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Hsiao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政論節目：最廉價的連續劇文／蕭錫惠電視台的政論節目，其實是製作費最低的連續劇。沒有佈景、不必劇本，只要找幾位能吵的名嘴，加上煽動的標題與即時留言，就能撐滿兩小時。節目不談真相，只求戲劇性；不分析政策，只追聲量。於是，政治變成娛樂，輿論變成操控。這類節目表面上是民主討論，實際上是情緒工程。主持人扮演導演，名嘴像演員，每個人熟知自己的「角色定位」——有人負責激怒觀眾，有人負責裝理性，有人扮演悲憤的庶民。戲演完，收視率上升，廣告進帳，卻沒有人為真理或國家負責。政論節目的流量邏輯，早已滲入政治運作。政治人物為了曝光而演，媒體為了收視而煽，公眾為了發洩而看。整個社會陷入一場無止盡的戲劇循環：憤怒一晚、健忘一天、沉默一週。民主不該是連續劇。真正的政治討論應以事實為基礎、以公共利益為中心，而非被演算法牽著走。當媒體只剩戲，政治也就淪為假。唯有讓真誠與理性回到螢光幕前，台灣才有可能走出這場「聲量民主」的幻覺。

季連成將軍在花蓮：行動勝於口號作者：蕭錫惠（評論人）災難最能看出政府的真功夫。這次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潰決、泥流覆蓋光復鄉農地與聚落，初估泥沙量高達六百萬公噸。當許多部會仍在「召開會議」時，總統臨機指派政務委員季連成將軍坐鎮花蓮，擔任「前進協調所總協調官」——結果證明，這是一場久違的正確用人決策。一、現場指揮：有紀律、有節奏、有決斷自9月底抵達花蓮後，季將軍每天清晨即召開戰情會報、傍晚主持記者會，親自掌握災情變化。截至10月5日，道路清淤已完成98%，89戶失聯住家中已有49戶恢復進入清理。他要求災區行動「像軍隊一樣有節奏」，並提醒各單位：救災是行動，不是口水。這種風格讓人回想起他在2016年高雄美濃地震時，帶兵搶救的身影——當年他以八軍團指揮官身分親赴第一線，獲得賴清德與陳菊一致稱讚。如今再度回到災區，指揮風格依然明快、沉著，與地方政府形成強烈對比。二、專業分工：讓志工與專業並行季將軍並未把志工動員當成「熱血集會」，而是明確分流——專業志工投入水電、泥作與農業復耕，一般志工則支援清潔與民生補給。他指出：「志工要幫忙，但更要安全與有效率。」這種把災區當作作戰場域、把志工當作支援部隊的管理邏輯，正是台灣防災體系長年欠缺的。三、跨部會整合：軍政合一的系統指揮季連成身為政務委員，督導國防部全動署、消防署、海巡署、役政司、空勤總隊與民政、移民體系。他在前進協調所讓這些系統真正「整合」，以明確的責任分層調度中央、縣府與部落資源。當總統賴清德視察時，他以軍事簡報格式報告堤防修復、水位監測、復耕規劃、校舍清理與中繼屋籌建，展現系統治理能力。這種「跨界調度」正是行動內閣的最佳寫照。四、政治風波與人格力量面對外界拱他參選縣長的聲音，季將軍直言：「沒有權力，只有責任。」這句話在充滿算計與形象包裝的政壇，格外清醒。他的專業與節制，反襯出台灣部分政治人物只會蹭災難、搶版面的浮誇文化。季將軍的出現，提醒我們：有些人不為了選舉而來，而是為了讓國家真正動起來。五、結語：行動勝於口號在極端氣候頻仍的年代，台灣必須從根本改革防災治理。季連成將軍不是政治明星，卻用實際行動讓人民重新看到政府的執行力——當專業重回現場、當責任取代權力、當指揮官敢於決斷，台灣的防災體系才有希望從「指揮混亂」走向「精準調度」。這場花蓮之役，也許不是一場戰爭，但在這場與時間賽跑的泥流之戰裡，季連成，確實用行動證明了什麼叫「國家有力量」。

台大學倫危機未解，改革不能再拖副標題：管中閔遺緒未清，吳瑞北案再揭制度黑箱作者：蕭錫惠（台大畢業生）一、吳瑞北遭否決，程序黑箱再引爭議台大學術倫理委員會委員遴選，近日再度引爆校園與社會關注。電機系特聘教授吳瑞北，經電資學院院教評會正式推薦，卻在校教評會投票時遭否決，不僅沒有理由，甚至沒有討論。這是台大史上首例，形同「校」教評會推翻「院」教評會推薦，引發外界對制度黑箱與人事角力的強烈質疑。校方回應強調，學倫會委員需獲得校教評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吳瑞北未能達標，因此未能通過，並稱這是「長年慣例」。然而，這樣的說法難以打消疑慮。當院教評會的推薦能被輕易否決，卻無任何具體理由，社會只會懷疑：這究竟是制度設計的中立結果，還是有人刻意阻擋？二、學倫體制失信，管中閔遺緒未清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台大學倫體制早已失去社會信任。從陳明通長期指導過量學生、被批評「賣學位」；到葉丙成案的處分爭議；甚至醫學院多起性倫理醜聞，都讓學術誠信蒙上陰影。雖然台大已由陳文章接任校長，但行政團隊大多延續管中閔時期的班底，形同「換湯不換藥」，制度仍受舊勢力把持。這不僅無法回應外界的失望，反而加深社會對「學倫會淪為派系工具」的疑慮。更嚴重的是，現行制度雖有三名校外委員，但由副校長提名，等於還是「保皇黨」安排。更荒謬的是，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仍是當然委員，即便涉及案件也不必迴避。這種「行政主管審行政主管」的結構，與中研院「行政主管不得擔任倫理委員、召集人由委員互選」的做法相比，顯得格外失格。三、改革刻不容緩，行政主管應全面退出從歷次爭議累積到今天的吳瑞北案，台大面對的已不是單一人事紛爭，而是制度公信力的崩壞。社會並不要求台大永遠無爭議，但至少要看到改革決心。改革方向應更明確：院教評會推薦若遭否決，就必須公開理由並留下紀錄；行政主管應全面退出學倫會，廢除當然代表，由學院與獨立委員互選；校外委員應建立獨立提名機制，避免淪為校方橡皮圖章。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自己審自己、護航自己人」的惡名。學術倫理不是校園內部的家務事，更攸關社會對知識誠信的信任。若台大仍停留在舊有權力網絡的維護思維，不僅無法重建社會信任，還將拖累整個台灣高等教育的形象。改革不再是選項，而是唯一的出路。唯有徹底清理管中閔遺緒，建立透明與公正的倫理制度，台大才可能走出陰影，重新贏回社會的尊敬。

