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燈泡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在這個資訊快速流動的時代，新聞每天如潮水般湧來，卻往往隨著下一波事件而被淹沒。許多攸關環境、公共健康與社會正義的重要議題，總是在短暫的爭論後悄然退場。然而，這些重要的課題不會因爭議消散而自動解決，它們依舊持續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為人提燈，明在我前」。因此，我們更應該照亮前路，為公共利益點亮一盞微光。當權力者選擇迴避、當責任被推託、當真相模糊不清時，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提醒人們：這裡還有問題存在，不能被忽略。誠然，有時無法以一己之力改變結構性的問題，但善盡言責為社會的盲點與被忽視的議題照亮一角，試圖用微弱的光，照亮城市治理與環境政策的盲點，正是我們所應當要做的事情。回顧過去對公共政策、居民健康與社會正義的呼喚，希望喚起更多民眾關注我們共同的生活環境。我們看到城市治理中存在多層問題：政策落實延宕、透明度不足、跨部門協作缺乏，以及弱勢群體承擔過多環境風險。台中掩埋場與文山焚化爐的案例，不僅反映治理盲點，更提醒我們，空氣、土地與水資源安全，不能僅靠口號與承諾維持。居民的健康與生活品質，更應該是政策設計與落實的核心。從歐美經驗中，我們看到成功的環境治理必須兼顧技術升級、透明公開與民眾參與，才能真正改善生活環境、增進社會信任。在能源議題上，核電重啟與再生能源發展的辯論，同樣突顯了政策短視與社會溝通的不足。能源轉型不是單純的供電問題，而是影響空氣品質、環境永續與世代正義的重要議題。此外，環境政策與公共健康息息相關，卻常被忽略。廢棄物管理、焚化爐排放、空污防制，與每個居民的日常生活密切連結。政策若無法落實，弱勢社群將承受最大風險，而這種環境不正義不僅損害健康，也削弱社會信任。總結而言，社會需要批判，但更需要希望，希望來自於每一個不願沉默的公民。因此，我們都應善盡所能，讓公共利益不被遺忘，讓政策的真相被看見。環境、能源、公共治理與社會正義等議題值得更多的關注，或許我們的聲音仍是微小，但若有更多人願意點亮自己的燈泡，微光匯聚，也能照亮前路。環境與政策的改善，需要每一個人的關注與行動。願這些微光，照亮我們走向更乾淨、更公平、更可持續的美好未來。

近年美國國會一直被批評助理流動率高，但原因從來不神祕：高工時、巨大壓力與偏低薪資。問題核心在於助理薪水並非獨立預算，而是被納入眾議員的「議員津貼」(MRA)之中。MRA用途繁雜，既要支付助理薪水，又要負擔辦公室運作、差旅、選區服務等大小開支；在每位議員平均僅約190萬美元的年度額度下，除非議員願意削減自身公務花費，否則助理薪資自然難與民間相比。因此，美國國會歷年來雖多次改革MRA的計算公式與使用規範，使其更符合物價、地理距離與行政需求，但有一項原則從未改變：全面透明、逐筆核銷。不論是薪資、影印、郵件費、辦公用品、差旅，所有開支都必須留下「憑證」；剩餘款項更須全數返還。此制度的目的很清楚—保護公帑不被濫用，確保議員對選民負責。事實上，美國近年也有助理因竄改薪資遭判刑，就是因為MRA財務公開，使不法行為無所遁形。哈佛學者也強調，凡是涉及議員自身利益的立法，更必須強化監督機制，避免外界事後還得挖掘是否存在不當利益。回看國內，當立委陳玉珍提出修法，主張將立委補助費改由議員「統籌運用」並「免檢據核銷」，其精神不僅與MRA背道而馳，更是直接抽掉民主政治的最低倫理要求：用公帑，必須留痕跡。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制度可以放寬、流程可以簡化，但透明與問責永遠不能退縮。台灣納稅人同樣有權追問一句：立委補助費若免檢據，人民又要如何確信這筆錢沒有被用在不該用的地方？

中華民國核能學會近期頒發「特殊貢獻獎」予民進黨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同時也是國民黨長風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的童子賢，引發外界高度關注。比起獎項本身，更值得檢視的是：此一表彰所象徵的，是科學貢獻，還是台灣能源政策正逐漸落入少數固定人脈圈的影響軌道?首先，頒獎者與得獎者的角色位置本身便具政治與政策意涵。核能學會理事長葉宗洸多年積極推動小型模組化反應器(SMR)，是國內最具影響力的核能倡議者；童子賢則透過媒體、論壇與政黨智庫，長期推動核電復辟、核綠共存及SMR論述。當一位深度參與SMR技術與政策研議的學者，親手頒獎給一位在產業界與政黨智庫皆具擴散力的核能推手，社會自然會擔憂：這是一項專業成就的肯定，還是核能政策社群內部的策略結盟?其次，SMR的技術性與政策合理性本身仍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國際上，美國NuScale示範案因成本暴漲而終止；加拿大、英國等國雖投入研發，但迄今仍無任何SMR實際商轉。安全規範、燃料供應、核廢處置與經濟性仍待驗證。國際研究也指出：SMR雖小，但若大量布建，反可能增加系統性風險與後端處置複雜度。因此，將SMR視為「成熟解方」，或以行政時程替代工程與監管事實，恐造成政策誤導。然而，在這些重大不確定性仍未釐清之際，台灣的SMR論述卻由少數固定人士壟斷資訊解讀。從企業界、學界到政黨智庫，逐漸形成一種「核能學會—特定企業—特定智庫」的政策三角結構。這樣的結構既能主導公共敘事，也可能在未經充分社會辯論前，將某種能源選項包裝為「國家既定方向」。這不僅壓縮了多元討論空間，也使能源決策面臨偏離公共利益、落入特定利益軸線的風險。能源政策牽動國安、財政、產業與國際承諾，任何重大技術與路線都需要透明資訊、制度性監督與可檢驗的技術證據，而非以人脈網絡或獎項象徵形成的「社群共識」。尤其是SMR這類尚在國際示範階段、缺乏完整商轉經驗的技術，更不應由封閉人脈圈以輿論塑造方式提前定調。因此，比起祝賀獎項，台灣更需要的是制度性保障。凡涉及核能推廣、SMR倡議、政策遊說或智庫參與者，都應揭露資金、合作關係與政策介入角色，讓社會能判斷其論述的立場來源與可能利益。唯有透過透明資訊、公開審查與跨領域評估，核能與能源討論才能回到科學與公共利益的基礎，而非落入技術社群與政治團體交織的人脈結構。台灣正走在務實的非核能源轉型路線上，而未來二十年能源方向將影響所有世代。人民有權知道：今日被強烈推動的核二核三重啟、SMR前景與核能敘事，究竟建立在科學事實與公共利益之上，還是建立在少數人脈結構與政策結盟的一致立場之中。

