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錫惠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真正的創造是帶著危險的光——生命與美麗的少女 ◎蕭錫惠 尼采談「生命」與「美麗的少女」，並不是在描寫女性，而是在運用象徵語言揭示生命的本質。 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他以挑釁而詩性的筆法書寫女人與存在。若斷章取義，容易誤解；但在哲學層面上，「女人」常象徵生命本身——神祕、流動、不可預測，也拒絕被馴服。 在尼采筆下，生命像一位美麗的少女：她吸引你，卻不保證安全；她充滿誘惑，也充滿危險；你若退縮，她轉身離去；你若敢承擔，她才向你展現更深層的光。 然而，尼采從未說生命只屬於強者。他真正強調的，是生命屬於能創造價值的人。強大不是支配他人，而是在虛無之中自我立法，在崩解的舊道德上重建尺度。當既有信仰倒塌，人若不創造，便只剩空洞；而選擇創造的人，往往也必須承受孤獨與誤解。 這背後，是他所說的權力意志——生命內在不斷擴張、重塑、超越的結構力量。它既創造，也破壞；既塑形，也粉碎。每一次真正的生成，都意味著一次拆解；每一次立法，都伴隨一次顛覆。生命不是等待意義，而是製造意義；不是尋求庇護，而是在風暴中鍛造自己的形狀。 自我超越，並非壓倒別人，而是超越昨日的自己；不是追求安穩，而是在痛苦與不確定中仍能對存在說「是」。這正是命運之愛的精神——不只接受命運，而是愛它，連同苦難、失敗與殘酷，一併擁抱。 對尼采而言，美從來不溫柔。美是一種張力，是力量在矛盾與悲劇中閃耀的瞬間。真正熱愛生命的人，不逃避它的殘酷，而是在殘酷之中創造形式，在破碎之中塑造價值；他知道，創造者從來不是安全的人，而是站在邊界的人。 因此，那位「美麗的少女」並非柔弱的象徵，而是生命本身——她偏愛那些敢於冒險、敢於顛覆、敢於在混沌中立法的人。但她也要求代價：孤獨、風險、誤解，甚至與舊世界的決裂。 在尼采的世界裡，活著不是被保護，而是燃燒；不是被安排，而是創造。 而每一次真正的創造，都帶著危險的光。

 光環不能折現：把借貸還給銀行，把友情留給朋友 ◎蕭錫惠  在台灣的商業與社交場合，常見一種場景：名片遞上來，語氣微微上揚——「我是某某扶輪社社員。」彷彿這句話本身，就代表人脈、地位與信用。加入像 扶輪社、國際獅子會 或其他知名社團，本身沒有問題。公益、交流、專業倫理，都是值得尊重的價值。 問題不在社團，而在於身份是否被當成融資工具。 當頭銜鋪陳完，下一句卻是「可不可以借我一筆錢？」那種落差，自然令人警覺。不是借錢有錯，而是邏輯不順。若公司有實力、有營運紀錄、有前景，台灣銀行體系完整成熟。提出財務報表、現金流預測與計畫書，讓專業機構評估風險，這才是制度化的融資方式。 資本市場存在，就是為了讓專業承擔風險。若銀行無法評估通過，卻希望朋友憑情感承擔，那本質上就是把關係當作保證品。這不是互助，而是風險轉移。 錢與朋友，往往不相容。 朋友之間一旦有了借貸，關係結構就改變。還款延遲會產生尷尬，催款會破壞氣氛，無法償還會直接終結友誼。很多人沒預料到後果：原本熱絡的聚會突然變安靜，話題變少；眼神開始閃避，笑容變得勉強；甚至不敢再出席活動，因為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彼此。 一筆錢，足以讓多年交情失溫。 更殘酷的是，當你一開口借錢，你在對方心中的評價，往往立刻下降一格。不是對方冷血，而是金錢牽動風險與責任。一句「能不能借我錢」，會讓人重新衡量你的財務能力與風險管理。這種話，不要隨便出口。它帶來的影響，遠比想像深遠。 這個原則不只適用於社團。即便是同一政黨之間，也不應該借錢。理念可以一致，但財務責任終究是個人問題。當金錢介入政治關係，權力與情誼會糾纏得更複雜。 宗教組織也是如此。信仰建立在精神價值之上，不該被債務牽動。當借貸進入宗教圈子，關係就會變得敏感脆弱，傷害的不只是個人，也可能動搖團體的純粹。 成熟社會的共識其實很簡單：資金交給制度，關係保留純粹。 銀行有契約、有利率、有風險評估，沒有情緒。企業融資走銀行或投資市場，個人週轉也有合法金融管道。制度存在，就是為了避免友情、政治與信仰承受財務壓力。 扶輪社或獅子會或其他知名社團的價值在於公益與交流，而不是私人借貸的背書。當身份開始為資金服務，那份身份其實已經貶值。光環不能折現，頭銜不是資產負債表。 真正的信用，來自透明與一致。有實力，用報表說話；有計畫，讓銀行評估；有前景，讓市場驗證。 如果需要借錢，走銀行。如果是朋友，就保留友情。 當借錢變成關係測試，友情就已經開始貶值。一個人若連銀行都不願意面對，卻讓友情承擔風險，那其實不是缺錢，而是缺制度感。 把借貸還給制度，把風險交給專業，把關係留在沒有利息的地方。 

慕尼黑的握手與紅線：台灣需在大國博弈中維持戰略主動◎蕭錫惠台海戰略位置的冷思考慕尼黑安全會議向來是全球戰略訊號的交會點。當美國國務卿與中國外交部長在此會面，台灣議題成為公開對話的暴風眼，這並非偶發插曲，而是國際秩序重組下的必然。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場面語氣的強弱，而是對話背後所透露的結構性訊息與行動邊界。中方重申「台灣是中國領土」並反對對台軍售，這是其長期且一貫的立場。無論在聯合國、雙邊會談或區域論壇，中國將台灣問題定義為「核心利益」的表述，本質上是為了劃出政治紅線、強化主權敘事並凝聚國內支持，而非期待對方在會場當下讓步。美方回應持續支持台灣，同樣未偏離既有政策架構。美國對台政策的核心在於維持台海現狀，並透過軍售提升台灣自我防衛能力。這種「戰略模糊」與「實質支持」並行的安排已運作多年；公開場合的表態，重在維繫政策的可信度，而非宣告重大的戰略轉向。然而，我們必須冷靜洞察：美國的支持並非無限延伸。軍售不等於直接軍事介入，政治支持亦不等於外交承認。所有的承諾，都嵌入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評估之中。理解支持的「邊界」，遠比單純強調支持的「熱度」更為關鍵。若僅以「誰給誰難堪」的勝負欲來解讀外交，容易陷入情緒敘事。外交語言往往同時面向三種聽眾：對手政府、國內選民、以及區域盟友。強硬措辭具備象徵功能，但真正的戰略較量，不在會場的臉色，而在後續的政策推進與實質部署。更深一層來看，台灣之所以成為焦點，正顯示其在印太安全架構中的關鍵地位。台海穩定已超越兩岸範疇，成為全球供應鏈與區域安全的「戰略重心」。在這種大國競逐的格局下，台灣不是棋子，但若準備不足，便隨時可能淪為棋局的一部分。要在大國博弈中維持戰略主動，台灣必須在三個維度上紮根： * 首在強化自我防衛的「物理實力」： 國防預算的穩定投入、不對稱作戰能力的深化，是維持戰略可信度的基石。 * 次在提升經濟與產業的「生存韌性」： 分散市場風險、強化關鍵產業的自主性，才能在政治壓力浮現時，具備不被輕易撼動的籌碼。 * 重在鞏固內部的「政治意志」： 民主社會的辯論不可避免，但對於國家安全的基本方向，必須維持最低限度的共識，避免讓外部力量滲透分歧，瓦解防禦的心理基礎。慕尼黑的握手照片或許只是禮節，其背後卻是長期的結構競逐。對台灣而言，真正的課題從來不是場面上的輸贏，而是如何在大國競爭的夾縫中穩定自身重心。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情緒無法提供安全，實力與準備才是最可靠的保證。當外部局勢升溫時，越需要冷靜；當國際支持浮現時，越需要自立。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風暴之中保持航向，而不隨波逐流。

