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徹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很多人以為，傅崐萁近日在立法院那場長達一個多小時的質詢是在搞笑。事實上，那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卸責大戲。傅崐萁能在花蓮稱王多年，靠的不只是地方派系，更是對政治算計與媒體訊息操控的熟練。回想花蓮馬太鞍溪水災害當下，那時仍有數十人失聯。人命關天，大家應停止口水、全力救災，因為政治不該凌駕人性。但傅崐萁搶在行政院長卓榮泰抵達指揮所前，就先上演怒罵中央的戲碼。對他而言，「黃金救援72小時」不只是救命時間，更是輿論定調的關鍵時刻，正是所謂「搶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只要先喊中央失能，風向就不會吹到自己和徐榛蔚縣長身上。只是，縣府救災混亂的現實，資源失調、交通失控、災情掌握低落，最終仍讓真相反噬。傅崐萁知道重整旗鼓的最好舞台，就是立法院。質詢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監督施政，一種是表演給鏡頭看。傅崐萁的顯然屬於後者。他為什麼能講一個多小時?因為他以聯合質詢名義佔用同黨委員的時間，讓別人站旁邊點頭，自己唱獨角戲。他要的不是政策回應，也不是災民權益，而是那幾段謾罵政府官員的畫面，好方便他剪成短片，鋪天蓋地地散播。實際上，他質詢的問題充滿技術性誤導。例如他指控中央七部會未協助地方擬定避難計畫，那是刻意避重就輕；又把楊柳颱風與樺加沙強颱時的撤離人數相提並論，那是移花接木；指稱堰塞湖管理權在中央、造成人禍，那是選擇性陳述。多位學者專家早已述明，堰塞湖的潰堤事前難以防止，只能強化撤離作為。但他隻字未提，因為那正是花蓮縣府的失職。傅崐萁在台上演出了監督的假象，真正目的卻是轉移焦點、混淆事實。在分眾社群的年代，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搶占了話語權的高地。然而，根據《災害防救法》，台灣防災體系本是三級協作，中央統籌、地方執行。災害防救本應是一場中央與地方合作的團隊戰，不該是推責的輿論戰。如果傅崐萁真在意災民，他該利用質詢釐清真相、爭取重建，而非卸責、抹黑、作秀。當政治變成表演，災難就成了道具。那麼，公民最該做的，就是拒絕被這樣的戲碼所操弄。

立法院院長韓國瑜口中雖然常掛著「堰塞湖」，但他恐怕並不真正理解這個現象。堰塞湖的形成，源自山體崩落阻斷河道，水流受困、能量積壓；而潰壩，則是積怨爆發的加速過程。它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場能量積累、系統崩壞、再組構的動力循環程序。若用來對照台灣政治，今日的憲政制度與政黨體系，正陷入一個巨大的「政治堰塞湖」。制度老化、權責模糊、政黨為選舉而生、為權位而爭，民意長期被壅塞在體制之內，無法順暢流動。很顯然的，社會能量積壓到臨界點，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以情緒性的方式宣泄不滿與憤恨。韓國瑜的崛起，就是這種溢流現象的體現。他並非洪流的起點，而是潰堤的出口。當政治菁英喪失說服力、公共政策失去連貫性、民眾在失望與焦慮中尋找情感寄託時，任何能象徵反建制、講真話的政治人物，都可能被洪水推上高峰。換言之，韓國瑜不是原因，而是結果。他正巧反映的是政治堰塞湖的結構性堵塞。事實上，台灣需要關注的問題，不在於誰當了溢流的那個人，而在於這座政治堰塞湖何時能夠疏通。我們需要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潰堤與重建，而是系統的重新流動。那就是要讓權責歸位、讓民意有出口、讓各政黨回歸公共理性，而非情緒動員。堰塞湖的可怕，在於它看似靜止，其實暗潮洶湧。台灣的政治體系亦然。若無法穩當期修復裂縫、疏導積水，下一次崩壞只會更加劇惡。韓國瑜不過是這場能量外溢的表象，而真正該被檢視的，是那條早已被政治泥石流堵塞的河道。民主自由的活力，不在一次次的潰堤，而在要讓水能永續的流動。當我們再聽見「堰塞湖」這三個字時，或許真該深思：真正應被清理的，從來不是那個「溢出」而終將會被時代洪流淘汰的人，而是我們怎麼疏通整個被封堵已久的閉塞體制。

