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榮啦~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一名民眾試圖撥打中共國家信訪局的電話「010-68015310」，電話撥出後，屏幕卻始終停留在「正在撥號」，不僅沒有任何鈴響，手機的信號圖標竟然瞬間變灰，連行動網路也一併斷開。更詭異的是，一旦掛斷電話，信號便立即恢復正常。這種彷彿進入「電磁屏蔽區」的異象，在多次嘗試無果後，換了一支手機撥打竟能立刻接通。這背後代表的意義顯而易見——這不是技術故障，而是針對特定對象的「精準維穩」。 對於習慣電信服務品質與隱私保障的台灣人來說，這簡直是科幻恐怖片的劇情。但在中國，這似乎已是訪民與異議人士的共同日常。電信公司對外宣稱手機與網路一切正常，實際上卻在系統後台設置了特定的屏蔽機制。當你的號碼被列入「重點關注」名單，你與政府溝通的管道便被物理式地切斷了。諷刺的是，這個單位的名稱叫作「信訪局」，本應是民眾反映問題、尋求救濟的窗口，如今卻成了「數位高牆」防範最嚴密的地方。 這種「消失的信號」揭示了極權統治下的新手段：維穩不再只是街頭的黑衣人，而是潛伏在光纖與訊號塔裡的演算法。當一個人的手機號碼與身分證號深度綁定，他的數位生命便完全掌握在權力者手中。你以為你擁有通訊的自由，但其實你的每一通電話是否能接通，取決於你的「政治安全值」。 這種現象反映出一個深層的悲劇：在缺乏民主監督的體制下，科技不再是為了便利溝通，而是為了更高效地禁錮聲音。當一個國家強大到連一通求助電話都容不下，甚至要動用電信屏障來對付手無寸鐵的民眾時，那種所謂的「盛世」背後，究竟藏著多少不敢示人的恐懼？

網紅文化早已是社會多元聲音的一環，無論是探討階級、針砭教育，甚至是大方炫富，只要不觸犯法律，皆屬言論自由的範疇。然而，隔著一條海峽，近期中共發起的「清朗行動」卻讓我們看見了一場令人窒息的「網路大清洗」。這場由習近平親信蔡奇主導的整治運動，正以重拳之姿，將一個個擁有數千萬粉絲的頭部網紅徹底抹除，其手段之狠、範圍之廣，不僅讓中國網民感到窒息，也讓身處自由社會的我們，看見了數位極權下最荒謬的一幕。 這次被清算的對象五花八門。擁有200萬粉絲的戶晨風，因將用戶區分為「精英」與「底層」而被封殺；曾被視為「流量密碼」的張雪峰，即便其言論中不乏對台動武的極端立場，依然難逃「學歷無用論」的緊箍咒；而遊戲主播藍戰非則因炫富與提倡不婚等違背官方傳統價值觀的言論遭殃。這些案例背後傳遞出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在中共的網路領地裡，任何「非官方定義」的價值觀，即便只是生活方式的分享或社會觀察，只要擁有過高的輿論影響力，就會被視為威脅。 這場行動打著「整治網路環境」的旗號，實則是對所有不受控輿論的精準打擊。在中共看來，網紅與自媒體的壯大，意味著官方對意識形態壟斷權的流失。當千萬級別的網紅能夠引領社會思潮，無論其觀點是激進還是世俗，都成為了政權眼中的「不安定因素」。這種恐懼甚至超越了政治立場——即便你曾是體制的擁護者，只要你的聲音大到讓當局感到不安，隨時都可能成為被犧牲的代價。 我們看到一個宣稱強大的國家，竟然對網路上的「炫富」或「階級論壇」感到如此風聲鶴唳，不惜動用國家機器將其「全網消失」。這種「清朗」並非為了澄清真相，而是為了達成輿論的「清零」，讓網路空間只剩下單一、平庸且絕對服從的聲音。當網紅不再能自由表達，當多元價值被強行校準，那個社會所剩下的，便只有死水般的沉寂。這場網路寒冬，正無聲地宣告著：在極權之下，沒有人是真正安全的，即便是那些曾以為躲在流量盾牌後的千萬網紅。

近期台灣將抖音（TikTok）、微博等平台列為「資安高風險」產品，在兩岸輿論場引發了不少討論。北京當局對此往往以「剝奪自由」或「歧視對待」進行譴責，但在台灣讀者的視角來看，這並非台灣拒絕交流，而是這些平台早已在政治意志的滲透下，從單純的社群工具轉化為精準的統戰利器，迫使民主社會不得不築起防禦的高牆。 事實上，台灣人對於資安與滲透的擔憂並非憑空而來。當一個社交平台必須配合特定政權進行嚴格的言論審查，且數據流向充滿不透明性時，它就不再是一個自由的交流空間。如果你家裡的通訊工具天天被用來投放特定立場的訊息、散布真假難辨的資訊，甚至試圖潛移默化地改變大眾對公共事務的認知，任何有危機意識的政府都無法坐視不管。這不是台灣不願交流，而是北京政府親手將這些技術工具「武器化」，讓原本正常的數位互動變得極度不正常。 更令人感到諷刺的是，北京一邊批評台灣限縮自由，卻對內實施著全球最嚴密的網絡封鎖。中國大陸的年輕人現在連在這些平台上說句實話都要擔心被封號、禁言，甚至面臨現實生活的騷擾。這種極致的「雙重標準」，讓所謂的「促進交流」顯得極其虛偽。當大陸政府將所有民間平台都納入意識形態監控的範疇時，它就已經主動切斷了與外部世界平等對話的可能性。 我們並不反感與大陸民眾交流，甚至許多人也欣賞對岸的創意內容。我們真正反感的是政府將一切過度政治化的手段。當交流不再是基於自發與真誠，而是充斥著帶風向的網軍與背後的審查陰影，這種「交流」只會帶來猜忌與疏離。 如果北京真心希望贏得信任，應該做的是拆掉防火牆，讓兩岸青年能在同樣的自由標準下對話，而不是一邊搞認知作戰，一邊指責別人的自我防衛。當中國政府不斷輸出這種高壓的審查文化時，不僅台灣人會感到不信任，連追求真實生活的大陸民眾也會感到失望。這場資安風暴的始作俑者，從來都不是加強防範的受眾，而是那個將手指伸進螢幕背後的操盤手。

