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威耀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2024年底，全球地熱發電裝置容量約15,427 MW。依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RENA）《Renewable Capacity Statistics 2025》，前十名依序為美國2,703 MW、印尼2,688 MW、菲律賓1,952 MW、土耳其1,734 MW、紐西蘭1,275 MW、墨西哥999 MW、肯亞940 MW、冰島788 MW、義大利772 MW，以及日本461 MW。這些數字採最大淨發電容量口徑，不包含地熱供暖，也不等於地下資源潛能。這份排名呈現值得思考的反差。日本擁有豐富地熱資源，傳統地熱汽輪機更具有約七成的全球市占，國內地熱容量卻落後印尼、菲律賓與冰島。機組製造能力與資源開發成果，顯然不能畫上等號。設備可以出口，地下資源卻必須在當地完成調查、鑽井、回注、許可與融資，才能轉成穩定電力。討論日本能源結構，首先必須區分裝置容量與發電量。容量代表設備額定規模，發電量則取決於運轉時間、資源條件與調度。依日本機械學會彙整的電力調查資料，2024年12月底，日本電氣事業者設備合計263,290 MW，其中火力156,402 MW，占59.4%；水力49,699 MW，占18.9%；核能33,083 MW，占12.6%；新能源等23,934 MW，占9.1%；其他172 MW，約0.07%。水力包括抽蓄；這是電氣事業者口徑，未完整涵蓋住宅等分散式光電，不宜直接稱為全國所有設備的占比。光電的統計範圍尤其重要。IEA-PVPS估計，日本2024年底光電累計約100 GWdc；這是模組直流容量，不能直接加入上述電力設備總額，重新計算占比。若要比較全國光電、風電、地熱占比，必須統一交直流容量、設備範圍與時點。另一方面，日本2024年度實際發電仍有67.5%來自化石燃料，核能占9.4%，再生能源占23.1%，顯示設備擴張仍未消除燃料進口依賴。日本、冰島、印尼與菲律賓都有火山活動，但「火山島」只是共同外觀，並非相同的開發條件。冰島位於洋中脊並受熱點作用；日本、印尼與菲律賓主要與隱沒帶火山作用有關。各地熱源深度、流體化學、裂隙連通性與補注條件不同，不能僅按火山數量推估發電能力。傳統地熱需要熱源、流體及有效貯留層，商業開發更須確認可持續產能與回注能力。冰島的優勢，是長期把地熱納入公共能源服務。地熱同時支援電力與暖房，形成多層次利用。Hellisheiði電廠具有303 MW電力容量及200 MW熱能容量；Nesjavellir具有120 MW電力容量。僅兩座電廠即累積423 MW電力規模。供熱容量不能計入發電排名，但城市熱水需求增加了資源利用價值，也支持能源公司長期經營井場、供熱管網與電廠。冰島的重要開發者包括國營與地方公營能源公司，能持續累積鑽井與貯留層管理能力。這並不表示地熱不會衰減或開發沒有環境爭議，而是公共需求、開發組織與資金配置形成連續的事業體系。購買日本汽輪機，是這套體系的一環，無須先建立本國汽輪機製造業才開始開發。印尼的路徑則是將地熱專法、國營企業及風險融資結合。2014年《地熱法》不再把地熱視為採礦，減少舊分類對森林區開發造成的障礙，同時保留環境與林地許可要求；發電用途的開發區招標由中央統籌，並設計向地方政府支付生產紅利的機制，使地方分享收益。國營體系PGE與PLN則參與資源開發、電廠及購電安排。