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徹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在野黨近日高舉「國家安全」大旗，拋出所謂「晶片國安法」，並列為優先法案。表面上強化安全，實際上卻可能以法律之名，困住台灣最具競爭力的產業。這樣的方向，令人憂心。台灣的戰略地位，建立在半導體產業的速度與彈性之上。以台積電為代表的晶片製造商，技術節點以「月」為單位推進，客戶決策以「季度」為節奏調整。全球競逐先進製程與先進封裝，沒有等待的空間。若重大投資與技術布局皆須經國會逐案審查，勢必拉長決策時程，增加制度風險與不確定性，甚至在過程中暴露商業機密。當談判籌碼與布局策略暴露於政治攻防之中，台灣在國際競賽中的速度優勢將迅速流失。更值得警惕的是，僵化的法律限制往往讓競爭對手坐收漁利。當美國、日本、韓國以補貼與政策工具積極吸引產能與技術時，若台灣反而以立法方式限制自身全球布局，等於在國際賽局中自廢武功。半導體產業本質是全球分工與貼近客戶。海外設廠多是回應供應鏈韌性與市場需求，而非單純「外移」。若以國安之名一刀切地設下高牆，只會把機會拱手讓人。此外，鎖死企業布局彈性，也不利於深化與盟友合作。各國強調供應鏈安全與韌性，台灣之所以成為關鍵節點，正因我們在全球體系中不可或缺。若因僵化法律限制而失去參與供應鏈重組的能力，台灣的戰略重要性將隨之下降。當我們無法靈活回應盟友需求，又如何強化國際支持與安全保障？當然，關鍵技術必須管理與保護，這點無庸置疑。核心技術、關鍵人才與最先進製程留台發展，本就是政策重點。但「管制」不等於「全面限縮」。國安政策應建立在精準評估與專業審查之上，而非政治口號或情緒動員。將企業投資與技術決策高度政治化，反而削弱產業長期發展的穩定性。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限制性的「晶片國安法」，而是確保最尖端製程與先進封裝持續在台灣迭代升級，同時透過全球布局強化在國際供應鏈中的不可替代性。唯有保有靈活調度與全球合作空間，台灣才能在變動的地緣政治中站穩腳步。國家安全從來不是口號，而是實力的累積。若以保護之名削弱自身競爭力，才是對國安最大的風險。

近期美國智庫與學者訪台，普遍提出疑問：在主流民意傾向維持現狀的背景下，為何台灣最大在野黨仍選出公開自稱「我是中國人」、親中立場明確的黨主席？國際觀察者真正困惑的是：國民黨是否理解今日的國際戰略環境。華府兩黨對中國態度日益強硬，對台灣安全的支持已逐步制度化。美國跨黨派37位參眾議員聯名致函台灣立法院，關切國防特別預算進度；AIT處長谷立言亦公開強調台灣自我防衛的重要性。這些少見舉措，是明確且高度象徵性的訊號。政治人物可以在國內打模糊仗，但在國際場域，模糊往往被解讀為風險。當政黨的兩岸論述明顯偏離主流民意，且背離主要安全夥伴的戰略方向，其路線的可持續性與台灣整體國際信任均將受到考驗。外部觀察者的疑問正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台灣政黨定位與國際信任之間的落差。台灣有事，不只是台灣的事；內部政治操作的模糊，可能立即被解讀為對區域安全的風險。比起情緒性的互罵，更值得關注的是：國民黨是否真正理解，今天的世界，已經不是十年前的世界。國際問號持續指向同一個方向時，這些問號本身，就是最嚴肅的警訊。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政黨論述不只是選票問題，而直接影響台灣的國際信任資產與區域戰略彈性。模糊或落後的政策立場，不僅削弱外交空間，也可能讓台灣在全球供應鏈與安全合作中承受額外成本。真正的警示，是當一個政黨的國家定位與盟友期待背離時，國際問號不會消失，它會成為外部評估台灣民主成熟度與政策可信度的重要指標。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政治操作的挑戰，更是一場關乎國家安全、國際信任與制度韌性的長期考驗。

高金素梅以100萬元交保後返家。交保意味著檢方認定有相當犯罪嫌疑，但尚未達羈押必要性。這項強制處分，並非有罪判決，但在司法程序上，已屬案件進入實質偵查階段的重要訊號。交保金額的高低，通常依涉案情節、身分地位與逃亡可能性等因素裁量。外界往往將其視為案件嚴重程度的觀察指標之一，但仍須強調，交保本身不等於定罪。第一個值得關注的訊號，是核心助理張俊傑遭羈押禁見。羈押裁定通常代表法院認定涉案情節重大，且存在串證或滅證風險。對政治人物而言，核心幕僚進入羈押程序，意味案件調查將更為深入。第二個訊號，是案件呈現多面向偵辦。除助理費相關爭議外，亦涉及補助款與醫療器材相關事項。多線偵查通常代表案件範圍較廣，但最終是否成立，仍有待檢方舉證與法院審理。第三個訊號，是會期中進行大規模搜索並帶回大量證物。此舉顯示檢方已進入證據蒐集與交叉比對階段。不過，證物內容與證據力，仍須待偵查終結後方能判斷。高金方面則將案件解讀為政治因素所致，強調自身政治立場與公共角色。這種辯護策略在政治場域並不罕見。然而，司法程序最終仍需回到證據與法律要件。針對外界以「無罪推定」為由質疑評論過早的說法，也需區分層次。無罪推定是審判原則，確保法院在證據不足前不得定罪；討論已公開的司法程序進展，則屬公共監督的一部分。兩者並不衝突。高金素梅是否最終有罪，必須交由法院審理判斷。但從交保、羈押到多案偵查的程序發展來看，這起案件無疑已成為她從政生涯中一場重要的司法考驗。對公眾人物而言，司法風險本身，即是一項必須面對的政治現實。