不該害怕 TikTok，而應該善用它作者｜蕭錫惠近來社會上不乏呼籲「台灣應該拒絕 TikTok」的聲音，理由是中國背景、資安疑慮、甚至認知作戰的滲透工具。這些擔憂並非全無道理，但若因此主張「乾脆不要用 TikTok」，其實是把問題簡化了，甚至會讓台灣在國際資訊戰中自我孤立。首先，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是自由選擇。如果政府動輒以「有風險」為由就全面封鎖平台，這不啻是把台灣帶往威權的道路。人民有判斷的能力，媒體識讀教育才是長久之道。真正的敵人不是 TikTok，而是人民缺乏分辨真假的工具。如果今天禁了 TikTok，難道明天要禁 YouTube、Facebook 嗎？這將是無止境的滑坡。其次，資訊戰不能靠封鎖來打贏。中國對台灣的滲透手法不僅限於 TikTok，還包括 Facebook 廣告、LINE 群組、甚至傳統電視台。若單單把 TikTok 當成洪水猛獸，只是把戰場往別的地方推移，卻沒有真正提升全民免疫力。台灣需要的是「透明規範」：任何平台，不論來自中國、美國，必須遵守相同的資料保護與演算法透明法規。這樣才能同時保障使用自由與國家安全。再者，TikTok 是青年世代的語言。台灣如果選擇拒絕，不只是拒絕一個應用程式，而是拒絕與全球年輕世代互動的機會。音樂、時尚、創意，許多潮流都從 TikTok 發散開來。若我們自絕於外，只會讓台灣文化輸出更困難。甚至可以說，台灣應該善用 TikTok，講好自己的民主故事，把它變成對外發聲的武器，而不是單純害怕。最後，禁止 TikTok 是一種雙重標準。有人擔心中國政府能透過 TikTok 蒐集資料，但別忘了，Facebook 與 Google 也在無時無刻蒐集使用者資訊，並且與美國政府有緊密合作。真正的解法不是政治化，而是制定嚴格的資安與隱私規範，凡是要進入台灣市場的數位平台，一律必須遵守。結論很清楚：台灣不該害怕 TikTok，而應該正面迎戰。與其「不用」，不如「善用」；與其封鎖，不如規範。民主不是靠封閉來守護，而是靠教育、制度與自信來面對挑戰。

晚婚、少生、無性：現代都會夫妻的三重困境在台北、東京、首爾等亞洲大都會裡，越來越多夫妻陷入同樣的現象：結婚越晚、生得越少，甚至婚後長期沒有親密關係。這並非單一社會現象，而是都市生活與現代價值衝突下的「三重困境」。一、經濟壓力：從浪漫到現實的斷層年輕世代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不想結婚，而是「結不起婚」。房價高漲、薪資停滯、工時過長，使婚姻從幸福起點變成負擔的象徵。許多夫妻為了還貸與存錢放棄生育，甚至連共處時間都被工作剝奪。當生活被現實磨平，情感的熱度自然降溫，性愛成為「奢侈活動」。二、心理疏離：同屋不同心的孤島現代人對個人空間的需求前所未有。智慧型手機、社群媒體、追劇與線上娛樂，讓人可以在同一屋簷下「各自生活」。許多夫妻的溝通逐漸被沉默取代，心靈距離拉大到即使同床也如陌生人。日本稱此為「無性婚姻（セックスレス）」現象，台灣近年也出現類似趨勢。根本原因不只是生理冷淡，而是心理缺乏連結與信任感。三、價值轉變：從傳統家庭到自我實現上一代以「成家立業」為人生目標，下一代則更重視「自我成長」與「自由選擇」。女性經濟獨立後，不再需要透過婚姻獲得社會安全感；男性也在性別角色轉型中感到焦慮與失衡。當雙方都希望婚姻不成為束縛，就容易陷入「維持形式、放棄實質」的現代契約關係。四、走出困境：重新定義「親密」真正的解方，或許不是鼓吹早婚多生，而是重建「親密的意義」。政府的育兒補助或生育津貼只能治標，唯有讓夫妻能在制度上分擔壓力、在文化上學會表達與理解，婚姻才可能重燃活力。親密不只屬於性，也包括情感的安全感、對話的真誠與共同成長的願景。結語晚婚、少生與無性現象，並非文明的墮落，而是文明進化過程中「人際連結」重新排列的警訊。當社會只重視效率與生產，卻忽略情感與陪伴，我們就會失去「為何而愛」的初衷。現代夫妻的挑戰，不在於生不生，而在於能否在忙碌世界裡，重新找到心靈的交會點。