更重要的是，印尼透過地熱基金與世界銀行支持的資源風險減輕計畫，處理前期鑽井的不確定性。資源尚未證實時，融資最困難；一旦取得可信的流量、溫度與產能資料，電廠投資才較容易獲得銀行支持。印尼仍面臨煤電競爭、許可與財務缺口，其領先不能解讀為所有政策都已成功，但公共融資介入高風險前期，確實提供了可借鏡的架構。菲律賓的經驗更顯示歷史累積的重要。1976年成立的PNOC-EDC，以開發本土能源為任務，由國營體系推進探勘與蒸汽田，配合世界銀行及日本國際融資，並曾採蒸汽資源開發與民間BOT電廠分工。EDC於2007年民營化；後續再以再生能源法的稅務優惠與投資政策延續產業。然而，菲律賓2015年容量已達1,916 MW，2024年僅增至1,952 MW。今日排名靠前，很大部分源於早期國家主導開發，不能全部歸功於近年的民營化或外資政策。其能源部與ADB仍指出前期成本、資源風險及融資障礙，顯示成熟地熱國也需要持續更新風險分攤制度。反觀日本，地熱資源約八成位於自然公園，開發須協調保育、溫泉產業與地方利益；前期地下風險與長達十年以上的開發期，也使優惠電價難以單獨促成投資。日本並非沒有鼓勵地熱，而是支持措施要穿過多重開發障礙，才能形成容量。近年的地熱開發加速方案，已讓JOGMEC直接進行包含噴氣試驗的調查，再提供資料與坑井，顯示政策正向前期風險承擔移動。台灣與日本的相似處，是能源進口依賴與地熱資源利用不足。依台電2024年12月系統資料，總裝置容量57,741 MW，燃氣約33.3%、燃煤22.7%、燃油2.8%、核能1.6%、抽蓄4.5%、慣常水力3.6%、光電23.5%、風力6.7%，其餘約1.2%為垃圾、沼氣、生質能、廢棄物與地熱等；地熱約7.49 MW，占0.013%。這包含台電與購電設備，並非全國所有自用機組。上述數字與日本電氣事業者統計範圍不同，不適合直接斷言哪國光電占比更高，卻能指出共同的政策課題：容量增加不等於全天穩定供電。台灣需要繼續擴充風光、儲能與電網，也需要評估可持續運轉的地熱。台灣大部分地熱場址不宜直接套用火山型模式，仍須依斷層構造、岩性、熱流與地下水循環建立個別概念模型。政府降低開發門檻，應從降低不確定性著手。建立跨機關協調窗口，提早確認土地、原住民族權益、取用水、環境及併網條件，提供可預期的程序與時程；對溫泉可能受影響的場址，先建立水位、流量與水化學基線，以監測支持協商。政府投入取得的岩心、井測與試驗資料，也應在保護合理商業權益下逐步共享，減少重複探勘。台灣已有探勘與開發許可制度，以及地熱能發電示範探勘獎勵，符合條件的案件最高可獲一億元，且不超過總探勘費用五成。因此需要的是在既有政策上補足金融功能，設立專責地熱探勘基金，區分地表調查、探勘井、產能測試及電廠建置，按階段成果撥款。基金可結合預算、國營事業及民間資本。探勘階段使用補助、共同投資或附條件可回收資金，按事先約定分攤地質失敗風險；成功案件則以償還或收益回饋維持基金循環。經獨立專業審查確認生產與回注能力後，再以長期購電契約、產能評估及必要保證銜接銀行專案融資。基金服務的是融資前的資源證實工作，不能假設銀行一開始就願承擔所有乾井風險。實務上，探勘基金與電廠貸款應有不同的決策標準。前者評估的是值得投入多少資金驗證資源，後者評估的是已確認產能能否償還貸款。第一階段可以要求地質模型、地球物理與地球化學證據相互支持；第二階段以井測、流量與壓力試驗決定是否增鑽；第三階段則確認井間干擾、回注能力與可能的熱突破。單井短期高產能，不應直接外推成數十年穩定供電。風險分攤也應明確區分地質失敗、工程失誤與管理違失。基金可以分攤依核定計畫完成探勘、仍未找到足夠資源的損失；對不合理施工、未履行監測或資料不實，則應設計停撥與追償規則。