除夕夜，在法鼓山的撞鐘祈福活動中，國民黨主席 鄭麗文與環境部長彭啓明、考試委員鄧家基共同執繩敲鐘，卻出現一個令人側目的畫面：鄭麗文手中的紅繩，在毫無外力介入的情況下劇烈晃動，畫面清楚、頻率異常，引發網路大量討論。國民黨官方隨即解釋為「感應強烈」，但輿論反應幾乎一面倒唱衰。不是因為台灣社會迷信，而是因為政治人物的象徵行為，本來就承載高度投射意義。當領導者本身缺乏信任基礎，再普通不過的畫面，也會被集體解讀為不祥徵兆。這其實並非首次。2023年底，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的侯友宜參拜時禮盤落地；2019年，韓國瑜授旗時旗桿折斷；2008年，馬英九撞鐘時扯斷紅繩。事後回看，這些畫面被不斷回收為政治失敗的象徵符號。問題不在於神鬼是否顯靈，而在於選民心理機制。當政治人物缺乏治理成績與信任資本，任何不尋常事件，都會被視為「天意示警」。反過來說，如果領導者深獲信賴，同樣的畫面只會被當成花絮。鄭麗文正處於最不利的位置。她上任僅四個月，卻沒有任何蜜月期，最新民調顯示信任度不到三成，不信任度卻超過六成。國民黨正值2026縣市長提名的關鍵階段，地方派系各自為政，主席卻無力整合，被多數諸侯視為「不存在的人」。諷刺的是，那些真正要上戰場的人，如台北市長蔣萬安，不論聲量、民意或政治份量，都遠高於黨主席本人。這種結構性錯位，讓國民黨呈現出「有將無帥」的權力真空狀態。因此，紅繩晃動會被解讀成凶兆，說穿了只是集體心理的投射結果。選民並非真的相信神諭，而是早已對領導者失去信心，於是任何異象，都成了合理化唱衰的出口。如果鄭麗文具備正確且清楚的路線、實際的整合能力與穩定的政治風格，這場晃動頂多被說成「氣勢震撼」；但現實恰恰相反，她仍停留在政論名嘴的表演模式，缺乏領導者應有的沉穩與權威，導致外界無法將她視為真正的政治中樞。紅繩真正抖出的，不是天意，而是國民黨內部的集體焦慮。當一個政黨的主席，既無法安定人心，又無法整合權力結構，那麼即使沒有對手進攻，組織本身也會在自我懷疑中持續崩解。這條紅繩之所以成為象徵，不是因為它神祕，而是因為它恰好映照了一個現實：國民黨正在失去對未來的敘事能力，而主席本人，正是這場失序最具體的縮影。

連馬英九執政時期的AIT處長 司徒文都直言「國民黨變了」，這句話的分量，遠比任何台灣政治人物的批評都來得重。司徒文擔任AIT處長時，正值馬英九執政，美國對台軍售創新高，國民黨態度被他形容為積極(positive)、溫和(moderate)，願意在兩岸和平的框架下，務實處理國防議題。但現在，他的結論卻是：國民黨已經「親中反美」。這個評價，正在台灣政治現場一一被驗證。大年初一，台中市長盧秀燕前往大里參拜，主動對外說自己向神明祈求「國泰民安，支持國防預算」。問題是，她身邊站的，一位是立法院副院長江啟臣，另一位則是十次擋下軍購預算的立委楊瓊瓔。盧秀燕當然知道這個畫面有多荒謬，但這正是國民黨內部「務實派」與「失速親中派」的真實寫照。江啟臣更是拉扯的縮影。前一天，他還與立法院長韓國瑜發表共同聲明，宣示新會期將優先審議國防特別預算；隔天回到台中，被問到軍購立場，卻只敢打哈哈祝大家新年快樂，連一句「支持軍購」都不敢親口說。原因很簡單：今年選舉年，「擋軍購」在中間選民眼中就是政治自殺，但向黨中央表忠，又不能違背親中路線。這種政治人格分裂，早已讓美國完全看不懂台灣在野黨到底想幹嘛。同樣的荒謬，也發生在民眾黨身上。黃國昌堅持不放行行政院版《國防特別條例》，聲稱要等美國國務院「知會國會」後再審；但問題是，知會國會早已是軍購中後期程序，接下來發價書很快就會送來台灣。現在的現實是：台灣已經收到發價書，卻連條例都還沒過。柯文哲 則對外說「會再跟美方溝通修正」，彷彿台灣是嫌貨的買家，可以慢慢議價。但在美國眼中，藍白並不是精明談判者，而只是拖延決策、缺乏責任感的政治奧客。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參議員Pete Ricketts會發起跨黨派聯名信，直接寫給台灣立法院，要求通過「完整的國防特別預算」。美國國會必須親自下場催促台灣在野黨，這在外交史上本身就是一則國際笑話。更諷刺的是，藍白還以為自己在玩兩面手法，對美國施壓、對中國示好，換取最大利益。但真正的兩面手法，是像川普那樣有籌碼、有實力、有談判空間；不是像現在的藍白，玩到連自己要什麼都說不清楚。司徒文那句「國民黨變了」，說的不是立場，而是能力。當一個政黨失去判斷國際現實的能力，連盟友都必須寫信提醒你履行最基本的國防責任，那問題早就不是親中或反美，而是整個政黨的治理素養，已經嚴重退化。