柯文哲近日出庭，竟聲稱是檢方偵辦京華城案，讓公務人員膽寒、不敢辦事，才導致輝達投資案受阻。這樣的說法，顛倒因果、混淆是非，正是「民眾黨式邏輯」的典型展現。輝達落腳台北之所以卡關，根本原因不是檢方查案，而是柯文哲任內的土地爭議。當年他繞過正當程序，以所謂「辦事效率」為名，將內湖T17、T18地塊低價出售給新光人壽。如今新壽反過頭來獅子大開口，要求市府付出百億代價才能解約。很顯然，這不是司法讓公務員膽寒，而是政治操作讓制度崩壞。真正破壞投資環境的，從來不是廉政查案，而是政商之間的灰色地帶與程序扭曲。柯文哲標榜「效率至上」，實際卻以行政裁量掩蓋利益輸送。當爛攤子留給下一任市府後，他卻能反過來指責檢方「讓企業卻步」，這樣的邏輯實在是荒謬可笑。公務員若真感到恐懼，恐懼的對象不是司法單位，而是政治人物的雙重標準。今天大話說要清廉，明天又高喊「大膽辦事」。然而，所謂的膽識，卻往往只用在規避規範、討好財團的地方。值得再提醒公眾的是，輝達投資案的阻礙，不是司法介入，而是柯文哲任內留下的結構性後遺症。那些年他以反貪為名，實際卻行圖利之實。如今再以司法為藉口，將責任轉嫁他人，只會讓人看清其政治人格的虛偽。當政治人物可以如此顛倒黑白，還能獲得掌聲，那不只是政治的墮落，更是社會理性的崩壞。民眾黨的支持者若仍自以為「看得比別人清楚」，或許更該回頭深思一下，究竟被誰的話術牽著鼻子走。

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結果出爐，高市早苗奇蹟式的勝出，成為黨史上第一位女性總裁，也幾乎確定將在10月中旬接任日本第一位女首相。對長期由男性菁英與政治世家主導的日本政壇而言，很顯然，這是歷史性突破的一刻。高市早苗的當選，不僅是性別平權的突破，更象徵日本政治結構的轉型。她是右翼保守派，立場強硬，主張強化防衛、堅守傳統價值，但能在派閥政治中突圍，贏得基層支持，這反而成為她最大的政治資產。她不依附任何派系，也不是政二代，而是一位出身平凡、半工半讀、自力奮鬥的政治孤鳥。二十年前人們還在談「阿信精神」，如今阿信終於能當首相。選前多數評論預測她會在第二輪被排擠，因為傳統派閥男性議員可能聯手反對她。然而，最終結果卻出乎意料：她在47個都道府縣中贏得36個地區的黨員票，展現壓倒性的基層民意。這套制度類似美國選舉人票，各地黨部可自行分配票數，高市能取得如此全面的支持，顯示日本民眾對「非世襲政治」的期待與渴望。這場勝利也反映了自民黨內部的權力重組。麻生太郎在關鍵時刻呼籲議員尊重黨員票、順應民意，使高市最終逆轉勝出。這不僅是政治人物之間的權力角力，更是民意對傳統派閥結構的一次反撲。對於長期被批為密室政治的自民黨而言，這是一場久違的民主震盪。高市的崛起，也為日本女性政治參與寫下新頁。她並非靠性別訴求取勝，而是靠能力與堅持取得黨員與選民的認同。這使她成為庶民努力的象徵，也喚醒社會對性別角色的再思考。或許，人們要的是能理解現實困境、願意挑戰體制的領導者。不過，派系政治並不會因此消失。派系在民主社會中本就是正常存在，只要有多元意見、有利益衝突，就會有派系之間的競爭。真正的關鍵在於透明與制衡，而非名義上的「無派系」。沒有派系的政治，通常只存在於威權體制中。綜言之，高市早苗的當選，象徵日本政治的一次重組。從血統政治走向實力政治，從派閥密室走向民意開放。她的上任能否真正打破舊體制、重建民眾信任，仍有待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政治的「民意新時代」已經正式展開。