學問的本質：敢問，才能看見世界──AI時代更要學會發問、懂得分辨「學問學問」，學習的起點是發問。路，是人走出來的；而「路」字的開始是「口」，結尾也是「口」。我們一生的學問，其實最重要的是開口問。《禮記．學記》提醒我們：「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真正懂得問的人，會循序漸進，抓住問題的核心；而真正懂得答的人，應像鐘聲一樣，耐心等待，直到把最清晰的聲音傳遞出去。問與答的互動，正是學問進步的關鍵。如今世界進入 AI 時代，各種工具層出不窮：ChatGPT、Grok、美圖 App、影音 App、翻譯 App，讓人宛如千手千眼觀音，一下子武功高強，似乎無所不能。現在只要一支手機，就能在一小時內做出短影音、配上專業旁白，再自動翻譯成兩百多種語言，立刻全球同步發布。這種效率，就算是奧斯卡最佳導演在剪片室裡熬通宵，也想不到能如此簡單。但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謙卑。工具再強大，如果缺少獨立思考的能力，就容易被演算法牽著走、被假新聞欺騙、被情緒推著轉發。學問的本質，不在於收集越來越多的答案，而在於培養更好的問題意識──要敢於追問「為什麼」，敢於承認「我不懂」，才能不被表面華麗的包裝所迷惑。AI可以給你答案，但不能替你思考。看得越快，更要問得越深。不懂就問，才是真正的自由。——作者：蕭錫惠（台大化工系畢業、自由評論人）

從加州到台灣：當進步政黨迷失在虛偽文化民主制度的根本，是安全感與信任感。然而，近年無論是美國的民主黨，還是台灣的民進黨，都犯了相同的錯誤：沉醉於政治正確，卻忽視了人民最切身的生活需求。結果，美國迎來川普高票當選，台灣則在 2018、2022、2024 三次重大選舉中連續失利。加州的錯誤：從 Prop 47 到 AB13332014 年的 Prop 47，將 950 美元以下竊盜降為輕罪。結果本是「司法改革」的進步政策，卻讓加州淪為「零元購天堂」。小偷光明正大行竊，警方不願出警，商家紛紛撤出，受害的始終是基層民眾。2025 年的 AB1333，更進一步收緊正當防衛權。表面上是「避免濫用暴力」，實際上卻讓守法公民無法自衛。當人民面對攻擊卻被迫撤退，法律已經不再是盾牌，而成為壓迫守法者的枷鎖。這些法案反映出民主黨的虛偽文化：一邊高喊人權與平等，一邊卻放任犯罪滋長，犧牲社會安全。台灣的鏡像：連三敗的警訊台灣民進黨八年執政，也一再忽視民意。2018 地方選舉：僅剩 6 個縣市，痛失高雄、台中。2022 九合一：更慘，只守住 台南、高雄、屏東、嘉義縣、澎湖 五縣市，創歷史新低。2024 總統與立委：雖險勝總統大位，但國會失守，成為跛腳政權。敗選原因與加州問題如出一轍：高房價、低薪資、司法改革跳票，改革承諾流於口號，基層民眾只感受到疏離與失望。民進黨和加州民主黨一樣，表面是「進步政黨」，但在人民眼裡卻是「遠離現實的政黨」。結語美國民主黨在加州的失敗，不是輸給川普，而是輸給自己。台灣民進黨的連三敗，也不是輸給國民黨，而是輸給傲慢。當人民沒有安全感，當青年買不起房、看不到未來，再多的民主口號都成為空殼。民主的真諦是責任與平衡。若進步政黨繼續迷失在虛幻的價值，而忽視基層的安全與生活，那麼不論在美國還是台灣，最終都將被人民用選票推翻。

真傳一句話，假傳萬卷書副標題：從八年改革經驗出發，台灣下一步要更貼近民心文／蕭錫惠過去八年，台灣推動了多項重大改革：年金制度、婚姻平權、國防自主、疫後重建……這些努力不僅讓台灣在國際舞台上更受矚目，也為未來發展奠定了基礎。然而，幾次選舉結果揭示了一個現實：人民渴望的不只是改革的數字與報表，而是生活中真切的改善與心中踏實的安全感。改革的成就與挑戰這些年，我們聽到許多振奮人心的名詞：轉型正義、居住正義、能源轉型、長照 2.0、數位國家……這些理念無疑重要且充滿願景，但若執行時無法真正觸及民眾痛點，就容易淪為口號。長照服務：申請流程繁瑣、照服員人力不足，許多家庭覺得負擔並未減輕。居住正義：房價不斷攀升，特別在都會區，年輕人與中產階級難以負擔。司法信任：改革進度緩慢，民眾對司法公正性的信心仍不足。這些落差提醒我們：政策不只是冷冰冰的專案，更是一份情感承諾。人民需要的不是「政府在做事」的訊息，而是「生活真的變好」的切身感受。賴清德政府的契機賴清德總統上任，正值總結八年經驗、開創新局的關鍵時刻。我認為政府可從三個方向著力，讓政策更貼近民心：一、聚焦痛點，少說空話每項政策都應回答：「它改善了誰的生活？」政府應集中資源處理民眾最關切的議題——房價、能源、教育、司法、國防等，減少華而不實的宣傳，讓政策回歸解決問題的本質。二、簡化流程，提升便利性對民眾而言，「好用」比「複雜完善」更重要。長照、社福補助、公共服務應做到一站式整合，流程簡單、資訊透明，讓民眾願意用、用得安心。例如，可利用數位平台簡化長照申請，減少基層家庭奔波之苦。三、真誠溝通，重建信任遇到挑戰時，政府應坦率說明政策困難與時間表，讓人民理解改革的進度與限制。人民願意給時間，但前提是感受到政府的真誠與方向。只有公開透明的溝通，才能累積長久的信任。結語：以真心換信任台灣人民理性且包容，願意給政府機會。但華麗的詞藻不能取代實質行動。唯有讓人民感受到政府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感受到生活的真實改變，台灣民主才能凝聚更大的力量。賴清德總統若能從八年經驗汲取教訓，以民眾痛點為核心，推動簡單、透明、有效的政策，台灣的下一步必能更穩健、更貼近民心。