每個案件仍須保留開發者自有資金，並以多個不同地質區域的專案分散風險。成功回收資金只能增加基金續航，不能預設足以支付全部失敗成本，公共風險預算仍須透明揭露。此外，公共部門可先在有望區域建立基礎資料與必要的探勘井，再以公開程序提供開發者使用或承接。國營企業是否負責生產井與回注井，應依其人力、技術及治理能力決定；若採井場與電廠分工，契約必須界定蒸汽或熱水交付條件、產能不足責任、增補井費用及回注義務。否則地質風險只是轉移，並未真正被管理。基金的目的，是讓每個階段都有能負責的人、可信的資料與合適的資金。台灣亦不能直接複製印尼的世界銀行借款來源。目前台灣沒有獨立的世界銀行會員席位，也不在IBRD、IDA現行借款名單內；1980年中國席位改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IFC一般融資則要求案場位於其會員中的開發中國家，台灣境內地熱案不符合此管道。台灣企業投資印尼等合資格國家的案場，仍可能依當地專案申請，但無法因此取得台灣案場的融資資格。因此，台灣應借鏡的是風險分攤制度，並建立國內資金來源。地質技師可在概念模型、井位選擇、試驗判讀與環境監測中提供專業，配合鑽井、貯留層、電力及財務團隊，形成可供投資判斷的證據。從國際排名走向能源自主，關鍵在於把地下的不確定性逐步轉成可驗證產能，再轉成銀行能評估的現金流。政府願意承擔適度前期風險，地熱才有機會成為持續擴張的能源產業。

近年臺灣都市地區「天坑」與施工損鄰事件頻傳。道路突然塌陷、鄰房龜裂傾斜，看似是不同事件，其實許多案例背後都有共同的地下問題：深開挖、地下水變化、土砂流失、擋土結構變位，以及地層條件與原設計預期不同。臺北市政府因此宣布，自民國116年起，針對大規模地下開挖、深開挖、高度土壤液化潛勢區及公告軟弱地質區等工程，強制導入自動化監測。這是正確方向，但我們更應思考：裝了自動監測系統之後，城市就安全了嗎？答案恐怕沒有這麼簡單。天坑與鄰損，其實是地下發出的最後警訊所謂「天坑」，工程上更精確的說法應是道路或地層塌陷。形成原因可能包括地下管線破損、地下水滲流帶走土砂、建築開挖降水、連續壁漏水或地層變形等。鄰房龜裂、傾斜、沉陷也是如此，表面看到的是建築物受損，真正原因往往早已發生在地下。臺北市政府資料顯示，2022年因建築工程開挖造成的大規模道路塌陷有2件，2023年增加為3件。2023年的大直施工損鄰事件更值得警惕，官方調查指出，災害發生前已有多項監測數據超過警戒值或行動值，卻仍持續施工，最後造成嚴重災害。這說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有監測，不代表有預警；有警戒值，也不代表有人會採取行動。因此，臺北市下一階段真正需要建立的，不只是「自動監測」，而是從監測、判讀、通報、決策、停工到復工的一整套地下安全管理制度。一、警戒值與行動值不能一體通用，應該動態調整目前訂定注意值、警戒值及行動值是依據多年鑽探結果和工程參數分析，再透過工程災害修正而得。但鑽孔只是地下有限位置的取樣，真正的地層分布、地下水與滲流狀況，往往要等到開挖後才能逐步確認。因此，管理值不應是施工前訂定後就不再改變的數字。建議建立「動態管理值制度」，每完成一定開挖深度或重要施工階段，就將實際監測結果與原設計預測比較。若地下水位下降、地層沉陷或連續壁變位速度明顯偏離預測，即使尚未達原警戒值，也應啟動專業檢討。未來更應從單純的「數值管理」提升為「數值＋速率＋趨勢」三項管理。沉陷尚未達2公分並不代表安全，如果三天內突然從0.8公分增加到1.5公分，同時地下水快速下降，這個趨勢可能比一個長期穩定在1.8公分的監測點更危險。