一開始，就不該再借用《民報》的招牌。當一個曾經承載時代風骨與民主奮鬥的名稱，被挪用在今日的政治操作或媒體經營時，留給後人的印象不再是前輩的志業，而是模仿、消費與自我包裝。令人心痛的，這次對歷史品牌的再利用，非但沒有傳承價值，反而成為對過去的一種污名化。「民報」在台灣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它代表的是白色恐怖年代的勇氣與抗爭，是民主運動者以新聞為武器、挑戰威權的象徵。這樣的歷史記憶，理應被全體國民共同珍惜，成為全民的文化資產。然而，今日卻變成少數人用來標榜正當性、壯大品牌的商標。這不僅是對歷史的不敬，也是對前賢的背叛。歷史的記憶需要尊嚴，而不是商業化的操作。就像《自由時報》當年誕生於解嚴年代，有其時代背景與精神象徵。如果未來有人刻意再造一個「自由日報」、「新自由報」，卻脫離原本的民主脈絡，僅僅作為政治派系的宣傳工具，那麼這樣的傳承只能是對歷史的消費。文化資產的真正價值，在於啟發後人，而不是提供既有名號的光環。歷史人物的精神與業績，本來就應該留在歷史典籍與公共記憶中，讓人民緬懷、檢討與反思。把它當成商標，無異於把辛酸的抗爭經驗包裝成市場商品，行銷給今日的閱聽公眾。這樣的做法既膚淺，也是極其不堪。筆者深知要為一個組織取名的艱難。但正因如此，我更明瞭，屬於一個世代的理念，必須由這個世代自己命名、自己建立。借用舊的名稱，或許能省去宣傳成本、蹭滿歷史光環，卻會失去最重要的創造力與誠意。換言之，如果我們放棄了獨立思考與命名的能力，未來的文化資產就會停滯在抄襲與複製之中，更是失去了這個世代的創造與意義。台灣社會正處於文化積累的重要時刻。經歷數十年的民主轉型，我們應該鼓吹新世代用自己的語言、符號與組織，去表達對公共事務的關懷。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歷史上留下真正多元而有機的文化資產，而不是一再重複使用前人留下的名字，最後淪為蒼白的模仿與消費。綜言之，歷史不應該成為某些人的品牌，而應該屬於全民的共同資產。任何招牌的再利用，都是對歷史的輕忽與怠慢。唯有尊重前賢貢獻、創造自我價值，台灣的文化資產才可能真正地向下扎根、不斷累積，進而能成為後世的榮光。

台大學術倫理委員會由各院推薦代表組成，形式上須經由校教評會通過，再由校長發給聘書。然而，今年電資學院推薦某位競逐過校長甄選的教授出任學倫委員，卻在校教評會無理由遭否決，甚至未進入討論。這恐怕是台大首見情況，令人質疑校教評會的特定立場。台大在學倫問題上曾經重挫。2016年時任校長捲入爭議，雖最終未被認定違反，但仍被教育部指「有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任」，並遭大幅扣減補助款，最後該校長宣布不再連任。這段過往顯示學術倫理審議的公信力，關乎台大聲譽。因此，2017年台大校務會議也通過新要點，要求若被檢舉人為校長，應由校外委員暫代主任委員，並由校務會議推派代表列席。儘管如此，隨著新校長上任後取消「學術副校長」職銜，主任委員改由副校長擔任，教務長與研發長為當然委員。於是出現荒謬情況，某副校長遭檢舉，另一副校長卻能堂而皇之的主持學倫審議，甚至其督導單位也在其中，迴避原則蕩然無存。近年，台大學閥文化、掛名、成果膨風情事屢遭批評，校方高層也始終未能倖免。2024年《自由時報》揭露Garmin講座學者遴選爭議，副校長遭指控未利益迴避。雖本人否認，但副校長主持審副校長的矛盾確實存在，若制度不加以補強，外界恐將難以信服。中研院的規範值得借鏡。行政主管不得擔任倫理委員，召集人由委員互選，因此不會出現主管既是當事人又是審查人的窘境。相比之下，台大現行制度顯然有所不足。因此，台大學術倫理委員會要改革的方向至少包括：一、修正組織辦法，排除副校長、院長等行政主管的當然席次。二、主任委員應由委員互選，避免由行政主管出任。三、檢舉涉及主管時，必須建立完整的迴避制度，必要時增聘校外的社會公正人士參與審議。殷鑑不遠，台大若仍自恃老大、不願補漏洞，不僅難以服人，更可能重蹈覆轍。顯而易見的，學術倫理是大學聲望的基石。台大要選擇當學倫改革的領頭羊，還是再度成為全國的負面教材?答案或許就在台大學術倫理委員會的一念之間。