用跑的跟上 AI：黃仁勳給台灣人的行動藍圖 文／蕭錫惠 AI 革命不再是科幻，而是正在改變每個人的生活與產業。輝達執行長黃仁勳提醒，「要用跑的才能跟上 AI 的速度」。 這句話不是比喻，而是時代的警鐘：AI 的進步已經快到，若只是觀望，就會被拋在後面。 國家層級：AI 是新基礎建設 台灣是半導體重鎮，卻不能只當世界工廠，更要成為世界 AI 的「試驗場」。政府應投資國家級算力中心，確保 AI 訓練不受外國掣肘；推動從中小學到大學的程式教育與數位素養，培養跨領域 AI 人才；並制定 AI 法規，防堵深偽、假訊息，守護民主與資安。 企業層級：從觀望到落地 企業不能再把 AI 當「新聞話題」，而要讓每個部門嘗試應用：客服自動回應、財務報表分析、行銷內容生成，全面導入 AI 提升效率。 同時要培養懂技術也懂業務的「AI 翻譯員」，把 AI 真正融入流程，快速試錯、快速迭代產品，才能搶得先機。 學生與青年：AI 是超能力 對學生而言，AI 不是威脅，而是外掛能力。從整理筆記、練習寫程式、跨領域專案，都可以用 AI 放大產出。要學的不只是知識，而是「如何問好問題」，成為 AI 原生世代的創造者，把專案上傳 GitHub、Kaggle，建立作品集與個人品牌，讓世界看到台灣青年。 創業者：AI 是新的起跑線 AI 降低了創業成本，任何人都能用 AI 快速做出最小可行產品（MVP），驗證市場需求。 台灣創業團隊應善用自身在半導體、製造和雙語人才的優勢，設計全球市場都能使用的產品，並串連學界與產業資源，形成完整生態系。 AI 時代沒有慢車道，只有起跑與落後的差別。 黃仁勳的話提醒我們：今天就開始跑，才能在明天站上世界舞台。

檢察官的中立只是理想？台灣司法該面對的落差副標題：從冤案到媒體審判，檢察文化亟需改革文／蕭錫惠台灣《刑事訴訟法》第251條明定檢察官如認犯罪嫌疑不足，應作不起訴處分；大法官釋字第582號更強調檢察官在偵查中應保持客觀立場，不僅要蒐集不利於被告的證據，也要積極蒐集有利證據。這些規範本意，是要避免檢察官淪為單純「控方律師」，讓刑事訴訟保持攻防平衡。然而回顧司法史與現實，這樣的「客觀中立」往往停留在法律條文中，鮮少在實務中落實。檢察官的考核與升遷，長期與「起訴率」「定罪率」掛鉤，形成績效導向文化，使檢察官傾向起訴以求結案，而非真正查明真相。冤案因此層出不窮：蘇建和案、江國慶案、邱和順案，都是檢方過度依賴自白、忽視有利證據的典型案例。這些案件雖經多年平反，但也反映檢察體系欠缺自我糾錯機制，甚至「檢察一體」制度下，上級檢察長仍能指揮個案處理，增加政治介入與偏頗風險。更嚴重的是，偵查不公開在高知名度案件中形同具文。檢方或不明來源的訊息時常流出，媒體鋪天蓋地報導，形成輿論審判。以近期柯文哲遭羈押延長案為例，雖然羈押庭不公開，但案件細節幾乎每天見諸媒體，社會早已形成有罪印象。這樣的「半公開」對被告名譽傷害更甚於審判本身，也破壞了無罪推定。司法改革必須從檢察文化改變開始：第一，去除起訴率與定罪率的績效考核，以程序正義、冤案防止為核心指標；第二，強化檢察官對有利證據的調查義務，並將蒐集結果同步揭露給辯方閱覽；第三，建立檢察官外部評鑑與問責機制，避免檢察體系自我封閉；最後，對於偵查中訊息外洩與媒體審判，應加強追查與懲處，並建立定期透明的官方訊息發布機制，平衡社會知的權利與被告名譽保障。檢察官的角色，不該只是「定罪機器」，而是司法公正的守門人。唯有檢察官真正落實客觀中立，台灣的司法才能重拾人民信任，避免下一個冤案的悲劇。

貪污案審到卸任，法律還有威嚇力嗎？副標題：從顏寬恒到馬英九，國民黨的廉政危機與司法遲延顏寬恒助理費案，二審維持有罪判決，刑期七年十月、褫奪公權三年，並限制出境八個月。然而，判決尚未確定，他仍能繼續擔任立法委員、參與國家重大法案表決，甚至可能等到三審判決確定時，已經做完四年立委。法律應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如今卻讓人質疑：還有多少震懾力？國民黨的兩個鏡像案件顏寬恒與馬英九，雖代表不同世代，卻同屬國民黨體系。前者被控詐領助理費，公帑入私帳，侵害最直接的納稅人利益；後者則牽涉「三中案」，國民黨黨產交易疑有圖利、賤賣之嫌，影響層面牽動整個轉型正義。兩案共同呈現國民黨長年未解的利益分配文化：既未切割威權遺緒，也未建立真正的廉政自律機制。司法遲延，變相免責台灣的三審終審制原意是保障人權，避免冤獄，然而實務上卻常成為拖延戰術的保護傘。馬英九案自2018年起訴、2021年一審無罪，二審竟拖到2025年底才宣判，光二審就耗時四年。顏寬恒案若再上訴，也很可能一路拖到2027、2028年才定讞，形成「做完立委才坐牢」的荒謬情境。對人民而言，這種曠日廢時，等同變相免責。停職機制缺位，國會形象受損現行法律沒有規定「一審有罪即停職」，涉貪立委可繼續行使職權、甚至左右國家預算與法案。立法院若不正視這種制度漏洞，公信力只會持續流失。相比之下，美國國會設有倫理委員會，韓國則能對總統貪腐案啟動特別檢察官程序並加速審理，政治倫理與司法程序並行，迅速回應民意。建立「廉政特快車」，重建信任台灣要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心，必須從制度著手：設立針對重大貪瀆案的「廉政特快車」，要求二審、三審在一年內結案，避免冗長拖延。引入停職制度，對一審有罪、刑期三年以上的公職人員，立法院或中選會應能依法先行停職。政黨應自律，先行停權或勸退涉案成員，而非護航到最後一刻。民主需要更高標準司法判決不是唯一的責任終點，公職人員更應自我要求、對人民負政治責任。顏寬恒案與馬英九案，正提醒我們：如果繼續容忍貪瀆案件「審到卸任」，法律將淪為政治人物的時間籌碼，而不是守護廉潔的利劍。現在，是時候推動改革，讓法律不再是紙老虎，讓人民重新相信正義。