如果現地條件較原先不利，專業技師應能提出調降警戒值或行動值；反之，若要放寬管理值，則必須提出完整工程分析、監測資料與專業簽證，經第三方審查後才能變更。二、超過行動值之後，到底誰有權喊停？這可能比裝設多少監測儀器更加重要。依《建築法》第58條，施工中如有危害公共安全等情形，主管建築機關可以勒令停工；臺北市施工損鄰制度也已有停工、緊急措施及後續復工機制。問題在於，工程現場不能只有「繼續施工」與「全面停工」兩種選擇。建議建立三級處置SOP：達注意值時，加密監測並確認原因；達警戒值或變化速率異常時，暫停相關開挖、降水或高風險工項，由專業團隊會診；達行動值、連續異常或已有公共安全疑慮時，立即停止危險工項，由主管機關依法決定是否勒令停工。這裡還有一個重要觀念：停工本身也可能產生風險。深開挖工程若停在不穩定階段，支撐尚未完成、地下水持續變化，全面停工反而可能讓危險增加。因此，「停工」不應理解為所有工作全部停止，而應明確區分「停止危險施工」與「允許安全補強」。必要的支撐、回填、止水、灌漿與鄰房保護措施仍應持續。如此才能在建商施工權益與居民生命財產安全之間，建立合理比例原則。三、讓監測資料「自己說話」，不能再讓紅單停在工地自動化監測最大的價值，不只是節省人工讀數，而是可以改變責任制度。未來只要監測數據達到警戒值或行動值，系統應自動通知承造人、監造人、起造人、專業技師及主管機關，並留下不可任意修改的時間紀錄。誰在幾點收到警訊？誰判斷可以繼續施工？判斷依據是什麼？都應留下數位紀錄。如此一來，監測資料就不再只是工程公司的內部文件，而是真正成為公共安全的「黑盒子」。事故發生後，也不會再陷入「有沒有看到報告」、「誰收到紅單」的責任爭議。四、地下水應從「水位監測」提升為「地下水收支管理」這是目前較少被討論，卻是地質專業非常重要的一環。很多工程只監測地下水位，但真正造成地層沉陷或土砂流失的，可能是抽水量、地下水流向及水力梯度改變。因此，深開挖及軟弱地質區除了監測地下水位、水壓外，建議同步記錄抽排水量。當抽水量突然增加、地下水位快速下降，或坑內湧水異常增加時，即使鄰房尚未產生明顯傾斜，也應視為地下環境的重要警訊。換句話說，未來智慧監測不只是「看建築物有沒有動」，更要知道「地下的水與土正在怎麼移動」。五、最後仍回到一個問題：誰來判讀地下？結構技師擅長判斷結構安全，大地技師處理基礎與開挖工程，而地層分布、地下水、地質構造、滲流、土砂流失及現場地質條件變化，正是應用地質技師可以提供的重要專業。因此，對軟弱地質區、高液化潛勢區及重大深開挖工程，應將應用地質技師納入監測計畫、地下水異常判讀、管理值調整及重大異常會診機制，與大地、結構、土木等專業共同把關。這不是哪一類技師爭取業務的問題，而是城市地下安全是否建立完整專業拼圖的問題。自動監測解決的是「看見變化」；警戒制度解決的是「何時介入」；停復工SOP解決的是「如何行動」；而專業技師真正要解決的，是「理解地下究竟發生了什麼」。天坑與鄰損不應只是事故發生後才被看見的結果。當城市已經有能力24小時聆聽地下的聲音，下一步，就是建立制度，讓真正了解地下的人能及時聽懂警訊，並且在災害發生以前採取行動。 