近日在大陸社群平台上，一段關於「如果東南沿海由台灣治理會怎樣」的討論意外掀起熱議。但預期中的戰火與叫罵並未發生，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帶有自嘲意味的幽默。不少對岸網民開玩笑地問「能不能把我老家也算進去」、「能不能多放幾天假」，甚至討論起健保與生活步調。這種反應與官方長期型塑的對立氛圍大相徑庭，卻最真實地反映了基層百姓對「正常生活」的渴望。 對於生活在民主社會的台灣人來說，這種現象其實傳遞了一個深刻的訊息：在宏大的政治敘事之外，升斗小百姓在乎的從來不是疆域的擴張或誰統治誰，而是更有尊嚴、更放鬆的生活方式。大陸網民之所以會對這種「假設性的治理」產生正面共鳴，並非真的在搞政治分裂，而是在高壓的生存競爭、頻繁的政治動員與疲憊的勞動環境中，尋求一種情感的出口。他們嚮往的，是台灣社會中那種相對從容、保障民生、尊重個體的氛圍。 這種「平和」的評論區，是對長期對立敘事的一種無聲反抗。當官方試圖將兩岸關係往武力與敵意的方向推動時，民間卻透過這種開玩笑式的假設，表達了對和平與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大家心裡都明白，日子過得累不累、權利有沒有保障，才是最有感的指標。這種「想把日子過好」的質樸願望，跨越了海峽的屏障，成了兩岸人民心中最大的公約數。 我們應該從中看到對岸民間社會的韌性與溫度。如果兩岸之間能少一點劍拔弩張的軍事恫嚇，多一點像這樣基於生活品質的相互理解，或許和平並非遙不可及。大陸網民對台灣生活模式的羨慕與玩笑，其實是對自身處境的一種省思。他們希望「上面的人」能看到，百姓要的不是戰雲密布的強國夢，而是能少點緊張氣氛、多點民生尊嚴的平常日子。 這場討論告訴我們，真正有力量的不是軍事威懾，而是生活方式的吸引力。當對岸的年輕人開始開玩笑地幻想「換個治理模式」時，那其實是對公平、自由與社會福利的渴求。兩岸關係的解方，或許不在那些冰冷的政治教條裡，而在這一個個渴望「放多幾天假」的微小聲音中。放鬆一點，對誰都好，這不只是網民的戲言，更是兩岸人民最真實的心聲。

近日，河南新蔡縣一名高中生在校內猝死的消息，透過破碎的網絡影像傳到台灣，這不僅是一樁校園悲劇，更是一場充斥著權力傲慢與資訊封鎖的驚悚劇。家屬在未見孩子最後一面時，校方已急著處理遺體；當見到遺體後，發現孩子嘴角流血、胸口甚至有疑似釘子大小的血洞。這種種不尋常的跡象，在任何法治社會都應啟動嚴謹的刑事調查，然而在新蔡，家屬等來的不是真相，而是武警的強力鎮壓。 這幅景象既難以想像又無比熟悉。在我們的民主社會中，若發生校園命案，政府若敢在二十四小時內草率定調「排除刑事案件」，必然會引發社會輿論的翻天覆地。但在對岸，當局的封口速度遠快於真相的釐清。官方通報對家屬質疑的血洞避而不談，反而動用武警維穩，將悲痛的家屬與聲援的民眾強行驅散。這種「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的標準作業程序，再次讓外界質疑：究竟是什麼樣的秘密，需要動用武備力量來掩蓋一個少年的死亡？ 更令人心驚的是，當遺體被強行送走、真相被封鎖在層層圍牆內時，民間關於「器官摘取」的耳語便不脛而走。這並非民眾愛好陰謀論，而是因為在大陸的體制下，當公權力失去透明度，當司法成為權力的遮羞布，民眾便只能從最黑暗的角度去揣測真相。那胸口的血洞，不僅是刻在家屬心上的傷痕，更是對該國司法信用最沉重的諷刺。一個連孩子在學校的安全都無法保障，甚至連死後遺體尊嚴都要強行剝奪的體制，如何奢談「以人為本」？ 站在台灣的觀點看這場河南校園悲劇，我們看見的是一個極權體制對個體生命的極度漠視。真相遲遲未公開，暴力卻先行一步。當權力可以隨意處置遺體、鎮壓哀悼者時，這就不再只是單純的校園意外，而是一場國家級的誠信崩壞。我們慶幸身在能自由質疑、能公開尋求公義的土地，也深感悲憤：在那道高牆背後，還有多少真相被掩埋在武警的盾牌與草率的通報之下？這名少年的死，與那些消失的證據，正是集權統治下最悲涼的註腳。