近期李貞秀因身分問題引發高度爭議，社會討論多集中於政治立場與情緒表述，卻忽略了真正核心其實是單純而嚴肅的法律問題：她是否在法定期限內完成身分轉換程序，並因此具備合法參選與就職資格。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自2004年3月修法施行「兩岸單一戶籍制」後，台灣不允許人民同時在兩岸設有戶籍。即使是在新制上路前已取得台灣戶籍的中國移民，也必須補繳「註銷中國戶籍」的證明文件，否則政府得撤銷其定居許可。考量政策轉換對移民的衝擊，當時行政機關給予六個月緩衝期，要求最遲於2004年9月前繳交相關證明文件。此制度並非近期新增，而是已實施超過二十年的既有法律。根據內政部資料，約有一萬兩千名中國配偶或移民，長年未完成這項身分轉換程序。為處理這批「身分真空」案例，內政部於2024年啟動補繳專案，要求當事人補交註銷戶籍證明。李貞秀正是在此補繳專案中，於2025年3月才首次向移民署提交相關文件。這意味著，在此之前，無論她是否曾在中國完成註銷戶籍，只要未向台灣主管機關提出證明，在法律上即視為未完成身分轉換程序。法律制度的運作並非以「事實是否發生」為準，而是以「程序是否完成」為準。就如同婚姻關係，未完成登記之前，法律上並不成立夫妻身分，無論雙方主觀如何認定。因此，在2023年被提名為不分區候選人時，李貞秀在法律狀態上仍屬於同時存在兩岸戶籍，依法即不具備參選資格。即便2025年完成補件，也無法溯及既往修補當年的法律狀態。更進一步而言，即使參選資格另有爭議，依現行法制，就職前仍須完成單一戶籍確認。內政部已三度正式發函要求當事人於期限內處理，但李貞秀公開表示收到公文卻未拆封，從法律上看，這並不影響送達效力，也無法構成抗辯理由。行政法上，只要公文依法送達，即發生法律效果，當事人是否閱讀，並不影響義務成立。否則，任何人只要拒收或不拆公文，便可規避法律責任，整個行政體系將無從運作。本案真正值得社會關注的，不是情緒對立，而是制度本身的穩定性。身分制度屬於國家法秩序的核心基礎，不應因個案身分特殊或政治因素而彈性解釋。補件制度的設計目的，是處理行政遺漏，而非提供法律時光機。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很簡單：資格必須在事前成立，而不是事後補救。這不是政治清算，而是制度運作的最低標準。

國民黨與民眾黨近期宣示「不再擋軍購」，表面上回應國際壓力與國內輿論，但更值得關注的，是軍購決策權力結構是否正在改變。民眾黨同意讓行政院版軍購案付委，同時藍白各自提出修正版，並強調最終三讀將以立法院版本為準。這意味著，軍購不再僅是行政部門主導、立法部門監督，而可能走向由立法院深度塑形與主導的格局。問題並不在於「擋或不擋」，而在於誰定義國安優先順序。行政院版本的軍購設計，建立在台美第一島鏈防衛架構與不對稱戰力思維之上，強調分散式作戰能力、機動飛彈系統、無人機群與數位戰場整合，目標在於提升嚇阻韌性與存活率。若立法院版本在武器選擇與審查程序上導入不同戰略偏好，例如提高專案審查密度、增加定期揭露條款，或改變裝備結構配置，其影響將不只是預算技術問題，而是戰略邏輯的調整。軍購高度涉及保密與整體佈局。美方軍售向來重視資訊管控與戰略一致性。若軍購細節在政治程序中頻繁流動，或因政黨競逐而出現方向反覆，美方勢必評估敏感技術外流與合作穩定性的風險。長期而言，這可能影響台灣取得關鍵系統的信任基礎。因此，這場爭議真正的核心，不在於武器數量，而在於決策體系。當立法部門不僅審議預算，更試圖重塑軍事架構優先順序，台灣的國安決策模式是否正在從行政主導，轉向立法高度介入？這種轉變是否符合憲政設計與文人統軍原則？社會值得審慎討論。同時，行政部門亦不能僅以「專業」為理由拒絕說明。軍購既關乎安全，也涉及龐大公共資源配置。若無法清楚向社會解釋其不對稱戰略邏輯與整體布局，政治力量便會以「監督」為名，進一步擴張決策影響力。軍購不是政黨競技場，而是國家存續的核心政策。支持軍購，並不等於支持特定戰略方向；強化監督，也不應等於改寫戰略主軸。當軍購成為權力重組的舞台，台灣需要的不是更激烈的政治表態，而是更清晰的國安決策分工與責任界線。真正的風險，不在表態是否支持軍購，而在國安主導權是否在「無聲」之中轉移。