稱讚可以稱讚的地方，而不是批評可以批評的地方。這是人際關係裡很重要的一課。◎蕭錫惠 很多人習慣尋找缺點。缺點顯眼，也容易讓人顯得清醒、理性，甚至高明。但真正成熟的人，會刻意看見對方的亮點。不是因為對方沒有問題，而是因為你把注意力放在哪裡，關係就會朝那個方向發展。人會向被肯定的方向成長。被看見的優點會被強化，被反覆放大的缺點也會被固化。挑錯很容易，欣賞卻需要修養。前者出於本能，後者來自格局。這並不代表不能批評。原則必須清楚，重大錯誤必須指出。只是批評應該是工具，而不是習慣。當批評變成日常語氣，關係就會慢慢失去溫度。這種態度，在政治場域裡尤其重要。政治鬥爭時的稱讚，不是軟弱，而是高度。承認對手做對的地方，反而會讓自己的反對更有公信力。全盤否定只會顯得情緒化；該肯定的肯定，該反對的反對，才顯示理性與自信。真正成熟的攻防，是在立場清楚之下仍保有公平。同樣地，當別人犯錯時，如果只是一味指責，對方只會啟動防衛。人一旦感到被攻擊，首先保護的是自尊，而不是反省。若能先肯定對方一貫的努力，再指出這次的失誤，對話才有空間繼續。這不是討好，而是讓修正成為可能。但有一點必須牢記——稱讚一定要出於真心，而不是諂媚。諂媚就像假幣一樣。你拿它去交換好感，遲早會回到自己身上，變成別人對你的不信任。假幣流通得再廣，也沒有真正價值；虛假的奉承說得再動聽，也經不起時間檢驗。真正有力量的讚美，必須具體而誠實。它不是為了換取利益，也不是為了降低衝突，而是因為你真的看見了對方值得肯定的地方。讚美若帶著算計，只剩技巧；讚美若出於誠意，才成為品格。真誠的稱讚，是對他人尊嚴的承認；虛假的奉承，是對自己立場的出賣。欣賞別人，不等於放棄立場；肯定優點，也不等於模糊是非。成熟的人，懂得在原則之內保持溫度，在對立之中保有尊重。很多人習慣批評，其實源於內在的不安。當一個人不夠穩定，他會透過挑剔來證明自己清醒。相反地，能真心欣賞他人優點的人，往往內在是穩固的。因為他不需要靠壓低別人來抬高自己。關係不是因為話說得漂亮而穩固，而是因為心意真誠而長久。假話或許能取悅一時，真心才能建立信任。

在極端罪行面前，國家為何仍需保留死刑◎蕭錫惠當討論死刑時，真正困難的問題從來不是情緒，而是界線。若一個社會宣示「生命至上」，那麼當有人故意、冷靜地奪取他人生命時，國家應如何回應？這不只是刑罰政策問題，而是對正義本質的回答。 支持死刑，並不意味否認人權的價值，而是在承認人權的同時，也承認責任的極限。自由與生命權之所以受到保障，是因為我們共同接受一項前提：任何人不得任意奪取他人生命。當有人有計畫、有意圖地踐踏這條底線，他不只是違反法律條文，而是撕裂了社會最根本的信任結構。法律若在此刻退縮，等於模糊了那條不可跨越的紅線。 然而，支持死刑的人也必須誠實面對一個沉重的問題：如果我們相信生命神聖，國家是否就因此擁有奪取生命的權力？當我們主張對故意殺人者施以死刑，我們是否也在承擔同樣的道德風險？這不是可以輕易回答的問題。死刑的不可逆性，使它永遠帶著陰影。歷史上確實存在冤案，制度再精密，也無法保證零錯誤。支持死刑，不能假裝看不見這個現實。 正因如此，若死刑存在，它只能建立在極端嚴格的條件之上：證據必須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全程錄音錄影；確保獨立鑑定與完整辯護權；設置多重審級與再審機制；對自白與間接證據採取最高標準。死刑不能是常態刑罰，而只能是證據確鑿、罪行極端、毫無合理疑義案件中的最後選項。這不是妥協，而是一種制度上的自我節制。 那麼，為何在承認風險與道德困境之後，仍有理由保留死刑？關鍵在於界線。若法律對極端故意奪命行為始終拒絕設定最高刑罰，是否意味著社會放棄了對某些行為的終極譴責？刑罰不只是隔離與矯正，也是一種價值確認。它告訴公民：有些行為已經超越共同體所能承受的範圍。 反對者強調終身監禁足以隔離危險，這在制度完善時確實成立。然而制度並非永遠不變，政策可能調整，假釋標準可能鬆動，政治環境可能轉向。死刑在極端個案中的存在，是對「不可逆傷害」所作的最終回應。它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確立責任的終點。 更重要的是，對被害者及其家屬而言，正義不僅是抽象原則。當國家在極端案件中選擇完全放棄最高刑罰，可能會讓部分公民感到法律失去了重量。若法律無法在最嚴重的故意殺人案件中表達明確立場，社會對公平與秩序的信任將逐漸鬆動。 因此，死刑的存在不應被視為力量的炫耀，而應被理解為自我約束下的最後手段。它提醒我們：這是一種沉重、不可逆、帶著風險的權力，只能在最嚴格的程序保障與最清晰的證據基礎上被動用。它的每一次適用，都應該讓社會感到謹慎與不安，而不是興奮。 若生命真的至高無上，那麼對生命的故意毀滅，就必須被明確界定為不可容忍的極端惡行。保留死刑，不是因為我們輕視生命，而是因為我們拒絕讓故意奪命的行為被稀釋為僅僅是可矯正的錯誤。在極端情境下，死刑不是勝利的宣告，而是一個共同體在沉重自省之後，為守住生命界線所作出的艱難決定。  