苗栗縣泰安鄉苗62線近年落石、崩塌事件頻傳，近日再度因邊坡落石造成道路中斷，也讓居民與遊客的交通安全再次受到關注。行政院已同意補助苗栗縣政府針對苗62線改善規劃設計經費，也提出橋梁、明隧道及邊坡防護等改善方向，顯示中央與地方都已正視問題。然而，若改善思維仍停留在道路工程本身，恐怕難以真正解決苗62線反覆落石的宿命。面對氣候變遷下極端降雨日益頻繁，山區道路治理應由『災後搶修』轉向『風險治理』，讓工程地質成為公共工程決策的重要依據，而非災害發生後才被想起。從工程地質角度來看，苗62線最大的問題是道路位於先天地質條件極為不利的環境。道路前段地層主要為南莊層，其岩性以厚層砂岩夾泥岩、頁岩互層為主。砂岩雖然堅硬，但泥岩遇水容易軟化，加上岩體中 節理裂隙十分發達，豪雨時雨水沿裂隙滲入，使泥岩強度下降，進而失去對上方砂岩的支撐，最後形成大型落石。這種地質條件決定了落石將反覆發生，而非偶發事件。且沿線多處已被劃設為地質敏感區，皆是過去曾多次發生山崩的高風險區段，也代表未來仍具有再次發生落石的潛勢。因此，近年落石事件層出不窮，正是反映當地地質環境的長期特性。之前改善措施集中於清除落石、掛網、噴凝土或局部補強等災後工程。這些措施固然必要，但多屬於降低災害影響，而非消除災害成因。若缺乏完整的地質調查與危岩評估，新形成的裂隙，危岩仍會在下一場豪雨後再次崩落，形成「修了又掉、掉了再修」的惡性循環。此次縣府提出的新建橋梁、明隧道及危險路段改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因為已開始朝降低道路暴露風險的方向思考，而非只在原有坡面反覆補強。不過，若希望真正提升苗62線的長期安全性，仍有幾項可以再精進。第一，建立完整的危岩調查制度，運用無人機、光達（LiDAR）、三維攝影測量及岩體節理調查，建立高解析度三維地質模型，找出真正具有崩落潛勢的危岩，將災後搶修轉變為災前預警。第二，依不同落石能量配置適當的防護設施，包括主動式防護網、被動式攔石網、落石棚及明隧道，而非所有路段採用相同工法。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建立危岩資料庫、導入光達與無人機定期監測、結合AI影像辨識與雨量預警，並依不同路段建立風險分級及動態交通管制機制。唯有讓工程地質調查、智慧監測與道路管理形成長期循環，才能真正從『災後搶修』走向『災前預防』，讓苗62線成為兼具安全與韌性的山區道路。山區道路最大的風險，往往不是路面，而是路面上方的山坡。苗62線要真正改善，不能只是修路，更要從地質出發「治山」。唯有將工程地質納入道路規劃的核心，才能讓有限的公共資源發揮最大效益，也讓居民真正擁有一條安全、可靠的回家道路。

英國氣象學家路克．霍華德（Luke Howard）於十九世紀初研究倫敦氣候時，首次發現都市地區夜間氣溫明顯高於郊區，開啟了「都市熱島效應（Urban Heat Island）」的研究。兩百多年後，隨著全球暖化與都市化快速發展，熱島效應已經是影響城市公共安全、能源使用及居民健康的重要課題。近年來，臺灣夏季氣溫屢創新高。日前政府更首次以連續三天40°C極端高溫進行跨部會兵棋推演，顯示高溫已被視為新型態災害。對於臺北盆地而言，這項挑戰尤其嚴峻。臺北盆地四周群山環繞，通風條件相對受限，加上市區高樓密集、建築與道路大量採用混凝土及瀝青鋪面，白天吸收大量太陽輻射，夜晚再緩慢釋放熱能，使得熱量不易散逸，形成顯著的熱島效應。再加上大量冷氣室外機、交通運具及商業活動所產生的人為廢熱，更進一步推升都市溫度，也使夜間高溫與熱夜天數逐年增加。過去改善熱島效應，多半著重於增加公園綠地、推動綠屋頂、植樹造林及採用高反射建材等措施，這些政策都具有一定成效。然而，一項已發展成熟、卻較少受到重視的技術──地源熱泵，同樣值得納入城市降溫策略之一。傳統空調是將室內熱量直接排放到室外，形成大量冷氣廢熱。