近日大陸大學賽事爆出的「收錢保拿獎」醜聞，讓兩岸輿論一片譁然。根據報導，許多中介機構與賽事主辦方串通，打出「1.5萬人民幣保獎」的口號，宣稱只要繳錢就能確保拿到國家級或省級獎項。這種將學術榮譽當作地攤貨買賣的行為，不僅徹底踐踏了教育公平，更讓外界看清了在權力與利益滲透下，大陸學術界是如何走向全面腐敗的深淵。 大學競賽本應是實力與創意的修羅場，也是學生爭取推甄研究所（保研）的重要資歷。但在對岸，這場競賽已經演變成一場「拼資源、拼財力」的權錢遊戲。中介機構明目張膽地提供套餐，價格從上萬到數萬人民幣不等，保證獲獎、保證提供現成的論文與項目，甚至能協助學生對接保研資格。這種亂象不僅出現在小眾賽事，連一些具備官方背景的國家級比賽也難逃毒手，讓人不禁懷疑，在對岸的教育體制內，還有什麼是不能買賣的？ 更令人心寒的是，這種腐敗行為往往有著體制性的推波助瀾。許多大陸高校為了衝刺業績、提升學校排名，將學生的獲獎數量列為重要的考核指標。在這種「數字至上」的扭曲導向之下，校方對造假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默許這種保獎服務的存在。當學校不再是求知的淨土，而是追逐指標與利益的交易場，那些寒窗苦讀、試圖以實力翻身的普通學子，只能淪為這場遊戲中的犧牲品。 這種「造假大國」的標籤並非一日之寒。從晶片研發到論文代寫，再到如今的賽事保獎，反映出的是一個缺乏誠信監控機制、權力凌駕於規則之上的社會常態。當社會精英的產生不是依賴才華與努力，而是依賴投機取巧與金錢運作時，這個國家的創新能力與核心競爭力必然會從內部腐爛。 站在台灣的觀點看這場亂象，我們除了感到震驚，更應引以為戒。學術誠信是社會信任的基石，一旦這塊基石崩塌，文憑與獎項將淪為一張張廢紙。看著那些花錢買獎的大陸學生，以及背後推波助瀾的行政官員，這不僅是學術界的悲歌，更是對「任人唯親、唯利是圖」體制的赤裸控訴。當成功可以被批量生產與購買，這個社會也就失去了最後的公平與正義。

曾紅透半邊天的藝人趙薇在消失多年後，驚喜現身某品牌直播間。這本應是演藝生涯「試水溫」的一場復出秀，未料直播開啟僅僅十餘分鐘，畫面便無預警被掐斷，速度之快、執行之狠，令人咋舌。隨後，官方重申「嚴禁劣跡藝人借網重生」，這場短暫的露臉，成了權力意志下的一場精準「秒殺」。 藝人的起落通常與市場接受度、個人形象或公眾輿論掛鉤；但在對岸，演藝生涯的生死符卻握在政治權力手中。趙薇的遭遇，反映的是一個比「爛尾樓」或「學術造假」更深層的恐懼——個體價值的徹底抹除。在那個體制下，一個人能不能出現在大眾視野，從來不是觀眾說了算，甚至不是法治說了算，而是「上面」的一句話。當政治凌駕於藝術與商業，藝人便不再是創作者，而是隨時可被替換、可被消除的零件。 這種「試水溫」失敗的背後，是北京政府對文化領域掌控力的持續收緊。所謂的「整治」往往缺乏透明標準，誰是「劣跡」，定義權全在官方。這種不透明的紅線，讓整個演藝圈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趙薇這次並非輸給了觀眾，而是根本沒被允許回到棋盤上。政府一邊強調行業紀律，一邊透過技術手段實施瞬間屏蔽，這種「數字極權」的展現，讓原本多元的演藝生態變成了唯唯諾諾的噤蟬。 站在台灣的觀點，我們看到的除了是一個時代偶像的隕落，更多的是對自由表達環境消失的感嘆。在一個健全的社會，藝人的錯誤應由法律裁決或市場公評；但在對岸，這種「被失蹤」與「被秒殺」已成為常態。趙薇的臉孔消失在直播間的那一刻，也標誌著個體在強大權力面前的無力感。 當娛樂不再是純粹的放鬆，而成了政治正確的表態場時，文藝的生命力也就隨之枯竭。趙薇的「十秒鐘復出」，是一面照妖鏡，照出了那個社會對任何不可控因素的極度恐懼。對於習慣自由呼吸的我們，這場秒殺秀不只是八卦，而是一個關於「自由被扼殺」的冷酷寓言。在權力的剪刀下，下一個被剪掉的，又會是誰？

