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名暉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2025年10月6日，法國總理勒科爾紐（Sébastien Lecornu）在總理官邸馬提尼翁宮發表聲明，宣布僅上任27天的政府請辭。這是法國在不到兩年內出現的第五位總理下台，凸顯法國政局罕見的動盪。從2024年提前國會選舉以來，法國陷入「懸峙國會」的困境：左翼新人民陣線、中間派（馬克宏陣營）與極右派國民聯盟三足鼎立，沒有任何一方擁有穩定多數，可以順利組閣。在內外交困的壓力下，馬克宏政府反覆經歷總理辭職與內閣重組的風波，也引發了對第五共和制度設計和統治正當性的嚴峻質疑。懸峙國會與短命內閣2024年中，馬克宏在執政黨失去絕對多數後被迫提前舉行國民議會選舉。選舉結果造成懸峙國會——左翼「新人民陣線」雖贏得最多席次但未過半，馬克宏所屬的中間派淪為少數，極右國民聯盟則成為另一股主要勢力。面對三分天下的局面，任何單一政黨都無法組建穩定多數政府。自此，法國內閣如走馬燈般輪替，21個月內已經五度更換總理。2024年1月，時任總理伊麗莎白·博恩（Élisabeth Borne）因強推爭議政策（如退休制度改革）引發反彈而請辭下台。接任的年輕中生代政治人物加布里埃爾·阿塔爾（Gabriel Attal）僅執政數月，之後馬克宏為打破僵局而訴諸解散國會重新大選，阿塔爾遂在新選舉後去職。馬克宏嘗試引入政治經驗豐富的技術型官僚米歇爾·巴尼耶（Michel Barnier）出任總理，然而其內閣不到一年也宣告垮台。2025年，資深中間派領袖弗朗索瓦·貝魯（François Bayrou）接掌政府，試圖以削減開支、提高稅收等財政緊縮手段控制赤字，但因改革得罪各方利益而在國會信任投票中失利，下台收場。最新上任的勒科爾紐本是年富力強的國防事務專家，被視為馬克宏挽救局面的「技術型」總理人選，卻仍撐不過一個月便請辭。頻繁的內閣更迭使得政府決策陷於癱瘓，也讓法國民眾對政治領導的信任不斷流失。法國第五共和體制原本賦予總統強大的行政權，以避免第四共和時期內閣頻繁垮台的亂象。總統握有任命總理和解散國會的權力，正常情況下可作為打破僵局的憲法工具。馬克宏多次暗示可能解散國民議會重新選舉，以迫使反對黨妥協。在當前碎片化的議會與總統民意支持下滑的形勢下，解散國會變成一把雙刃劍：選民對頻繁選舉日益反感，新的選舉很可能依然產生類似席次分佈的懸峙結果，甚至可能讓極右反對勢力更壯大。這使得馬克宏不敢輕易動用解散權，轉而反覆採取總理「辭職—看守內閣—協商」的模式延續統治。憲法學者迪桑（Mathieu Disant）指出，在議會支離破碎時，政府即使總辭仍常以看守內閣形式續任，只處理日常行政而無法推動新政策。馬克宏多次利用總理解職和內閣改組來向議會和輿論展示承擔責任的姿態，但這種旋轉門式的權宜做法無法根本解決僵局，反而讓執政穩定性每況愈下。外部壓力與戰略自主：馬克宏的治國賭注陷入內政困境的馬克宏，試圖藉由地緣政治壓力來重塑施政正當性。他不斷強調法國和歐洲當前所處的險惡國際環境：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打破了歐洲的和平局面，美中大國競逐使全球局勢更形緊張，歐洲必須追求戰略自主以保障自身安全與利益。在國防與軍事領域，外部威脅成為馬克宏推動政策的主要理由。面對俄烏戰爭帶來的安全挑戰，馬克宏政府以「安全環境惡化」為由，大幅提高國防預算，承諾將法國軍費在未來數年提升到佔GDP的3%以上。馬克宏甚至警告全民，稱當前歐洲所面臨的威脅程度「比冷戰結束時更加嚴峻」，呼籲法國人做好犧牲以強化軍備、備戰未來。提升軍費被他定位為國家戰略核心，此舉呼應了他一貫倡導的「歐洲戰略自主」理念，即歐洲應減少對美國依賴，在防務上擁有自主能力，以在美中對抗的夾縫中維護自身利益。然而，馬克宏的對外強硬路線在國內引發了強烈反彈和左右夾擊。左翼陣營譴責政府藉外交危機之名壓縮社會福利，批評馬克宏把增加軍費開支建立在削減民生支出的代價上，是對社會正義的侵犯。他們不滿俄烏戰爭造成的預算排擠效應——更多資源流向國防和外交，導致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投入相對減少。2023年爆發的大規模養老金改革抗議和罷工，即反映出民眾對政府「有錢增加軍費，卻沒錢保障退休者權益」的不滿情緒。一系列經濟壓力與外交投入的此消彼長，加深了法國國內的社會撕裂。在右翼方面，極右的國民聯盟同樣批評馬克宏政府的表現，只不過角度不同。他們一方面主張對內優先解決治安和移民等問題，對外則要求強硬捍衛法國主權利益，不滿意馬克宏在對美關係和歐盟事務上的某些讓步。他們利用政府的亂局作為政治宣傳，要求立即解散國會重新選舉，以期藉民粹動員在下一輪選戰中取得更大斬獲。極右派領袖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及其政黨聲稱，目前的議會已無法反映民意，他們拒絕參與馬克宏陣營主導的任何協商，轉而呼籲直接訴諸選舉。民調顯示如果重新大選，國民聯盟有望成為國會第一大黨。這對馬克宏而言形成巨大外在壓力：他必須在滿足美國和北約要求歐洲增加防務承擔的同時，設法遏制極右翼勢力的崛起。然而，只要內政僵局持續不決，馬克宏在對外推動歐洲團結、自主防務方面的領導力也難免大打折扣。法國政治的不穩定將削弱巴黎在歐盟內推動安全合作與軍工自主的能力。尤其在2025年美國政壇再度出現「川普現象」的背景下，美國總統川普對歐洲提高自我防衛和增加對烏克蘭軍援的要求更高。此時如果法國內閣無法穩定運作，將動搖歐洲應對俄羅斯威脅的統一戰線，讓華盛頓對歐洲戰略前景產生疑慮。統治正當性的危機與展望頻繁的政府危機與馬克宏強調外部威脅的治國話語，兩者交織出法國當前統治正當性的危機。一方面，馬克宏透過宰制議程的憲法手段，如多次動用憲法第49條第3項強行通過預算和改革法案繞過國會，強硬推行他認為攸關國家未來的政策。在非常時期，他傾向以非常措施因應，要求全民展現「團結」與「服從」，以對抗外部風險。這種將地緣政治危機作為統治語言的策略，表面上為政府集中權力、迅速行動提供正當性依據，但也被越來越多民眾視為是以危機之名行過度之實。當政府動輒援引外部威脅要求國內讓步時，許多法國人質疑馬克宏是否藉此迴避民主程序、壓制異議聲音。特別是當民生議題讓位於國防優先，而執政黨又屢屢利用制度優勢強行表決時，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逐漸瓦解。馬克宏政府目前的處境可謂進退維谷：若繼續拖延不解散國會，少數政府的窘境將持續，政策難有作為，民怨與經濟風險只會累積；但一旦解散重新大選，在反對勢力高漲與總統聲望低迷的情況下，選舉結果對執政陣營恐更不利。更極端的呼聲甚至已浮現——連馬克宏昔日的盟友、前總理艾德華·菲利普也公開表示總統應「有序地下台」，以讓法國政治找到新的出路。要求馬克宏辭職的呼聲從邊緣走向主流，顯示第五共和建立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正在上演。雖然馬克宏強調會堅持任滿第二任期至2027年，但在野與民間的不滿使其統治基礎岌岌可危。回顧歷史，法國今日的亂局讓人不禁聯想到第四共和時期的政壇亂象——1946至1958年的十二年間，法國產生了18位總理、26屆政府，被譏為「內閣墳場」。戴高樂將軍推動建立的第五共和憲法，本意就是透過強化總統權力和理性化議會機制，來避免重蹈政府頻繁垮台的覆轍。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法國再度陷入政治支離破碎的困境——強總統制度雖然仍在，卻因民意反彈和政黨版圖重組而難以發揮穩定作用。馬克宏以地緣政治壓力為由集中權力、延續統治的策略，在內部共識破裂的情況下正走到十字路口：繼續下去將進一步侵蝕民主的正當性，但退讓則可能令極端勢力乘虛而入。這場政治考驗的不僅是馬克宏個人的領導前途，也是第五共和體制能否扛住21世紀新挑戰的試煉。

高市早苗擊敗四位男性對手，於2025年9月出任自民黨總裁並成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她的出線既被視為安倍路線的延續，也象徵著日本的派閥政治出現轉變。自民黨長期以派閥制衡維持內部協調。2025年黨魁選舉中，原本由岸田文雄領導的宏池會因經濟停滯、物價高漲與美日貿易僵局而民望低迷。高市以非派閥背景在黨內支援不足，但她巧妙繞過派閥餐敘，專注政策研究與地方基層經營，以及政務研究。在第一輪投票中，高市借重安倍派與地方黨員票優勢領先，在第二輪擊敗小泉進次郎等人。這場選戰凸顯後安倍時代的派閥鬆動：宏池會與志公會（麻生派）未能形成強力聯盟，原二階派因腐敗醜聞聲勢下滑；與此同時，安倍派（清和會）與草根保守力量集結，選擇以高市為旗手推進國族主義議程。性別再現：玻璃天花板抑或性別包裝？高市的勝選引發全球媒體對日本性別政治的關注。支持者歡呼日本終於有女性領導人，然而批評者指出她未必帶來性別正義。日本政治文化重視年功序列與男性集體主義，女性政治家常被安排接待工作，缺乏實權。高市本人也曾透露遭到黨內男性同僚要求當主持人或接待賓客的經歷。她拒絕這些陋習，試圖超越傳統性別角色才能在保守政黨出線。然而，高市對性別平權的政策主張有限。媒體指出，她支持儒家式家庭價值與延續男系皇統，反對夫婦別姓等改革。學者金斯頓（Jeff Kingston）與武田祐子指出，高市缺乏推動女性權益的政績，她的崛起只是「安倍式政治」的延伸。因此，派閥女性領導的象徵性突破反而掩蓋了政權的性別保守本質。