近期國會將國防預算付委審查，引發社會關注的，並不只是預算金額本身，而是整個立法過程所呈現的制度風險。國防政策不同於一般公共支出，其核心不是政黨立場，而是時間、連續性與制度可信度。一旦國防預算被高度政治化，實際承擔成本的將不是任何政黨，而是國家整體安全準備能力。在民主制度中，立法院當然有權審查預算內容，提出替代版本，甚至表達不同政策取向。然而問題在於，若替代版本本身缺乏可執行性，或明顯無法被行政體系採納，這樣的立法行為便不再只是政策討論，而可能演變為程序性的政治操作。國防預算的關鍵不在於是否「通過」，而在於是否「及時生效」。無論金額高低，若最終版本勢必引發行政院覆議甚至聲請釋憲，制度設計上就已內建延宕機制。眾所周知，憲法法庭案件長期積壓，即使加速審理，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實質判決。這段期間，國防政策將陷入法律不確定狀態，實際執行進度勢必受阻。從風險管理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極不合理的制度配置。國防準備的本質是「時間競賽」，任何制度性拖延，效果都等同於實質削弱防衛能力。尤其在國際情勢高度不穩定的環境下，政策延遲本身就已構成戰略風險。更值得警惕的是，當立法行為被設計成「必然引發爭議與法律戰」，其政治效果可能優於政策效果。預算版本無論是否通過，都可以被用來製造責任轉移、輿論攻防與政治敘事，但真正的國防能力提升，卻被排除在決策核心之外。這種現象並非單一事件，而是國會制度逐漸個人化與媒體化的結果。當立委的政治表現被評價為「聲量產出」而非「制度績效」，政策工具就容易被轉化為政治道具。國防預算在這樣的環境中，自然無法倖免。民主政治的底線，不應只是形式上的程序合法，而是實質上的治理責任。立法權的存在目的，是在確保政策品質，而非創造制度性障礙。尤其在國安領域，任何刻意設計的延遲，都不只是政治手段，而是公共風險的擴大。問題不在於誰對誰錯，而在於制度是否仍然以「可執行性」與「時間成本」作為決策核心。如果國會無法區分政治攻防與國安責任，讓程序變成延宕工具，那麼真正被犧牲的，將不只是政策效率，而是整體民主體制的治理可信度。國防預算的爭議提醒我們：民主制度最危險的，不是政策分歧，而是當制度被用來製造拖延時，沒有人需要為結果負責。這種結構性風險，才是比任何政黨勝負，更值得社會長期警惕的問題。

近期國際新聞最引發高度注目的是中國高層政治動態的各種傳聞與揣測。從官方媒體到社群平台，關於中國權力核心的說法眾說紛紜，彼此矛盾，真假難辨。即使投入大量時間閱讀，也很難拼湊出一個可信的全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是否有人被清洗?權力是否重新洗牌?沒有人能夠給出確定答案。然而，真正值得關注的，或許不是哪個派系得勢、哪個人物失勢，而是這樣一個現象本身：在一個政治體制中，最高權力的運作只能靠猜測、暗示與流言來理解，沒有公開程序，沒有可驗證資訊，甚至連官方說法本身都無法被信任。這正是極權體制最根本的特徵之一—權力不透明、責任不明確、資訊被壟斷，社會只能依賴「聽說」與「內線消息」來理解現實。這樣的政治環境，不只讓外界無從判斷，更讓生活其中的人長期處於不確定與恐懼之中。對於一輩子生活在那樣體制下的人來說，也許已經習以為常；但對於身處自由社會、習慣資訊公開、權力可監督的台灣人而言，這樣的政治運作方式，真的值得嚮往嗎?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不只影響權力如何分配，更決定人民能否安心生活。當政治變成黑箱，權力變成謎團，任何人隨時可能因為派系鬥爭而消失、被調查、被噤聲，那麼所謂的穩定，其實只是表面的沉默。台灣的民主制度或許不完美，政治爭論激烈、意見衝突頻繁，但至少所有爭議都在陽光下發生，人民可以質疑、媒體可以監督、權力可以被更換。這種制度帶來的不只是效率，而是最基本的安全感與尊嚴感。當我們觀察中國政治的各種傳聞時，與其沉迷於猜測內幕，不如回頭思考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那樣的體制下，人能否安心說話?能否預期未來?能否在不恐懼權力的情況下生活?答案，其實早已寫在制度本身。

當檢調對具有高度政治影響力的立法委員發動搜索，且事由涉及不明資金往來、洗錢或經濟安全層面，這往往不只是單一刑案，而是一個制度層級的訊號。這意味著政府已將「境外勢力滲透」與「國會廉政風險」正式視為同一條治理戰線，不再只停留在行政部門或國安體系內部，而是延伸至立法權本身。從法治國原則來看，這是一個關鍵轉折點——它在向整個政治體系傳遞一個清楚訊息：無論資歷多深、背景多特殊、政治立場多敏感，只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與國家安全風險，都不再存在制度上的「免死金牌」。這不是政治清算，而是法治國最低限度的自我防衛機制。