近年來，台灣民主社會中一個愈發顯著的現象，是公共監督的正當性逐漸被情緒化的輿論文化侵蝕。無論是政治領域的民代，或教育現場的教師，都愈來愈常在未經查證、資訊片段化的情境下，遭遇過度指責甚至全面性的輿論攻擊。這種趨勢不僅反映監督文化的變質，更可能對國家治理與教育品質造成長遠而深刻的制度性傷害。在政治領域，立法委員作為民意代表，本應接受監督。然而，當監督不再區分事實與情緒、不再強調程序正義，而流於「預設罪責」或「放大瑕疵」的集體撻伐時，監督便偏離其本意，轉變為一種政治性的社會懲罰。近年的案例顯示，只要出現一段未經查證的訊息，便可能引發全面性的社群攻擊，使個案尚未釐清之前，當事人已承受名譽損害與政治壓力。此一現象，是典型的「輿論先行、事實靠後」問題。教育現場亦有相同困境。教師專業長期缺乏社會理解，而匿名檢舉制度更使教師經常無法得知具體指控或釐清誤會。此類投訴往往基於個別家長的不滿、對教學專業的誤解，甚至是單一事件的片段資訊。當家長可以以極低成本發動匿名指控，而教師卻需承受高風險的輿論與行政壓力時，教育環境便逐漸形成「高風險、低保障」的專業場域。這些現象共同指向同一社會變遷：民主化後的公民社會雖獲得更多權利，但監督文化背後的倫理與責任卻未能同步成熟。權利若缺乏約束，便易淪為「濫權」。而這樣的濫權並非由制度本身造成，而是由監督文化的退化所導致——監督者免責、被監督者承擔所有後果。此趨勢所帶來的結構性後果不容忽視。政治與教育本屬高度專業且亟需穩定的人才投入，但當社會環境形成：不容許犯錯的零容忍文化以情緒代替事實的輿論審判匿名指控成本極低、證明清白成本極高專業不受尊重、程序正義不被重視最終便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制度性問題。優秀人才將更加排斥投入政治與教育，而留下的是更願意迎合情緒、回避責任或不在意專業倫理的人。政治治理品質下降，教育投資報酬減弱，國家軟實力則會在長期中遭到侵蝕。要扭轉此一趨勢，必須從制度與文化兩方面著手。制度面可改善匿名投訴程序、增加查證機制、確保當事人的回應權與資訊透明。文化面則需重建理性公共討論的基礎，讓監督回到事實、程序與比例原則，而非以輿論壓力作為工具。民主的力量不在於監督是否尖銳，而在於監督是否正當。唯有建立健康的監督文化，才能讓政治與教育這兩大社會基石重新獲得信任，也才可能避免整體制度隨情緒潮流而不斷下沉。

在氣候危機日益加劇、國際政經局勢高度變動的今天，能源安全的定義已經轉變。對台灣而言，能源安全不只是備轉容量或燃料存量，而是建立具韌性、分散化、在地化與民主治理特質的能源系統，能抵禦極端氣候、地緣政治風險及供應鏈中斷的衝擊。全球趨勢清楚指向再生能源。聯合國與國際能源總署報告指出，2024年全球新增電力裝置中92.5%來自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在2050年將成為全球電力供應主力，而核能比例維持約10%，未見大幅擴張。再生能源不僅便宜、快速佈署，且透過分散式發電、微電網與儲能，可提升系統靈活性與抗災能力。俄烏戰爭經驗亦顯示，依賴集中式核電或化石燃料的國家，在戰爭與地緣政治衝擊下極易受制於人。台灣的能源政策與國際趨勢一致，逐步減少燃煤發電並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在能源轉型上已有具體進展。自2016年起，風力與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已增超過五倍，2024年燃煤發電占比已降至39%，低於燃氣占比42%。2025年5月17日核電已歸零，再生能源占比達18%。離岸風電併網量突破3GW，居全球前五，綠電交易制度與再生能源憑證已建立，30多家企業投入百分之百綠電(RE100)目標，形成中央與地方、政策與市場的互補機制。台灣的能源安全策略必須以多元、分散、在地、民主為核心，降低對外部燃料依賴，提升韌性與快速回復能力。再生能源不僅是淨零與氣候政策，更是保障國安、產業競爭力與能源自主的核心策略。當能源政策是選擇題而非是非題時，聰明的選擇就是投資未來：擁抱再生能源，構建韌性與永續的能源系統，走向安全、綠色、創新的台灣能源新世代。