七十萬的機器狗，買到的是創新，還是國安風險？作者：蕭錫惠最近媒體揭露，台北市政府規劃採購「智慧巡檢機器狗」，單價竟高達 七十萬元。這引起社會譁然，因為同款「宇樹 Unitree Go2」在淘寶上只要 約六萬元台幣即可入手。為何到了政府手中，價格會翻十倍？價格灌水：六萬變七十萬在淘寶平台，Unitree Go2 基本款售價約 1.3 萬人民幣（約 6 萬台幣）；台灣代理商含控制器販售，也不過 八萬元。若政府需要額外加裝光達、紅外線鏡頭、氣體感測器，並整合雲端平台與教育訓練，合理價格應落在 20～30 萬元之間。然而，標案卻沒有公開明細，只籠統標示「智慧巡檢系統」，單價飆升至 70 萬。這樣的「模糊標案」，最容易成為圖利特定廠商的手法，也難怪社會懷疑這筆錢是否「水分過高」。更大的隱憂：中國製品的資安陷阱其實，比價格更可怕的是 中國製造的國安風險。資料回傳：若韌體與伺服器設在中國，影像、地圖數據都可能被送回北京，成為情報資源。遠端操控：四足機器狗並非玩具，它能巡邏、載重，若遭惡意入侵，甚至可被操控成「移動的間諜」或「破壞工具」。統戰滲透：從大疆無人機、海康威視攝影機，到這次的「機器狗」，中國製智慧產品早已被國際證實是滲透管道。若台灣還大量採購，無異於自己打開大門，讓敵人安裝監控器。公帑與國安，都該更嚴格把關科技創新是好事，但前提是 透明與安全。一隻六萬元的淘寶機器狗，變成七十萬的政府採購，不只浪費人民血汗錢，更可能引狼入室，把國安漏洞擺在街頭。如果市府真心要推智慧應用，請公開列出採購清單與成本結構，並且 嚴格禁止中國製造的關鍵元件。否則，納稅人的錢花下去，不只人民荷包受損，更可能換來一隻替北京巡邏的「看門狗」。

外來政權史觀下的真代價： 金融洗劫、土地奪權、制度奴役、財政不公  ◎蕭錫惠  中共藉「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包裝統一的假象，國民黨則沉迷於「抗戰」「光復」的歷史話語，把中國史觀強加於台灣。兩者看似對立，卻如自由時報社論所言：「一個樣」。  然而更該直視的是，這種外來政權史觀，在台灣帶來的不是榮耀與繁榮，而是沉重的代價——金融洗劫、土地奪權、制度奴役與財政不公。  一、金融洗劫：四萬換一 1949 年， 國民黨敗退來台，立刻以「四萬換一」洗劫全島。舊台幣瞬間崩潰，人民畢生積蓄付之一炬。黨國高層則藉機轉移黃金與美元，自保有餘。這不是「接收台灣」，而是第一波大規模的金融掠奪。  二、土地奪權：三七五減租  1950 年代推動的「三七五減租」和土地改革，表面是解放農民，實際卻是瓦解本土地主階層，削弱台灣社會自主力量。農業剩餘被徵收，用於「米糖換工業」政策，成就黨營壟斷企業。農民雖得一時喘息，卻被長期壓榨，台灣社會結構被改造。  三、制度奴役：軍公教特權體制  國民黨建立軍公教福利鐵桶，以高考、年金、升遷等機制綁住忠誠，成為統治的基礎。人民繳稅供養特權集團，本土世代卻被壓抑。這種「軍公教奴隸制度」，在社會公平的名義下，把不平等制度化。  四、財政不公：外省人優先  數十年來，中央資源、國營事業、教育與補助，都明顯傾斜外省群體。本土世代被邊緣化，社會階級固化。今天的年金黑洞、國營事業包袱與財政赤字，正是這種長期偏差的歷史後果。  結語：還歷史於人民  所謂「光復」，對台灣而言並非自由的開始，而是另一場苦難。二二八、白色恐怖、戒嚴專制，都是外來政權史觀的延伸。今天我們享有的民主與繁榮，並非國民黨的恩賜，更不是中共所謂的「祖國照拂」，而是台灣人民數十年抗爭與血淚換來的果實。 因此，揚棄外來政權史觀，不只是拒絕中共的統一敘事，更是徹底揭穿國民黨七十餘年的奪取史。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掌握歷史的主體性，把未來交給台灣人民。

感謝李洋，台灣運動的新起點副標：放下三千萬代言，扛起全民體育責任作者：蕭錫惠放下代言金如山，扛起責任重如天。一身榮耀歸全民，台灣體育啟新篇。行政院宣布新成立的「運動部」將由兩屆奧運金牌得主李洋出任首任部長。社會第一時間的反應是驚訝，但很快轉為敬佩。因為李洋選擇放棄一年三千萬元的代言收入，毅然走入政策現場。這不是一場個人的職涯轉折，而是一份對全民體育的莊嚴承諾。對運動明星而言，商業代言不僅是收入來源，更是名聲與舞台的象徵。但李洋公開強調：「已完成所有合規程序，確保公私分明。」這句話意味著，他不讓私人利益干擾公務，願意以誠信換來社會信任。這樣的抉擇，比金牌更稀有，也比金錢更珍貴。台灣體育的困境眾所皆知：基層訓練資源不足，場館設施老舊，菁英選手待遇不穩，退役後更是前途茫茫。過去這些問題常被喊成口號，卻難以落實。如今由一位親身經歷過血汗歲月的選手接掌運動部，至少代表改革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政策，而是來自一個真正懂痛點的人。然而，改革絕不可能靠李洋一人完成。運動部能否推動制度革新，仍需國會支持、政府資源與全民監督。李洋已經放下三千萬代言收入，扛起的是全民的期待與責任；而我們每一位公民，也該扛起另一半的責任——給予支持，並在必要時勇於監督。李洋的犧牲，短期看是金錢上的損失，但長遠來看，卻是對台灣體育未來的投資。他讓我們看見，運動員不只是奪牌英雄，也能成為公共治理的推手。體育不只是娛樂或榮耀，而是國民健康與國家發展的基礎工程。因此，我們要感謝李洋，更要行動支持他。因為他已經以個人的代價，替全民開啟了一條新的道路。接下來，能不能讓這條路走得穩、走得長，就看我們是否願意成為改革的後盾。