將違法立委解職，依法、依程序，立法院本身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憲政機制。立法委員資格是否合法，本應由立法院透過既有制度審查、處理，而非由議長以「保障立委」之名，迴避責任、拖延處置。然而，立法院長韓國瑜近日公開表示「保障立委是他的天職」，此一說法不僅令人錯愕，更暴露出其對院長職權的根本誤解。立法院院長的「保障」，應當是保障議事中立、程序正義與憲政秩序，而非對個別爭議立委進行政治性庇護。回顧近期國會實務，這種選擇性「保障」早已有跡可循。當立委沈伯洋遭中國進行跨境威嚇與打壓時，立法院譴責決議案遲遲無法進入實質處理程序，院長對攸關國家安全與人權議題顯得異常冷淡。相對地，涉及藍白陣營爭議人物時，院長卻頻頻以程序之名緩處、淡化，形成強烈對比。再者，國會內部肢體衝突屢見不鮮，民進黨立委陳培瑜、林月琴遭陳玉珍推擠受傷，院長既未即時表達關切，也未積極運用職權維持秩序；司法委員會中吳思瑤多次遭沒收發言權，院長亦未出面糾正議事不公。當少數黨立委權益遭到系統性壓縮，所謂「保障」始終只停留在特定陣營。立法院雖然不是司法機關，但其核心責任是確保國會作為憲政機構的基本運作原則：中立、公平、依法行政。若將「保障立委」扭曲為「保護特定政治勢力」，甚至對明顯涉及資格與合法性爭議的案件消極以對，等同讓院長成為政治防火牆，而非制度守門人。立法院是國家權力分立體系的重要一環，不是任何人的私人堡壘。當院長以個人政治立場凌駕於制度責任之上，受損的不只是單一政黨，而是整個憲政體制的公信力。院長若無法捍衛程序正義，卻熱衷於選擇性護航，那麼問題已不再是能力，而是對職位本質的背離。真正的「保障」，應該是保障法治，而不是保障違法者；保障制度，而不是保障權力關係。這一點，才是立法院存在的根本意義。

電影《世紀血案》引發社會強烈反彈，其中最受爭議的，並非創作本身，而是製作方在未取得林義雄先生及家屬同意的情況下，拍攝高度貼近真實政治血案的劇情內容。多位參與演出的演員事後發表聲明指出，他們是在記者會後才得知，製作方並未取得家屬授權。部分演員更表示，拍攝前已要求製作單位須取得合法完整授權，並寫入合約，卻仍在不知情狀態下參與拍攝。這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嚴重的倫理與信任破壞。值得注意的是，演員在記者會中輕率談論事件，確實值得反省，但更令人憂慮的，是製作方與導演全面神隱，僅以公司名義發出一紙空泛聲明，未正面回應最核心的幾個問題：為何未事先取得家屬同意？是否曾對演員說明真實狀況？哪些人做出拍攝決策？是否評估過倫理風險？作品是否仍將如期上映？這些問題若無清楚說明，整起事件就不只是創作爭議，而是公共治理層級的制度失靈。林宅血案至今仍屬未完全解密的重大政治案件，相關國安檔案預計2030年後才能完整公開，事件當事人仍在世，家屬仍承受創傷。在這樣的條件下，任何高度貼近真實人物的影像重構，都不只是藝術創作，而是對公共記憶的介入。我們必須認清一件事：歷史不只是過去發生的事，它會透過敘事、影像與文化產品，不斷被重新塑形。當創作者未經當事人同意，便以虛構版本為真實事件下註解，實質上就是在替尚未結案的歷史定調。這對年輕世代尤其危險。因為當一個人未經歷過那個年代，電影往往會成為他理解歷史的主要來源。若這個來源本身缺乏倫理審查與當事人同意，那麼被傳遞的，就不再是歷史，而是經過包裝的敘事版本。電影不是不能拍歷史事件，但公共創作必須有制度化的倫理門檻：尊重當事人、取得同意、揭露真實狀況、接受社會監督。否則，「創作自由」就會變成權力覆蓋記憶的工具。這起事件真正值得追問的，不只是某部電影是否適當，而是我們是否願意為公共記憶建立最低限度的倫理防線。歷史傷口仍在流血，任何人都沒有資格，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替他人寫下結局。

討論陸配是否可以擔任台灣公職，與其從情緒、同情或政治立場出發，不如回到一個最簡單、也最基本的判準：從國家制度與憲政邏輯來看。問題其實只有一個，中華民國(ROC)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到底是不是同一個國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後續結論幾乎不言而喻。現代國家制度的基本原則是：擔任一國公職者，必須具有對該國唯一且無疑義的國籍與法律忠誠關係。若仍保有另一國國籍，原則上就不應擔任此國的公職。這不是歧視，也不是忠誠測驗，而是所有民主國家共同遵循的制度設計。國籍在這裡不是身分認同，而是法律關係。台灣的法律制度中，確實存在不少歷史遺留的模糊地帶與制度漏洞，這些問題需要透過立法與行政修正逐步處理。但一般公民不應為了配合制度漏洞，反過來扭曲我們對國家、國籍與公職的基本理解。在近期引發爭議的個案中，真正該被討論的，不是當事人的婚姻、學歷或人生選擇，這些都屬於個人自由，也不構成制度問題。關鍵只有一點：當事人並未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因此在制度上是否具備擔任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資格，本身就存在根本疑義。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而非個人品格問題。更重要的是，在民主政治中，責任不應落在被提名者身上，而應落在提名她的政黨身上。當事人是政黨不分區代表，她並非以個人身分取得民意授權，而是代表政黨名單進入國會。多數選民在投票時，根本無從掌握名單中每一位候選人的背景，真正承擔政治責任的，是做出提名決策的政黨領導層，而非被提名者本人。因此，這起事件真正該被檢驗的，不是某一位陸配的私人選擇，而是某個政黨是否刻意利用制度模糊空間，將國家資格問題轉化為政治操作工具。國籍不是感情問題，而是國家界線問題。這條界線一旦模糊，受傷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整個民主制度對「國家資格」的可信度本身。