近期中共軍方高層人事大地震的消息不斷傳出，從五名將領接連落馬，到傳聞中張又俠捲入洩密案，這場發生在北京軍事指揮中樞的政治風暴，不僅震驚了國際社會，對於一水之隔的台灣讀者來說，更是一面透視極權體制腐敗本質的鏡子。當我們看著對岸軍隊將領一個接一個倒下，除了政治鬥爭的煙硝味，背後反映出的體制性荒謬，更值得我們深思。 長期以來，北京政府不斷強調軍事現代化與強軍夢，並以此對台灣施加壓力。然而，現實卻是這支宣稱要維護國家主權的軍隊，內部早已從根部開始腐爛。五名大將的相繼落馬，揭開了中共軍隊內部貪腐、受賄、搞政治團夥的冰山一角。更令人咋舌的是，身為軍事決策核心的將領，竟然可能涉及洩露國家機密。這對於任何一個現代國家而言都是不可想像的醜聞，但在缺乏監督的集權體制下，卻成了一種必然的惡果。 這種情景顯得格外諷刺。我們看到的是對岸老百姓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下辛勤工作、繳納稅款，而這些資源被大量投入到軍備競賽中，結果卻是養出了一群只顧中飽私囊、互鬥奪權的腐敗高層。這五名將領的垮台，說明了中共軍事系統內部根本是一個巨大的利益黑洞。當指揮中樞體無完膚，當將領們忙著賣密求榮與收受賄賂時，所謂的強軍夢，不過是掩蓋內部權力分贓的遮羞布。 這種現象也給台灣民眾帶來了深刻的啟示：一個缺乏透明度與民主監督的政府，其國防實力往往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堡壘。表面上軍容壯盛，實則內核早已被貪婪侵蝕。當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軍隊服務的對象就從「人民」變成了「權貴」。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儘管投入了天文數字的軍費，軍方高層卻依然醜聞不斷。 我們不禁要問，那些在兩岸局勢緊張之際，天天拜託政府關注民生的大陸同胞，看著這些本該保家衛國的將領卻在搞政變、洩密與貪汙，心中該有多麼寒心。這場軍隊內部的亂局，再次向世人證明，金錢與武力或許能打造強大的表象，但唯有清明的制度與對民意的敬畏，才能真正贏得尊重。對於台灣人而言，這場發生在對岸軍方的荒唐劇，更讓我們看清了極權體制下，權力腐敗是如何將一個國家的軍隊變成政客與將領的私人提款機。

對於重視家庭團圓、每逢春節必與親友相聚的台灣人來說，歲末年終的聚會是理所當然的人倫溫情。然而，在海峽對岸，有一群白髮蒼蒼的老人，連這份卑微的心理救贖也被殘酷剝奪。持續了36年的「天安門母親」迎新春聚會，在今年遭到中共公安無理由的禁止與阻攔。這項行之有年的傳統，原本是這群在六四事件中失去子女的家屬們，一年中唯一能互相取暖、傾訴哀慟的時刻，如今卻在極權的鐵腕下煙消雲散。 這場聚會的被迫中斷，折射出當前中國社會監控已進入一種近乎病態的「冷酷期」。去年六四紀念日，當局已升級管控措施，禁止參與者攜帶手機與相機，試圖切斷她們與外界的任何聯繫。而今年，北京政府甚至連這場私人性質、帶有悼念與互助意義的小型聚會都容不下。對當權者而言，這群母親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罪證，她們臉上的淚水是對「盛世太平」最大的諷刺，因此必須將她們徹底孤立，讓悲傷在無聲中消亡。 一個標榜強大的大國，為何會恐懼幾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家聚在一起吃頓飯、回憶往事？這背後隱藏的是極度的政權不安全感。當歷史的真相被強行掩埋，任何試圖點燃記憶燭火的行為都會被視為威脅。對「天安門母親」來說，她們失去孩子後的三十多年，本身就是一場漫長的馬拉松，聚會是她們找回尊嚴、確認彼此依然堅持「真相、賠償、問責」這三大訴求的堡壘。 這不僅是人權問題，更是文明底線的潰敗。一個政府若連人民悼念至親的權利都要剝奪，甚至將悲傷定性為政治隱患，其標榜的「長治久安」不過是建立在恐懼之上的虛假平靜。這些母親們雖然身處黑暗，被迫沉默，但她們在那種極端壓抑下依然不願放棄對公道的追求，這種生命的韌性與勇氣，反襯出極權者的卑微與膽怯。 身處民主台灣，我們更應珍惜這份無需擔憂因聚會而被捕的自由。當「天安門母親」的春節聚會火光被強行撲滅，我們能做的，就是替她們守護那份記憶，不讓這份跨越36年的堅持在靜默中枯萎。因為只要記憶還在，正義的火種就永遠不會熄滅。這不僅是對逝者的尊重，更是對人性尊嚴最後的守望。

一則關於香港公務員的新聞顯得既荒謬又令人心驚。香港駐天津聯絡處主任鄭震生，僅僅因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他在飯店與船票獲得「免費升級」的經歷，便遭到特區政府以「未經許可接受利益」為由革職。這位在兩地奔波的官員，或許只是想在公餘時間展示一下生活中的「小確幸」，卻沒想到這幾張炫耀照，竟成了終結他仕途的致命證據。 從披露的細節看，鄭震生並非侵佔公款，他住飯店的錢是自己付的，只是被升等到了套房；坐船回澳門時，被安排進了私人艙室。在一般社會認知中，這可能被視為飯店的公關升等或熟客優惠，但在現今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眼裡，這卻變成了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的重罪。這種幾乎不留餘地的處理方式，不僅顯示出香港政府在廉政規範上的極度敏感，更折射出一種令人窒息的政治焦慮。 在今日香港，這種「殺雞儆猴」式的處置，反映出政權正試圖透過極端化的紀律控管，來換取絕對的政治安全與表面清廉。當公務員被剝奪了最基本的私人社交空間，連分享生活點滴都可能觸及「國安」或「操守」的紅線時，整個文官體系將迅速陷入「寧避事，不冒險」的癱瘓狀態。 這種過度苛刻的處罰，背後往往藏著「抓小放大」的權力邏輯。當體制內的高層政治忠誠成為唯一標準時，基層官員的細微失誤就會被放大檢視，作為展現執法決心的祭品。這種「特務式」的監控氛圍，讓香港原本專業、高效的公務體系逐漸崩解。將領與官員們不敢有個人色彩，不敢有私人社交，最終只會剩下唯唯諾諾、機械執行指令的「平庸之輩」。 香港的這樁「升等案」，實際上是一場關於自由意志與體制威壓的角力。當一個城市連官員分享生活都要戰戰兢兢，這座城市的活力與創造力也隨之枯萎。看著曾經璀璨的香港，如今連一點「免費升級」的彈性都容不下，這不僅是鄭震生個人的悲劇，更是這座國際城市走向封閉的又一佐證。