這一矛盾構成了性別再現的第一重張力：女性身影被用來為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添加柔性包裝，但性別制度本身並未鬆動。戰略自主或戰略再建構高市自2021年擔任「經濟安全保障擔當相」以來，主張日本應強化國家安全框架。她倡議建立國家安全戰略委員會，並承諾在上任後重新檢討《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畫大綱》和《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三份文件。她在《哈德遜研究所》撰文稱，面對俄烏戰爭與中國軍力崛起，日本需要持續檢討防衛策略與裝備。她支持設立類似美國CFIUS的外資審查委員會與反間諜法，並主張保護衛星與海底電纜等關鍵基礎設施。高市亦強調經濟安全與科技投資。她提出「危機管理投資」框架，國家將對食物、能源、人工智慧、半導體、核融合、先進醫療和國防等領域提供資金。該政策顯示她擔憂日本對外依賴度過高，試圖通過國家投資與供應鏈多元化。她也支持多邊同盟深化，呼籲加強與美國、澳洲、英國等國的合作，並在選前接受智庫訪談時提及與台灣建立「準同盟」的想法。在對外聲明中，她多次強調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認為不容許任何一方以武力改變現狀。然而，高市的戰略自主論仍受制於美日同盟結構。她承諾維持對美同盟並支持強化嚇阻力；但她亦批評日本對美國安全依賴過深，主張日本要能自主決策。這種在自主與從屬之間的拉扯構成第二重張力：擴充軍備與經濟安全政策反映對中國崛起的憂慮，同時日本仍需依賴美國核保護傘和安全合作。海底電纜與韌性合作的新議題在國防藍圖中，高市特別強調保護海底電纜。台灣與日本周邊的海底通信纜線是數位經濟的生命線。美國智庫報告指出，日本擁有20個國際電纜登陸站並主導海纜製造，是連接美國、澳洲、韓國、東南亞、俄羅斯與地中海的重要樞紐。為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岸田政府在2022年設立440億日圓基金鼓勵新纜線與資料中心建設。報告強調，中國在海纜產業的掌控可能成為未來危機，要求日本加強產業能力並與盟國合作。高市的政策延續此一基礎，要求提升海纜與衛星防護能。在目前南海與台海局勢緊張的背景下，日本深化與澳洲、菲律賓及台灣的多邊安全合作已成優先議程。經濟民族主義與對美摩擦：關稅與投資備忘錄爭議除了安全議題，高市亦面臨對美經貿談判的挑戰。2025年夏，日美達成投資備忘錄，日本同意五年內投資5,500億美元換取美國將汽車及工業產品關稅從25%降至15%。日本三大經濟團體對此「勉強接受」，認為雖避免更高關稅，但仍衝擊GDP與汽車產業。經濟團體呼籲政府強化國內產業並倡導國際協調，以減輕美國「美國優先」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高市則表示若協議不公平，未來將要求重新談判。她在競選期間還曾主張設立外資審查制度，顯示對美投資審查採取強硬姿態。這種經濟民族主義不僅出於維護工業利益，也與性別及制度因素相互作用。作為首位女性領導人，高市須在強硬姿態與社會期待間取得平衡。媒體形容她是「鐵娘子」，喜愛柴契爾夫人，強調經濟安全與對中強硬，這有助於打破對女性領袖柔弱的刻板印象。但是她的經濟政策受制於自民黨財政保守派與經濟團體壓力，貿易與投資談判與國家安全糾纏在一起，高市恐陷入在民族主義與同盟責任間的矛盾。美日同盟的潛在摩擦高市當選後，世界各國反應褒貶不一。我國總統賴清德公開祝賀並希望深化台日合作。中國外交部則提醒日本應遵守中日四份政治文件並改善雙邊關係。美國駐日大使格拉斯（George Glass）代表拜登政府祝賀，表示期待加強伙伴關係。然而，美國智庫對她的鷹派立場存有保留。《富比士》分析指出，高市暗示可能重新談判貿易協定，強調日本在經濟上要「敢於說不」。這些反應預示美日同盟可能出現結構性摩擦，美國期待日本扮演印太安全支柱，增強國防預算並支持美國遏制中國；但是高市要求經濟自主與公平貿易，對美國投資審查採取更嚴格態度，這可能挑戰美國企業在日本的投資環境。台灣的多層次應對：從基礎設施到議員外交面對日本新政權的雙重張力，台灣需制定分層策略，既把握新機遇，也預防政策風險。以下提出幾點建議：電纜與關鍵基礎設施強化：日本智庫提醒海底纜線的戰略脆。台灣應加快建設備援路線及陸上衛星站，參與日本440億日圓海纜計畫；短期內提升海巡與海纜維修能量，中期與日本、菲律賓建立共享報警機制。日台菲三邊對話機制：鑑於南海與巴士海峽對海纜安全的影響，建議以經濟、韌性，或是永續治理為主題，建立日台菲常設對話機制，共同演練海纜防護與人道救援；這也是對抗灰色地帶行動的重要平台。經濟安全與科技合作：高市的危機管理投資聚焦AI與半導體。台灣可與日本合作共同開發量子、核融合及生技等領域。利用台積電熊本廠的合作經驗，推動互惠投資與人才流動。高市早苗的當選是日本政治史上的重要轉折，但它既是突破也是侷限。她作為保守派女將象徵玻璃天花板被打破，卻並未能翻轉自民黨的性別保守文化；她主張戰略自主與經濟安全，但依賴美國的制度性從屬使其政策充滿矛盾；她在派閥鬆動中崛起，代表草根保守力量的再結盟，也折射出後安倍時代仍未能擺脫派閥政治的陰影。對台灣而言，高市政權既可能帶來安全與經濟合作新契機，如何建構準同盟的議程，以及在韌性與安全上的共同圖像，是台灣持續強化對日關係的歷史性機會。

「亞洲之春」（Asian Spring）一詞近來在國際時事評論中頻繁出現，借喻中東「阿拉伯之春」浪潮，比擬亞洲各國正爆發新世代領導的群眾運動。2025年9月《紐約時報》評論〈一個無領導且互聯的 Z 世代正接管亞洲〉指出，亞洲的 Z 世代將數位動員視為政治本身，透過去中心化、流動的方式推動改變。同時，印度媒體《India Today》直接發問：「這是亞洲之春嗎？」文章比較南亞各國的抗爭走向與阿拉伯之春的相似處。在該報導中，尼泊爾、印尼、孟加拉、斯里蘭卡、泰國、巴基斯坦等國近年陸續出現以青年為主力的大規模抗爭，議題涵蓋貪腐、威權、經濟不公，且多由社群媒體動員。不過，相較於阿拉伯之春的同步爆發，亞洲各國的抗爭呈現漸進且各異的節奏。即便如此，觀察家普遍認為這股「亞洲之春」浪潮正席捲南亞和東南亞，引發地緣政治的關注與聯想。值得注意的是，外部大國在這波亞洲抗爭中的影響不容忽視。在中東，美國經常透過軍事與外交介入影響局勢；而在南亞，美中兩國的利益角力同樣形塑了部分運動的進程與結果。因此，要全面理解「亞洲之春」，須特別關注中國因素：包括中國在區域內透過經濟、外交與資訊等手段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尼泊爾：Z世代反貪革命與中國變數2025年9月，尼泊爾爆發該國數十年來最激烈的政治抗爭。這場以Z世代青年為主體的反腐敗運動，導致時任總理奧利（K.P. Oli）下台。抗爭導火線是政府於9月初頒布的社群媒體禁令：尼泊爾政府以未註冊為由封鎖了包含Facebook、X（Twitter）、YouTube等26個網路平臺。表面上此舉是為加強數位服務稅與管制，但外界普遍質疑真正原因是社群上發起的一股揭露權貴子弟享樂特權的浪潮。事實上，禁令一出即激怒了高度倚賴社群的年輕世代，尼泊爾25歲以下人口佔全國近半，青年失業率高達20%，許多青年透過線上經濟或海外工作養家。禁社群被視為既斷人生計又箝制言論的暴政，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中國因素的牽動作為內陸國且夾處中印兩大國之間，尼泊爾的劇變對區域強權中國格外敏感。奧利本人所屬的尼共（UML）與中國關係友好，其政府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中尼在加德滿都的基礎建設合作緊密。2024年奧利還曾訪華強化雙邊合作。因此奧利政府的垮臺令北京高度關注。然而，尼泊爾抗爭背後的貪腐問題恰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多年來，尼國多項重大基建出現貪腐醜聞，其中一些項目由中方企業承建或融資。例如耗資約14億尼幣的新博克拉國際機場被揭發施工階段涉嫌巨額挪用。該機場由中國承包並提供貸款，被視為「一帶一路」旗艦工程之一，卻傳出貪污醜聞，引發民怨。又如尼泊爾電信監控系統採購案中，價值32億尼幣的設備合同疑雲重重。這些傳言和不滿在年輕世代中發酵，強化了抗議者對「權貴與外國勾結掏空國家」的憤怒。中國在尼泊爾案例中的角色複雜，作為投資者和奧利政權的友好夥伴，因貪腐醜聞而成眾矢之的；又以區域強權身份關注和影響事態發展，顧及印度的態度又不能光明正大出手。菲律賓：反貪浪潮與南海對抗交織與內陸小國尼泊爾不同，菲律賓作為東南亞的重要島國，2025年9月的動盪體現出內政反貪抗議與外部海上博弈的雙重壓力。在馬尼拉街頭，高漲的民怨針對國內龐大的基礎建設貪腐醜聞；而在菲律賓西部海域，馬尼拉政府同時面對來自中國的強大海上壓力。兩條戰線交織，使得菲律賓的「亞洲之春」帶有不同於尼泊爾的地緣特色。2025年年中，菲律賓媒體接連曝光政府治水工程的嚴重貪腐：數十億披索的防洪款項被挪用，大量「幽靈水利工程」從未真正施工卻報帳領款。隨即參眾兩院展開調查，牽扯出多名國會議員和高官收受回扣、偷工減料的驚人內幕。其中一項調查指出，2013-2025年間預算編列中，參議員伍德隆·吳Maynard Ngu(時任對華特使）曾要求提供項目清單，暗定預算抽成20%作為回扣。此人也是參議長艾斯庫德羅（Chiz Escudero）的競選金主，說明中國商界與菲國政客之間的裙帶關係。