地源熱泵則是利用地下水在一定深度下全年溫度相對穩定的特性，將熱能傳遞至地下進行熱交換，讓流動的地下水帶走熱量，大幅減少空調對都市環境的熱排放，同時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空調耗電量，根據現有建案實績的資料指出，相較於傳統氣冷式空調，公共區域可節省約47%。近年來大台北地區已有少數建築案例導入相關系統，證明這項技術並非遙不可及，而是可以逐步推廣的成熟方案。然而，目前我國綠建築標章雖已涵蓋節能、水資源、綠化等多項指標，對於地源熱泵技術，尚未建立明確的鼓勵機制。若能在綠建築評估制度中增列地源熱泵相關加分項目，將可鼓勵建築產業投入創新設計。面對極端高溫逐漸成為新常態，我們更應從建築設計源頭降低熱排放、提升能源效率。未來，若能由公共建築、大型醫院、捷運場站、政府機關及大型商辦率先示範，再逐步擴展至民間建築，相信將有助於打造低碳宜居，也更具高溫韌性的城市環境。當高溫已成為城市治理的重要課題，綠建築的標準也應與時俱進，讓建築不只是節能，更成為改善都市氣候的一部分。

近日政府首次辦理40°C極端高溫跨部會兵棋推演，象徵我國已開始正視氣候變遷帶來的新型災害。當高溫不再只是令人感到不適，而可能衝擊醫療、交通、供水、供電等關鍵公共服務時，我們也應重新檢視一項長期被忽略的重要設備──緊急柴油發電機。緊急柴油發電機是醫院、捷運系統、自來水廠、政府機關、防災中心及各類重要公共設施的最後一道供電防線。一旦停電，它肩負維持生命維持設備、通訊系統、消防設備及重要控制系統運作的重責大任。然而，許多人不知道的是，多數柴油發電機的額定輸出能力，是依據ISO 8528規定建立在環境溫度約40°C的設計條件下。當近年夏季高溫頻繁突破38°C，甚至政府已開始演練連續40°C以上的極端情境時，發電機及機房所面臨的考驗，已遠比過去嚴峻。極端高溫不只是讓柴油引擎效率下降，更可能造成機房散熱不足、冷卻系統負荷增加、進氣溫度升高、控制設備過熱等問題。若平時缺乏完善檢測與驗證，即使設備平常看似正常，真正遇到停電又處於高溫環境時，仍可能因保護停機或輸出不足而無法發揮預期功能。真正的風險，不在平時，而是在最需要它的那一刻。目前我國對於緊急柴油發電機已有消防檢修、設備維護及操作測試等相關要求，但整體而言，仍以功能測試及管理維護為主，尚未建立如電梯、鍋爐等設備較為完整且具一致性的第三方定期檢驗認證制度。不同管理單位的維護品質、測試方式及判定標準可能有所差異，也較難提供社會大眾一致的安全信心。因此，政府可考慮循序推動第三方檢驗認證制度，優先針對攸關大量民眾生命安全與公共利益的關鍵設施，例如大型醫院、捷運系統、機場、重要政府機關、避難收容場所、自來水廠及重要公共基礎設施等，建立每年一次的檢驗認證機制。檢驗內容除確認發電機本體性能外，也應納入機房通風散熱能力、自動啟動功能、負載測試、燃油系統、冷卻系統及高溫環境下的運轉能力等項目，確保設備在極端氣候條件下仍具備可靠性。更重要的是，未來檢驗標準應配合氣候變遷趨勢，重新檢討設計基準，不宜再以過去較低的環境溫度作為唯一依據，而應將高溫韌性納入設備驗證的重要指標，提升關鍵基礎設施面對極端氣候的應變能力。當政府已開始演練40°C高溫情境時，代表我們已承認極端高溫將成為新的常態。下一步，不應只是演練，更應檢視支撐整個防災體系的關鍵設備是否真正做好準備。建立緊急柴油發電機第三方定期檢驗認證制度，尤其優先適用於保全對象眾多的重要公共設施，不只是設備管理的精進，更是守護公共安全與提升國家韌性的具體行動。