當「衝塔」這個電玩術語，從《英雄聯盟》的虛擬戰場躍入中國的社群網路，它代表的不僅是玩家的無畏，更是中國年輕一代對習近平政權最深刻的嘲諷與反叛。自2025年11月下旬以來，一場被網民戲稱為「大衝塔運動」的輿論海嘯在抖音、B站等平台上演。對於習慣於自由言論、隨時可以批評元首的台灣讀者來說，這或許看似一場網路鬧劇，但若深究其背後的創意與決心，這其實是一場在數位高牆下進行的「生存游擊戰」。 所謂「塔」，在當前中國的政治語境中，象徵著習近平主導的威權體制及其密不透風的審查機制。衝塔，就是明知會被封號、被警察「喝茶」，也要衝向禁忌、發出聲音。這波運動最令人拍案叫絕的，是網民們展現出的高度智慧與黑色幽默。面對強大的AI審查與關鍵字過濾，年輕人不再直球對決，而是化整為零。有人利用社群平台的互動功能，以看似無害的「點讚」和「玫瑰」符號排列出摩斯密碼。當信號被解碼為「XJP XT」（習近平下台）時，這種無聲的吶喊，不僅是對審查機制的嘲弄，更是對極權統治最響亮的掌摑。 這場運動反映出中國社會內部正發生劇烈的心理質變。過去，中共依靠恐懼與經濟成長來維持統治韌性；如今，當經濟數據陷入幻象、社會管控趨於病態時，恐懼的邊際效應正在遞減。年輕人發現，即便規規矩矩，未來的路依然被封死，那不如在被消音之前，至少在那座「塔」下留下自己的痕跡。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讓外界看見中國民間並非只有唯唯諾諾的愛國粉紅，還有無數渴望呼吸自由空氣的靈魂，正在用程式碼、隱喻和梗圖編織反抗的網絡。 對台灣而言，觀察這場「大衝塔運動」具有重要意義。它提醒我們，無論北京如何對外展現其堅不可摧的「數位極權」模範，其內部依然存在著無法被徹底格式化的異議基因。當習近平試圖將整個中國轉化為聽命於一人的戰爭機器時，這些勇於衝塔的網民，正是那台機器中最難被消化的沙礫。 我們不應將這場運動僅視為對岸的內部事務。在假訊息與威權擴張威脅全球的今日，中國網民在極端壓迫下迸發的智慧與勇氣，實則是對自由價值的變相守護。這場數位游擊戰最終能否推倒那座「塔」仍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當玫瑰與點讚都能成為反抗的武裝，那個試圖封鎖一切聲音的政權，早已在精神上輸掉了一大半。這群不畏封號、不懼追查的年輕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告訴世界：權威可以監禁身體，但永遠無法鎖住一個渴望自由的腦袋。

宗教場所是心靈的避風港，神職人員則是引領信徒走向良善的導師。然而，在海峽對岸，一場關於「靈魂管控」的行政枷鎖正在加速收緊。近日傳出，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與主教團決定，將對所有教職人員的出入境證件實行「統一收存、集中管理」。這意味著，無論是為了教務交流還是私人探親，神職人員想要踏出國門，必須先經過黨的審查與批准。 這種將護照收繳入庫的做法，原本是中共針對黨政高層、國企幹部或涉密人員的控管手段，如今卻全面套用在宗教界。這釋放了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在中共眼中，神職人員不再是單純的宗教實踐者，而是必須納入體制監控的「準幹部」。這種「試行」制度不僅要求出國前重重報准，回國後還得交回證件並填寫詳盡的「回訪表」，其嚴苛程度與管理犯人無異。這種作法徹底撕碎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假象，將宗教組織變成黨的附屬行政機關。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並非單一教派的遭遇。據悉，基督教的「三自愛國教會」也正緊跟其後，討論類似的管控措施。這顯示出中共正有計畫地將所有宗教納入一個巨大的「數位與物理牢籠」。透過證件控管，中共不僅是要防範所謂的「境外勢力滲透」，更是要切斷中國信徒與全球宗教社群的連結，讓宗教徹底孤立化、在地化，最終達到「宗教中國化」的政治目的——即「信主之前，先要信黨」。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種對人身自由與信仰自由的雙重剝奪，正是威權主義與民主價值最尖銳的對比。我們習慣於神職人員能自由地前往梵蒂岡、耶路撒冷或世界各地進行學術與靈性交流，因為信仰本身就具有普世性。然而，中共卻試圖用國境線與檔案櫃，將普世的信仰限縮在狹小的政治圍牆內。當主教與牧師的一舉一動都得看政治臉色時，宗教的本質早已變調。 這項規定雖標註為「試行」，但其背後的邏輯與中共近年來的治理方向高度一致，未來極可能成為長期的常態制度。這不僅是對中國內部宗教自由的霸凌，更是對國際基本人權準則的挑釁。當一個政權連人民「走出國門」的權利都要以信仰作為要挾，我們更應珍惜並捍衛台灣這片能讓信仰自由呼吸的土地，並對這種假「治理」之名的極權擴張保持高度警覺。