認知統一作戰：當戰場進入你的大腦◎蕭錫惠當飛彈尚未升空、軍艦尚未出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早已展開。這不是傳統軍事衝突，而是直接作用於人心與判斷力的「認知作戰」。它不必先佔領土地，只需改變人們對現實的理解，便能在心理層面完成繳械。認知作戰並非單純散播假訊息，而是透過長期敘事操作，重塑受眾的世界觀。在兩岸議題上，其目標清晰：對內削弱抵抗意志、放大社會分歧；對外削弱國際支持。這是一場讓社會自我裂解的工程，在物理衝突發生前先贏得心理戰。北京長期運用輿論戰、心理戰與法律戰。輿論戰設定討論框架，心理戰放大焦慮與無力感，法律戰以法理語言包裝政治主張。三者交織，形成低強度卻持續滲透的壓力。例如，將台灣官員列入所謂懲戒名單，並非真正具備管轄權的法律行動，而是一種心理操作。其目的在於提高決策者的心理成本，改變風險計算，營造寒蟬效應，使原本正常的行政作為被貼上「挑釁」標籤，進而誘發自我審查。貨幣圖像與歷史人物的爭議，也可能被刻意政治化。原本屬於內政範疇的設計問題，一旦被包裝為身分認同的對抗，再透過社群大量複製特定語句，便形成「人造輿論海嘯」。極端聲量未必代表真實民意，卻足以製造社會瀕臨分裂的假象。當象徵被武器化，任何政策都可能被描述為存亡之戰。民主本應容納爭論，但當爭論被設計為撕裂工具，制度便失去穩定節奏。國防預算攻防、總預算僵局、產業調整或市場波動，原本是民主社會的正常現象，卻可能在特定敘事下被極端放大為「國家失能」或「前途無望」。當情緒強度遠超事實本身，理性的空間便被壓縮。認知作戰的終極目標，不是讓人相信某一句話，而是讓人逐漸懷疑一切：什麼都沒救、盟友不可靠、抵抗沒有意義。當犬儒成為常態，民主就在冷卻中自我耗損。防禦之道，不是把所有異議貼上滲透標籤。過度泛化同樣傷害民主。真正有效的防線，是公民的判讀能力：查證來源、比對數據、辨識刻意製造絕望的修辭。多花幾分鐘確認事實，情緒操作便難以擴散。戰場已延伸至螢幕與日常。民主的優勢不在聲量，而在理性。守住判斷力，就是守住制度；拒絕被恐懼牽引，就是拒絕讓未來被預設。我們守的不只是島嶼，而是獨立思考的權利。

時間紀律，才是看不見的國力◎蕭錫惠時間，從來不是中性的背景，而是一種必須被正視、被尊重的公共資源。真正能把事情做成的人，往往對時間有高度自覺，因為他們清楚：時間一旦流逝，無法回收；而被浪費的時間，成本往往不是由個人承擔，而是轉嫁給他人與整個社會。是否準時出現，表面上看似生活習慣，實際上卻是一種價值選擇。它反映的不只是自我管理能力，更是對責任、對他人付出、對共同目標的態度。準時，本質上是一種尊重——尊重他人的行程安排，尊重團隊的協作節奏，也尊重事情本身的重要性。這種態度，在公共交通領域尤其明顯。日本對於鐵路與大眾運輸準時性的高度要求，並非單純來自技術優勢，而是源於一種深層的文化共識：時間是公共財，誤點就是對他人時間的侵害。因此，列車延誤需要被說明、被道歉、被檢討，因為它被視為公共責任的一部分。相較之下，台灣高鐵對準時性的態度，往往顯得寬鬆。誤點常被合理化為「可理解的狀況」，官方說明多止於技術理由，卻少有真正站在乘客時間成本的角度反思。當不準時被反覆容忍，準時就不再是一項必須兌現的承諾，而只是「盡量做到」的選項。這裡其實可以清楚看出國力的強弱。國力不只體現在軍事、經濟或科技數據上，更體現在一個社會是否能穩定、可靠地運作。能夠精準掌握時間、尊重他人時間的國家，往往也具備更高的制度可信度與執行能力。反之，當整個社會習慣為延誤找理由、為失準降標準，制度的可靠性與彼此的信任，也會隨之流失。回到個人層次亦然。經常遲到、或總有各種理由晚到的人，未必能力不足，但在關鍵時刻，很難讓人真正放心，把重要的事情交到他手上。這並非不寬容，而是因為重大任務需要的是穩定、可預期與長期建立的信任感。若連最基本的時間承諾都無法兌現，旁人自然會懷疑：在壓力更大、風險更高的情境下，是否還能承擔責任？對時間的態度，往往是人格與制度品質最直接、也最難偽裝的指標。它不需要華麗的語言，也不依賴形象包裝，而是在一次次準時或遲到的選擇中，累積他人對你的判斷。因此，守時不只是效率問題，更是倫理問題；不只是個人風格，更是公共責任。無論是個人、組織，還是一個國家，如何對待時間，往往就決定了它是否值得被信任、被託付，也是否具備真正成熟而穩定的國力基礎。