賴政府上台以來，面對朝小野大的國會結構，行政立法溝通困難已成常態。民眾黨在立院議事實務上長期採取高度對抗民進黨的政治路線，而行政團隊本身亦難以提出有效突破策略，使得過去一年多，台灣政治持續陷於高度對立與施政阻滯之中。雖然近期因台美關稅談判等議題，賴總統的民調略有回升，但民意如流水，不僅需要開源累積支持度，更需節流避免自我內爆。若在外部杯葛壓力已然沉重的情況下，執政團隊內部再頻頻出現治理失誤，任何施政成果都將迅速被抵銷。近期引發爭議的「剩餘土石方之亂」，正是一個典型案例。此案並非單純政策溝通失當，而是在某位政務委員強勢主導下，形成跨部會失衡運作，最終迫使內政部與農業部忙於澄清善後，真正製造問題的決策源頭卻未曾出面說明，形成標準的「責任錯置型內爆」。所謂剩餘土石方無處可去，其實正是該政委企圖以「農地改良」名義，讓營建土方回填農地的主要動機。然而，農業部早在110年即於《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明確規定，農地填土不得使用砂石、營建剩餘土石方或其他不適合耕作之物質，正是為了封堵長期以來的農地亂倒問題。若要以「農地改良」作為政策突破口，首先必須回到農業本質：哪些農地真的需要改良？其退化原因為何？是地力衰退、酸化、還是污染？不同原因是否應有不同處理方式？保存原生土壤是否比全面客土更有利於地力維護？若沒有精準土壤調查資料，卻直接建構全面性回填機制，極可能變成披著政策外衣的系統性毀農。事實上，在相關跨部會會議中，農業部始終堅守農地保護立場，內政部亦多所保留，反而是環境部與資源循環體系態度相對消極，顯示政策推動本身即存在治理斷裂。如今政策失控引發社會反彈，卻只見執行機關承擔政治壓力，真正主導方向者反而隱身幕後，這正是行政責任體系失靈的縮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於今年一月提出將「低窪地、農地改良回填」列為去化管道，原則上並非完全不可討論，但前提必須是完整的土壤條件調查、嚴格的土方品質檢驗、全程運輸科技監控，以及農業部實質審核權限。更根本的，仍是公共工程委員會應從設計源頭建立土石方減量規範，將減量納入工程評鑑與永續政策框架。剩餘土石方之亂雖暫告一段落，但它所揭示的問題並未消失。在國會高度杯葛的政治現實下，賴政府若無法自我約束治理紀律，反而頻頻製造內部政策風險，即使藍白立委再如何消極對抗，民意流失的責任，最終仍會回到執政者自身。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外部阻力，而是體制內部的自我失控。

國民黨新一屆中常委即將上任，其中一位當選者勤彭蓁的背景，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問題不在於她的個人立場，而在於一個更根本的制度問題：台灣主要政黨的核心決策機構，是否仍具備基本的國安與政治風險篩選機制？當政黨中樞的組成已不再經過任何政治風險評估，所暴露的，恐怕不只是個案，而是整個政黨治理結構的鬆動。勤彭蓁長期在中國發展，曾擔任中國全國台企聯副會長，其所屬企業公開標示「兩岸一家親、雲台一家人」為核心理念。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前後，她在中國官方媒體受訪時，公開表達「期盼兩岸早日統一」、「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共享發展機遇」等言論。2023 年，中國國台辦公開致函台企聯，肯定其「對推進祖國統一進程作出積極貢獻」，勤彭蓁亦公開回應「感謝祖國」、「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推進祖國統一進程」。相關發言至今仍可在中國官方平台查詢。這些表述在中國政治體系中並不特殊，但放入台灣民主政治脈絡下，卻具有高度政治風險意涵，因為它們並非單純經濟立場，而是明確對應中國官方統戰論述體系。這些立場在台灣民主政治中之所以敏感，關鍵不在言論本身，而在其所處的位置。中常委並非一般黨員，而是政黨權力結構中最核心的決策層之一，實際參與縣市長提名、選戰策略與兩岸路線等關鍵議題，其政治立場不僅影響政黨方向，也形塑公共政策可能走向。更值得警惕的是，勤彭蓁並非孤例。她曾多次以台企聯身分，與中國各級統戰部門往來，包括四川、雲南等地的統戰部公開活動，相關新聞稿均由中共官方發布。這類互動本身未必構成法律問題，但在政治風險評估上，已清楚顯示其長期處於中國統戰網絡的節點位置。問題因此不只是「她有沒有資格參政」，而是更根本的一個政黨治理問題：國民黨是否建立過任何制度性機制，評估核心幹部與中國統戰體系的長期結構性關係？是否曾討論過，這類背景是否構成政治風險？從目前公開資訊與實際運作來看，這類制度性討論幾乎不存在，亦未見國民黨提出任何風險評估標準。在縣市長選舉年，中常委將直接影響提名布局與政治方向；而此刻，一位曾公開表態「感謝祖國、推進統一」的人，正式進入該決策圈層，卻沒有任何制度性說明或風險討論。這不只是國民黨的問題，而是整個台灣民主政治的警訊。任何政黨若缺乏基本的國安風險意識，無法區分一般交流與統戰體系的結構性角色，最終受損的不是政黨形象，而是民主制度本身。真正令人憂心的，不是某一位中常委的立場，而是一個百年政黨，竟已走到連「政治防火牆」都不存在的地步。當統戰語言可以無縫進入政黨中樞，而政黨自身卻缺乏任何政治風險過濾機制，問題早已不只是藍或綠，而是台灣民主政治是否仍具備最基本的自我保護能力。