台灣社會持續爭論核能是否是能源轉型的出路，但烏俄戰爭的經驗已清楚顯示：核能並非穩定與便宜的選項，而是在戰爭與氣候危機下極度脆弱的設施。首先，戰火證明核電廠無法被視為安全堡壘。俄軍佔領札波羅熱核電廠、以核災風險作為戰略威脅，打破過去「交戰雙方不會攻擊核設施」的假設。核電廠必須仰賴外部電力維持冷卻，一旦電力中斷便可能熔毀；而核廢料儲存設施更脆弱難防。這意味著，核電在戰時非但不能提供保護，反而可能成為人質與攻擊焦點。身處地緣政治高風險的台灣，更無法忽視此一教訓。其次，核能也正被武器化為地緣政治工具。俄國Rosatom在普丁政權支持下援建多國核電廠，使他國長期依賴俄國燃料與技術，形成能源控制。台灣雖無俄國核能依賴，但仍透過化石燃料供應鏈(如石腦油)與俄國連動，顯示能源依賴與國安、民主自主息息相關。第三，國內近年被炒熱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同樣存在迷思。各國SMR 計畫普遍延宕與成本失控，美國NuScale甚至因預算暴增而取消。以發電量計算，SMR單位成本遠高於宣稱，且無法證明能提供更高的韌性。連俄國本身都未大規模部署SMR，顯見其技術仍不成熟。相較之下，再生能源與儲能十年來大幅降成本，並已在全球快速擴張。烏俄戰爭的另一個啟示是，依賴國外燃料的國家在衝突中更加脆弱。歐洲痛苦減少俄國能源依賴後，反而加速投入再生能源，如今已全面禁止俄國燃煤，綠能占比大幅提升。德國則以25年時間穩健推動「核能歸零」，仍保持工業強國地位，證明能源轉型並非不可能。更重要的是，核能在氣候變遷下本身也不具韌性。熱浪會使冷卻水溫過高、迫使反應爐停機；颱風與洪水可能摧毀外部供電或淹沒沿海核電廠。面對極端氣候加劇，核能將更難維持運轉。台灣的能源政策不應落回舊思維，而必須從戰爭與氣候的教訓重新定位。降低能源依賴、提升系統韌性並加速再生能源與儲能布建，才是能同時守住國安、民主與永續的真正道路。

台灣討論能源，往往不是在談數據，而是在談立場；不是在談風險與成本，而是在談誰要對誰「政治算帳」。核電重啟、綠能推展、天然氣接收站設置，每一題都能瞬間被政客加工，端成下一波的民調餐點。能源政策早已不是科學題，而是被政客「翻炒到焦」的政治剩菜。但問題在於：剩菜端久了，就是毒。以核電為例，政府喊「安全無虞」、在野喊「綠能失敗」、民眾習慣聽口號，只是沒有人敢講一句老實話：能源議題若繼續被政治化，台灣的電力風險只會被悄悄墊高，而不是被解決。核二、核三是否可能再運轉，本來該是技術與法規的問題，但兩邊政黨硬是把它變成「忠誠度測驗」。一邊把人民當燃料，另一邊把科學當槍枝，誰都不願意為專業負責。再生能源也一樣。當外資看著我們政策搖擺不定、法規一改再改、政治口水多過工程管理時，誰還願意長期投入？能源轉型不是靠臉書發文、政論節目吵架就能做成的，更不是靠每次民怨爆發時的「緊急切割」。台灣真正欠缺的，是誠實面對代價的政府、願意按表操課的政黨，以及不再被情緒牽動的公共討論。能源政策不是政治剩菜；它是國安主菜。任何把它端上政壇廚房、反覆加熱兜售的人，才是台灣真正的風險來源。

近期在高等教育現場可以深刻感受到：離開教育界的，往往不是那些能力不足或敷衍度日的老師，而是原本懷抱理想、願意投入、且真正能撐起教育品質的一群人。他們的流失，不是單純「勞動力」的短缺，而是整整一個世代高等教育人才的消逝。這些老師能把學生從低迷狀態帶領出來，能塑造健康的班級文化，也能在課堂上重新點亮學生對學習的渴望。諷刺的是，正是這些最有熱忱、最投入者，卻在體制的縫隙裡悄悄滑落出去。更殘酷的是：離開的速度，遠遠快於能補上教育使命感者的速度，形成難以逆轉的人才外流。國外經驗早已提醒我們：人才流動是教育品質的核心關鍵。芬蘭在2000年起也面臨少子化問題，同樣大量調整教師制度，但他們始終堅持「教學專業」而非「行政管理」主導教育。新加坡的教育部更以「全國人才培育系統」來看待教師，而非把老師視為可替換的成本。反觀國內，註冊率、保留率仍是評比大學的主導指標，使得行政邏輯凌駕教學現場，讓教師的適任與否，依舊用「學生能否留得住」來判斷，而非「學生是否真正學會」。更令人憂心的是，在某些學校，聘任制度仍以親疏關係、內部網絡作為依據，真正具有教育熱情與能力的老師常被排擠、被忽視、甚至被迫離開。這對整體教育環境造成的傷害，遠比招生困難更深、更長遠。教育崩解的問題，從來不是單一面向。今日世代素質的逐漸鬆動，其根源是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雙重失能—前者忽略教養責任，後者陷於行政官僚與績效指標的泥沼。老師被迫疲於行政、家長對學校高度依賴、學生失去學習動力，讓教師更難以完成本職。面對快速惡化的人才斷層，我們不能再以「招生不易、留生更難」的口號蒙混過關。台灣需要的是：一、回到教學專業為本：建立學生學習成果與教學投入的多元評估，而非以註冊率決定教師價值。二、完善教師聘任制度：引入外部學者審查、增加透明度、降低校內關係人影響力。三、打造可持續的教師職涯：改善待遇、降低行政負擔，使教師能把時間真正花在學生身上。教育不是一份「選擇題」，而是國家競爭力的根本。當一位好老師選擇離開，就代表着整個世代失去一次「被翻轉的可能」。教育界與政策主事者不可再輕率以待—否則，下一個離開的，也許正是我們最不能失去的那一位。