當校園不再是傳道授業的淨土，而成了思想洗腦的加工廠，甚至被懷疑是器官供應的備選庫，這不僅是教育的崩壞，更是文明的悲劇。近期大陸教育體系的一系列怪象，從丁薛祥強推「習思想」入教材，到校園內頻繁發生令人毛骨悚然的「器官捐贈宣誓」與學生離奇失蹤事件，種種跡象正讓對岸的家長陷入集體焦慮。對於生活在民主社會、享有完整人身自由的台灣讀者來說，這些報導背後隱含的體制惡意，令人難以想像。 首先是思想的絕對禁錮。在「習思想」課程的覆蓋下，課本已不再是啟發思維的工具，而是淪為政治洗腦的宣傳單。學生被迫接受單一價值觀，這種對青少年思想的強力管控，本質上是為了扼殺未來的獨立精神。然而，比思想管控更令人恐懼的，是身體自主權的喪失。近期大陸多地傳出學校強制學生體檢，甚至組織未成年人進行器官捐贈宣誓，更詭異的是，部分學生在網上完成宣誓後，個人帳號隨即遭到註銷。這種不透明的數位操作，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樣的數據勾稽與政治目的？ 更讓外界不安的是，大陸青少年失蹤事件與《人體器官捐贈條例》施行時間的巧合。河南新蔡縣13歲朱姓男孩在校死亡事件，校方與官方的處理方式簡直荒謬至極：監控剛好壞了、私物被迅速清理、死因草率判定為「心臟猝死」，隨後由教育局發布「排除刑事案件」的通報了事。這種標準的掩蓋流程，不僅無法平息疑慮，反而加深了社會對「校園器官庫」的恐懼。當政府的數據庫掌握了每個學生的血型、DNA與身體狀況，而法治環境又極度不透明時，所謂的「體檢」是否變成了某種形式的「選貨」？ 從台灣的觀點來看，教育的本質是保護與成就孩子，但在一個權力不受監督的體制下，學生的生命與尊嚴似乎成了隨時可被犧牲的代價。當大學生被要求簽署捐贈協議、中小學生被莫名採集生物樣本，大陸的校園正逐漸變成一個巨大的「備份庫」。這種對人性與基本人權的踐踏，顯示出中共已將社會信任消耗殆盡。我們在關注兩岸交流的同時，更應看清這個體制對個體生命的漠視。當教育與恐懼掛鉤，那樣的社會將不再有未來可言。

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界的「寧左勿右」趨勢愈發明顯，近日最令學術界側目的消息，莫過於北京清華大學學報的官方微信公眾號，將原有的名稱「獨立精神」悄然更名為「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這場沒有任何解釋的更名行動，在兩岸學術圈激起不小漣漪，更讓台灣讀者看清了當前中共對校園思想管控的嚴峻現況。 「獨立精神」一詞，源自於清華校史大師陳寅恪所提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不僅是清華人的驕傲，更是學術研究的基本底線。然而，當一個標榜學術頂尖的學府，連在虛擬社群平台上保留這四個字都顯得「政治不正確」時，這傳遞出的信號非常明確：在中共目前的治理邏輯下，學術必須為政治服務，任何帶有自主意識或普世價值的詞彙，都可能被視為對權威的挑戰。 從台灣的角度觀察，這種「去獨立化」的自我審查，是中共對高校進行政治整肅的一環。據傳這與中共近期對高校公眾號的全面排查有關，目的在於清除所有可能引發民主、自由聯想的爭議詞彙。對於習慣了學術自由、校園自主的台灣人而言，這種大規模的文字獄與思想洗腦，無疑是文明的倒退。當大學不再是真理的辯論場，而變成了政令宣導的擴音器，其產出的學術成果與學術誠信自然也令人打折扣。 更令人擔憂的是，清華大學的更名並非孤例。隨著北京當局加強意識形態管控，越來越多的大陸高校正陷入一種「政治自保」的集體焦慮。這種自我閹割的風氣，不僅縮小了大陸學者的表達空間，更切斷了兩岸學術交流中僅存的一點價值共識。 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不只是一個公眾號的名稱更動，而是中共正有系統地將高等教育工具化。當「獨立精神」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官方編制名稱，象徵著學術殿堂的圍牆正被權力的鐵幕所取代。台灣在關注此類事件時，除了感嘆對岸環境的惡化，更應警惕這種對言論自由的蠶食，並更加珍惜與守護我們得來不易的學術自由環境。因為一旦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大學將不再是引領社會前進的火炬，而僅是權力機器上的螺絲釘。

當強烈的冷氣團襲捲東亞，台灣人或許在討論哪一家的羽絨衣最保暖，但在海峽對岸的河北農村，老百姓面對的卻是一場關乎生存的「寒冬政治學」。近年來，中國政府為了達成所謂的「環保」指標，在北方強行推行「煤改氣」政策，禁止農民燃煤取暖。然而，這項看似進步的宏大目標，在2026年的今天，卻演變成一場由數位威權與生計困頓交織而成的民生災難。 最難以想像的或許不是天然氣價格的高昂，而是那種無孔不入的監控手段。為了杜絕農民私自燒煤取暖，地方政府出動了無人機在村莊上空盤旋，監測每一口煙囪的動向。只要發現黑煙，隨之而來的就是高額罰款甚至行政拘留。這種將尖端科技用於監控百姓「取暖權」的做法，被網紅諷刺為：無人機不去巡航台海、不去看台北101，卻專門盯著自家老百姓的煙囪。這不只是幽默，更是對當權者將資源錯置、對內高壓的最深沈控訴。 在這種體制下，政策的成功往往建立在數字的漂亮，而非人民的冷暖。天然氣費用漲得離譜，政府補貼卻逐年縮水，許多家庭根本負擔不起。於是，「靠正氣過冬」成了河北人自嘲的辛酸語。更令人心寒的是，當百姓試圖在網路發聲，拍影片反映家中的冰冷與老人的困境時，等來的往往不是物資或暖氣，而是要求刪文的電話。這種「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的標準作業程序，讓受凍者的聲音被消滅在茫茫網海中，使真相難以穿透冰冷的封鎖線。 看著那些在零下低溫中瑟縮的身影，我們應當更加珍惜這份透明與自由。任何不以人為本的政策，最終都只會成為權力的傲慢。當政府的眼光只看著遠方的強國夢，卻看不見腳下正在受凍的人民，那樣的繁榮終究只是建在冰層上的空中樓閣，隨時可能在現實的寒流中崩塌。