1996年，台灣完成首次總統直選，至今正好三十年。這三十年間，台灣的民主政治逐漸發展出高度動員、政治明星化與大型群眾集會並行的選舉文化，政治參與熱烈，但同時也伴隨高度對立、情緒動員與選舉疲乏等結構性問題。相較之下，日本政治長期呈現截然不同的樣貌。作為典型內閣制國家，日本首相由國會議員間接選出，選民選的是政黨與候選人，而非首相本人。因此，日本選舉文化多半偏向組織動員、小型街頭演講與政策說明，政治領袖的個人風格相對淡化，也給人一種「低溫、理性、距離感強」的印象。然而，近期日本政治場域出現罕見變化。執政黨領導人開始採取更直接面對選民的方式，強調個人責任與政治承諾，甚至公開將自身去留與選舉結果綁在一起，宣示若未達成特定席次目標，將主動請辭。這種作法在日本政治文化中極不尋常，卻清楚傳遞一個訊號：權力必須對結果負責，而不是只對程序負責。這種轉變的意義，不在於某一位政治人物的個人魅力，而在於民主制度對「風險承擔」的理解差異。許多民主國家長期陷入一種安全政治的循環：領導人避免冒險、政策追求最低衝突、責任透過體制層層稀釋，結果就是政治穩定卻缺乏改革動能，社會問題被延後處理，結構困境持續累積。當政治只剩下「不要出錯」，而不再思考「是否前進」，民主就容易變成維持現狀的機器，而非推動改變的工具。領導人不敢把權力與風險綁在一起，制度就會自動傾向保守，改革變成口號，責任則永遠停留在抽象層次。從這個角度來看，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某個國家的選舉熱鬧與否，而是政治人物是否願意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公共承諾上。敢不敢明確設定目標？敢不敢承擔失敗後果？敢不敢讓選民真正成為權力的最終裁判？這些問題，才是民主制度能否持續運作的關鍵。民主政治不只是一套投票程序，更是一種風險治理機制。沒有風險承擔的民主，最終只會變成情緒動員與責任逃避的舞台。無論是在台灣、日本或其他民主國家，真正的分水嶺不在於制度形式，而在於政治人物是否有勇氣把權力與責任重新交還給人民。敢不敢挑戰現狀，往往決定一個國家是否還有未來。

李貞秀是否真的適合進入立法院？這不是個人好惡，而是制度問題。第一，國籍問題不是形式，而是忠誠的最低門檻。《國籍法》要求的是對中華民國的單一效忠。李貞秀至今無法提出放棄中國國籍的證明，這種「身分未清、效忠未斷」的狀態，若進入國會，等同讓一個法律上仍屬他國公民者，參與我國立法與預算監督。這不是包容，而是制度自毀。第二，這不是歧視，而是中國法律結構本身的問題。中國《國家情報法》第七條明定，所有公民都有義務配合國家情報工作；《國家安全法》更將台灣同胞納入維護中國主權的義務對象。這意味著，只要具備中國國籍，在法律上就存在「隨時被要求配合情報義務」的結構性風險，與個人意願無關。第三，國際社會早已有明確標準。澳洲曾因國籍問題解職 15 名國會議員，連副總理僅因具備紐西蘭籍（本人甚至不知情），即被法院判定當選無效。他國對「盟友國籍」都零容忍，台灣卻考慮讓具備「敵對勢力國籍」者進入國會核心？這不是仇外，而是基本國安邏輯：國會不是多元文化展示場，而是國家權力中樞。忠誠如果不能單一，風險就必然不可控。