近期水庫光電是否應納入環評的爭議，讓能源與環境的辯論再次升溫。環團守護水庫水質的初衷值得肯定，但這場討論也暴露出台灣長期的盲點：我們依舊習慣用「單一風險」看待環境議題，而缺乏科學化的整體思維。面對日益加劇的氣候變遷與電力需求，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一項風險存不存在，而是所有環境效益能否在同一套客觀框架下衡量。在國際上，環境評估早已不是「單題作答」。歐盟要求能源政策必須同時檢視減碳、棲地影響、水資源、能源韌性；美國推動浮動式光電(FPV)也普遍採用生命週期分析(LCA)與永續指標，以避免因局部疑慮而拖延能源轉型。這些經驗都指出：環境保護必須建立在完整資料與長期監測上，而不是被單一議題牽著走。台灣長期重視水庫飲用水與生態，這是重要價值。然而，其他壓力同樣真實存在：冬季空污仍令多縣市亮紅燈，乾旱與暴雨的極端天氣愈來愈常見，而高度依賴進口能源的台灣更面臨能源安全挑戰。因此，真正的問題是：在可控風險下，水庫光電所帶來的減碳、空污改善與土地替代效益，是否遠高於其可能的邊際衝擊?若答案是肯定的，我們是否能承擔因擔憂「10分的風險」，卻放棄「90分的環境效益」的代價?國際上已有荷蘭、日本、新加坡多年FPV實績。多項研究顯示，在完善設計與管理制度下，浮動式光電不僅不會破壞水質，還能減少藻類、降低蒸發、減緩優養化。其成功不是因為「無風險」，而是因為用科學把風險管住，用資料把效益放大。這正是台灣目前最欠缺的治理模式。台灣需要的是一套新的評估架構，能把水質、減碳量、空污改善、土地替代效益、能源自主性放在同一張表上比較。唯有如此，社會才能跳脫「水質vs.光電」的二元對立，走向前瞻、務實、以科學為基礎的環境治理。綜言之，環團與能源轉型推動者本不應成為對立者。在氣候危機下，我們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在單一風險上彼此消耗。水庫光電只是開始，未來更多複雜議題將接踵而來—台灣準備好以「總體環境效益」的思維，迎接下一個十年的能源與環境挑戰了嗎?

近年全球工業減碳(Industrial Decarbonization)的進展極為迅速，特別是在傳統高排放產業。以鋼鐵業為例，全球已有88%的主要鋼鐵公司提出減碳目標，其中65%更設定淨零願景。截至2022年底，全球共有65個低碳或淨零鋼鐵技術專案加速推進，分布於歐盟(60%)、中國(15%)、北美與亞洲(各 8%)。水泥業也展現突破性進展，全球已有75件CCU/CCUS技術專案，以及35件煅燒黏土窯爐計畫，透過降低熟料比例來顯著減少碳排。各國政府正加碼投入政策工具。氣候俱樂部(Climate Club)觀察指出，所有主要鋼鐵生產國皆已推出相關減碳政策。然而，在15個司法管轄區、共232項政策中，近半(48%)為非強制性措施，多依賴誘因而缺乏約束力，使政策效果因設計差異而呈現高度落差。然而，整體進度仍遠不足以達成淨零路徑。依OECD與IEA的分析，工業部門排放必須在2050年前再下降逾九成。但全球截至目前已宣布、並可望在 2030年前上線的淨零減碳量，鋼鐵產業僅1000萬噸、水泥產業約3500萬噸，總體僅約達需求的十分之一。換言之，若未在未來十年急速擴大規模，全球將無法在時間內迎頭趕上。值得注意的是，工業減碳正成為新興經濟體的新競爭力來源。過去二十年，中國主導全球工業產能擴張，如今產能逐漸外移至印度、東南亞、非洲與拉美。如果這一波新增產能可以直接導入低碳技術，新興市場將能在全球供應鏈再布局中取得先發優勢。實際上，已有案例顯示部分非洲、亞洲的鋁廠能耗已低於全球平均，展現後進者透過低碳投資「跳階」的潛力。IEA預測，在2035年邁向淨零的路徑圖中，鋼鐵與水泥業的市場價值可提升至3000至6500億美元。只要各國政府能透過政策明確化、降低投資風險、擴大融資工具，將有機會吸引大量私人資金投入，形成產業升級與氣候競爭力的正向循環。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重新看待工業減碳的本質。它不再是傳統印象中的「增加成本」，而是下一輪全球經濟版圖重分配的起點。歐盟CBAM的加速上路、國際碳市場的誠信改革，都讓碳成本成為影響企業競爭力的核心變數。對台灣高度出口導向的經濟體而言，這既是挑戰，更是生存戰。台灣若無法及早布局、導入低碳製程與設備，不僅可能面臨碳關稅壓力，也可能在全球供應鏈重組中被邊緣化。反之，若能順勢推動高排放產業的技術轉型與資本更新，不僅能提升國際競爭力，也能在全球減碳浪潮中搶下新的改革紅利。工業減碳是全球新賽局，而台灣必須選擇站在起跑點上，而不是追在後頭補考。