隨著全球邁向2050淨零碳排，積極發展具備基載電力特性的再生能源已是國家發展的當務之急。在地熱能開發中，「火山型地熱」因地下岩漿活動旺盛、熱源充足，全球超過九成的地熱發電廠皆是利用活火山或休眠火山地區的「火山型地熱」進行發電。台灣同樣位處環太平洋火山帶上，擁有極為豐沛的地熱資源潛能，而孤懸於宜蘭外海的活火山島——龜山島，正是這座島國極具戰略價值的綠能寶庫。由於火山型地熱的溫度通常高達200℃以上，相較於台灣目前全力開發的變質岩區地熱溫度約在120℃~160℃，火山型地熱單位開發成本能大幅降低。一旦成真，不僅有機會能讓宜蘭縣實現全縣民生用電100%使用綠能的願景，更能為台灣享用穩定、乾淨的基載電力。在此，筆者針對龜山島提出兼顧生態與綠能的「分階段開發藍圖」：第一期： 建立前進基地階段，預計建置到完成需時兩年。於龜山島陸上建置200KW~500KW的地熱發電機組，並搭配海水淡化設備，以滿足島上基本用電與淡水需求。在此同時，針對龜山島周邊海域進行詳細地熱潛能調查。第二期： 建置地熱發電廠階段，預計建置到完成需時五年。邁向海洋，建構海上鑽井平台，並在平台上分層設置20~50MW的地熱發電機組，並透過海底纜線將電力送回台灣本島。在此期間評估颱風和東北季風對平台的影響程度和應變方案，作為後續規畫觀光休憩的參考之用。第三期： 整合綠能休憩階段，預計建置到完成需時三年。將海上平台發電容量擴大至50~100MW，並結合郵輪平時常駐颱風撤離的模式，以直升機接送和多樣水上活動為賣點，打造「綠能 + 觀光 + 遊憩」的多元示範園區。然而，這項藍圖至今仍淪為紙上談兵，最大的絆腳石不是技術，而是疊床架屋的行政管轄權問題。目前龜山島的行政區域隸屬於宜蘭縣頭城鎮；島上的軍事管制與國防安全由國防部管轄；海上與登島的觀光遊憩業務歸交通部觀光署東北角及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主導；周邊海域與生態資源涉及農業部漁業署（或海委會海巡署）；若涉及地質鑽探與地熱能源法規，又牽涉到經濟部能源署等單位。多個管轄單位各行其事、權責錯綜複雜，導致有意投入的開發業者望而卻步。面對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的急迫性，台灣沒有本錢繼續內耗。筆者強烈呼籲行政院應拉高決策層級，儘速召集上述具有管轄權的相關部會成立「龜山島地熱開發跨部會協調專案小組」，主動釐清權責、鬆綁法規、簡化行政審查流程。別再讓公務體系的管轄權爭議，卡死了這座活火山島的綠能曙光。行政院應展現決心與行政效率，帶領相關單位齊心協力開啟龜山島的地熱發電鎖鑰，為台灣的永續未來注入真正潔淨的基載綠電！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造成極端降雨事件頻繁發生，無論是短時間強降雨造成的都市淹水，或是長時間缺雨引發的缺水危機，都讓我們重新思考人與水的關係。對台灣而言，平均年降雨量雖高於世界平均，但降雨時空分布極不均勻，往往呈現「雨多則淹水、雨少則乾旱」的情況。尤其在高度都市化的今天，大量不透水鋪面取代了自然土地，使得城市面對暴雨與缺水的雙重挑戰更加嚴峻。因此，未來都市治理不應只是追求排水速度，而應朝向「與水共生」的韌性城市發展。過去的都市防洪思維多以工程排水為主，強調將雨水迅速導入排水系統與河川。然而，當極端降雨強度超過設計容量時，排水系統往往不堪負荷，造成道路積淹水、地下空間受損甚至交通癱瘓。近年來雙北、桃園、台中及高雄等都會區都曾出現短延時強降雨造成局部淹水的情況，即使排水系統持續改善，仍難以完全因應超越設計標準的豪雨事件。因此，現代城市防洪已逐漸從「快速排除」轉向「延緩逕流與就地滯留」。透過滯洪池、公園下方蓄洪空間、透水鋪面、雨水花園及綠地系統等設施，讓雨水能夠暫時停留並逐步排放，不僅可降低排水系統瞬間負荷，也有助於地下水補注。