訴解決之道的筆者，碰上失靈校事會議制度，與惡質校長動用改核權，前所未見，連續兩年被記了小過、考績乙等。筆者聘請的律師的申訴文件堆疊如山，真正的「上駟對下駟」。律師專業的書狀，對上毫無法律專業素養的校事會議粗糙草率的調查報告。無論是學校、教育處，甚至於是教育部的答辯書與回覆，都顯得稀薄可憐。筆者埋首層層疊疊的書狀中，掉出來一張多年前家長親手寫的明信片。當時她身患重症，正在進行相關治療。許多孩子的事情，只好筆者一人一肩扛起。等她療程結束，筆者一一還給她家長的責任。事實上，剛開始她很不習慣，甚至於有些生氣與排斥。後來，家長終於清楚筆者是為了長遠的親子關係，與學生本身長久的未來而努力，也願意調整自己和孩子的互動模式。親子教養、師生關係，甚至於親師生關係，往往牽涉人內心的「自我察覺」。無論哪個角色，往往會投射自己成長過程中學習經驗，也許是美好的，也許是帶著創傷的，交雜出繁複的情緒與經驗堆疊，誰是受害者?都還不一定。只是，失靈的校事會議制度，遇上無能解決問題、只能濫權維持威嚴的行政主管。台灣教師人權、生命權與工作權被踐踏，受害的，終將是守護台灣學子們第一張生命安全網絡的中小學教師們。有毒的教學工作環境、仇師的社會氛圍、不夠強而有力的工會團體、漏洞百出的校事會議法規和現行考核辦法、失能的教育局處，以及各種過水般的申訴救濟方式。要怎樣解決教師荒?要怎樣留住真正有志於教學的教師?要怎樣保有教師人權與尊嚴? 

終結白色恐怖，廢除校事會議莊蕙菁2025.10.01少子化的台灣，不是教師超額問題，反而是嚴重教師荒？反觀國際，世界各國都產生教師荒的問題，台灣該如何面對呢？新進教師薪資待遇不佳，再加上家長濫訴零成本，校園內行政工作過量，校長濫用行政裁量權等校園職場霸凌，屢見不鮮，甚至於教師校園內跳樓輕生，新聞事件卻不斷被掩蓋，更別提還有許多學生們情緒暴走、在教室互毆導致送醫急救等等。2019年修訂的教師法，出現了校事會議這個在校園實施審判的機制。緊接著，新冠疫情全球肆虐，此法尚未能產生明顯效果。2024年4月重新修訂，加上疫情過後，此法造成校園如公堂，家長零成本濫訴，無需人證和物證，就可以將第一線教師用校事會議起訴，教師聘請律師也只能陪同，而無法像法院有公平正義的證據公開、言詞辯論。為數不少的校長或是主任如同行政巨嬰，無能處理家長濫訴，便將第一線教師送上祭壇焚燒公審，滿足非教育專業家長的齜牙咧嘴，發洩己身情緒，造成校園風暴連連。校事會議早就是台灣校園內另一種形式的白色恐怖，變成校長濫權、剷除異己的利器。校事會議和行政裁量權是校長的兩把刀，可以任意砍向第一線手無寸鐵的基層教師。刑法上的「無罪推定」原則，尚且要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們有高度法律哲學深度涵養，與人性高度覺察，才能做到。而基層教師面對家長濫訴，常常必須針對自己「沒有做的事情」、「沒有說的話」，去進行答辯與自我澄清。試問：「無罪推定」原則在哪裡？即便事後調查結果不成立，教師也已經被傷害到遍體鱗傷、聲名狼藉。筆者擔任小學導師20餘年，觀察教育現場，深感中小學教師身負重任，是台灣教育現場學子們第一張生命安全網絡。筆者陪伴過各種特殊生，包含自閉症、亞斯伯格、情障、過動、腦性麻痺......陪伴他們面對和他人相處的種種艱難課題。或是家中遭逢巨變，父母離異，或是意外身亡，陪伴學童面對情緒的各種起伏與悲傷。甚至於有父母親都在監獄，從出生就在寄養家庭的小男孩，強烈的防衛機制、缺乏安全感的攻擊行為，這都需要教師不斷用各種層面，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與教師專業能力，方能貢獻安全網絡的棉薄之力。筆者長年研究與累積許多學童個案分析。深入探討學童和各式各樣的家庭動力、父母親關係，造成學童本身學習樣貌與障礙。少子化，應該是台灣教育精緻化的轉機。然而，教育乃百年大計，非一朝一夕可窺見成果；近一步來說，教育更是國之根本，需要不分黨派、眾人齊心協力來關注教育議題。筆者有幾點建議如下：一、解決校園濫訴零成本：實施具名投訴，必須提供具體證據。投訴者也須擔負相關法律責任，教育部理當擔任第一線教師強力後盾。公用訴訟費用，不應該只有提供校長使用，而是面對誣告，也能夠透過法律途徑，還給教師真正的清白。二、少子化，教育精緻化：降低班級人數，提高教師編制，真正關注基層教師的教師專業能力，與量化與質性分析台灣學童的學習現況。三、廢除校事會議相關制度：2019年之後，全國各縣市政府總共啟動多少次校事會議？啟動多少校安通報？有多少老師被懲處記過？有多少老師被停聘和解聘？高等法院有多少相關行政訴訟的案件？教育部應當進行量化調查，並且深入進行質性分析研究。這一切，絕對不是個案，而是教育現況的暗潮洶湧。四、去除校長行政裁量權：高度人性化的教評會與考核會，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之下，校長能夠影響整體風向球。漢娜·鄂蘭在二戰結束提出的「平庸的邪惡」，官僚制度的習氣，教育現場缺乏正義發聲的勇氣，導致校長行政裁量權濫權，恣意濫權懲處不聽話教師，或是勇於為學生發聲的教師，造成校園風氣封閉。教師，如何真正當學生民主之典範？當修正後的教師法中的校事會議，無能篩選出不適任教師，造成學生們也必須進入被調查的程序，只為了區區一位家長的投訴，這才是嚴重影響全班學生們的受教權。校園非公堂，乃是台灣教育之重要核心場所。教育，為國之根本。當認真的老師、無辜的學生們，為了濫訴，犧牲眾多學生們的受教權，教師們賠上身心健康。這樣，真的是對教育有幫助的嗎？台灣教師人權何在？228談轉型正義，不應該只有在228當天;課本提到陳澄波與湯德章，要學生們記取這些歷史人物的犧牲，教育現場不應該同時製造出一件又一件的冤案。終結白色恐怖，廢除校事會議，重視學生的受教權，重視教師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