醜聞引發菲律賓民間強烈憤慨。2025年9月12日起，全國多地爆發大規模反貪腐示威。在馬尼拉黎薩公園（Rizal Park）及人民力量紀念碑附近，同時聚集了不同群體的兩場抗議：一場由學生與公民團體發起，以「淹沒在貪腐」（Baha sa Luneta）為題，象徵政府貪腐如洪水氾濫；另一場由宗教界號召，被稱為「一兆披索大遊行」（Trillion Peso March），抗議政府在防洪工程中貪汙上千億披索。隨著抗議升溫，菲律賓政府迅速讓步：總統小馬可仕在全國演說中承諾支持反貪行動，呼籲和平示威，並宣布成立獨立基礎建設調查委員會深入追查。國會亦火速展開肅貪行動，參議長艾斯庫德羅被免職，由反對黨的前議長索托（Tito Sotto）接替；眾議長羅慕爾德斯（Martin Romualdez，總統之堂弟）也在壓力下辭職；公共工程部長博諾安（Manuel Bonoan）請辭，由廉政形象良好的狄松（Vince Dizon）取代。9月下旬，菲律賓上訴法院應獨立委員會申請，凍結了135個銀行帳戶、27份保單，涉及26名官員及承包商，規模之大前所未見。據估計，2023至2025年間有高達1,185億披索（約20億美元）的公共資金遭貪汙浪費。在輿論與司法的雙重壓力下，全國反貪示威於9月下旬逐漸平息。這場和平但有力的群眾運動，迫使菲國政壇進行多年未見的大清帳，堪稱「菲律賓之春」的重要里程碑。海上爭端與民族情緒巧合的是，就在民眾舉行反貪示威的同一時間，菲中兩國在南海的緊張對峙也達到高峰。2025年9月中旬，中國政府突然宣布在中菲爭議的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設立「國家級海洋保護區」。北京聲稱此舉是為了環境保護，但菲律賓政府痛斥這明顯是藉環保之名行實質佔領之實，批評該計畫「非法且只是侵占藉口」。此外，菲中在仁愛礁（Second Thomas Shoal）和周邊海域的緊張也持續。9月上旬，菲律賓與美日盟友首次在菲專屬經濟區內舉行海上聯合巡航與人道演習，中方警告此類舉動「極具破壞性」並在演習區附近增加軍機軍艦活動，以示威懾。這些事件都在菲國媒體上不斷發酵，刺激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值得注意的是，9月11日至17日正值菲律賓民眾街頭抗議貪腐高峰，同期社群媒體上充斥著要求政府更強硬對抗中國的聲浪。許多示威者在現場揮舞國旗，高喊「保衛祖國海域」等口號，將反貪腐與反對外來壓迫相提並論。天主教會等團體也在遊行講臺上呼籲政府「不但要清除國賊，也要抵禦外侮」。由此可見，中國在南海的強勢作為無形中助長了菲律賓群眾對中國的不信任與反感，與國內反貪情緒交織成更高漲的社會憤怒。在菲律賓這波「亞洲之春」浪潮中，中國扮演了微妙的雙面角色，是引發民憤的間接因素，也是局勢中的關鍵外部角色。這種雙重角色意味著菲律賓未來的政治走向，將對中菲關係產生重要影響。北京需要慎思：若繼續在南海咄咄逼人或對菲內政輸出不透明的經濟模式，可能進一步激化菲國民族主義，推動馬尼拉更倒向美日同盟。中國的四種力量：硬壓力、敘事戰、資訊戰、經濟外部性「亞洲之春」背後，可以清晰看到中國運用四種力量在區域內進行影響或介入：硬壓力（Hard Power Pressure）：這主要指軍事和安全層面的直接壓力，典型如對鄰國的海上或邊境行動。以上菲律賓的案例中，中國在南海頻頻出動海警船、軍機，以實力維護其領土聲索，對菲產生直接威懾。這種硬實力壓力往往激起對方國內更強烈的反彈情緒，正如菲律賓民眾因黃岩島事件群起抗議。再如印度近年在中印邊境拉達克地區與中國對峙，印度國內民族主義升溫，一度出現抵制中貨浪潮。敘事戰（Narrative Warfare）：中國非常重視話語權，透過官方媒體、外交辭令和友好智庫文章，塑造有利於己的敘事。在這波亞洲抗爭中，北京頻頻強調「保持穩定」「反對外部干涉」，試圖將抗議定性為外國勢力煽動的結果。在尼泊爾與孟加拉，親中媒體或官員暗示美國在背後作祟，以削弱抗爭的正當性。又如對菲律賓，宣傳強調中國設立海洋保護區是環保善意，指責菲方「炒作」南海議題。這些敘事戰的目的在於，一方面爭取國際輿論同情，另一方面影響對方國內親中群體的看法，使其質疑抗議的正當性。資訊干預（Information Interference / Cognitive Warfare）：此指利用網絡和資訊科技影響他國民意與認知，包括假訊息、網軍、水軍等操作。「亞洲之春」的爆發與擴散，本身就深受社群媒體影響。中國一方面在自家嚴控網絡輿論，另一方面對外卻積極經營數位影響力。在南亞，印度情報部門多次警告中國駭客和宣傳網絡滲透印度社媒。在東南亞，越南和菲律賓也揭發過疑似中國來源的假消息。資訊干預的目的在於扭曲事實、分化對手、塑造恐懼，以利於中國的戰略敘事。經濟治理外部性（Economic Governance Externalities）：中國近年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在亞洲遍地開花，帶來龐大資金與工程，客觀上也改變了當地經濟治理生態。一中國資金提供南亞、東南亞的基健資源板，同時也讓大量不透明貸款與工程湧入，使某些國家原已脆弱的治理體系更加難以監督。地緣意涵與風險展望：中國該如何自處？「亞洲之春」展現了亞洲新生代追求公義與變革的強大力量，各國政治版圖為之重塑。北京長期以來仰賴與亞洲各國執政菁英建立緊密關係，透過高層交往和經貿往來鞏固自身影響。然而，當這些菁英因民意壓力垮臺或被迫讓步時，中國過往投注的資源和心血可能付諸東流，甚至成為新政權眼中的負資產。更甚者，若中國被視為舊腐敗體制的一部分，新生代領袖勢將與之保持距離乃至敵視，以迎合人民對改革的期盼。這對中國在亞洲的地緣政治版圖是不利信號。「亞洲之春」對中國最直接的風險，莫過於類似運動的思潮穿透邊界，引發中國境內民眾的聯想與共鳴。中國政府對此高度敏感，早在阿拉伯之春時期就曾嚴防所謂「茉莉花革命」輸入。同樣地，針對近期南鄰國家的抗爭，中國加強輿論管控，避免國內媒體詳盡報導，社交平臺上也迅速屏蔽相關討論。資訊時代下，完全封鎖訊息並不現實，中國年輕人透過翻牆等方式仍可了解外界動態。這對北京是一大警鐘：鄰國青年反抗貪腐威權的成功案例，可能激發中國公眾對自身問題的反思，潛在地增加國內維穩成本。北京未來在處理亞洲鄰國民主抗爭時，或將更加低調審慎，避免激起聯動效應。對中國決策者來說，如何在維護自身利益與尊重鄰國民意間拿捏分寸，是繼續崛起所繞不開的課題。如果仍一味以硬實力壓制與各種手段操控，只會加劇鄰國的疑懼與反彈，區域穩定亦難以長久維持。

以色列空襲卡達後的中東地緣與安全話語2025年9月9日，以色列首次對卡達領土發動空襲，直接瞄準位於多哈的哈瑪斯流亡領導人會晤地點，此舉開創了以美國盟友身份攻擊另一美國盟友的先例。由於空襲時間點恰逢哈瑪斯準備回應美方停火提案之前數小時，等同於摧毀關鍵的斡旋進程。卡達代表的中東地緣話語正在碎裂這場空襲事件引發了對「多哈」這一空間與符號在地緣政治語境下重新定義的討論。長期以來，多哈被視為中東衝突中的安全中立地帶和外交調停中心：塔利班辦事處、巴以和談以及蘇丹衝突談判等多項國際斡旋都選址於此，賦予卡達首都一種「安全避風港」與和平對話平臺的象徵意涵。然而，以色列此番行動顯然意在打破多哈作為安全區域的神話。納坦雅胡在事後強硬表態稱，此次針對哈瑪斯高層的行動是「完全由以色列自主發起並執行」，警告卡達等「庇護恐怖分子」的國家務必自行將其驅逐或繩之以法，否則「我們（以色列）會親自出手」。對以色列而言，多哈不再是被動接受談判的和平場域，而被刻畫為恐怖組織藏匿的前線，必須以武力淨化。此番語意上的轉變，等於宣稱「沒有任何地方對恐怖分子而言是安全的」，即使是遠在海灣、曾被視為外交中立區的多哈也不例外。美國的消極作為也引發區域國家的強烈反應。歷來在對以色列立場上不一的海灣合作理事會（GCC）國家，此刻罕見地站到一起，將對卡達的攻擊視為對集體主權的侵犯。曾與卡達有齟齬的阿拉伯鄰國如阿聯大公國（UAE）和沙烏地，紛紛致電或親訪表示聲援；約旦王儲、阿聯總統、埃及外長相繼現身多哈。9月15日，多哈召開阿拉伯-伊斯蘭緊急峰會，海合會各國聯袂譴責以色列，強調任何對卡達的攻擊即是對所有阿拉伯與穆斯林國家的攻擊，以色列的突襲成為凝聚阿拉伯團結的催化劑。相形之下，西方國家的反應明顯溫和許多，美國政府僅以「遺憾」一詞帶過，並未直接譴責以色列，此種落差加深海灣國家的觀感。正因為時機、規模和對象的特殊性，這次空襲從一場軍事打擊升級為地緣政治風暴。中東安全社群的幻滅以色列空襲卡達的行動，對於中東地區的安全與互信造成顯著的影響。首先，海灣國家對美國安全保證的信任被嚴重侵蝕。卡達過去數十年甘願提供領土供美軍進駐，交換來的正是華盛頓對其安全的承諾。然而，美軍此次未能阻止甚至未提前警告盟友受到攻擊，令多哈質疑駐軍存在的意義。這種不安全感不僅籠罩卡達，也在中東地區間蔓延。長期以來，沙烏地、阿聯酋等國家視與美結盟為生存保險，如今則開始認清「美國的保護是有條件且不可靠的」。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美國在海灣的戰略地位或許不會立刻被取代，但這次事件無疑加速了阿拉伯盟友尋求安全多元化的趨勢。其次，區域內部的互信與合作前景同樣遭到重挫。集體防禦機制的缺位在此次事件中暴露無遺，作為區域多邊組織的阿拉伯聯盟和海灣合作會議雖齊聲譴責，但缺乏實質性的威懾或反制措施。海灣國家近年來在對以關係上意見不一，有的加入《亞伯拉罕協議》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有的則保持距離。