2026年的開端，當我們在台灣討論著校園人權與輔導體制的完善時，海峽對岸卻傳來令人心碎且憤怒的消息。1月9日，湖南益陽五雅中學發生了一起悲劇，一名學生在遭到老師毆打後，選擇從校舍跳下，結束了年輕的生命。這本該是一場引發社會集體哀悼與教育體制深刻反思的事件，然而，後續的發展卻讓我們再次看見，在那樣一個社會中，「真相」是如何在權力的操作下被無情埋葬。 並非單純的校園暴力，而是事發後校方與地方政府的應對手段。根據流出的資訊，學校領導層在悲劇發生後，首要任務竟然不是安撫家屬或心理輔導目擊學生，而是威脅學生「封口」，嚴禁將消息外傳。與此同時，地方政府迅速啟動網路封鎖與消息管控。這種「解決提出問題的人，而非解決問題」的維穩邏輯，將一個孩子的生命重量，簡化成了官方報表上需要被抹除的負面數據。 在台灣，若發生類似事件，從媒體報導、議會質詢到公民社會的監督，會形成一股巨大的壓力，迫使教育部門必須公開透明地調查，給家長與社會一個交代。但在鄰國，我們看到的卻是公權力變成了掩蓋罪行的盾牌。學校本應是守護孩子成長的安全網，卻成了施暴與噤聲的場所；政府本應是伸張正義的最後防線，卻成了封鎖真相的推手。這種體制性的失靈，讓悲劇一再重演，形成了一種恐怖的循環。 當一個國家將「面子」看得比學生的性命更重，將「輿論控制」看得比「教育正義」更優先時，這已經不只是單一的教育問題，而是深刻的人權災難。這些年來，類似的事件接連不斷，但每一次的處理模式如出一轍：封鎖現場、威脅家長、撤除熱搜。這種對民生的忽視與對真相的恐懼，反映出底層治理的潰爛。

站在2026年初的台灣，隔著海峽觀察鄰國，我們看到的不再是過去那種突飛猛進的經濟神話，而是一幅幅金漆剝落後的真實圖景。房地產的崩跌、能源政策的失靈、以及高達數兆的基建債務，這些不再只是冰冷的經濟數據，而是無數普通中國家庭正在承受的重擔。 首先看房地產，這個曾支撐中國經濟半壁江山的命脈，如今已成最大的焦慮來源。2025年12月的數據顯示，即便是過去被視為房價「永不跌」的神話區域——北京、上海、深圳，其二手房價格也難逃大幅回落的命運。雖然開發商透過變相補貼讓新房價格維持了表面的微漲，但這種「撐場子」的做法難以掩蓋市場的觀望與悲觀。尤其在海南、三亞等高度依賴投資的地區，房市的衰退更是讓當地經濟雪上加霜。對於台灣讀者來說，我們應該警惕，當一個社會的財富重度捆綁在虛高的房價上，一旦泡沬破裂，其後勁足以讓整個中產階級的資產瞬間縮水。 更令人唏噓的是能源政策在民生上的衝擊。在河北等地的農村，「煤改氣」政策原本標榜環保與現代化，但在實際推行中，卻成了老百姓的「凍災」。由於補貼大幅減少、氣價飆漲，許多村民在零下4度的低溫中不敢開暖氣。這種由上而下的粗放式決策，完全忽略了基層民眾的負擔能力。當宏大敘事的「綠色轉型」與小老百姓最基本的「取暖權」發生衝突時，天平顯然偏向了虛榮的政績，而非真實的人性。 而在基礎建設方面，曾經令中國引以為傲的高鐵網絡，如今也深陷債務泥淖。國鐵集團在2024年底的負債已達6.2兆元人民幣，負債率居高不下。這種「先建設、再求客流」的模式，在人口紅利消失、經濟放緩的2026年，逐漸顯露其盲目性。許多低效路線的閒置，成了吞噬財政的黑洞。 台灣與中國雖然體制不同，但從這些困境中，任何不顧民生痛點、只追求宏大建設與紙面數字的政府，最終都會讓民眾付出代價。2026年的寒風不僅吹在河北的農村，也吹在那些曾經對房價與基建抱持幻覺的人們心頭。當發展的焦點脫離了老百姓的一日三餐與安居樂業，再宏偉的高鐵與樓房，也不過是建在沙灘上的城堡。