近年台灣國會政治出現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立法機構逐漸從公共決策場域，轉變為高度個人化的政治舞台。立委的角色，不再只是審查法案、監督行政，而是愈來愈像媒體表演者，以聲量、衝突與曝光度作為政治資本，制度本身反而退居其次。這種轉變，並非單一個人問題，而是結構性的治理風險。當國會運作被邏輯上等同於「話題製造機」，立法專業就容易被簡化為口號對抗，法案品質與程序正當性則逐步被犧牲。例如，立法院原本設計的協商機制，是為了促進跨黨妥協、降低制度性衝突，讓政策在充分討論後形成共識。但在實務運作中，協商常被轉化為少數人主導的政治秀場，協商內容缺乏透明紀錄，決策邏輯難以被公眾檢驗，甚至成為繞過委員會專業審查的捷徑。再如，機密提案制度原本是為處理國安與外交等高度敏感議題，但在缺乏明確界線與事後審查機制下，機密提案可能被濫用為規避公開辯論的工具，使國會失去民主社會最核心的責任機制：可被監督、可被質疑、可被問責。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國會政治逐漸被「聲量邏輯」支配。當立委的政治表現被簡化為直播觀看數、社群擴散度與媒體曝光率，理性論證與政策細節自然不敵情緒動員與衝突設計。這種環境下，最容易被獎勵的不是制度建構者，而是最能製造對立與戲劇張力的人。但民主政治的本質，從來不是表演藝術，而是集體風險管理。立法權的存在目的，是為了在衝突中建立可預期規則，而非在衝突中累積個人政治資本。當國會被過度個人化，實際承擔成本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整體制度的可信度。制度信任一旦受損，公民便容易產生「政治無用論」與「專業無意義論」，進而削弱對公共政策的參與意願。這不僅是政治品質的下降，更是民主韌性的流失。因此，真正需要被檢討的，並非個別政治人物的風格，而是制度是否仍然具備足夠的防火牆：協商是否透明?機密提案是否可被事後審查?立委行為是否存在明確責任歸屬機制?媒體與選民是否仍以政策能力作為評價核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問題不在於「誰比較吵」，而在於我們是否默許國會變成個人品牌經營平台。民主政治最危險的，不是有人聲音太大，而是制度已經沒有能力讓聲音回到規則之內。當立法院無法有效區分「政治表演」與「制度決策」，台灣面對的就不只是政黨競爭，而是治理結構本身的空洞化。這才是比任何政治人物進退，更值得長期警惕的風險。

近日立法院一場人事同意權質詢，引發不少討論焦點。爭議不在於政策立場本身，而在於提問對象與制度分工是否被正確理解，這個問題其實比單一事件更值得社會關注。中選會主委被提名人游盈隆到立法院備詢時，有立委詢問關於「中國配偶參政權」及「當選後一年內須放棄原國籍，否則撤銷資格」是否違反憲法平等權。游盈隆回應，中選會本身並非該制度的主管機關，相關規範主要由內政部依《國籍法》處理。這個回答其實點出一個常被忽略的制度事實：選舉資格審查與國籍管理，是兩套不同的行政體系。中選會與地方選委會，負責的是候選人登記時的形式資格，例如年齡、戶籍、是否受刑事限制等；但當選後是否符合「單一國籍」原則，則屬於《國籍法》規範事項，由內政部負責執行。換言之，即使候選人具有雙重國籍，中選會原則上仍可受理登記，真正發生法律效果的是「就職後一年內是否完成放棄外國國籍」。若未完成，依現行制度由內政部認定，進而產生解職後果。這個設計的政策意涵很清楚：重點不在限制參選，而在確保公職人員的國家效忠單一性。因此，當質詢焦點是國籍法制度本身，最適當的回應機關其實應是內政部或行政院體系，而非中選會。將制度責任錯置，不僅容易讓被質詢者陷入「無法回答」的困境，也會讓公共討論流於情緒化，而非制度化。這個案例反映的不是單一立委的問題，而是立法品質的結構性挑戰。立法院質詢的真正功能，不是製造政治攻防畫面，而是讓制度運作更清楚、權責分工更透明。如果連主管機關都未被精準區分，監督自然難以落實。民主政治最需要的，不只是立場鮮明，而是角色精準。質詢若能回歸制度邏輯，針對正確機關提出正確問題，不僅能提高監督效能，也能讓公共政策辯論真正建立在專業與治理架構之上，而非混淆權責的政治表演。

近日有即將宣誓就職的新科立委，因具有外國國籍背景，引發社會對「雙重國籍能否擔任民意代表」的討論。此一爭議，其實並非特定個案問題，而是我國既有制度設計長期未被正視的結構性課題。依據《國籍法》與相關選舉法規，我國對於民意代表設有明確規範：凡屬選舉公職人員，得以具有雙重國籍身分參選，但一旦當選並宣誓就職，必須於一年內放棄其他國籍，否則依法解職。此規定並未針對任何特定國家，而是一體適用於所有國籍背景。這項制度設計的核心精神並不複雜，即要求行使國家公權力者，必須具有單一效忠對象。國會並非一般職業場域，而是涉及國防、外交、預算與國家安全的核心權力機構。要求民意代表僅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本質上是對國家忠誠義務的最低門檻，而非對移民身分的歧視。然而，問題在於實務執行層面。部分國家制度上並不允許人民放棄原國籍，包括阿根廷、厄瓜多、烏拉圭、摩洛哥等，申請者即使主觀上願意放棄，客觀上也無法取得正式退籍證明。中國亦屬此類情況之一，且因兩岸特殊政治關係，中配更難取得官方文件。這導致一個制度矛盾：法律要求放棄外國國籍，但部分國家根本不提供可行管道，使得當事人必然陷入「法律義務無法履行」的狀態，最終只能面臨解職結果。內政部過去曾提出以「具結聲明」作為替代方式，要求候選人簽署不具其他國籍之具結書，作為行政管理上的補救機制。但相關制度並未完成立法化，至今仍缺乏明確標準與配套程序，使問題持續停留在個案爭議，而非制度改革。此類爭議不應淪為政黨攻防素材，而應回歸公共治理邏輯：如果國家堅持單一國籍原則，就應同步建立可執行的行政路徑；若制度上確實存在不可解困境，則應由立法機關正面檢討，而非交由個案承擔政治後果。民主制度的核心，不是誰佔據話語權，而是規則是否清楚、可行且可預期。雙重國籍立委問題，真正需要被處理的，不是個人身分標籤，而是國家是否願意誠實面對自身制度的現實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