然而，這次多哈遇襲成為契機，沙烏地、阿聯、科威特、阿曼、巴林等國意識到，如果連卡達這樣的美國非北約主要盟國都難逃一擊，那麼任何一座海灣國家都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各國產生了加強集體防禦和協調外交的強烈動機。區域領袖們認識到，唯有透過可信的嚇阻機制與緊密的政治協調，才能避免各個擊破的命運。此次事件稱作海合會的「統一震撼」（unifying shock），外部威脅正在重塑區域認同，迫使各國優先考量集體安全而非內部爭端。然而，要真正建立中東版的「安全社群」仍困難重重。所謂安全社群，指的是區內國家形成一種穩定和平的架構，以致成員國不再將戰爭視作解決爭端的選項。然而當前中東的現實與此相去甚遠，戰爭和武力依舊是政治工具，區域內缺乏有效的衝突解決機制。海灣國家本希望透過正常化關係和經濟融合來換取和平，以色列此番行動無疑扼殺了這些希望，擴大《亞伯拉罕協議》版圖的美國計劃更是遙遙無期，沙烏地已明言在巴勒斯坦問題解決前不可能與以色列建交，而阿聯酋和巴林等已建交國家也面臨強大壓力要求凍結合作。在這樣的困境下，各國勢將持續尋求新的戰略支點，以彌補集體防禦的失靈。第三方核武引進 沙烏地—巴基斯坦安全合作以色列空襲卡達的餘波促使沙烏地阿拉伯迅速調整安全戰略，將目光投向擁有核武實力的巴基斯坦，試圖透過加強雙邊防務合作來填補自身安全缺陷。2025年9月17日，也就是多哈事件發生一週後，沙烏地與巴基斯坦在利雅德簽署《戰略互防協定》。根據協定，任何對一方的侵略都將被視為對雙方的攻擊。這一措辭與北約第五條款如出一轍，標誌著沙巴兩國傳統軍事盟誼的正式制度化。儘管兩國軍事合作由來已久，巴基斯坦部隊數十年來一直駐紮沙國協訓護衛，但是這份協定仍被視為雙方聯盟的里程碑，它幾乎結合了「利雅德的財力」與「伊斯蘭堡的武力」為一體。巴基斯坦是當今世上唯一擁核的穆斯林國家，擁有強大的軍隊和導彈實力；而沙烏地作為伊斯蘭世界領袖和能源巨擘，財力雄厚卻缺乏核威懾手段。沙國意在透過這項協議將巴基斯坦的「核保護傘」引入中東，彌補自己在面對以色列這一核武國家時缺乏戰略威懾的劣勢。這項協定被視為沙國在卡達事件後尋求安全再平衡的重要舉措，透露出幾層戰略意涵：首先，它象徵著核威懾的外部引進。儘管協定公開文本未明示任何核合作，巴基斯坦官員也聲稱其核武器僅針對印度而非用於中東；但是沙烏地方面釋放的訊號相當明確利雅德方面高層暗示，在協定框架下沙國將實質上享有「核保護傘」的庇護。藉由與巴基斯坦結盟，沙烏地等於擁有了一道第三方核保險。其次，此舉反映出沙烏地對美國安全承諾信心的下滑以及尋求安全多元化的迫切。過去沙美安全關係雖偶有嫌隙，但基本互賴。然而，多哈事件中美方的不作為，加之美國近年重心轉向亞太、對區域承諾顯得搖擺不定，使利雅德決心建立替代選項。沙烏地—巴基斯坦防務合作的影響，可能不僅是當下的中東安全格局的再平衡，而是整個印度洋沿岸的秩序重置。核威懾現已明確地被引入海灣地區，為中東原已複雜的安全格局再添變數。中國未必能趁虛而入在中東安全版圖劇烈變動之際，中國也不放棄趁虛而入，特別是2023年3月中國促成沙烏地與伊朗的歷史性和解之後，中國的調停能力引發各界關注。中東國家對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在幾乎一邊倒支持以色列感到失望，希望中國平衡西方影響力；另一方面，中國自身在中東也有重大利益，作為區域能源和市場的最大買家，維護中東穩定符合其經濟安全需求，中國也有著自身的地緣政治企圖。北京近年明顯加強在中東的安全參與度，設立特使參與耶路撒冷問題斡旋、提出「全球安全倡議」（GSI）主張新的中東安全架構、積極參與多邊論壇等。2024年7月，中方更斡旋巴勒斯坦14個派別的和解會談，顯示其調停版圖拓展至巴勒斯坦內部事務。儘管如此，中國在中東扮演安全角色也面臨諸多侷限與平衡。首先，中國奉行的不干涉政策和非結盟理念與西方截然不同。北京長期強調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反對干預內政，也不傾向於建立軍事同盟。即便面對中東盟友要求其提供更明確的安全支持，中方仍保持謹慎，不願捲入地緣衝突的泥沼。同時，美國在中東的傳統軍事優勢依然明顯。即便近年華府有所收縮，但截至2025年，美國仍在海灣多國維持基地並與盟友有緊密防務協定，對區內安全格局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美國在中東地區常駐的第五艦隊並不是虛有其表，是印度洋地區最強的大軍事力量。再次，中東國家本身亦講求自主多元。海灣阿拉伯國家近年推行經濟多元化和軍事現代化，以減少對外部的依賴。這意味著它們不希望重新陷入對另一個大國亦步亦趨的模式，即使與中國交好，也更傾向於在中美、俄之間保持平衡，藉此爭取最大利益。在軍武的採購方面，英國和法國的優先度仍高於中國，這種基於歷史與事實的影響力仍然領先中國。這種趨勢意味著中國很難在中東參與安全社群，而須以更靈活的方式參與安全事務。在多邊安全機制方面，中國可能扮演有限的促成者角色。自2019年起，中國已主辦兩屆「中東安全論壇」，提出許多中國視角的安全新理念，如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等，希望為中東提供除美國「安全傘」之外的另類方案。但是迄今這些倡議多停留在原則宣示和學術交流層面，未對現實衝突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安全社群的遙望與核陰影下的現實以色列空襲卡達事件反映出當前中東安全架構的脆弱與失序，區域內缺乏互信、集體防禦機制無力，再加上外部大國介入不均，使得中東距離形成杜伊契所謂「安全社群」的理想狀態相去甚遠。更為棘手的是，未來中東安全格局可能滑向另一個極端。即陷入核陰影與破碎多極交織的分裂狀態。此次沙烏地—巴基斯坦防務協定的簽署，標誌著核威懾正式成為中東安全的一部分。一旦未來伊朗或其他國家跨越核門檻，區域將出現多方核威懾並存的局面。在缺乏區域信任機制和軍控框架的情況下，核威懾的多邊化使誤判與升級風險與日俱增。如果這種碎片化趨勢持續，中東將進入一種「沒有統一規則的安全競賽」狀態，將嚴重影響化石燃料進出口的安全。對我國而言，在完成能源轉型之前，仍需加速投入其他能源避險方案。綠能等其他可執行的方案仍得維持，不能輕易偏廢。

2025年9月，在所羅門群島霍尼亞拉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上，18個南太平洋國家首次集體排除包括中國、美國在內的域外夥伴參與討論。儘管近年來美中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競逐不斷升溫，太平洋國家以這一前所未有的舉動表明了它們對外部軍事介入的警覺。由於美國、澳紐等地區國家和台灣的努力，北京試圖在南太平洋推動建立軍事據點和安全架構，迄今才未能實現。一、    「和平之洋」與生存環境優先南太平洋長期以來強調自身作為「和平之洋」的區域定位，對任何形式的軍事化都抱持警惕態度。在1985年，南太平洋國家與澳紐共同簽署無核區條約(South Pacific Nuclear Free Zone Treat)，明確禁止在區域內試驗、部署核武器。這一條約以及隨後數十年的區域倡議，反映出當地對軍事擴張的排拒，更承載著數百次核試驗帶來的慘痛歷史記憶。同時，氣候變化被視為該區域面臨的最嚴峻安全挑戰，而非傳統軍事威脅。2018年的《波耶宣言》（Boe Declaration），太平洋島國領袖就一致宣示「氣候變遷是太平洋人民生計與安全的首要威脅」。2023年太平洋安全展望報告進一步重申，氣候變遷、自然災害和人類安全議題應是區域安全工作的核心優先事項。在環境優先的的話語框架下，域外大國在南太推進軍事部署，顯然違背區域對「和平與人類安全」的共識，也難以獲得當地輿論與政府的認可。二、    從軍事到警務的暗渡陳倉中國近年來試圖通過與個別島國簽署安全協議，以建立進駐南太平洋的門戶。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2022年與所羅門群島草簽的《中所安全合作協定》。根據當時外洩的協議草案，該協定允許中國軍艦赴所羅門群島訪問補給，並可應請求部署武裝警察維護當地社會秩序。此舉激起美澳紐等國強烈警覺，擔憂所羅門群島可能成為北京在南太的第一個軍事前哨。所羅門雖一再保證不會允許中國建立永久軍事基地，但在西方壓力下，中國的安全角色不得不保持低調。北京逐漸調整策略，將合作重心從傳統軍事拓展轉向警務領域，以降低敏感度。2022年底，中方向所國捐贈防暴車、警用摩托車等裝備，用於加強當地警察維穩能力。此後，中國派遣了公安人員赴所國指導訓練，甚至穿上制服與所羅門警方共同執勤。2023年7月，所羅門總理索加瓦雷訪華期間，雙方簽署了《警察合作協議》等九項協定，正式將安全合作聚焦於警務執法和內部安全領域。中國將安全合作從軍事轉為警務治理，滿足了部分國家加強社會治安的需求，也試圖以較不敏感的方式保持影響力，從而暗渡陳倉，控制當地的治安力量。然而，這種轉向在區域內仍面臨進展有限的困境，不少太平洋國家對北京的警務介入態度謹慎，擔心其最終目的是變相建立軍事存在。三、    美澳盟友的反制 提高中國的邊際成本北京在南太推動安全布局受挫的另一大原因，在於美國、澳洲及台灣在內的盟友積極反制，顯著提高中國深化軍事存在的政治和戰略成本。所羅門群島與中國簽署安全協定後，美澳紐迅速展開一系列補救行動：美國政府高層親赴所羅門施壓。澳洲情報部門則協助將協議草案提前曝光，以激發區內和國內輿論阻止協定落地。這些早期干預使北京意識到，強行於所國設基地將招致難以承受的外交後果。更重要的是，美國及盟友開始全方位強化在太平洋的存在，以搶佔地緣主導權。