台中大里掩埋場的「垃圾山」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長期結構性失衡的結果。台中三座公有焚化爐—文山、后里、烏日—本就處理量能不足，連市民的家戶垃圾都無法消化；然而，在這種本務已經吃緊的情況下，台中市環保局卻長期、大量承接外縣市垃圾與一般事業廢棄物，形成嚴重的制度性倒置。結果就是：市民的垃圾堆在大里，焚化爐卻忙著替外地與業者「代工」。《廢棄物清理法》第 28 條規定得非常明確：焚化爐必須優先處理本市家戶垃圾；只有在本務處理完畢，且仍有剩餘量能時，才可協助外縣市家戶垃圾，最後最後，才是一般事業廢棄物。然而，台中的實際作法卻恰好反過來：先燒一般事業廢棄物，再燒外縣市垃圾，最後才輪到台中市民的垃圾。這不只是行政治理的錯置，更是對市民權益的輕忽。從資料可清楚看出其嚴重程度。以后里焚化廠為例，2018 至 2021 年，每年一般事業廢棄物僅不到 2 萬公噸；但從 2022 年開始急速飆升，2024 年竟暴增至 12 萬 7619 公噸，是前一年的兩倍以上。2025 年截至 9 月底，已超過 9 萬公噸，幾乎追上前一整年。烏日焚化廠更呈現同樣趨勢。該廠 BOT 期滿後於 2024 年由市府環保局自行營運，結果一般事業廢棄物焚燒量較 2023 年增加兩倍以上；2025 年甚至在僅統計至 9 月時就比 2024 全年多燒 12,125 公噸。更驚人的是，烏日廠焚燒外縣市垃圾的量在 2024 年暴增三十倍。僅后里與烏日兩廠，去年合計燒掉外來垃圾 24.5 萬公噸—其量已相當於大里掩埋場垃圾山(38 萬公噸)的六成。換言之，台中焚化爐正全力幫別人燒垃圾，而台中市民的垃圾卻因此被迫堆積如山。這已非單純的管理失當，而是公共資源被錯置使用的重大治理問題。為何台中會吸引如此大量的一般事業廢棄物湧入？答案其實非常制度性：台中的焚化費率太便宜了。從 2015 年至今，台中市一般事業廢棄物焚化費用始終維持每公噸 2250 元，為全台最低之一，而且「不分重量、不分體積」。相比之下，台北市為每噸 3603 元；高雄市則依重量與體積分級，最低約 3150 元、最高可達 6300 元。對清運業者而言，這樣的價差意味著：左手向客戶收上萬元處理費，右手只需付台中 2250 元即可；成本低、利潤高，自然大量傾向湧入台中。在費率長期沒調整、量能不足又欠缺控管的制度下，外縣市垃圾與一般事業廢棄物湧入台中，幾乎是可預期的結果。令人遺憾的是，代價卻由台中市民承擔：自己城市的家戶垃圾無處可燒，只能堆在大里掩埋場，形成巨大的環境風險與社會不信任。盧秀燕市長在議會質詢時，承諾「會檢討，該調就調，台中正處垃圾艱困時刻，不該燒的就不該燒」。然而，制度性失衡已延續十年以上，改革不能停留在口號；費率、量能、優先順序、外縣市管制都需要一次到位的制度盤整。因此，筆者呼籲台中市的公有焚化爐應回到公共本務，不應成為清運業者的套利工具。垃圾處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礎工程，更是城市永續韌性的根本。唯有正視問題、恢復制度秩序，台中才能真正從垃圾危機中走出來。

國際能源總署(IEA)在COP30期間發布《2025年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 2025)，以三大情境描繪未來能源轉型的路徑。無論情境如何變動，有一點幾乎完全一致，那正是全球正邁向「全面電力化的時代」。首先，IEA指出，全球能源服務需求在未來數十年將持續攀升，尤其是資料處理、AI與雲端運算對電力的需求暴增，使電力成為能源安全的新核心。傳統石油與天然氣供應風險並未消失，但新的脆弱性正在形成，尤其是關鍵礦物供應鏈的高度集中，使能源安全更具地緣政治風險。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電力需求的增量遠超總能源需求的增量。投資者也已嗅到趨勢：全球能源投資已有一半流向電力供應與終端電氣化。雖然目前電力僅占最終能源消費的20%，但已支撐全球40%以上GDP的部門，也是多數家庭的主力能源。然而，電力時代真正的瓶頸並不在發電，而在電網與儲能。自2015年以來全球發電投資成長近70%，但電網投資只跟上不到一半。當再生能源迅速擴張，而輸配電系統卻無法同步升級，能源安全反而可能面臨新的不穩定。在所有情境中，以太陽光電為主的再生能源都是成長最快的能源來源。「現行政策情境」預估太陽光電至2035年新增量達每年540GW；「已公布政策情境」雖因美國政策變動使部分預期下降，但全球再生能源擴張趨勢並未逆轉，發電占比將在2035年突破一半，到2050年將達到三分之二。能源效率則是另一個被忽視的危機。IEA指出，全球能效提升速度自2019 年後下滑至年平均僅1.3%，距離 2030年「年提升逾4%」的杜拜宣言目標相差甚遠。工業能效停滯、老舊電力系統運轉增加、政策落後於技術發展，都是背後原因。IEA的訊息很清楚：「發電不是問題，電網才是關鍵；技術不是問題，政策才是核心。」世界正站在「電力時代」的關口，而我們準備好了嗎?