台灣也需要「戰爭部」──正名就是最強的戰略作者：蕭錫惠美國前總統川普拋出要將「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改回「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的構想，引發熱議。表面看似強硬，但若從戰略角度來看，這其實是一種正名思維。因為「防禦」與「戰爭」的語言，不只是名稱差異，而是決心與意志的象徵。台灣同樣面臨中共步步進逼，更應該誠實檢視，「國防部」這個名稱，是否足以反映我們所面對的時代現實。中共已經不再顧忌當中共軍機早已常態化越過海峽中線，軍艦繞行台灣，甚至無人機飛臨金馬前線時，我們其實已經處於「準戰爭狀態」。這不是抽象的潛在威脅，而是隨時可能擦槍走火的真實風險。此時還用「國防」一詞，反而掩蓋了台灣所處的險境，讓民眾以為戰爭還很遙遠。事實上，我們每天都在戰爭陰影下生活。語言就是戰略名稱不是小事，它本身就是戰略。「國防部」：聽起來偏向守勢，好像我們只要防守就行。「戰爭部」：則是正視敵人已經兵臨城下，提醒全民這是一場攸關生死的戰爭。川普敢於直白，正是要打破「假和平」的自我安慰。台灣若能跟進改名，便能在語言上完成一次心理動員。只有當人民真正理解戰爭不是遙遠的可能，而是迫在眉睫的現實，才會凝聚起全民備戰的意志。不必在乎中共的批評有人可能擔心，台灣若將「國防部」正名為「戰爭部」，會遭中共指控為挑釁。但事實是，中共何曾在意過我們的語言克制？我們喊「和平」、「交流」、「國防」，它一樣軍演壓境、經濟脅迫。既然如此，台灣更應該勇敢承認現實。對內，正名能凝聚社會；對外，盟友也能理解我們的清醒，知道台灣沒有沉迷於幻想，而是嚴肅準備。正名的真正意義台灣若將「國防部」改為「戰爭部」，不只是換一塊招牌，而是：對內：提醒政府與人民，備戰才有生存，決心就是最強的武器。對外：讓國際社會清楚，台灣了解自己處境，願意承受戰爭壓力。對敵：向中共釋放訊號，我們不是被動防守，而是有準備、有決心的抵抗力量。戰爭不是我們所求，但如果敵人已經拿著槍對著我們，還在講「防衛」，就是自欺欺人。正名為「戰爭部」，既是誠實的警告，也是堅定的心理動員。台灣若要活下去，就不能再依賴「和平假象」，而要勇敢承認真實，才能凝聚全民，建立真正的安全。

十年優勢落幕，賴清德的謙卑試煉──三次敗選的警鐘，民進黨唯有禮賢下士才能再起作者：蕭錫惠日本學者小笠原總結指出，民進黨自2014年至2024年的相對優勢已經落幕。這十年間，民進黨憑藉太陽花世代的支持、兩岸危機意識以及國民黨的失敗，連續掌握總統大位與國會多數，甚至在國際上站上「民主防線」的核心。然而，2018、2022、2024三次選舉的連續挫敗，卻清楚宣告：民意的耐心正在消耗，優勢不再是理所當然。問題不僅在政策，更在政治文化。蔡英文八年執政，雖然穩定兩岸局勢、推動能源轉型，但在用人風格上卻留下「官大學問大」的印象。許多部會首長與幕僚偏向小圈子或形象牌，對專業建言充耳不聞。當官僚體系只習慣向上討好而非直言進諫，專業逐漸被架空，政策就流於口號，無法回應民生痛點。2018九合一大敗，2019補選與2020總統選舉僥倖過關，但2022再度潰敗，2024雖然保住總統，卻失去國會主導權。這三次重大挫敗，反映人民對「傲慢無感」的反撲。民進黨的十年優勢，並非被國民黨奪走，而是被自己消磨殆盡。如今賴清德總統上任，正面臨一場「謙卑試煉」。他能否做到「禮賢下士」，將決定民進黨是浴火重生，還是徹底沉淪。醫師出身的他，懂得專業合作的重要，也有地方治理的經驗。但若仍陷於派系分贓、聽不進異議，再大的改革決心也會被架空。能源、長照、司法、國防，這些高度專業領域，都需要真正讓專業領航，而不是政治凌駕。「得人者興，失人者亡。」民進黨的十年優勢已然落幕，但歷史並未結束。賴清德若能把失敗轉化為謙卑的力量，廣納專業與異議，仍可能在困境中再起；若繼續自我封閉，那麼淘汰，只是時間問題。