華盛頓於2022年和2023年兩度邀請南太平洋國家領袖赴美出席峰會，承諾在經濟發展、氣候變化領域提供超過10億美元的新援助，同時重啟在所羅門群島和萬那杜等國的美國大使館，以彌補以往的外交疏漏。2023年，美國與巴布亞紐幾內亞簽署《防務合作協定》，未來美軍可使用巴國部分軍事設施進行部署支援，相當於在南太平洋北部新增了一處戰略立足點。華府也加緊與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帛琉、馬紹爾群島續簽《自由聯合協定》，繼續掌控北太平洋廣袤海域的防務權，確保美軍擁有一條從夏威夷經關島通往亞洲的「軍力投射公路」。澳洲作為傳統的地區守護者，亦在此期間啟動「太平洋重振」（Pacific Step-up）政策，向島國加碼援助並加強安全合作，包括協助建設巴布亞紐幾內亞馬努斯島（Manus Island）的隆布倫，以及承諾為太平洋國家提供更多海上巡邏艇和訓練名額等。這些舉措在客觀上壓縮中國在南太平洋擴張軍事足跡的空間，當地政府有了更強的激勵依賴傳統夥伴提供安全保障。同時，美澳透過情報共享、聯合演習等方式嚴密監控中國在南太的動向，一旦發現異常跡象即進行干預。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等盟友的部署不僅出於對抗中國，也是回應南太國家的自身訴求。例如，吉里巴斯在2019年轉向與中國建交後，北京曾協助其評估重修坎頓島(Canton Island)二戰時期機場跑道，用意被解讀為中國提供一個距夏威夷僅3,000公里的戰略前哨。2023年，美國與澳洲聯手向吉里巴斯提供經濟支持，宣布將共同出資重建坎頓島碼頭等關鍵基礎設施，以利當地民生發展，同時阻斷中國將該島軍事化的圖謀。吉里巴斯最終放棄出席當年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在大國競爭夾縫中尋求自保的考量。中國解放軍海軍特遣隊三艘軍艦在今年2月21日至22日航行至澳洲東岸塔斯曼海，並且在無預警情況下進行「實彈演習」，並在此後一個星期向南繞過澳洲最南端。這種突襲性的演習加深美澳等國對安全層面的關注，也使得這次峰會加強抗拒中國參與的力道。四、    歷史記憶與文化敏感 存在軍事禁忌南太平洋島國對外國軍事進駐的疑慮，不僅源自現實政治計算，更深植於歷史經驗與政治文化。二戰期間，南太眾多島嶼成為戰場前線，戰後又成為核試驗場。1940-90年代，美、英、法在於比基尼環礁、馬紹爾群島、法屬玻里尼西亞等地進行核武試驗，給當地居民帶來長達數代的輻射傷害與流離失所。殖民時期的創傷與記憶，令太平洋人民對外來軍隊格外敏感。他們普遍將軍事化視為殖民主義的新化身，認為強權利用島國作軍事用途往往伴隨對主權的侵犯和對人民福祉的漠視。正如夏威夷大學塔卡瓦卡拉卡（Tarcisius Kabutaulaka）教授所言：「不理解殖民主義，就無法理解太平洋島嶼被用於軍事化的過程」。此外，當地政治文化強調「太平洋方式」（Pacific Way）的協商共識和區域自主性。這意味著任何涉及外國軍事力量的決定，都可能被視為對島國團結和自主的挑戰。例如，所羅門群島在與中國簽署安全協議後，不少鄰國領袖私下表達了不安，認為此舉打破了南太地區長久以來避免外部軍事介入的默契。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下，任何太平洋國家領袖若考慮引進中國的軍事設施，都將面臨巨大的國內阻力和聲譽風險。所羅門群島經驗即可看出，因親中政策引發國內省份不滿，2021年甚至爆發騷亂，並波及華人社區。五、    南太軍事部署的侷限最後，需要從現實條件評估中國在南太平洋軍事化的可行性。地理後勤上的挑戰首當其衝：南太平洋距離中國本土遙遠，幅員遼闊且島嶼分散，一旦設立軍事據點，後勤補給線漫長且易受他國封鎖。由於美國在關島、帛琉等地擁有前沿基地，戰時有能力迅速切斷中國對遠端前哨的補給，使其難以為繼。在和平時期，要維持一個遠離本土的海外基地也需投入巨大資源，包括駐軍輪換、物資運輸、設施維護等長期開銷。基礎設施的可轉用性同樣有限。外界時常猜測中國對南太平洋一些大型港口和機場建設項目懷有軍事意圖，例如：洛根維爾港(Luganville)、所羅門群島的霍尼亞拉港(Honiara)改造計畫，或薩摩亞的阿紹港（Avarua Harbour）等。然而，中國在南太平洋承諾的經援常常雷聲大雨點小。據統計，2008-2022年間中國承諾向太平洋島國提供約106億美元發展資金，但實際支出不到一半。這表明北京自身在區內的資源投入也有局限，或因項目執行困難、或因內部預算調整而縮水。如果連經濟項目都難以及時兌現，更昂貴的軍事設施建設與長期駐軍，勢必更加遙遙無期。相比之下，澳洲在同期對太平洋地區投入的援助遠超中國，島國領袖們也深諳在美中之間騎牆平衡之道，而且澳洲是他們面臨環境問題的最終居所。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更願意接受不涉軍事顏色的基建投資或民生援助，因為中國不可能接納環境難民。六、    南太平洋的未來定位與中國的抉擇總的來說，南太平洋迄今依然維持著「大國競爭但非軍事化」的微妙平衡，這也是全球南方社群表現堅持主權的特徵，他們與中國的共性不是建立在價值，而是即興的利益。中國未能在該地區實現軍事駐點，既有太平洋國家內部規範與意識形態的堅拒，也有美澳等傳統強權合縱連橫的遏制，對中國而言已足以成為宣傳的話語。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任何試圖打破南太平洋無軍事基地現狀的行動，都將面臨重重阻力。南太平洋國家集體抵制域外軍事介入的姿態，已經明確是太平洋島國的共識。在太平洋這片曾經深受殖民與核陰影籠罩的海域，真正的安全伙伴關係應當建立在對地區和平願景和優先需求的尊重之上，而非軍事野心的角力。

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勝利日」閱兵式，中俄等國領等人並肩出席，刻意營造出中俄再度聯手戰勝法西斯的歷史情境。此次閱兵不僅展示中國的軍事科技與力量，更試圖傳達反西方的政治敘事。包括俄國、伊朗、北韓等長期與西方對立的政權，以及若干亞洲、非洲、拉美國家元首，試圖透過歷史勝利日閱兵與外交峰會的結合，塑造一幅非西方國家主導的「反法西斯」歷史。這場「九三閱兵」是中國高層試圖抗衡川普拉攏俄國的的重要動作，它藉由回溯二戰記憶強化中俄並肩抗敵的歷史聯結，即使當初主導中國戰場的並非是中共，蘇聯更是趁機掠奪中國資源，但是俄國也配合演出。其他外賓方面，閱兵邀集數十國領袖觀禮，包括伊朗、白俄國、緬甸、古巴、津巴布韋等，僅有塞爾維亞和斯洛伐克出現在受邀名單上。西方主要國家幾乎集體缺席，這也側面回應當時西方在中國戰區的盟友並非是中共。這幅由閱兵式呈現的「新反法西斯聯盟」圖像，隱藏著深刻的歷史記憶錯位與現實矛盾。北京高舉二戰勝利大旗召集盟友之際，這些參與國與中國和前蘇聯並非是真的共享過並肩作戰歷史的夥伴，反而是一種集體的政治想像。歷史落差：缺席的戰友記憶儘管中國官方宣傳強調，二戰時中國抗擊日本的勝利，鼓舞了許多被殖民國家的獨立鬥爭。然而，這種「共同勝利者」的敘事在具體國家層面上顯得牽強：大多數出席閱兵的國家當年並非同盟國的成員，也未曾與中國或蘇聯協同作戰。相反，其中一些國家在二戰期間或戰後，反倒與蘇聯發生過嚴重衝突，東歐國家甚至被蘇聯軍隊佔領，並沒有融洽的歷史記憶，像是素來親近中俄的匈牙利總統奧班並未出席。以斯洛伐克為例：二戰時期，捷克斯洛伐克政權是納粹德國的衛星國，從未與中、蘇並肩抗敵；戰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遭到蘇聯主導的華約部隊武力入侵鎮壓，約50萬蘇聯及盟國軍隊開入布拉格，反而成為新的侵略者。侵略成為捷克和斯洛伐克集體記憶中的創傷。如今斯洛伐克總理菲佐站在天安門觀禮，他的國家曾是蘇聯坦克履帶下的受害者之一，與北京宣傳的「反法西斯戰友」形象形成諷刺對比。同樣地，伊朗在二戰前夕的經歷也是被「盟友」入侵，1941年時蘇聯入侵伊朗，這場入侵加深伊朗對外部強權的不信任，也絕非「並肩反法西斯」的愉快記憶。朝鮮半島北部的歷史亦透露出記憶的矛盾，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此次罕見出訪北京，成為1959年以來首位出席中國閱兵的北韓領袖。朝中兩國官方強調抗日戰爭期間「兩國人民並肩作出重要貢獻」。然而，真實的歷史情況是，1945年8月蘇聯紅軍迅速佔領了朝鮮半島北部，扶植金日成建立共產政權。對於整個朝鮮民族而言，戰後的半島分裂、造就南北長久分裂的殖民歷史悲劇，無疑複雜且沉重。此外，多數受閱國家在二戰時甚至立場各異：當時的英屬緬甸曾出現親日政權與反日力量的反復，古巴和尼加拉瓜等拉美國家雖在形式上對軸心國宣戰，實際戰事參與有限，更談不上與中蘇並肩。多數與會者並非二戰同盟的直接參與者，甚至是被侵略者，或是被「赤化」的對象。北京將他們納入「勝利者」的歷史敘事，更多是基於當今政治需求的延伸，與真實的二戰歷史存在明顯的事實落差。當代矛盾：表面團結下的地緣現實除了歷史記憶的錯位，中國與此次閱兵參與國之間的當代關係亦存在諸多地緣戰略矛盾。北京雖試圖透過共同的反西方姿態凝聚陣營，但各國基於自身利益的盤算，使這種團結更像策略性的權宜合作，而非穩固的戰略同盟。首先，南亞地區的緊張局勢凸顯出北京「拉一派、得罪一派」的兩難。中國近年加強對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包括提供先進殲-10C戰機等裝備，此類事件無疑加劇了印度對中國的不信任與警戒。