近期曝光的大量Epstein文件，再度撕開國際學術界的遮羞布。最新資料顯示，語言學泰斗Noam Chomsky不僅在Epstein 2008年被起訴後仍與其通信，甚至在2015–2016年間多次於哈佛大學與他會面，討論範圍從神經科學、電腦科學到政治議題。這些資訊來自Epstein的行事曆與Harvard Crimson等媒體揭露，並已被多方查證與報導。更關鍵的是，安排這些會面的地點之一，是由Epstein捐款設立的「演化動力學研究中心」(Program for Evolutionary Dynamics)。一個掌握龐大財富、身負性犯罪指控的財團人物，能夠自由出入學術殿堂、安排學術巨擘出席密會。這顯然不是巧合，而是一種結構性的滲透。Chomsky對此的回應更令人震驚。他說：「我們偶爾見面；這是私人事務，關你們什麼事。」這句話不只冷漠，更顯示部分學者對自身權力與公共責任毫無自覺。學術象牙塔並非私人俱樂部，當學者掌握輿論、思想與影響力，他們與權勢人物的互動，就是公共議題。回頭看台灣，我們真的比世界乾淨嗎？事實上，台灣學界並非「清水」。只是我們習慣不說、習慣看不見：ㄧ、大型企業基金會長期資助研究計畫，研究結果卻高度偏向業者立場，例如某些能源、農藥、食品議題中的委託研究，結論與業者需求「高度一致」，卻避談利益關係。二、大學教授為政府部會或財團兼任顧問，卻未清楚揭露利益衝突；重大政策的專家審查會議中，時常出現「長期領政府經費者審政府案」「長期領企業案者審企業案」的荒謬現象。三、一些知名教授與科技業、建商、政治人物互動密切，甚至以學術或研究名義幫特定政策背書，卻從不說明是否取得企業贊助或私下資源。台灣沒有Epstein，但我們是否就沒有「Epstein式的黑影」？沒有富豪私島、沒有密會行事曆，但我們有看不見的研究案、未公開的顧問費、跨界游移的學術權力網絡。這些灰色地帶同樣可能影響政策、改變輿論，甚至扭曲學術的判斷。Chomsky與Epstein的曝光，是世界學界的一面鏡子。照進台灣的時候，我們準備好正視自己的倒影了嗎？

近日藍白陣營頻頻操作「高雄垃圾山」議題，然而事實是，高雄市府在短時間內即完成清理與後續處置規劃，證明地方政府只要制度健全、資源到位，問題並非無法解決。與其持續以政治攻防消費地方治理，不如回到全國廢棄物管理的結構性挑戰。事實上，垃圾山並非高雄專屬，而是多年累積的全台性問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台中市近年出現的「廚餘堆谷」與多座未及時處理的垃圾堆置點，已對環境衛生與社區安全造成壓力。這反映的不只是個別縣市的管理疏漏，更突顯台灣在垃圾減量、焚化爐更新、廢棄物回收能量與地方協作上的不足。如果中央與地方只在彼此攻訐、互相切割責任，廢棄物治理永遠無法進入系統性的改革。真正需要討論的是：台灣是否建立起跨縣市的調度平台？是否啟動焚化設施的汰舊換新與大型區域化規劃？廚餘資源化、堆肥與生質能源系統是否能獲得穩定投資？再者，地方政府是否能定期公開堆置量、去化進度與環境監測資料，讓民眾不必靠爆料才能得知真相？把焦點集中在單一城市，既遮蔽了問題，也無助於改善。重要的不是「哪裡有垃圾山」，而是「台灣如何避免下一座垃圾山」。因此，唯有以制度治理取代政治口水，才能真正解決廢棄物危機，提升環境品質，也重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立法院日前在缺乏充分討論與跨部會評估下，快速推動光電禁建與環評加嚴修法。這種「一刀切」的規範，將原本能提升農漁村防災能力的小規模光電案場，一律納入更嚴格限制，恐使地方社區難以利用再生能源強化韌性。事實上，光電案場的環評不應以單一標準套用，而應依地理區位、案場規模、生態敏感度與土地利用差異精細分級，才能兼顧生態保護與農漁村的能源自主。更值得關注的是，立法院對光電全面收緊的同時，對核電延役(重啟)卻完全沒有要求環評。核電延役牽涉老舊設施持續運轉、核廢料處置、地震與極端氣候衝擊、區域避難及國安風險，屬典型「高風險重大開發」。將其排除在環評之外，不僅違反程序正義，也與國際實務背道而馳。歐美皆將核電延役視為重大環境變更行為，需透過公開透明的環評進行科學與公眾參與的審查及。地震頻繁、人口密度高的台灣，更沒有迴避環評的空間。在光電被提高行政負擔、核電卻免除基本審查的情況下，制度雙標已成事實。這將削弱能源政策的一致性，使地方社區失去推動再生能源的誘因，也使高風險核電缺少應有的治理機制。長期而言，不但不利台灣能源安全，也削弱社會對國家治理的信任。若立法院真正重視永續發展與公共安全，就應體現民主法治的精神，增補上核電延役與重啟的環評規範，並回應社會公眾的期待，建立一致可預期的制度框架。因此，筆者呼籲以理性專業與程序正義取代政治操弄，台灣才能務實的在能源轉型上走得更穩健、更具韌性。