平溪鐵軌天燈：觀光浪漫與法規罰鍰的拉鋸戰◎蕭錫惠（自由評論人）平溪老街因「放天燈」聞名國際，鐵軌成為最經典的拍照背景，吸引無數遊客慕名而來。然而，近期一名YouTuber與家人在鐵軌上放天燈拍照，遭民眾檢舉後被依《鐵路法》裁罰新台幣1萬至4萬元，引發爭議。事件迅速在社群發酵，遊客訝異「經典畫面竟然違法」、當地業者則憂心「嚴格執法將重創觀光」。觀光與法規的矛盾對遊客而言，鐵軌天燈早已是宣傳手冊、旅遊節目的既定印象。許多外國人遠道而來，心中就是要在鐵軌上放天燈、拍照留念。當他們在現場才發現「禁止通行」的告示牌，甚至遭遇高額罰鍰，自然覺得困惑與不滿。對當地攤商來說，鐵軌天燈就是吸引人潮的靈魂，若遊客被嚇跑，整條老街的經濟將受到重擊。然而，鐵軌畢竟屬於列車通行路線，涉及公共安全。即便平溪線班次不多，一旦遊客蜂擁而至，難保不會發生意外。主管單位選擇依《鐵路法》執法，確實有法源依據。問題在於，這項規定並未與觀光行銷同步溝通，導致「政府推廣的畫面」與「現場嚴格取締」呈現兩張面孔。選擇性執法的質疑更引發民怨的是「選擇性罰款」的觀感。許多遊客與業者抱怨，平日大批人潮都在鐵軌放天燈，卻只因有人拍片或遭檢舉才開罰，讓人質疑警察「不食人間煙火」，甚至懷疑地方政府與警察單位各行其是，形成「兩個國家、兩種政府」的荒謬景象。政府的責任此案凸顯新北市政府與警察單位欠缺整合。若地方以「放天燈」作為核心觀光品牌，卻又未妥善規劃專屬安全場域，只靠懲罰來嚇阻，最後受傷的將是整體觀光產業。市府若真重視安全與產業平衡，應設置「合法天燈釋放區」或導入交通管制、專用月台等配套，讓遊客既能體驗浪漫，又不必冒著違法風險。結語平溪鐵軌天燈事件，不只是一起罰鍰新聞，而是觀光行銷與安全法規碰撞的縮影。當警察嚴格執法與市府觀光宣傳彼此脫節，民眾感受到的就是「混亂與不公」。唯有政府統一立場、提出配套，才能避免「浪漫天燈」淪為「罰單陷阱」，也才能真正守護平溪的觀光生命線。

薪水四百萬，財產卻暴增三千六百萬蔣萬安能不交代清楚嗎？◎ 蕭錫惠監察院公布最新一期廉政專刊，揭露台北市長蔣萬安在 2022 年與 2024 年之間的財產變化：存款從 1,669 萬元暴增至 3,618 萬元，增加近 1,949 萬元，同時一筆 1,711 萬元的房貸也已完全清償。換句話說，短短兩年間，蔣萬安的財務「淨增加」約 3,660 萬元。然而，讓人質疑的正是這個「數學題」。依據北市人事處資料，直轄市長的薪資比照部長級，月薪 19 萬元，一年本薪約 228 萬，加上年終獎金 28.5 萬，合計 257 萬。再加上「特別費」每年約 300 萬，其中一半可不必核銷、等同入袋，約 150 萬。合計起來，直轄市長年收入大約 407 萬元。直轄市長收入結構（以台北市長為例）項目金額 (新台幣)說明本薪約 228 萬/年月薪 19 萬 × 12 月年終獎金約 28.5 萬/年最高 1.5 個月薪水本薪 + 年終257 萬/年固定薪資特支費（總額）約 300 萬/年市長「特別費」預算特支費可入袋部分150 萬/年一半免核銷，視同所得合計年收入約 407 萬/年257 萬 + 150 萬兩年下來，蔣萬安合法收入頂多 814 萬元，即使一毛不花，也遠遠無法解釋為何存款能增加 1,949 萬，更不可能同時清償 1,711 萬房貸。實際財務淨增加 3,660 萬，與收入落差至少 2,800 萬元，這正是社會疑慮的核心。如果這是投資獲利，請清楚揭露；如果是家族贈與，請依法申報課稅；如果另有收入來源，更應該攤在陽光下讓市民檢驗。身為直轄市長，不只是政治人物，更是全民公僕，其財產透明與誠信直接牽動政府廉潔的信任度。檢調單位過去對許多地方首長「財產來源不明」都會主動偵辦，如今蔣萬安的數字差距如此明顯，檢察官能否視若無睹？若選擇性辦案，社會將合理懷疑司法對權勢人物存在雙重標準。財產申報制度不是例行公事，而是反貪腐的基礎設計。蔣萬安的財產暴增，顯然無法用單純薪水解釋。既然人民有疑問，蔣市長應主動公開說明，檢察官更應依法查明金流，還社會一個清楚交代。唯有如此，才能守護政治的清廉與司法的公信。

中國落地招待與低價旅遊：恐已觸犯國安三法近年來，中國對台統戰的手法，不再只是政治口號，而是日常化的「招待與補貼」。無論是「機票自付、落地全包」的低價團，還是「宗教交流、文化參訪」的名義，只要涉及由中國台辦或附隨組織出資補貼，其背後都隱藏著法律風險與國安危機。反滲透法的明確規範依《反滲透法》第二條，凡「境外敵對勢力」即包括中國政府及其統戰機構。第七條更明文禁止接受境外敵對勢力提供資金或其他利益，進而影響政治行為。換言之，若有里長、民代、團體成員接受中方落地招待，並在回台後於選舉場合表態，就已可能涉及違法。司法實務上已有案例：屏東「統一聯盟黨」地方幹部因安排統戰旅遊，2025年二審即遭判刑四年半；新北永和區里長組團赴陸，被認定接受中方利益，也判刑一年半。這些判決清楚示警：低價旅遊不是單純的便宜行程，而是國安法律所禁止的滲透管道。灰色地帶與社會誤解部分人認為「我自己付機票，行程只是參觀旅遊，怎會違法？」然而，檢調查辦發現，只要行程內容是由中國官方安排、補貼食宿，甚至強制要求參觀統戰館舍，就已具備「接受利益」的事實。若再結合返台後的政治發言，構成要件就十分完整。即使最後有個案被判無罪或不起訴，那也只是因證據不足，而不是代表「這樣做就是安全的」。公民的自保之道國安三法的立法精神，是要防止民主社會淪為對岸統戰的溫床。里長、宗教團體或基層社會人士，若因貪圖便宜旅費而捲入其中，不僅可能失去清譽，更可能背上刑責。最安全的做法只有一條：拒絕落地招待，全程自費，公開透明。任何「不合理低價」「免費吃住」的安排，都應果斷拒絕。結語統戰的陷阱，往往披著交流的外衣。國安三法不是限制交流，而是劃出底線：不容民主被收買，不容社會被滲透。唯有堅守規範，台灣才能確保人民自主選擇，不受敵對勢力操弄。