儘管印度總理莫迪受邀出席同一時期在天津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並短暫訪華，但他考量與美國的關係，明確婉拒觀禮北京閱兵，刻意與北京保持距離。同樣地，東南亞與東亞一些國家對「九三閱兵」採取觀望甚至缺席的態度。越南作為曾與中國並肩抗日，在戰後又與中共交惡，此次雖有國家主席代表與會，但其內心顯然對北京存有戒心。例如，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和馬來西亞首相安瓦爾，都同時維持與美國的合作關係，新加坡則僅派副總理代表。歐盟駐華外交團也集體降級參與或缺席，以示對俄國參與閱兵及中國立場的不滿，同時也暴露親俄的戰略選擇將賠上與歐洲的關係。上合組織等框架下的合作雖提供中亞地區的對話平台，但遠未達到軍事同盟的緊密程度。緬甸軍政府依賴中國支持的同時，也擔心成為附庸；哈薩克、烏茲別克等中亞國家雖派元首出席，事實上則是利用中俄的相互平衡保持獨立性。這些矛盾與算計，使得「九三閱兵」的團結場面更帶有象徵意義，難掩其內在脆弱性。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關係出現的分歧與不平衡，從長遠看將限制北京整合「全球南方」支持的能力，閱兵式上的合影並不能抹平地緣現實中的分野。敘事張力與國際觀感：同盟幻象的脆弱性透過高規格的閱兵典禮和蜂擁而至的外國元首，中國成功製造了一種「幻象聯盟」的視覺效果。然而，這種透過儀式拼湊的聯盟空有外表團結，結構鬆散，難以轉化為持久有力的國際政治聯結。北京試圖重塑二戰歷史敘事服務國際戰略的意圖是明顯的，但是這種敘事在國內輿論場或許能凝聚部分民眾認同，但在無法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共鳴，反而是引發陣營之間的競爭想像。首先，缺乏制度化的戰略協調機制，很難形成具體的團體圖像。儘管領袖們在天安門城樓上並肩，但他們之間沒有共同防務條約或經濟整合協定的支撐。許多國家參與此次活動僅止於外交象徵姿態，並未承諾任何具體的集體行動，但是中國卻是先期付出相當的投資，無論是基礎建設還是。相較之下，美歐盟友體系有北約、安全條約和緊密經貿聯繫作背書，雖然正受到破壞，但是相對於被想像的共同歷史敘事，並不足以形成實質約束力。例如，閱兵次日，這些國家各自回到現實軌道，該與美國做生意的繼續做生意，該向IMF貸款的仍得貸款。對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與中國「站隊」並非零成本，中國方案對於政權的可持續性有益，但不足以替代與西方的長遠合作，因此在行動上勢必謹慎克制。其次，國際輿論對此次閱兵的觀感褒貶不一，西方國家的視角將其視作中國攜手「修正主義國家」對抗現有國際秩序。但是過往既沒有這段共同對抗的歷史，成形中的「新軸心」更多基於即興式的利益，而非長久一致的理念或目標。更深一層來看，北京訴諸歷史記憶所形成的號召力可能難以持久。歷史敘事固然是軟實力的一部分，但若無現實利益紐帶維繫，僅靠道義號召難以塑造堅實同盟。中國能否提供普遍性的治理能力，已經在「一帶一路」看到階段性的答案，許多國家已陷入以資源換取建設，但附帶債務增長和市場被壟斷的境遇。中國的「九三勝利日」閱兵展示敘事動員能力，但未能掩蓋各國的歷史記憶與現實的巨大差異，即使在形式上創造了反西方聯合的高光時刻，卻無法從根本上彌合參與各方的歷史觀，以及戰略訴求的裂痕。這種記憶分裂和利益落差，將持續削弱中國敘事的可信度和感召力。對中國而言，要真正打造一個有影響力的多國聯盟，除了儀式上的共情之外，更需要在現實政策和互惠機制上讓伙伴國信服。歷史可以被選擇性紀念，但未必能成為外交動員的基石，全球治理的改變，終究要靠實質利益和公認價值的連結，而非僅靠一次輝煌的閱兵的滿足視覺與心理。

中國即將於2025年九月三日舉行「八十年勝利日」閱兵，此舉原本意在彰顯中俄團結、凝聚反西方陣營，並強調中國對二戰勝利及戰後國際秩序的「正統」敘事。北京近年來熱衷於將這類閱兵轉化為一場「記憶戰爭」，透過詮釋二戰史實來重構國際秩序的合法性基礎，強調自身在戰勝法西斯中的巨大貢獻，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話語權。然而，當前的國際局勢出現了耐人尋味的變化：俄國總統普京與美國總統川普在阿拉斯加舉行高峰會，重啟了自俄烏戰爭以來中斷多時的美俄直接對話。同時，俄烏停火談判出現升溫跡象。在美俄高層互動恢復的映襯下，北京原計劃透過「九三閱兵」高調展示中俄並肩、號召「反法西斯陣營」的戰略意圖，正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一旦美俄談判取得進展，北京苦心營造的敘事恐將因情勢突變而失焦，甚至淪為尷尬的獨腳戲。美俄接觸重啟：三角關係生變與中國地位下滑2025年8月中旬，川普與普京在美國阿拉斯加州的峰會上實現了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美俄領袖的首次面對面會談。這場「雙普會」標誌著美俄高層直接溝通的重啟。川普總統在峰會後公開表示，可能很快促成他、普京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三方會談。雖然會談成果有限，但是美俄之間的氣氛仍顯示係係出現解凍跡象。川普政府與克里姆林宮重新接觸的動作，暗示著莫斯科正獲得除北京之外的另一條重回國際的路徑。對中國而言，這改變過去兩年「反西方」的地緣政秩敘事，俄國不再只能仰賴中國來突圍西方封鎖，其在中美俄三角關係中的戰略自主性上升，使北京相對影響力下降。美俄互動的新動向也顯示華府試圖複製冷戰時期的三角外交，只不過這次角色對調，變成美國拉攏莫斯科以牽制北京的「逆季辛吉」策略。儘管部分學者質疑在當今中俄關係「上不封頂」的背景下此計劃能否如願，川普政府的確在主動探索與俄和解，淡化對俄敵意。隨著美俄恢復接觸，以正在削弱「俄依賴中」的趨勢，令北京在三角關係中的支點作用明顯下降。中國的閱兵企圖與俄國別有心思為了應對美俄關係可能緩和對自身地緣處境的衝擊，北京在「九三閱兵」的籌劃上加強了政治宣傳和外交布局。中國外交部高調宣布，包括俄國總統普京、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內的26國元首或政府首腦將齊聚天安門廣場。這將是普京和金正恩首次在公開場合，與習近平同台亮相。北京邀請他們以及伊朗、緬甸等「全球南方」或遭西方制裁的國家領袖出席，試圖營造出一幅反西方力量大集結的壯觀圖景。這些受邀國普遍被視為意圖重塑西方主導秩序的「不安軸心（Axis of Upheaval）」：它們在臺海問題上支持中國，並透過相互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削弱美國及其盟友對俄國制裁的效果。與此同時，幾乎沒有主要西方國家領袖出現在北京的嘉賓名單上；歐洲唯二的例外是斯洛伐克總理菲科和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他們均以對俄友好著稱。中國設計這場閱兵儀式，無疑是為透過關係外交，將俄朝等核心夥伴緊密繫於中國領導的敘事框架內。北京有意以此鎖定俄方在自身陣營中的位置，降低普京向華府單飛的動能。各國領袖親臨現場等於向世界表態與中國站在同一陣線，也等於向俄國承諾「共同進退」，試圖讓普京即便與華府接觸升溫，仍不至輕易疏遠北京。三角互動與戰略困境：中國的影響力邊緣化儘管九三閱兵在聲勢上營造出中俄等「歐亞軸心」國家抱團取暖的景象，但實質效果卻可能強化一種反差：北京在高調聯俄抗西方的同時，卻發現自己在真正的和平斡旋進程中被邊緣化了。目前歐洲安全的主導節奏依然掌握在華盛頓和莫斯科手中，川普與普京正直接討論烏克蘭停戰安排，而中國既未參與阿拉斯加峰會，更無法左右俄烏談判走向。北京雖然提出過所謂「十二點和平建議」等方案並派特使穿梭歐洲，但相較於美俄總統直談停火，中國的角色幾乎被排除在外。北京並非沒有察覺自身影響力的滑落。為了避免在國際事務中被冷落，中國近來積極經營「全球南方」聯結和平行機制峰會。例如，在「九三閱兵」同週，中國於天津主辦了上合組織峰會，吸引印度總理莫迪等區域大國與會；此外亦藉由金磚國家擴容、「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等多邊平台，試圖延續對國際秩序變遷的話語權。但這些努力能否彌補北京在歐洲安全議題上的缺口，效果相當有限。歐洲許多國家對中國與俄國走近本已疑慮重重，中俄兩國互為閱兵站臺的舉動更加深外界對「新歐亞軸心」的戒心。北京雖極力拉攏非西方國家，宣傳「南南合作」與多邊主義，但在攸關歐洲戰爭與和平的核心談判桌上，卻幾乎沒有中國的座位。這種反差突顯出中國在三角互動中的戰略困境，一方面與莫斯科高調結盟對抗西方，卻發現重大議程上自己成了局外人。更令北京尷尬的是，普京正巧妙利用中國提供的舞台為自身謀利。在「九三閱兵」這樣的場合，表面看是習近平在主導一場反西方的團結秀，但從另一角度看，普京同時也在將其包裝為俄國外交的勝利：他不但與金正恩一同現身，向世界展示自己擁有強大盟友陣營，還可藉機宣示西方孤立政策的失敗、凸顯俄國「朋友眾多」。許多出席閱兵的嘉賓實際上是奔著與普京團結抗西方而來，而非單純為支持中國的全球議程赴約。換言之，北京風風光光當了一回東道主，卻可能為普京的外交加分做了嫁衣。俄朝關係的近期進展就是一例。自2024年以來，莫斯科與平壤在軍事上迅速走近，普京破例訪問平壤，雙方簽署防務協定，北韓甚至被指派遣志願兵赴烏克蘭助戰。這些動向加劇東北亞局勢對中國的不利影響，朝鮮有了俄國撐腰更有恃無恐地發展核武，刺激日韓投入軍備競賽，另一方面也稀釋北京對平壤的影響力。長期以來中國是朝鮮最大的靠山與調停者，但如今金正恩多了一個莫斯科選項；甚至在未來朝核問題上，華府都可能拉攏俄方介入以取代中國的中間人角色。隨著俄國擴展自身外交迴旋，中國在其周邊關鍵議題上的主導地位正面臨被削弱的趨勢。閱兵的象徵意義與中國戰略稀釋的抵消努力對北京而言，九三閱兵承載了提振國內信心與防範國際影響力下滑的雙重任務。習近平政權希望透過這場隆重的閱兵式，在國內重申中國作為二戰戰勝國的歷史榮光，激發民族主義熱情並強化政權正當性；同時向外界展示中國軍力與國際號召力，試圖鞏固其作為反西方「領頭羊」的地位。然而，現實地緣環境的演變使這場閱兵更像是一種象徵性的防守姿態。面對美俄重啟對話帶來的衝擊，北京以高調政治秀來抵消自身戰略角色被稀釋的危機感。畢竟，一場閱兵無法改變俄國與美國重新接近的事實，也無法真正將中國重新拉回歐洲安全議題的核心決策圈。「九三閱兵」所能達到的，更多是在視覺層面向國內表明：中國並未在大國角力中被邊緣化，中俄朝等盟友依然緊密團結在自己身邊。