台灣長期面臨能源結構與空氣污染的雙重挑戰。工業化與交通密集帶來的污染，與核能、火力發電的排放問題交織，使居民長期暴露於 PM2.5、氮氧化物等有害物質中。能源轉型不只是電力供應問題，更直接關乎空氣品質與公共健康，是城市治理與政策決策不可忽視的核心議題。首先，能源結構的現實限制了空污防制成效。核電雖可降低燃煤依賴，但設備老化與核廢料問題仍不可忽視；燃煤與燃油發電仍占一定比例，造成持續污染排放。加上交通排放與工業廢氣，空氣品質改善成效有限，居民健康受損的問題依舊突出。換言之，單靠現有發電結構，無法徹底解決空污問題。其次，能源轉型與空污防制必須同步規劃。台灣已有再生能源政策，但推動速度仍遠低於需求增量。因此，政府應加速太陽能、風能發展，同時建立穩定的電網與儲能系統，減少對污染發電的依賴。此外，現有火力發電廠應加裝高效率的空污防制設備，確保每一度電都符合健康標準。這樣才能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同步降低空氣污染對民眾的影響。第三，政策透明與民眾參與是能源轉型成功的關鍵。政策若缺乏資訊公開與民眾參與，不僅容易引發疑慮，更可能導致執行落差。居民有權了解能源來源、排放數據與污染風險，並可對政策提出建議。唯有將民眾納入決策過程，能源轉型與空污防制才有社會支持，才能真正落地。國際經驗顯示，成功的能源轉型並非一蹴可幾，而是技術、制度與公民參與同行的長期實踐。歐洲國家透過再生能源併網、燃煤替代與嚴格排放標準，大幅改善空氣品質；日本則結合能源效率提升與污染監控，降低居民健康風險。台灣在政策設計上若能借鏡這些經驗，兼顧能源安全與健康防護，才能逐步擺脫空污困境。能源轉型不只是經濟議題，更是民生與公共健康議題。值得提醒大家的是，每一度空污減排、每一度再生能源發電，都直接影響居民呼吸的空氣與健康。因此，台灣下一步，必須以能源轉型帶動空污防制，落實在技術、政策與民眾參與上，才能讓城市呼吸自由空氣，居民安心生活。

2025年11月6日，詹姆斯．華生(James D. Watson, 1928–2025)辭世，享壽97歲。他與克里克共同發表的DNA雙螺旋結構，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突破之一。然而，這位改寫生物學史的科學家晚年卻因爭議言論，特別是涉及種族與性別的偏見，引發科學界與社會廣泛討論。華生的一生，是科學成就與倫理反思交織的縮影。1953年，華生與克里克發表DNA雙螺旋結構，為遺傳學、癌症研究與基因療法開啟新時代。《Nature》引用科學家Bruce Stillman的話說：「DNA雙螺旋的揭示，開啟了人類基因組定序與癌症抗體的時代。」他曾任哈佛生物學系教授，領導冷泉港實驗室(CSHL)，並推動人類基因組計畫，其科學成就無可置疑。然而，華生晚年的言論，對種族與性別的偏見，引起社會與科學界的強烈譴責。2007年，他接受《星期日泰晤士報》訪問時稱：「我對非洲的前景本質上感到悲觀，因為所有社會政策都建立在智力平等的假設上—但測試結果並非如此。」2019年，他又在PBS訪談中表示：「黑人與白人在智商測驗上存在平均差異，我認為這是基因造成的。」他還曾以基因為由評價女性在科學的能力，及同性戀的「選擇性」問題。這些言論違背科學倫理與人文價值，也引起冷泉港實驗室撤銷其所有榮譽職位。華生的悲劇，不是無知，而是過度自信的「化約主義」。他將生命、人格、智力乃至倫理，都視為基因的直接結果，忽略了環境、文化與人性的複雜性。漢娜．鄂蘭曾說：「現代人的危險在於以思考取代行動，以知識取代理解。」華生正是這種人類頂尖學者的張力化身：站在真理的高地，自信且挑釁，卻忽略了人性與倫理。科學自由，從來不是「說出一切可能的話」的權利，而是「知道何時沉默、何時謙卑」的智慧。華生的失誤提醒我們，科學事實若脫離倫理脈絡，將可能被政客誤用，成為偏見與壓迫的工具。基因並非唯一答案，環境、教育、文化、選擇與行動，同樣塑造人類的命運。華生的一生呈現極端矛盾：他讓我們第一次以清晰幾何語言凝視生命本質，但也讓我們看到科學家自身的脆弱。當他以基因解釋智力、種族與性別時，他已不再單純探索生命，而是在對人進行定義。這種「科學化的傲慢」，提醒後人：知識並不自動導向善，理解結構未必等於理解意義。追悼華生，最好的方式，並非只記得DNA雙螺旋的偉大，而是學會反思他所未能反思的部分。科學家不只是尋找生命的構造，更要尊重生命的複雜性。記住華生，不僅是紀念一位科學巨人，也要警醒：科學若失去倫理，理性可能成為冷酷的力量。真正難解的，不是DNA，而是人心。那條更難的螺旋，是倫理與人性的曲線—非線性、複雜，甚至比最精密的基因結構更難測度。

城市的垃圾問題，不只是市容問題，更是公共健康與社會正義的警訊。台中大里掩埋場超過38萬噸垃圾堆積成山，文山焚化爐升級多年延宕，讓居民長期暴露在惡臭與污染之中。這些現象提醒我們：市民不是消耗品，政策不能將人的健康擺於邊緣。首先，垃圾山與焚化爐延宕的現象，顯見治理缺失。舊焚化爐未按時升級，缺乏氮氧化物去除設備，周邊居民多呼吸七年的髒空氣。掩埋場垃圾裸露、污水外溢，不僅危害健康，也帶來心理壓力與生活不便。政策的延宕與執行落差，讓民眾承擔長期風險，而市府卻無有效解決方案，反映出公共治理的盲點。其次，這是典型的環境不正義。垃圾場與焚化爐往往設在低收入或弱勢社區，居民缺乏選擇，無法逃離這些污染的影響。城市決策若只考慮成本或行政便利，而忽略居民健康與公平，便形成「弱勢受害者承擔風險」的現象。這不僅是健康問題，更是社會正義的考驗。第三，透明與參與不足，使問題惡化。當地居民往往難以即時取得空氣監測數據，也缺乏政策參與管道。當公共政策封閉、缺乏民意介入時，治理失能便成為常態。垃圾山不僅是物理堆積，更是制度疏漏的象徵。要改變現狀，政策必須以居民健康與公平為核心：一、立即啟動焚化爐升級與污染防制，確保排放符合標準。二、建立掩埋場與焚化爐監測透明機制，公開數據，並納入民眾參與。三、長期廢棄物治理規劃，跨部門協作，將健康影響納入政策優先指標。城市治理的目標，不只是整潔或數字上的合格，更是居民能夠安心生活、呼吸乾淨空氣。垃圾山與污染延宕提醒我們的是，市民不是消耗品，政策不能把風險轉嫁給弱勢族群。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公共政策的每一次延誤，每一個治理盲點，都直接影響居民生活。唯有以健康、公平與透明為核心理念，才能讓城市的發展真正為人而存在，而不是把人當成承受風險的消耗品。