當制度先於現實，長照 3.0 為何依然補不齊？——從 Know What、Know How 到 Know Why，檢視版本升級背後的結構性舊疾◎蕭錫惠台灣的長期照顧政策已然邁入標榜「醫養合一」、「智慧導入」與「精準照護」的長照 3.0 時代。然而，口號與願景升級了，前線的焦慮與家庭的重擔卻未見顯著減輕。這早已不是單純資源不足的問題，而是一個更根本的錯位在不同版本中反覆上演：我們總是太早進入高層次的理念與制度設計，卻太晚真正理解現場正在發生什麼。許多長照 3.0 的政策藍圖在簡報上看起來前瞻、充滿科技感且具道德正當性，但一落到現場，卻經常出現「系統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的落差。原因不在於第一線不努力擁抱變革，而在於整個長照體系的知識順序依然顛倒。真正能撐住長照 3.0 的路徑，不該是從「智慧願景」開始，而仍應從最樸素的現實出發。長照現場的第一層，是 Know What：知道實際發生了什麼。在 3.0 時代，我們需要知道的現實變得更複雜了。不只是家庭照顧者如何被耗盡，還包括：當「醫養整合」在政策上是一張漂亮的流程圖時，在現場卻可能是醫療端與社福端因語言不通、資訊系統不串接而產生的巨大溝通斷層。當高舉「智慧科技」大旗時，對第一線年長的照服員來說，這些新設備究竟是減輕負擔的幫手，還是增加了學習焦慮與更多要填寫的數位報表？這些都不是戰情室螢幕上的亮麗數據，而是每天在家庭、機構與醫院交界處真實發生的摩擦。然而，許多政策制定者並未真正停留在這一層。他們知道導入了多少套 AI 系統、串接了多少資料庫，卻不一定知道在跨專業合作的現場，最常卡關崩潰的那一刻發生在什麼節點。當 3.0 時代複雜的 Know What 尚未被充分理解，制度便急著往高科技的未來奔馳。第二層，是從現場經驗中長出來的 Know How：知道怎麼做比較撐得住。在 3.0 框架下，我們看到各種智慧平台與物聯網設備被視為標準答案。但真正的 Know How 應該是：哪些科技工具真正解決了夜間巡房最耗人力的痛點？哪些跨專業合作模式在人力極度吃緊的條件下，還能有效運作而不淪為形式？這些答案，只有從反覆嘗試、導入失敗與修正中才能慢慢浮現。但在台灣，許多高科技做法尚未在現場充分驗證成熟，就被過早固定為補助項目、評鑑指標與標準規範，導致地方與第一線缺乏因地制宜的調整空間。當新科技未能從現場需求長出，反而成為僵化的規範，結果往往不是服務升級，而是增加了第一線的「數位負擔」。當 Know How 尚未被允許充分演化，制度就已經定型。也正是在這個節點，真正的問題出現了。台灣的長照體系，依然過早進入了 Know Why。進入 3.0，我們談的理念變成了更宏大的「維護尊嚴」、「精準健康」、「無縫整合」。這些願景絕對正確且進步，但如果這些高遠的 Know Why 先於對現場 Know What 與 Know How 的理解，它們往往只會形成一種更精緻的「無法承擔後果的正確性」。政策在智慧藍圖上完全站得住腳，卻無法解釋為什麼導入了千萬系統，機構人力依然流失、家庭依然因不知如何串接複雜資源而崩潰。這樣的長照 3.0 Know Why，看起來極度前瞻，實際上卻可能以科技之名逃避了現實。真正站得住腳的 Know Why，必須能回答：在資源有限、數位落差存在、人力持續吃緊的條件下，推動智慧化與整合需要面對哪些不可避免的犧牲與取捨？當長照政策建立在這樣的誠實之上，3.0 的制度才會開始對現實負責。長照不是口號工程，更不是科技軍備競賽，而是高度現實的系統工程。真正能撐住這個體系的，不是更華麗的智慧看板，而是一條正確的知識順序：即便有了 AI 與物聯網，依然要先誠實理解現場正在發生什麼，允許科技與流程在現實中反覆調整，最後才回頭建構能承擔後果的價值體系。若順序顛倒，長照 3.0 只會越做越複雜累人；若順序正確，新科技才有可能真正減輕家庭負擔，而不是再一次把責任包裝成數位化後退回去。給長照 3.0 政策制定者的三個具體提醒第一，制度設計前，必須有人真正待過「新舊交織」的現場。不是只看大數據分析報告，而是實際陪同個案管理師、照服員與家屬，走過跨專業溝通與使用新科技設備的一整天。理解「系統不相容」如何磨損熱情、「設備誤報」如何製造新壓力。沒有這層對 3.0 複雜現實的 Know What，制度只是在想像中的智慧城市運作。第二，智慧工具未成熟前，請保留調整空間。新的照顧模式與科技輔具，應被視為可修正的工具選項，而非一次定案的僵化標準。過早將尚在摸索中的智慧化做法強制為規範，只會把壓力重新丟回難以適應的現場人員，消耗整個系統對改革的信任。第三，談宏大理念之前，先誠實面對取捨。醫養合一與智慧轉型都重要，但在資源與人力有限的現實下，政策必須清楚說明推動這些高階目標時的取捨邏輯，而不是用華麗的科技願景掩蓋基層人力不足與數位落差的真相。真正負責任的 Know Why，是能對升級過程中的陣痛與代價說清楚，而不是只對美好的未來表態。

有軍隊的不是省：一句話戳破「台灣是中國一省」的謊言 ◎蕭錫惠 在國際政治與現代國家制度中，有一條幾乎不需爭辯的基本常識：軍隊，只可能屬於國家，而不屬於省份。軍權不是象徵語言，也不是政治修辭，而是主權最具體、最不可分割的核心。 然而，中共長年對內對外反覆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這句話只要放回制度與現實中檢驗，立刻無法自圓其說。 只需反問一個最簡單、也最關鍵的問題：中國現在哪一個省，擁有自己的軍隊？ 答案非常清楚：一個都沒有。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下，所有軍事力量——陸軍、海軍、空軍與火箭軍——一律由中央軍委統一指揮。各省、自治區與直轄市，最多僅設有軍分區或武警系統，負責地方協助與治安任務，卻從未、也不可能擁有真正的軍權。地方政府既不能指揮正規軍隊，也無權制定軍事戰略，更不具備對外作戰或自主防衛的能力。 這正是現代國家制度的常態：省，是行政區，而不是主權單位。即便在聯邦或高度自治的國家中，軍權也始終集中於國家層級，因為一旦軍權下放，主權本身便開始瓦解。 反觀台灣，卻完全不同。 台灣擁有完整且長期運作的陸軍、海軍與空軍，設有獨立的國防部、穩定編列的軍事預算、明確的指揮體系，以及徵兵與後備制度。更重要的是，這支軍隊受制於憲法與民主體制，效忠於民選政府，而非任何外部政權。這不是過渡時期的權力拼裝，也不是臨時湊合的軍事存在，而是七十多年來持續運作、有效治理的制度現實。 在政治學與國際法的基本理解中，能夠獨立掌握並運用軍事力量的政治實體，早已具備國家最核心的實質要件，遠遠超過「地方叛亂」或「內戰殘餘」的範疇。 也正因如此，中共的說法才會陷入根本性的自我矛盾。 如果台灣真的是「中國的一省」，那麼為何需要對它部署飛彈、進行封鎖演習、準備登陸作戰？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個正常國家，會對自己的省份進行這種國與國等級的軍事對峙。 答案其實只有一個。 「台灣是中國一省」不是制度描述，而是政治口號。它不是為了解釋現實，而是為了遮蔽現實；不是用來說服世界，而是用來對內動員、對外施壓。 沒有軍隊的，才叫省；擁有完整軍隊的，從來就不是省。 台灣是否被全面國際承認，或許仍存在外交層面的角力；但台灣是否擁有軍權、是否具備自我防衛能力，這不是立場問題，而是每天都在發生的現實。 否認這一點的，不是世界不懂政治，而是拒絕面對制度與現實的政治謊言。