2026年開春，全球的目光都被伊朗街頭的滾滾硝煙所吸引。這場從德黑蘭蔓延至全國的民變，不僅震驚了國際社會，更像是一面巨大的鏡子，映照出極權統治在經濟崩潰與民意背離下的必然結局。作為長期處在民主前線的台灣人，我們看著伊朗商人、學生與工人不分階級地走上街頭，對抗那令人窒息的通膨與壓迫，心中難免激起陣陣漣漪。這不只是遙遠中東的抗爭，這是一場關於「生存權」與「尊嚴」的普世覺醒。 伊朗的情況讓我們深刻意識到，當一個政府將權力的穩固建立在剝削與壓制之上時，它其實正坐在一顆隨時會爆炸的定時炸彈上。美國總統川普的公開聲援，無疑為這股反抗浪潮注入了國際政治的變數，但也再次提醒世人，極權主義的崩塌往往始於內部生活的難以為繼。當百姓連基本的溫飽都成奢望，所謂的維穩經費再高，也擋不住求生本能激發出的怒火。這種情境，對於海峽對岸的中國政府而言，無疑是最嚴厲的警鐘。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以「大國崛起」的敘事掩蓋內部日益嚴峻的社會矛盾。然而，從伊朗的經驗來看，當經濟紅利耗盡，通膨與失業潮接踵而至時，曾經被壓抑的民怨將會以百倍的速度反彈。如果中共政權持續漠視民意，甚至強化數位監控與暴力鎮壓，最終的結果只會是引火自焚。台灣讀者在關注這場變革時，更應看清一個事實：任何忽視人民生活福祉、只顧政權存續的政府，最終都難逃被民意浪潮吞噬的命運。 伊朗的抗議活動迅速升級，證明了「抗議」轉化為「起義」往往只在一瞬之間。我們看過太多試圖用強硬手段鎮壓人民的政權，最終如何自食其果。如果中國政府不願開啟對話，不願在體制上做出根本性的改革，那麼今日德黑蘭的街頭，極大可能就是明日北京的預言。歷史的必然規律告訴我們，沒有一個不聽取民意的政府能永遠存在。伊朗的民變，不僅僅是一則國際新聞，它是給所有極權統治者的最後通牒。

2026年伊始，中國地方政府為了應對醫保（醫療保險）繳費率下滑，推出了「繳費送雞蛋」的促銷花招。這種本該出現在超市特賣會的手段，如今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國家公共福利政策中，這不僅是政策上的無能，更是政府與民眾之間契約信用的徹底崩潰。 當公共政策需要靠「雞蛋」來當誘餌，說明該制度在民眾心中已失去了長遠保障的公信力。醫保繳費下滑的背後，是民眾對未來經濟不確定性的恐懼，以及對醫療體系分配不公、保障不足的深層抗議。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無償捐血上。中國國家衛健委近期不斷宣揚捐血「仍有潛力」，試圖將人次推向新高，卻忽視了民眾對血液用途不透明、受血成本過高、以及「血荒」與「高官用血」特權對比產生的憤怒。 台灣人參與捐血或繳納健保，是基於一種對互助體系的認同與信任。然而在中國，政府推出的「血費減免一次都不跑」或所謂的「三免」政策（免門票、免交通費等），雖然聽起來誘人，但在實際操作中，繁瑣的官僚手續與隨時可能變卦的落實程度，讓這些激勵手段變得極其廉價。這種「表面化」的福利，根本無法填補民眾內心的不安全感。當一個政府需要用短期、微小的物質利益，來換取本該是國民基本義務的參與時，正說明了政權與基層社會的脫節已達到臨界點。 無論是「醫保送雞蛋」還是對捐血潛力的盲目追求，都顯示出中共政權目前處理危機的一貫模式：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他們不敢觸及財政分配不公、體制腐敗透明度不足的核心問題，只能在邊緣地帶玩弄宣傳把戲。人民的需求是真實的生存保障與公平對待，而不是幾顆雞蛋或紙上的表彰。如果政府始終無法回應民眾對體制透明與制度公平的訴求，那麼再多的雞蛋也救不回流失的民心。從台灣的民主視角看過去，這種「促銷式治理」的失敗，正是威權政體在面對社會現實衝擊時。

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再次提及「台灣有事」，不出所料地觸動了中國政府敏感的政治神經。隨之而來的，是北京熟悉的口頭威脅與旅遊警示，試圖透過減少遊客量來對日本施加經濟壓力。然而，根據日本訂房平台Tripla的最新數據，今年農曆春節期間，來自中國的預訂量竟然不降反升，甚至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了近六成。這幅景象不僅令人玩味，更赤裸裸地揭示了一個事實：當政治口號試圖凌駕於民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時，政府的管控往往顯得蒼白無力。 我們對這種「經濟脅迫」的手段並不陌生。過去幾年，中國多次以禁止觀光客赴台、停止進口農漁產品等方式，試圖將經濟資源武器化，藉此影響台灣的內部輿論或政治選擇。然而，日本春節訂房量激增的數據告訴我們，現代民眾對於個人自由、尤其是生活選擇權的捍衛，已經逐漸超越了對體制的盲從。即使北京官方呼籲國民「小心去日本」，中國民眾依然選擇用腳投票，飛往他們心儀的旅遊勝地過年，這種現象反映出中國內部社會的一種深層心理轉變：人們已經看清楚，生活是自己的，不應成為政治博弈的祭品。 在兩岸關係緊張的當下，我們時常面臨各種形式的威脅與限制，但真正的力量往往來自於對普世價值的堅持——即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如何度過自己的假、如何過自己想過的生活。當中國民眾開始無視政府的旅遊禁令，追求個人精神與生活的富足時，這正是威權牆角鬆動的表現。政府管得再多、手伸得再長，也難以扼殺人心對自由的渴望。 每年春節本是闔家團圓、追求快樂的時刻。選擇去哪裡旅遊、選擇以何種方式放鬆，應該是基本的人權，而非政府手中的政治籌碼。日本訂房增長六成的數據，是對那些試圖控制民眾思想與行動的統治者最響亮的耳光。它提醒我們，無論在世界哪個角落，當民眾看清了政權的虛妄與控制的無理，最終的決定權終將回到人民手中。台灣社會也應從中看到，堅持生活方式的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