近期核電議題再度引發社會熱議。隨著核電廠可能的延役計畫與老舊設備維護問題浮上檯面，台灣面臨的不只是能源供應的挑戰，更牽動能源安全、環境保護與世代正義。社會各界對核電延役抱持不同立場，但值得思考的是：政策是否以科學、透明、長遠的角度來決策?還是被政治算計與短期利益牽制?首先，核電延役的風險本質不可忽視。老舊核電機組皆已服役超過原設計年限，設備老化、維修難度增加，對運轉安全造成壓力。國際上，美國核管會(NRC)與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均要求核電廠延役前必須進行嚴謹的安全審核與環境影響評估，確保在任何自然與社會風險情境下，對周邊居民與周遭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然而台灣現行的審查制度，雖有安全檢測，但在環評、核廢料處理及事故應變計畫上仍存在漏洞，治理決策也未能公開透明並充分與民眾溝通。其次，核能的環境影響與核廢料管理問題不容忽略。核廢料長期處置困難，涉及龐大成本與世代責任。核電廠延役雖能短期穩定供電，但核廢料管理問題與核子事故風險將由下一代承擔。相較之下，投資再生能源、強化能源儲存與電網調度，雖需時間與資源，但長遠來看更符合環境正義與永續發展原則。第三，政策制定過程的透明度，是社會信任的基礎。核電延役涉及全國能源供應與公共安全，決策不能僅停留在行政部門的內部討論。政府應主動公開審查過程與討論內容、風險評估及替代方案，並納入公眾意見。否則，核電延役將成為民眾恐慌與社會分裂的來源，而非真正的能源解方。台灣面臨的不是單一選擇，而是一系列平衡：能源穩定、環境安全、經濟成本與社會信任。核電延役若無充分安全保障與透明審查，只是將風險留給未來世代。相對地，加速再生能源發展、完善電網調度與儲電系統，將能逐步降低核能依賴，達到供電維穩與環境保護的雙贏。作為公民，我們需要的不只是短期口號與政策承諾，而是清楚、可檢驗的行動計畫。核電延役與廢核的討論，不該停留在立場對立，而應以科學、透明、世代責任為核心。台灣的能源政策，應當成為人民信任與安全的保障，而非不確定風險的承擔。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政策的每一個決定，都影響每一個人、甚至未來世代的生活品質。唯有理性討論與透明決策，才能讓台灣在能源轉型中，走得更穩、更遠。

台電近日宣稱，核二、核三「具備重啟條件」，引發社會議論。所謂「具備條件」，究竟指的是技術能力，還是政治意圖？若最後無法重啟，責任該由誰承擔，是台電？經濟部？行政院？抑或是總統府？這樣的問題，不只是能源政策的技術爭論，更是治理體系的誠信與能力考驗。台灣的核電問題，已走過半世紀的曲折歷程。從核一、核二、核三的興建，到核四的爭議與封存，最大的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核電」，而是「這個體系能不能管好核電」。從藍到綠，從行政到立法，歷屆政府在核電工程、監管制度、資訊透明與風險評估上，都留下沉重的失敗紀錄。核四蓋了二十多年、花了三千多億，最後仍因安全疑慮與程序瑕疵被迫封存。這樣的歷史，不容再次重演。如今宣稱核二、核三「可以重啟」，其實更像一場政治豪賭。台電若真有把握，為何不公開所有設備檢測報告、安檢紀錄與國際評估？若經濟部認為技術可行，為何不明確承諾安全標準與責任歸屬？若行政院與總統府支持重啟，是否願意面對潛在的社會風險與國際觀感？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只剩下一句模糊的「具備條件」，讓人難以信服。核電不是「重啟就好」，更不是「回到過去」。核電廠的壽命、安全設計、燃料供應與廢料處理，都涉及高度專業與長期規劃。核二、核三運轉已逾三、四十年，其設計壽命原本就接近極限。即便勉強重啟，也難以符合現今國際最新的安全規範。更何況，台灣目前的核廢料問題尚未解決，乾式貯存場爭議仍在，何來「可安全重啟」的條件？事實上，台灣社會早已厭倦政治人物在核能議題上的反覆與推諉。藍綠輪流執政，卻都在同一套體制裡製造問題、逃避責任。從核四的施工黑箱，到核電延役的法律模糊，這群人一次又一次證明，他們連一座核四都蓋不好，怎麼可能有能力管理老舊核電廠的重啟與安全？若真的要談能源轉型與穩定供電，應該先建立透明監管、誠實資訊與長期規劃的能力，而非再用核電作為政治話術的籌碼。當前的問題不是「核能是否必要」，而是「誰有資格談核能」。若治理能力依舊不足，重啟的不是電廠，而是下一場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