「政治很髒」這句話，才是最骯髒的政治◎蕭錫惠「政治很髒，所以你不要碰。」這句話，本身就是最骯髒、也最成功的政治操作。因為在一個民主社會裡，人民一旦不談政治，政治就只剩下政客在談；而權力最安全的狀態，從來不是被相信，而是沒有人注意。1996 年以前，台灣的政治長期由國民黨一黨主導。在威權體制下，政治權力與財政分配緊密綁在一起，資源配置並非以人民福祉或公平原則為核心，而是服務於政權穩定、黨國體系與特定利益集團。從中央預算、土地取得、國營事業、金融體系到黨產累積，整套財政運作本質上是一種「向上集中、向內分配」的制度設計。多數台灣人民被排除在決策之外，卻必須承擔後果；資源不是用來縮小差距，而是用來鞏固權力。這樣的結構性不公平，並非偶發弊病，而是長期威權政治的必然產物。也正因如此，國民黨最熟練的，就是把政治描繪成骯髒、齷齪、令人厭惡的東西，讓人民對公共事務產生距離感與厭惡感。當你覺得政治不值得碰、不想管、不屑談，他們就能在黑箱中繼續搬走權力、資源、預算、土地與制度紅利，一樣一樣裝進自己的口袋。他們要的，從來不是你討厭政治，而是你放棄監督。因為你不看，他們就敢偷；你不問，他們就敢分；你不參與，他們就敢把國家當成私產經營。這不是什麼陰謀論，而是台灣幾十年來反覆被驗證過的歷史現實。凡是人民退場的地方，權力就必然腐化；凡是監督消失的時刻，掠奪就會以制度之名發生。真正乾淨的政治，從來不是因為政治人物特別高尚，而是因為有人盯著、有人記錄、有人追問、有人不肯閉嘴。所以他們最害怕的，從來不是政敵，而是清醒、願意思考、願意站出來發聲的公民。政治不是骯髒。真正骯髒的，是那些不斷告訴你「不要碰政治」、卻在你轉身之後，悄悄把國家搬空的人。

破局：如何打破台灣政治的「反向淘汰」機制？◎蕭錫惠 支持民進黨的台灣本土人才，其實早已多到溢出體制之外。他們具備專業能力、國際視野與產業歷練，也有清楚的價值立場。問題從來不是「沒有人」，而是派系「不用這些人」。派系偏好的，往往不是最能解決問題的人，而是最依賴政治的人。這並非偶然，而是一種理性的權力邏輯：越是離開政治就無法生存、無法在社會上自立的人，越容易被納入體系、被分配位置，也越容易被控制。說得不客氣一點，台灣不少政客一旦離開政治舞台，連一份能養活自己的工作都找不到。政治對他們而言，不是公共志業，而是唯一的生存技能。也因此，他們最大的驅動力不是改革，而是恐懼──害怕失去位置、害怕被取代、害怕真正有能力的人進來改變規則。在這樣的情況下，派系自然會啟動反向淘汰機制，系統性地排除那些有選擇、有退路、能獨立思考的人。這並非哪一個政黨獨有的問題，國民黨、民眾黨、民進黨皆未能倖免。差別不在道德高下，而在於同一套制度誘因：當政治成為某些人唯一的職涯，體制就必然排斥真正有能力離開政治的人。台灣真正的悲劇，不是缺乏人才，而是政治結構長期偏好留下離不開政治的人，卻不斷把能在現實世界站得住腳的人擋在門外。要打破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構，僅靠道德呼籲毫無作用，必須從改變誘因與建立流動機制下手。首先，必須打破「政治是一輩子的飯碗」觀念，鼓勵專業人才以階段性服務的方式進入政府或國會，完成任務後即可回到原本領域。有退路，才有敢改革的底氣。其次，提名與用人機制必須引入外部專業權重，降低派系對人事的壟斷，讓解決問題的能力取代派系忠誠度，成為晉升標準。最後，政黨應將智庫實體化，作為政策與人才的緩衝區，讓專業人士不必直接跳入政治泥淖，也能參與實質決策。一個健康的政治體系，不該是找不到工作的人的收容所，而應是各領域人才貢獻智慧的平台。唯有當政治不再是某些人的唯一生路，台灣的政治結構，才真正有轉型的可能。

毒品不是社會問題，是一場正在進行的國安戰爭◎蕭錫惠當美國政府近年對製毒、運毒與跨國毒販採取前所未有的重刑手段時，外界仍有人習慣以「治安過當」或「人權疑慮」來解讀。然而，這樣的看法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美國並非情緒性用力，而是在付出龐大社會代價後，冷靜承認毒品已構成一種足以動搖國家根基的非傳統戰爭形式。芬太尼與各類合成毒品造成的死亡人數，早已超過多場戰爭的陣亡規模。毒品的破壞力不只體現在死亡數字上，更在於它長期侵蝕勞動力、瓦解家庭結構、削弱社會信任，並與黑幫、洗錢、地下金融及跨國犯罪網絡深度交織。當一個產業以他人的生命與未來作為消耗品，換取穩定且可擴張的暴利時，它的性質就已不再是單純犯罪，而是一種持續進行的敵對行為。也正因如此，美國政策逐步拉開一條清楚界線：成癮者是需要醫療、戒治與復歸支持的受害者；製毒、運毒與組織販毒者，則是必須被徹底剷除的加害者。這種區分不是冷酷，而是對社會負責的理性。同情若錯置在掠奪者身上，最終只會轉化為對無辜者的殘忍。若以同樣的國安視角回頭檢視台灣，問題反而更加尖銳。台灣並非沒有反毒口號，但制度長期不願正面承認毒品的真實性質。新型毒品不斷翻新，成本更低、成癮更快，對青少年尤其具有毀滅性；然而列管速度慢、修法節奏遲緩，法律永遠追在市場後面。結果是第一線警力疲於奔命，卻難以對源頭造成實質打擊。更令人不安的是司法結構所傳遞出的錯誤訊號。真正掌握資金與通路的上游策畫者，往往透過角色切割與金流隱匿，把風險轉嫁給低階成員；犯罪所得的追繳與沒收力道不足，使販毒在現實中仍被視為高報酬、可控風險的生意。這種輕縱上游、消耗基層的結構，本身就是制度性縱容。毒品問題的危險，還在於它早已與其他國安風險高度重疊。黑幫、地下金流、跨境走私、網路平台與境外勢力的滲透，往往在同一條灰色地帶交會，卻仍被切割在警政或衛福體系中零碎處理。當國家不用安全工程的尺度面對毒品，就等於默許這場慢性侵蝕持續發生。真正負責任的反毒政策，必須從根本轉向。法律上，對製毒、進口與組織性販毒不只要重刑，更要徹底沒收犯罪所得、追溯隱匿金流，建立長期甚至終身追責機制，讓販毒不再具有投機空間。政策上，毒品必須被正式納入國安威脅視野，由最高層級跨部會統籌，與反洗錢、反滲透及資安體系整合，而非讓基層單位孤軍奮戰。對青少年的防線，更是一場爭奪未來的「心防戰」。毒品販賣的本質，往往不是快樂，而是對現實挫折與空虛的廉價解脫。若校園反毒仍停留在教條式的恐嚇或樣板宣傳，面對精準捕捉人性弱點、透過社群軟體無孔不入的販毒網絡，無異於以卵擊石。真正的防禦，必須將心理諮商、高風險族群識別與社區同心圓視為戰略資源；我們必須建立一套能在毒品趁虛而入之前，先一步接住墜落靈魂的社會安全網。這不只是教育問題，而是阻斷敵方補充兵源的戰略工程。反毒一定會得罪人，因為它勢必觸動既得利益與灰色結構；但不反毒，得罪的將是整個社會的未來。這不是左右之爭，也不是意識形態對立，而是一個國家是否仍願意保護自己人民的生存選擇。毒品不是單純的社會問題，它是一場沒有宣戰書、卻每天都在奪命的國安戰爭。看不清這一點，才是台灣真正承擔不起的風險。