阿拉斯加峰會背景與俄烏戰局現況俄國自2022年2月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戰爭持續三年半依然陷入膠著，成為俄烏日常運作的一部分。交戰雙方經年累月的高強度消耗，接近各自能承受的極限。西方情報顯示俄軍傷亡人數可能已超過一百萬，包括逾十萬名士兵陣亡；烏克蘭長期總動員導致人口與經濟嚴重耗損，自戰爭以來國內生產總值累計下滑約22.6%。即便承受巨大壓力，多數烏克蘭民眾仍抱持抵抗意志，76%受訪者堅決反對接受俄國提出的割地停戰方案。然而，俄國方面雖傷亡慘重，在強力宣傳和高壓管控下國內反戰聲音被有效壓制，約78%的俄國民眾仍支持對烏作戰。西方制裁一度重創俄國財政，但在中國等夥伴支援之下，俄國找到部分替代市場與供應，暫時避開經濟崩潰性打擊。烏克蘭急盼打破僵局或尋求外交介入以緩解壓力；俄國則試圖拖長戰線，試圖以核武伺機訛詐。2025年8月，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與俄國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選擇在美國阿拉斯加的冷戰時期空軍基地會晤，這也是俄烏戰爭爆發後美俄領袖首次直接對話，也標誌著自2021年以來美俄元首的首次會晤。川普將此次峰會稱為「攸關重大的高風險會議」，希望藉此為歐洲二戰後最血腥的戰事尋求停火解方。然而，此次會談未邀請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參與，歐洲盟友也被排除在核心談判之外。這種僅以大國決定俄烏戰爭的安排引發基輔和歐洲各國的高度不安，他們擔心川普可能與普京私下達成妥協，以凍結衝突換取和平表象，進而默許俄國實際控制烏克蘭約五分之一的領土。烏克蘭強調決不接受背著自己做出的任何決定，澤倫斯基強烈表態「烏克蘭絕不會接受在沒有我們參與的談判中做出的決定」。歐洲主要國家則協調立場，德國總理梅爾茲（Friedrich Merz）在峰會前夕召集烏克蘭及歐洲各國領袖舉行線上會議，以形成共識向美方傳達歐洲與基輔的底線立場。在峰會揭幕之際，歐洲各國彷彿看到十八世紀「歐洲協調」(Concert européen)的當代版，「大國協調」主宰當事國的命運，對於歐洲主要國家而言並不陌生，只是今日角色易位。「大國協調」的重現挑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西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最早由強權協調，決定國際秩序走向的機制，最早源於1815年維也納會議開啟的「歐洲協調」體系，由英、俄、普、奧等列強瓜分勢力、主導歐陸和平近半世紀。1945年雅爾達會議則是由美、英、蘇三巨頭劃定勢力範圍，奠定二戰後格局。這類強權共管模式下，國際秩序往往建立在列強私下交易妥協之上，中小國淪為棋子。在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導建立以聯合國和國際法規則為支柱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強調國家主權平等、領土不可透過武力強取。然而，美俄此次跳過烏克蘭與歐盟的直接交易無疑挑戰由美國建立的戰後規則。美俄兩國若私相授受決定停戰條件，作為當事國的烏克蘭卻只能被動接受，將成為21世紀首個「被協調」的犧牲者。這種大國復辟勢力範圍交換的現象，勢將衝擊以規則和普世價值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短期而言，若美俄協議真能終止戰火，可避免更大浩劫，但也標誌著強權交易取代制度對話與價值建構，勢力瓜分凌駕主權正義，二戰後近八十年來奉行的國際規範將遭受重大重挫。從長遠看，一旦「大國協調」被正當化，未來其他地緣爭端是否也將由列強私下瓜分解決？阿拉斯加峰會的意義已超出烏克蘭本身，牽動著當代國際秩序的走向和價值根基。跳過歐盟與烏克蘭的警訊美俄領袖繞開歐洲與烏克蘭直接談判，引發多重風險與警訊。首先，此舉嚴重侵害「當事國參與，不得背著一國決定其命運」的基本原則。對烏克蘭而言，在沒有自身代表的情況下，由美俄兩強討論本國領土命運，令人聯想起1938年慕尼黑會議列強默許德國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前車之鑑。無論美俄如何協議，只要不符合烏克蘭人民的意願，就難以真正結束戰爭。歐洲與基輔已明確表態，絕不接受普京提出的荒謬割地要求。強行跳過當事國所達成的和平，不具備可持續性與公法基礎，極可能淪為一紙空文。其次，美俄雙邊私洽還可能重創跨大西洋盟友情誼和安全架構。歐盟國家擔心被美俄邊緣化，自身安全利益遭忽視。歐洲歷經西伐利亞體系至今，深知若讓大國背著盟友另起爐灶，最終受害的將是自身的權益。因此歐洲各國在峰會前積極介入、美歐領袖頻密溝通，以確保川普不會逕自拋下烏克蘭主權或歐洲安全承諾。對北約東翼國家而言，更隱藏著另一層恐懼，如果美國此番默許俄國以武力擴張獲利，未來一旦類似危機發生，美國是否也可能與侵略者另行妥協，放棄對盟友的防衛承諾？一旦先例開啟，其他雄心勃勃的強權可能躍躍欲試，視小國主權如無物。對台灣和波羅的海地區等面臨外部威脅的國家而言，這種「維也納」式的交易無疑傷害與盟邦之間的制度與價值聯結。美俄的博弈與虛實川普與普京在阿拉斯加峰會上各懷盤算，均試圖透過這場會議達成自身內政與戰略目的。川普方面，終結俄烏戰爭是其對選民的重要承諾，亟需向國內展現「迅速止戰」的成果，以滿足選民對停火的期待。川普本人更將此次調停視為個人外交功績的絕佳機會，希望藉由促成停火來打造自己作為「全球和平締造者」的形象，甚至覬覦諾貝爾和平獎。不過，川普並不打算為和談而和談，而是將峰會作為高風險的外交交易場，他自信能在極短時間內判斷普京是否準備認真談判，並揚言若談不攏便立刻中止會談，談得順利則安排納入澤倫斯基的三方峰會。為了迫使俄方就範，川普政府在峰會前採取了一系列非常規的「軟硬兼施」手段：軍事威懾：對於俄方接連升高的核武恫嚇，川普高調下令兩艘美軍戰略核潛艇緊急部署至關鍵海域，以彰顯美方反制決心。他選擇在美軍阿拉斯加基地會晤亦具軍事象徵意義，迫使普京「深入野獸腹地」與之對話。經濟施壓虛晃一招：早在7月底美方即下達最後通牒，限俄10日內同意停火，否則將祭出新一輪嚴厲制裁，包括對持續購買俄國石油的第三國（如印度）徵收懲罰性關稅等，中國卻在免除之列。川普有限的「胡蘿蔔」，暗示若俄方嚴肅談判，美國願考慮部分解除對俄制裁，甚至協調盟友下調對俄石油價格上限，以換取俄國實質讓步。川普團隊也私下評估允許俄企參與開發阿拉斯加與烏克蘭資源作為交換條件之一，提高談判誘因。透過上述非常手段，川普意圖在談判中掌握主導權，逼使普京接受「先無條件停火、再談和平」的順序要求。然而，他也面臨兩難，如果對普京讓步過多，將背上罵名，美國的信譽破產；若在重大原則上寸步不讓，峰會又可能無果而終。相較之下，普京能從這次峰會中獲得的戰略收益更為直接。首先，峰會本身即被克里姆林宮視為一場外交勝利：在西方多年孤立政策下，俄國終於重新與美國對話。普京可藉此向國內鼓吹，證明俄國經年累月的承受換來了國際地位的恢復，西方最終不得不與俄國直接談判，某種程度上默認俄國「大國應有的權益」。其次，普京期望透過峰會爭取戰略緩衝時間和制裁鬆動空間。儘管俄軍目前在戰場上仍維持部分優勢，長期消耗已令俄方壓力驟增，因此改以談判爭取時間，凍結當前戰果、固化佔領區現狀，同時換取西方撤銷部分制裁。普京甚至在會前拋出討論新版核武控制協議等議題作為籌碼，企圖誘使川普在其它領域讓步。然而，俄方提出的停火條件極為苛刻，近乎要求烏克蘭繳械投降，顯然不指望西方當真接受。在峰會前夕，白俄國國防部長還高調宣布，在九月份的聯合軍演中測試可載核彈頭的榛樹超音速變軌飛彈，顯示俄方持續以核武恫嚇制造壓力，無疑是展現慣用的核勒索與強制外交手段。整體來看，美國或許期待迅速從烏克蘭抽身，專注於印太地區遏制中國，普京似乎已快迫使美國接受談判條件。嚴重的是，美俄之間「大國協調」先例一開，迫使各國承認戰爭所掠取的成果，也將成為中國參考的模式。台灣應嚴肅考量美國近期提出要求提升防衛能力的訴求，並且創造半導體之外能夠與美國綁定利益的領域，像是AI先進領域的智慧孿生與無人機等領域。