狗仔跟拍事件爆出後，黃國昌辯稱「國家容不下揭弊者」，這番話引來嘩然。若不明就裡，彷彿他正是揭弊英雄，勇敢對抗體制。然而仔細檢視，這其實是一種徹底的顛倒黑白。所謂揭弊，在民主社會本應是基於公共利益的正當監督行為，具有程序正義、資訊透明，且與違法侵權劃清界線。但黃國昌的作法卻是動員類似狗仔隊的方式，長期跟監、偷拍，甚至涉及侵犯隱私，再把這些行為冠上吹哨的名義。這不是監督，而是東廠術。若要形象化這種詭辯，我們不妨打個比方：就像某家有個頑劣的弟弟，趁媽媽在煮玉米濃湯時偷偷往鍋裡撒尿。當長輩發現後斥責，他卻義正辭嚴地抗議：「原來這個家容不下新食譜的研發者」。這樣的邏輯，不僅荒謬，而且侮辱了真正的創新。把惡作劇包裝成實驗，把污染說成改良，把侵犯視為揭弊，這就是黃國昌言辭的真實寫照。真正的吹哨者，往往冒著職涯、自由甚至生命的風險，揭露隱匿的權力結構與制度弊病。他們依靠文件、證據與公共利益的立場，迫使社會正視問題。例如揭露毒奶粉事件的醫師、揭露稅務黑箱的公務員，乃至國際上揭露監控濫權的史諾登，這些人之所以能贏得社會的尊敬，正在於他們的行動以公眾利益為核心，而非私利、獵巫，或政治鬥爭的工具。黃國昌若真心相信民主法治，理應清楚區分揭弊與侵犯的界線。當他選擇用偷拍、跟監來製造輿論，把自己塑造成是揭弊的吹哨者，其實反而是在踐踏吹哨精神。他揭開的，不是別人的弊端，而是自己的荒謬。今日台灣民主社會的挑戰之一，正是如何守護監督與揭弊的正當性。一方面，我們不能讓權力藉由壓制告密者、排擠檢舉人來掩蓋真相；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警惕有人濫用吹哨之名，行侵犯隱私、操弄輿論、甚至政治鬥爭之實。若東廠術能被偽裝成揭弊，那麼民主監督就會淪為最廉價的政治表演秀。黃國昌的「玉米濃湯新食譜」說法或許能博得短暫的同情，但長遠而言，它讓社會更加是非混淆。民主需要真正的吹哨者，而不是把狗仔術當成正義的惡質政客。

花蓮災難牽動人心之際，另一場「經濟堰塞湖」也在台灣上游不斷的蓄壓。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近日接受《NewsNation》專訪時表明：台灣若要美國的軍事保護，就必須協助美國在2028年前達到晶片自給，至少要把目前台灣掌握95%的產能，分出一半移往美國。他更直言，矽盾放在台灣沒用，要拿在美國手上才有用。這段訪談，比起訪問，更像是一場公開宣布。盧特尼克的談話，有以下三個重點。他徹底翻轉矽盾論述。過去台灣被認為因晶片而獲得戰略保護，如今卻被視為風險來源，美國擔心一旦戰爭爆發，無法及時取得晶片。美國要求的是市占率對半，從九成五壟斷降到五五分配。美國仍將依賴台灣另一半產能，但至少能避免完全受制於人。他以商人自居，強調沒有生意人會做虧本生意，顯示這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期戰略。對美國而言，這樣的主張合情合理，因為符合降低依賴、強化安全的國家利益。但對台灣而言，卻是一場結構性翻轉的挑戰：我們既要守住核心技術，又必須面對產能外移的現實。如果沒有配套談判，恐怕只是被動犧牲。因此，台灣至少應該堅持三個原則：核心技術必須留在台灣，不能在談判中拱手交出。赴美設廠要能爭取合理的租稅協定與分潤機制，避免淪為單純的供應鏈移植。必須同步布局新能源、AI與再生製造等新領域，避免過度依賴單一產業。「經濟堰塞湖」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而是長期壓力積累的結果。六個月前，相關警訊其實就已經出現，如今只是被公開化。值得提醒的是，政府是否早有準備，能解決危機、能規劃疏散?還是要等到壓力潰堤，才被迫承受代價?我們必須體認這不只是產業議題，更是國家安全與生存議題。矽盾若淪為鎖鏈，台灣將同時失去戰略縱深與經濟主導權。唯有主動規劃談判籌碼，堅持核心利益，並將矽盾轉化為技術盾、創新盾，台灣才能避免被迫邊緣化。台灣社會長期習慣以天然災害比喻政治經濟風險。近日的花蓮有堰塞湖災害的發生，經濟上則是供應鏈外移的堰塞湖。我們是否能在洪流潰決前，做好預警、疏散與治理，將是台灣政府、企業乃至全體國民的共同考驗。