穿過羅生門的陰影：郭瑤琪案與台灣司法的自我說服◎蕭錫惠在「羅生門」中，一名失業下人於荒廢城門避雨，原本在生存與道德之間猶豫不決，卻在聽見老婦以「為了活下去」合理化作惡後，迅速為自己找到理由，跨過道德底線；在「竹林中」裡，一樁命案出現多份互相矛盾的證詞，每個人都說得合理而完整，卻無法拼湊出唯一真相。前者描寫人如何學會替行為找藉口，後者揭示真相如何在敘述中碎裂。芥川龍之介正是透過這兩個故事指出，人性最脆弱之處不在於邪惡本身，而在於自我說服的能力。這也為檢視台灣司法中的爭議案件，提供了一把冷靜而清楚的分析鑰匙。以郭瑤琪案為例，案件的起點並非人贓俱獲，而是一段監聽內容所引出的敘事。檢調並未查扣到實體款項，沒有茶葉罐、沒有金流紀錄，也缺乏第三方客觀證據，但案件卻逐步轉向以證詞與推論為核心。於是，審判不再是事實對事實，而是敘事對敘事，正如「竹林中」所呈現的世界。案件中，關鍵證人的供述在不同筆錄中出現明顯變化，無論是罐數、顏色、包裝或材質，都反覆更動。這不只是細節出入，而是記憶在壓力與期待下被修補的痕跡。當證詞呈現高度不穩定，司法理應提高證明門檻，要求外部補強；若反而將不一致視為可忽略，證詞便從待驗證的證據，變成可自由拼接的敘事素材。更令人不安的，是判決翻轉的過程。一審與二審法院基於嚴格證據審查，認定查無具體對價關係與明確職務行為而判無罪；然而在未出現任何新增實體證據的情況下，更一審卻改判有罪，理由在於法律敘事的轉換，將對價擴張為相當對價，將犯意轉化為不確定故意。這正是「羅生門」的瞬間，不是事實變多，而是理由準備好了。當理由足以自我說服，跨越底線便顯得合理。在此類案件中，警察筆錄常被誤認為中性紀錄，實際上卻同時承載證人的自我防衛與偵查者的拼圖需求。當司法以整體看起來說得通作為判斷依據，而非逐一檢驗其可驗證性，敘事便凌駕證據，證據法則與無罪推定也隨之被侵蝕。若堅守嚴格證據標準，法院理應正面回答，在沒有實體證據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僅憑變動中的證詞定罪；對價是否為事前合意而非事後推論；不確定故意是否被擴張為推定有罪的工具。若無法給出可驗證的答案，誠實的選擇應是停下來，而非再跨一步。「竹林中」提醒我們，人會為自己重寫故事；「羅生門」提醒我們，一旦理由成立，跨越底線會非常快。郭瑤琪案不是特例，而是一個制度警訊。當判決依賴敘事而非證據，依賴推論而非驗證，依賴社會期待而非程序正義，司法便站在「羅生門」的陰影之中；而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冤獄的對象。

拿新台幣釣不到魚：AI 時代的「蚯蚓效應」與思維紀律◎蕭錫惠近日，一則關於 115 學年度學測的 AI 實測新聞引發熱議。結果呈現鮮明反差：Gemini 在數學科展現近乎滿分的邏輯與運算能力，卻在圖表密集、需跨情境理解的自然科卡關；相對地，ChatGPT 在部分科目中未真正推理，而是傾向拼湊網路流傳的補習班解答，產出看似完整、實則空洞的答案。這個現象點出一個被反覆忽略的事實：AI 很強，但不是答案機。把題目、文件甚至整份考卷直接丟給 AI，期待它自動給出完美結果，就像「拿新台幣直接丟進水裡想釣魚」。錢再多，魚也不會上鉤；這不只是資源浪費，更是思維的怠惰。真正懂得使用工具的人，理解的是「資源轉換」。投入資本與算力，不是為了買結果，而是先「買蚯蚓」——把方法、誘因與結構準備好——再用這條蚯蚓去釣魚。在 AI 的語境中，蚯蚓就是精準的提示設計與扎實的前處理。若只說「請解這一題」，得到的多半是空泛回覆；但若要求逐步解讀條件、列出假設、再進行推論，品質立刻躍升。差別不在模型，而在提問者是否清楚目標與路徑。因此，AI 更像擴音器而非導航系統。它會把人的判斷放大：有思考的人，能力被放大；沒有思考的人，錯誤也被放大。「拿蚯蚓釣魚」需要紀律。第一，人必須先給出靈魂與骨架，明確定義觀點、問題與框架。第二，把 AI 當磨刀石而非代工，追問思路、找漏洞、比對反例，必要時以不同模型交叉驗證。最後，人類仍是最終判斷者與責任承擔者。工具中性，成敗在人。會提問、會做蚯蚓、會驗證的人，才能在 AI 時代釣到魚；否則，只是不斷往水裡丟錢，卻始終一無所獲。這不只是考試或寫作的差別，而是教育、媒體與所有專業工作者能否守住判斷力與倫理的分水嶺。

有贓無賊的教育部：當不誠實被制度原諒，教育還剩下什麼？◎蕭錫惠教育的第一課不是能力，而是誠實。沒有誠實，所有制度、評鑑、排名與榮譽，都只是包裝精美的空殼。西點軍校之所以被世界敬重，不在於它培養了多少將軍，而在於它對誠實毫不妥協：不說謊、不作弊、不偷竊，也不容忍他人如此。只要說謊，就立刻離開。因為一個被容忍的不誠實，終將在權力位置上造成更大的傷害。正是在這樣的價值標準下，教育部對台大副校長廖婉君案的處理，才顯得格外令人不安。依媒體揭露與後續資訊，教育部已認定其對外宣稱的部分學術與國際標準經歷並不屬實，卻仍採信校方學術倫理委員會的法規解釋，最終判定其行為未違反學術倫理。換言之，制度一方面承認事實不實，另一方面卻宣告無須負責。這正是整起事件最致命的矛盾。如果「不實」可以被確認，卻不必承擔任何後果，那麼學術誠信究竟還剩下什麼實質意義？教育體系是否正在對社會傳遞一個訊息：誠實只是道德口號，而非制度底線？更嚴重的是，這些被證實不存在的國際標準貢獻，長年被用作取得公共榮譽、學術升遷與行政權力的重要資歷，實際影響了國家資源的分配與學術體制的信任基礎。這已不是單純的履歷誇飾，而是一種制度性套利：以不實敘述換取制度所給予的榮耀、地位與權力。若這樣的行為不構成學術不誠信，那請問，什麼才算？教育部長的責任，並不只是消極地裁量法條是否適用，而是積極地守住教育的價值底線。當主管機關選擇用程序語言掩蓋誠實問題，等於向所有學生與年輕學者宣告：只要踩在制度縫隙裡，不誠實也可能被原諒。這種訊息，對教育的殺傷力，遠比任何一件論文抄襲案都更深。因為它製造了明顯的制度雙標。試想，若同樣的行為發生在研究生或大學生身上，結果會是什麼？當學生因履歷不實遭到懲處，教授卻能因一段法規解釋全身而退，教育還剩下多少公平可言？一個連誠實都不願意捍衛的教育體系，沒有資格高談品格教育，也無法要求下一代相信制度。教育不只是合不合法，更必須回答合不合理、合不合格。教育部若無法正面回應這個問題，那麼被掏空的，將不只是學術倫理，而是整個社會對教育的信任。附註：2026年1月14日：教育部認定未納入國際標準　仍判台大副校長廖婉君未違學倫 