2020年中印邊境加勒萬河谷衝突以來，中國在中印實際控制線推動一系列戰略化的建設，試圖透過「灰色地帶」的基建手段改變區域現狀。西藏高原對中國而言不僅是「世界屋脊」，更是連結東亞與南亞的戰略樞紐；掌控這片高原意味著控制南亞河流源頭，掌握進出喜馬拉雅的陸路要道，也為中國提供宣傳「邊境振興」的話語資源。中國在雅魯藏布江興建超大型水壩，以及在邊境地區建立所謂「小康村」、道路、鐵路、監控設施與軍事基地等，正是利用基礎建設同時服務發展與安全的目的，以軍民融合方式達成地緣戰略目標。這種策略介於和平與衝突之間，屬於典型的灰色地帶行動，對印度在水資源分配與邊境治理上施加長期壓力。中國一方面運用發展敘事將西藏邊境工程正當化，另一方面透過安全話語塑造對印度的敵意與警戒。在這種軍民融合的治理框架下，巧妙地將「富民」與「固邊」結合起來，把基礎建設變成對鄰國施壓的地緣槓桿。中國在雅魯藏布江「大拐彎」處規劃建造世界規模最大的水電開發計畫，工程包括五座梯級電站，總投資約1.2兆元人民幣，預計年發電量達3,000億度。如此龐大項目裝機容量將超過60吉瓦，約為三峽大壩的三倍。由於工程鄰近中印有爭議的邊界地區，印度和孟加拉等下游國家對此深表憂慮。大壩一旦建成，賦予中國調控下游水流的能力，中國隨時可以將這些水流武器化，透過阻斷或改道來威懾下游國家。中國則否認有意追求「水霸權」，聲稱不會以鄰國利益為代價謀求自身利益。然而，中國過去的行為記錄加劇了印度的不信任。2017年洞朗對峙和2020年加勒萬衝突期間，中國曾一度中止與印度分享雅魯藏布江汛期水文資料。除了水資源領域，中國更大規模的灰色地帶行動體現在邊境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工程名義上屬民用發展，卻服務於戰略和軍事目的，體現軍民融合治理的特點。早在2017年，中國西藏自治區宣布《邊境小康村建設規劃》，計劃在與印度、不丹、尼泊爾接壤的邊境一線興建628個小康村。然而，這些看似和平發展的鄉村實為戰略棋子。據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分析，這些邊境村落多具有軍民兩用功能，是中國在喜馬拉雅地區進行灰色滲透的重要據點。村內不僅有鋪裝道路、超市、學校和5G通信，還建有政府招待所、派出所甚至邊防哨所，一些村莊裝設了雷達圓頂和通信塔以執行監測任務。中國政府更動員大量人口內遷邊境，據報導已有超過25萬名藏族居民被安置。這些新村民中不乏退伍軍人和民兵，他們在和平時期可扮演放牧邊民、巡邏協助的角色，一旦有事則充當解放軍的眼線和輔助力量。透過這樣的「兵民合一」，在實控線附近建立起常態化存在，既增加領土聲索的敘事，又令印度難以區分平民與軍事目標。中國同時在實控線附近興建了大量地下掩體和監視設施，以備長期部署。例如，在拉達克班公湖（Pangong Tso）北岸的希瑞加普（Sirijap）地區，解放軍於2021至2022年間修築大型地下基地。地下基地距離中國新建的一處小康村僅約十餘公里，兩者相互支援，構成軍民融合的生態體系。這意味中國已做好在高海拔地區長期駐軍的準備，並通過堅固設施提高部隊生存力，使印度即便在衝突中也難以迅速摧毀或奪回該地區。同時，中國顯著強化電子監視與雷達網絡的部署。在漫長的3488公里中印邊界沿線，從西段的拉達克到東段的錫金，中方新設了多處雷達站和電子戰裝備。光是在新疆葉城（Yecheng）一處站點，就增設了JY-9、JY-26、HGR-105、JLC-88B型等4部雷達，以及相應的塔樓建築。藏南錯那（Cuona）電子戰站建立了三座封閉式雷達圓頂，內含3部雷達和多棟支援建築；堆龍德慶（Qomo Dz）地區亦出現一個圓頂雷達站，安裝遠程預警能力強大的JY-24型雷達。這些設施周邊往往伴隨小康村的興建，讓村民和民兵成為解放軍基地的「耳目」，在平時提供對印度一側動態的預警和情報蒐集，一旦戰時也可協助防空和導航干擾。中國對上述一系列邊境作為的包裝，結合發展與安全的敘事，取得對印度的地緣優勢，不僅鞏固了自身「心臟地帶」的戰略縱深，也在「邊緣地帶」對印度形成了半包圍之勢。這些水壩、村落、公路與軍事設施彷彿現代版的長城，將中國的影響力釘入南亞次大陸的邊界。 然而，更深一層的影響在於，這些硬實力舉措伴隨著軟性的敘事與權力運作。中國成功地將發展議題安全化、將安全舉措發展化，在軍民融合的幌子下拓展了自身利益邊界，而不致引發傳統戰爭風險。這正是灰色地帶策略的精髓：以漸進且模糊的方式改變現狀，令對手難以作出有效反制。對印度而言，這構成了巨大的挑戰。水資源方面，除非中印能達成具法律約束力的流域協議，否則中國對雅魯藏布江的控制將長期讓印度處於被動。邊境治理方面，中國經營邊境社區與交通樞紐所形成的既成事實，更是印度在外交交涉中難以輕易扭轉的**地緣槓桿**。新德里未來除了加強自身基礎建設佈局、深化與美日澳等國的合作來牽制中國，別無他法。 展望未來，隨著雅魯藏布江超級水壩和川藏鐵路等陸續完工，中印之間**關於邊境與水資源的矛盾恐將日趨結構化且長期化**。這不僅是兩國雙邊的心結，更是「全球南方」地區在大國博弈中面臨的新課題：發展援助與基礎建設，當被用作地緣政治工具時，將如何重塑區域秩序？中國的模式或許為其他新興強權提供了一種範本，也為國際法與多邊機制的調適帶來了挑戰。我們從中可以明晰地看到地理與權力交織的影子——正如麥金德所言，誰控制了心臟地帶，誰就影響世界命運；但福柯會提醒我們，誰定義了心臟地帶，誰就掌握話語權。在中印博弈這盤大棋局中，中國正試圖既控制實體空間，又塑造認知空間，兩方面結合形成對印度的戰略優勢。這一現象值得國際社會持續關注與研究。

2025年7月的「大罷免」行動未如願成功，但引發執政黨民調震盪，緊接著公佈的對等關稅談判暫時落於20%，與越南等國相當，暫時未進入日韓15%梯隊。大罷免之後，賴清德總統施政滿意度一度下滑5.8個百分點，不贊同者略超過贊同者。同時，中南部颱風豪雨引發嚴重淹水，考驗政府治水應變能力。然而，危機正是轉機，政府若能盤點災情，以及受到關稅戰影響的產業，推動一系列強化「政治治理韌性」與「國土基礎設施升級」的基礎建設，將有助於強化韌性，建立與地方對話的議題，提升施政滿意度。一、    分散式電網與儲能：強化能源韌性從這次的災情來看，許多地區斷電超過七日，且沒有妥善的系統性備援，成為民眾難以承受之苦。倘若是遭遇戰爭，目前的電網系統的脆弱性將更為嚴峻。結合儲能系統，轉型分散式電網，以是因應極端氣候與提升韌性的必然之舉。目前六都已有交通號誌不斷電系統，以及其他小型儲能的建置案例，應整合經驗擴大推動建置區域微電網，確保遭遇災害時不會有團滅型的斷電情況。優先在易淹水、中南部、離島及偏遠地區部署微電網示範，作為災難時期備援；修訂法規和調度機制，鼓勵工商業自建儲能參與虛擬電廠，加速配電數位化與智慧調度，提升彈性。此外，產官學研界都在投入發展AI，在這次風災中看到太陽能版的脆弱性，在沒有確定重啟核電，或是其他替代方案成形之前，儲能是現況最好的被動因應方案。經濟部已將「建構分散式電網、擴大儲能」納入2050淨零行動計畫，可加速落實。強韌地方電網可降低停電風險，災後快速復電，保障民生產業連續並促進綠能發展和地方就業。二、    智慧交通安全：數位車牌與智慧阻車系統近期學區車禍及假車牌問題爆增，近一周被詐騙金額將近18億，其中較能追查到案的大多為車手。若能推動AI科技結合數位車牌，將能更有效追查車手行跡，進而尋找水房或是犯罪集團藏匿地點。推動數位車牌，結合智慧車阻與其他智慧交通系統，亦能有助於維持學區與住宅區的交通安全，並且減少非法改裝車輛帶來的噪音與危險問題，保障學生安全。三、    數位孿生技術與資料治理：科學決策與精準治理IBM將數位孿生定義（Digital Twin）為「實體系統的虛擬映射，利用即時資料促進理解與推理」，透過數位孿生，政府可在重大政策實施前進行「數位演練」。面對自然災害的不確定性，數位孿生可以物聯網感測技術結合高精度模型，進行災害預測模擬、基礎建設壽命管理，以及城市規劃決策沙盤推演。同時強化資料治理架構，打破部會資料孤島，確保資料共享安全與隱私，以數據驅動決策，提升政府決策科學化程度。四、    民意基礎與國際經驗：策略正當性的支撐上述政策主張不僅回應當前危機，更符合多數民意期待。美國拜登政府時期，大規模基建計畫獲得58%全國民眾支持，其中包括90%的民主黨與57%的獨立選民，更重要的是在民主與共和兩黨選民中均獲多數贊成。可見，不分黨派，民眾普遍認為政府應投入基礎建設改善民生。借鑒國際案例，德國則大力推動能源轉型和儲能佈建，成效斐然：截至2024年底全德累計安裝近180萬套住宅電池儲能，當年新增60萬套，儲能總容量達19GWh，年增長近五成。顯示在政策帶動下，民間資源可迅速匯聚投入，形成正向循環。美國近年頻發的人為駕車攻擊事件促使政府投資公共空間防護，聯邦基建法以專款補助地方裝設防撞柱與安全柵欄，成為提升城市安全的新興基建項目。英、美等城市也開始建立城市數位孿生模型，用於防災規劃和智慧城市管理，截至2025年預計全球將部署超過500個城市數位孿生。無論從國內外民意還是成功經驗來看，以強化韌性與民生安全為核心的施政，可迅速回應災民的需求，並且建立根本性的風險管理機制具。投入基礎建設亦能緩和政情，從正面的議題建立朝野對話的空間。五、    務實重建信心，重塑韌性執政口碑面對接踵而至的政治風浪與天災挑戰，民進黨需要拿出務實有為的行動才能重振民心。藉由強化能源、交通、水利、數位治理等關鍵領域的韌性，不僅能提高社會對風險的抵抗力，還可創造經濟新動能與就業機會，形塑「安全、永續、進步」的執政形象。在大罷免後的敏感時刻，主動出擊好過被動回應。面對接踵而來的台美對等關稅議題，有料的建設議題可扭轉媒體與輿論的不利氛圍，同時讓民眾看到「政府想做甚麼，為什麼不能做」，才能有爭取更多的公民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