把元朝、清朝當成中國民族的歷史詐騙◎蕭錫惠一、前言：歷史敘事與政治操弄在中國的官方歷史敘事中，元朝與清朝被描述為「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古族、滿族被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其疆域則被宣稱為「自古以來的中國領土」。然而，這並非單純的歷史研究，而是帶有強烈政治意圖的話術操作。其核心目的，是將外來征服政權包裝為「民族融合」，以掩蓋血腥征服的真相，並為現代中國的領土主張提供正當性。這種敘事不僅歪曲史實，更企圖建構一個國族神話，藉此合理化包括台灣在內的疆域，將之強行納入「中國固有領土」的想像。二、元朝：蒙古帝國的中原殖民政權外族起源：元朝（1271–1368）由蒙古人建立，其根源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一個橫跨歐亞的軍事征服體。1279年滅南宋，終結了漢人政權的自主。武力征服：元軍入侵中原伴隨大規模屠殺與暴力鎮壓。1275年常州屠城、1276年臨安陷落後的血腥屠戮，馬可波羅也曾描述蒙古軍的毀滅式政策，凸顯其統治的殖民本質。種族等級：元朝實施「四等人制」──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蒙古人位居權力頂端，漢人與南人被邊緣化，僅能有限參與政務。這是一種赤裸的殖民階層制度，而非平等共存。文化隔閡：元朝以蒙古語與畏兀兒文為官方文字，漢語居於次要地位。雖然科舉制度在後期恢復，但範圍狹窄，難掩族群隔閡。儘管如此，元朝仍留下若干文化交流的遺產，如元雜劇的繁榮與「站赤」驛站制度。但這些多屬於鞏固政權的工具，而非平等的文明融合。三、清朝：滿洲貴族的征服政權外族起源：清朝（1644–1912）由滿洲人（女真族後裔）建立，起源於努爾哈赤的後金政權。1644年，清軍趁明末動亂，在吳三桂引兵入關下迅速奪取中原。武力與鎮壓：清軍入關後大肆屠戮。《揚州十日記》記載的「揚州十日」、以及嘉定三屠，造成數萬漢人慘死。1645年更頒布「剃髮令」，強迫漢人改變傳統習俗，引發遍地反抗。政治隔離：清廷以八旗制度、滿漢分治及禁止通婚，維護滿洲貴族長期特權。滿人集中居於北京內城旗人區，高官幾乎皆由滿人壟斷。更荒謬的是，即便身為國家大臣，在皇帝面前仍必須自稱「奴才」（滿語 aha）。這不僅是封建禮儀，更是制度化的羞辱，揭示漢人在滿清統治秩序中的附庸地位。漢化策略：康熙以後推動漢化政策，如編纂《康熙字典》，以爭取漢人合作。但這並非平等交流，而是殖民者適應環境的統治術。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則顯示其對漢人思想的嚴厲箝制。清朝雖延續科舉、孕育出《紅樓夢》等文化成果，但不能掩蓋其征服者本質。滿漢隔閡與壓迫始終存在。四、從「征服」到「民族融合」的話術轉換中國官方將元、清塑造成「中國民族政權」，主要透過以下幾種操作：時間稀釋：以數百年歷史距離淡化血腥屠殺與壓迫，改述為「多民族交流」。疆域正當化：將元朝的帝國版圖與清朝的藩屬地區直接等同於「中國固有領土」，藉此支撐今日對西藏、新疆、蒙古甚至台灣的主權主張。族群神話化：20世紀以來的「中華民族」概念，將彼此語言文化迥異、甚至曾經敵對的民族，硬塞進「一家人」的敘事。這是一種選擇性的歷史利用，與俄羅斯將金帳汗國納入歷史、日本歌頌殖民帝國榮光如出一轍。五、為何說這是一場歷史詐騙？篡改史實：元、清皆屬外來武力征服政權，與漢族本土政權本質不同。將之納入「中華民族」框架，是對受壓迫群體歷史記憶的否定。抹消對立：忽視元朝四等人制、清朝滿漢分治，硬將蒙古人、滿人視為「同胞」，是一種偽裝的歷史共融。政治目的：透過元、清疆域來證明今日中國對邊疆與台灣的「主權」，但實際上與現代主權概念毫無對應。需要補充的是，漢族政權如唐、明對邊疆的軍事拓張，也有殖民性。但這並不能抹去元、清的外族征服性質。六、台灣更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常以元、清統治作為「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的依據，然而根本站不住腳：元朝對台灣：僅於1279年設澎湖巡檢司，未及台灣本島。瓷器出土僅能證明貿易往來，無法證明統治。清朝對台灣：1683年擊敗鄭氏政權後設台灣府，統治範圍僅限西部沿海，東部原住民長期自治。清廷甚至實施「渡台禁令」，限制漢人遷移。國際法層面：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清朝主權自此終結。1945年後台灣由盟軍託管，1951年《舊金山和約》明文日本放棄台灣，但未指派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未統治台灣，其主權主張毫無法理依據。歷史脈絡：台灣歷經原住民、荷蘭、鄭氏、清朝、日本與中華民國的多重治理，其歷史脈絡獨立而多元，無法簡化為「中國的一部分」。換言之，以元、清的殖民史來證明台灣歸屬中國，是一場雙重詐騙。七、結語：拒絕謊言，還原真相歷史不該成為政治謊言的工具。承認元、清是外族征服政權，不代表否定它們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而是要揭露其殖民與壓迫本質，戳破國族神話的謊言。台灣的歷史顯示其特殊性與自主性，不容被捆綁於中國的虛構國族敘事之中。唯有拒絕謊言、正視事實，才能拆解國族主義的迷障，為亞洲與世界的和平建立真正誠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