問題不在身分，而在行為：一場被偷換焦點的媒體敘事 ◎蕭錫惠 民主社會對暴力的判準，其實從來不複雜。任何人，無論其政治立場、性別認同或社會身分，只要故意以致命工具攻擊執法人員，本身就是明確的暴力行為。這條底線，正是法治社會得以存在的根基。 當一個人駕車衝撞執法人員，這在法律上構成即時且致命的威脅。在此情境下，執法人員依法使用致命武力，屬於幾乎所有民主國家都承認的正當防衛與合法職務行為。這一判斷，不因行為者是誰而有所不同，只取決於行為本身是否對他人生命構成迫切危險。 如果今天做出同樣行為的是極右分子、宗教狂熱者，或任何其他立場的人，輿論不會也不應存在模糊空間。法律的適用，必須一體同仁，否則法治便淪為情緒的附庸。 真正令人警惕的，並非媒體對死者表達同情，而是部分媒體刻意轉移敘事重心的操作。報導中，衝撞執法人員這一關鍵行為被淡化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個人身世、善行與情緒故事的反覆鋪陳，最終將合法執法描繪成「謀殺」或「國家暴力」。這已不是單純的新聞取材取向，而是一種價值動員式的敘事工程。 當媒體先行決定誰是「弱者」、誰是「壓迫者」，再倒推出是非對錯，社會就被迫接受一個危險訊息：只要身分正確，行為便可以被合理化。這種敘事並未守護任何弱勢，反而侵蝕了所有人的安全，因為它動搖了「暴力必須被制止」這一最基本的共識。 民主的核心，不是情緒的競逐，也不是立場的對抗，而是清楚而一致的判準。行為是否違法，是否對他人構成即時致命威脅，國家是否依照既定法治程序行動，這些才是公共討論應該緊扣的重點。 若法治必須先檢查一個人的身分，才決定是否適用，那它已不再是法治，而只是包裹著道德語言的選擇性正義。今天可以為某一方顛倒黑白，明天同樣的邏輯也能被用來為另一方製造例外。屆時，真正被犧牲的，不是任何特定族群，而是整個民主社會對法律的信任。 結論其實只有一句話：不是因為她是誰，而是因為她做了什麼，才導致結果。文明社會若連「暴力就是暴力」都不敢直言，那麼我們失去的，將不只是一次公共討論的誠實，而是法治本身。  

恐懼 AI 的本質，是對權力旁落的焦慮——就像獨裁者害怕真相◎蕭錫惠歷史一再證明，真正令人恐懼的，從來不是工具本身，而是真相被揭露的那一刻。印刷術出現時，專制者害怕書籍；廣播普及時，極權政權封鎖電波；網路崛起時，獨裁國家築起高牆。今天，輪到人工智慧。必須先說清楚一點：對 AI 的倫理邊界、濫用風險、算力集中提出質疑，本來就是民主社會必要的防衛機制。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這些嚴肅而理性的辯論，而是另一種聲音——那些拒絕理解 AI，卻整天以恐嚇、污名與道德指控來否定技術的人。他們口中說的是「捍衛人性」、「保護思想」，實際上害怕的，卻是自己被看穿。AI 並不負責定義真理，但它極大化了驗證謊言的效率。一個長期依賴空話、套話與權威姿態說話的人，最怕的是邏輯被輕易拆解；一個靠身分、頭銜與資歷壟斷話語權的人，最怕的是任何人都能瞬間調用海量知識，指出其論證漏洞；一個多年不讀書、不思考、不更新知識的人，最怕的是資訊落差被填平，世界忽然變得透明。於是，恐懼被包裝成道德焦慮，無能被偽裝成高尚，落後被說成「守護傳統」。但問題從來不在 AI。AI 不會讓有思考能力的人變笨，只會讓缺乏思考的人更快被辨認出來。AI 提供的不是標準答案，而是強大的交叉比對能力——它不會抹去人的觀點，只會無情地放大觀點之間的品質差距。真正可能被 AI 取代的，從來不是思想，而是重複、空洞、沒有內容的資訊搬運。這也是為什麼，最反對 AI 的人，往往也最害怕公開辯論、最討厭被追問因果、最不願面對證據。他們不喜歡數據檢驗，卻熱衷於情緒動員、標籤與道德壓迫。這種心理結構，與獨裁者並無二致。獨裁者為什麼要控制言論？因為一旦事實攤在陽光下，權力就失去神秘性。反 AI 的人士為什麼要妖魔化工具？因為一旦工具普及，話語權就不再專屬於少數人。這不是科技之爭，而是權力之爭。AI 的本質，是一面鏡子。它照見一個人是否真的理解自己在說什麼，是否能清楚說明因果，是否願意承擔被檢驗的風險。對願意學習的人，它是放大器；對拒絕成長的人，它是照妖鏡。因此，害怕 AI 的人，真正害怕的不是機器，而是自己多年來的空洞終於無處可藏。世界不會因為某些人拒絕 AI 而停止前進，就像歷史不會因為獨裁者害怕真相而倒退。技術會持續演進，真相會持續浮現，而唯一會被淘汰的，是那些既不願學習、也不願接受檢驗，卻仍想壟斷話語權的人。AI 不需要被神話，也不需要被妖魔化。它只是提醒我們一件老掉牙、卻永遠有效的事實：真正有力量的，從來不是權威、不是姿態、不是恐懼，而是清楚、誠實、並且可被檢驗的思想。