黃國昌神隱六天，終於直播回應「狗仔隊」爭議，卻避重就輕。他口口聲聲說「揭弊」，但真正的揭弊是為公共利益，例如揭露貪瀆、黑金、違法行為，透過檢舉、調查、文件公開，重點在事件本身；跟監則是追蹤個人行蹤、蒐集私生活影像，容易踩到法律紅線，與公共利益毫無關聯。黃國昌將兩者混為一談，掩飾其操作的低劣。更嚴重的是，他把矛頭對準政敵的私生活，發動「人格毀滅戰」。偷拍影像一旦曝光，即便內容真假參半，當事人名譽已重創，失去道德高度與選民信任，無異於用八卦取代政策檢驗。被鎖定的人橫跨府院黨要角：潘孟安、鄭文燦、張景森、李俊俋、蘇麗瓊、陳時中、沈伯洋、王義川、林右昌，甚至還包括民眾黨副總統參選人吳欣盈。這些人多數有政績與聲望，卻因無重大貪瀆可抓，只能被用私生活攻擊。反觀其他滿身爭議的政客，他卻不敢碰，可見其選擇性極強，背後動機昭然若揭。真正的死穴在金流。若有外部金主出資，就不是揭弊，而是有組織的政治攻擊；若金流來自政黨或企業，更牽涉政治獻金與利益交換；若透過協會或律師事務所發薪，甚至涉及洗錢與假帳。媒體已揭露，狗仔隊的發薪單位「凱思國際」疑有香港資金介入，國安單位已高度關注。沒有金流，就沒有狗仔。黃國昌真正需要交代的，不是空洞辯解，而是錢從哪裡來？

花蓮光復鄉的救災現場，志工與民間團體感動人心，但地方政府的作為卻令人憤怒。從災民3天只能啃饅頭，到便當發放卡關、義煮團車輛被阻擋、中央通行證車隊遭拒，再到縣府堅持自設指揮中心、與中央前進指揮所對立，種種亂象暴露出花蓮縣政府不但力有未逮，甚至蓄意造成阻礙。救災視同作戰，戰場上容不得蓄意拖累。根據媒體報導，大同村距光復國中僅數百公尺，災後第5天仍有70位長者挨餓，這代表縣府至今尚未能掌握災區人口。更荒謬的是，寧可讓便當放到酸敗，也不願靈活調度。這種官僚心態，完全背離人性與救災的本質：人命與秩序優先。事實上，中央接管並非沒有前例。大園空難時，省府消防處進駐協調，迅速封鎖並清理現場；九二一地震時，南投縣府癱瘓，南部縣市跨縣市支援，建立統一指揮，才讓救援工作得以推展。這些過往經驗都證明：當地方政府失能，中央必須立即接手，否則混亂只會拖延救災進度，讓災民遭受二度傷害。救災的核心是正確情報與秩序。多少災民?多少志工?多少餐食?沒有詳細數字，便無法進行資源分配。清淤同樣需要專業規劃：腳踝以下靠人力，膝蓋以上就得用怪手與砂石車，否則只會亂挖亂堆，造成交通與安全風險。交通管制也不是為了刁難，而是保障補給與機具通行。這些經驗，軍方與專業單位都熟知具體的做法，唯獨花蓮縣府把精力全用在作秀與阻撓。因此，中央政府必須立即接管光復災區。可以由軍方統籌，或由內政部進駐指揮，必要時強制執行，並由專業人員建立優先次序、分配人力物資，恢復必要秩序。同時，也應啟動「以工代賑」，讓災民參與清理復建，換取收入與尊嚴，而不是被動等待救助。再者，交通工具全毀的災民，也應透過協調二手車輛提供低價代步工具，才能儘快恢復正常生活。全國人民期待的不是一群只會吵嘴的政客，而是一個能解決問題的政府。救災不等於公關操作，縱然整垮對方也不等於自己贏。真正的危機處理，是讓災區吃得飽、交通暢、秩序穩。若一個光復災區都處理得如此混亂，要人民如何期待政府面對九二一等級大震，甚至戰爭等級危機?「鏟子超人」的熱潮，既是台灣人民熱誠的展現，也是對政府失能的控訴。若地方無能，中央就必須果斷接管災區。唯有如此，才是展現一個政府真正的負責、擔當與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