正確的讀書方法課前預習，上課發問，課後複習  文／蕭錫惠 下課後直奔補習班，看似是最努力的選擇。但當夜晚被課程填滿，學習往往正是從這裡開始崩壞。 因為一旦夜晚被全面佔據，學生就失去了學習最核心的兩個環節：預習與複習。問題不在於孩子不努力，而在於我們把學習設計成了一個「只有輸入，沒有存檔」的惡性循環。 一、大腦過勞，輸入失效多數學生在學校已耗盡白天的專注力。晚上原本應是消化、整理與反思的黃金時段，卻被迫進入補習班，繼續高密度的被動聽講。後果是毀滅性的：沒有預習，上課只能盲目跟隨，不知道重點與盲點；沒有複習，知識僅停留在短期記憶，隔天迅速蒸發。結果往往是白天聽不懂，晚上重聽依然一知半解，只能不斷堆疊時間去「補洞」，卻從未真正「填補」。 二、被動聽講 vs. 主動思考學習的成敗，取決於誰掌握了主動權。有預習與複習的學生，白天上課是在確認理解，把時間轉化為能力；被補習塞滿的學生，白天與晚上都在被動接收，只是在消耗時間。看似同樣忙碌，前者在練功，後者在空轉。更可怕的是，長期依賴補習「餵食」答案，會剝奪學生整理筆記、檢視錯誤的能力。一旦停止補習，學習立刻失速，因為真正的理解從未形成。 三、回歸本質：讀書的三個關鍵動作真正有效的讀書方法並不複雜，但必須奪回時間的主導權。第一，預習（建立地圖）。目的不是看懂全部，而是知道這一課在講什麼、自己不懂在哪裡。帶著問題進教室，上課就不再只是催眠曲。第二，聽講（解決疑惑）。課堂是用來釐清邏輯的，能問出關鍵問題，遠比當個抄寫機器重要。第三，複習（主動回想）。複習不是重看課本，而是蓋上書本回想；能用自己的話說出重點，知識才真正寫入大腦。 四、結語：讓思考發生這三個步驟缺一不可。若每天忙到連半小時的預習與複習都擠不出來，那不是不夠拼命，而是戰略錯了。補習應該是突破瓶頸的工具，而非取代思考的主菜。讀書不是把時間堆滿，而是要讓思考發生。沒有留白的學習，不是紀律，而是一場集體默許的自我消耗。

拍照時請關閉原況照片浪費自己和別人的時間與記憶空間 ◎蕭錫惠《被強加的「瞬間」：原況照片背後的預設值政治》對多數人而言，拍照只是按下一個快門，留下純粹的靜止畫面。但在「原況照片」（Live Photos）的設計裡，這個動作被強行賦予了浪漫使命——悄悄為每一張照片加上數秒的影片與聲音。然而，當「捕捉瞬間」變成無法逃避的預設，這就不再是貼心，而是典型的「工程師自嗨、企業買單、使用者受難」的設計。表面上它被包裝成技術升級，實際上卻是將極少數人的需求，強制轉嫁到全體使用者身上。拍一張照，本應是輕盈的記錄，卻在未經明確授權下，被強行升級為「照片加影片」的複合檔案。這並非便利，而是設計者傲慢地將資料的複雜性與同步的繁瑣，粗暴地丟給用戶去承受。更諷刺的是，這種「生命力」的實際使用率極低。多數人從不長按觀看，更遑論進行剪輯。當一個功能長期被預設開啟，卻在九成時間裡被忽略，它就不再是價值的展現，而是一種無聲的負擔。這正是壞設計的典型特徵：它服務的是展示會上的技術肌肉，而非日常生活中的真實行為。在儲存成本上，這種設計更顯出商業上的精明與荒謬。一張原況照片佔用的空間是普通照片的數倍，累積後平白蒸發數 GB 的空間。這或許不是設計失誤，而是一場隱形的「訂閱陷阱」：當本地空間被不需要的記憶塞滿，使用者唯一的出路就是購買更高階的雲端容量。科技原本承諾的是便利，最後卻透過製造摩擦，迫使人為未索求的功能，額外支付時間與金錢。真正的問題在於權力的不對等。系統刻意不提供「真正的永久關閉」選項，甚至在更新後「貼心地」幫你重新開啟。這反映了一種危險的哲學：系統比你更懂得什麼值得留下。於是，理性使用者被迫在縫隙中反抗——在設定裡翻找隱蔽的「保留設定」開關、寫腳本自動清理、花費時間篩選刪除。如果一個功能需要使用者投入額外心力來「防止它發生」，那它就已經徹底失敗。這種邏輯充斥於當代科技產品的「預設值政治」中：企業利用預設值來形塑使用者的習慣，並從中榨取數據與金錢。好的科技應該是減法，而不是加法；應該是賦予選擇，而不是假裝貼心。當使用者學會關掉它、繞過它，這並非反科技，而是找回身為工具主人的自覺。科技不該強迫人留下不需要的東西。就像記憶一樣，最珍貴的部分，往往在於剪裁與留白。

重寫戰爭節奏的國防新創，為台灣爭取時間的關鍵力量 ◎蕭錫惠 Anduril Industries 並不是一家傳統意義上的軍火商，而是一家試圖從根本重寫戰爭運作方式的國防科技新創。它的出現，代表軍事力量不再只由昂貴的平台與漫長的建案週期決定，而是由速度、軟體與系統整合能力所主導。傳統軍工體系的核心邏輯，是打造少量、高價、極度追求完美的武器平台，開發期動輒十年以上，任何失敗都被視為不可承受的政治與財務風險。這套模式在冷戰時代或許合理，但在今日高度動態、節奏極快的戰爭環境中，反而成為結構性的包袱。Anduril 的顛覆之處，在於它將軟體置於硬體之前。真正的核心不是船艦或飛行器本身，而是名為 Lattice 的人工智慧指揮與感測整合系統。這套系統猶如戰場上的「自動化大腦」，能即時融合各方感測數據，並像高效率的調度中心般，自動指派最佳的無人載具執行任務。在此架構下，硬體只是可替換的節點，真正的戰力來自跨域協同與決策速度。這使得系統能以「月」為單位快速迭代，而非以「年」計算。這種模式的最大戰略衝擊，在於它徹底改變成本結構。Anduril 的無人系統並非為了「不被擊落」而設計，而是為了便宜、可量產、可犧牲。在實際戰場上，這意味著用低成本載具不斷製造不確定性，迫使對手投入高昂的防禦資源，讓整場對抗在經濟與節奏上變得極度不划算。這也正是美國國防部積極推動「複製者計畫（Replicator Initiative）」的核心思維：試圖在兩年內部署數千套這類可消耗的自主系統，以抵銷中國的數量優勢。這對高度依賴大型艦艇與集中指揮體系的解放軍而言，尤為致命。大量分散、持續出現的無人蜂群，將使其反潛、防護與指揮鏈承受巨大負荷，高價平台的安全感被不斷侵蝕，戰略主動權隨之下降。「鬼鯊」無人潛艦正是這套邏輯的具體展現。它不追求核潛艦等級的極致性能，而是以模組化設計、快速量產與一年內可交付為目標，專注於港口封鎖、航道拒止、反潛干擾與情報偵蒐。其存在本身，就足以迫使對手將防線外移，消耗大量反潛資源。對台灣而言，Anduril 的意義不只是一項軍購選項，而是一條能夠「爭取時間」的戰略路線。台灣最大的結構性風險，不在於技術落後，而在於時間有限。Anduril 式的系統，讓防衛能力不必等待十年後的完成式艦隊，而能在短時間內形成可實戰、可演化的拒止力量。更關鍵的是，這條路線的供應鏈天生去中國化。高資安、高可靠度的感測、通訊與電控系統，正是台灣產業的強項。這不僅能強化防衛，也能將台灣嵌入美歐日澳的國防新創產業鏈，建立長期、不可取代的戰略位置。如果錯過這一波轉型，台灣未來數年將被迫承擔更高的不確定風險。Anduril 所代表的，不只是某一家公司的技術，而是一種讓戰爭變得對侵略者極度不划算的制度創新。這正是台灣在戰略預備期中，最需要牢牢掌握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