例如都市公園在平時提供休憩功能，豪雨來臨時則轉換為滯洪空間，兼顧生活品質與防災需求。這種「海綿城市」概念已成為世界各大城市的重要發展方向，值得台灣持續推廣。除了防洪之外，水資源回收與再利用更是未來都市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面對反聖嬰現象可能帶來的乾旱風險，以及人口與產業持續集中於都會區的趨勢，僅依賴水庫與河川供水已難以滿足長期需求。都市每天產生大量生活污水與雨水，如果經過適當處理，其實都是可再利用的重要水資源。近年來再生水已逐漸應用於工業製程、景觀澆灌、道路清洗及公共設施維護，不僅減少自來水消耗，也提高整體供水系統韌性。未來大型社區、商業大樓及公共建築應更普遍設置中水回收系統，將洗手、淋浴及冷卻設備排放的水資源經處理後循環利用。同時，雨水貯留設施也可納入建築設計，將屋頂與廣場收集的雨水作為灌溉及清潔用途。當越來越多建築成為小型水循環系統，城市整體的用水效率將大幅提升。談到都市與水的關係，河川更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元素。過去許多都市河川治理強調防洪安全，大量採用高聳混凝土堤防與渠道化工程，使河川逐漸與市民生活脫節。然而，河川不應只是排洪設施，更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間與生態廊道。近年來許多國際城市已開始推動河岸復育與親水空間建設，透過步道、自行車道、河濱公園、生態濕地及休憩平台等設施，讓民眾重新親近水域環境。台灣各大都會區擁有豐富的河川資源，例如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高屏溪及愛河等，都具有發展親水空間的潛力。河灘地不僅可提供運動、休閒及環境教育功能，也能兼具滯洪與生態保育價值。然而，河灘地親水設施建設必須建立在安全與韌性的基礎之上。由於台灣河川受颱風與豪雨影響顯著，河道變化快速，因此相關設施應採取可拆卸、易復原及耐淹設計，避免災害發生時造成重大損失。同時應保留足夠行洪空間，避免過度開發影響河川排洪能力。唯有尊重河川自然特性，才能在安全與利用之間取得平衡。面對未來極端氣候挑戰，都市治水已不再只是水利工程課題，而是結合防災、環境、地質與生態的綜合治理工作。從建構海綿城市、推動水資源循環利用，到打造兼具防洪與休憩功能的河岸空間，我們需要的是一套與自然共存的城市發展模式。當城市能夠留住雨水、善用水資源、親近河川並尊重自然運作規律時，才能真正建立面對氣候變遷的韌性，也讓下一代擁有更安全、更宜居且更具生命力的生活環境。

近日有關今年可能是超級聖嬰年的報導，再次引起我們對極端氣候的關注。對多數民眾而言，聖嬰或反聖嬰只是氣象名詞，但對台灣這座高山陡峻、地質年輕且人口高度集中的島嶼而言，氣候異常不僅影響氣溫與降雨，更可能牽動一連串地質災害與公共安全問題。一般而言，聖嬰現象會使太平洋海氣系統產生變化，台灣容易出現暖冬、高溫及強降雨事件增加的情形。部分年份雖然颱風數量未必增加，但生成位置偏東、行經海域較長，往往容易發展成強烈颱風，帶來驚人的累積雨量。反之，反聖嬰現象則常伴隨春季降雨偏少、乾旱風險升高，部分地區可能面臨水資源緊張。然而，反聖嬰並不代表災害風險降低，當大氣環流異常調整時，局部地區仍可能出現短延時強降雨與極端天氣事件。台灣位處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是全球著名的年輕造山帶。地層受擠壓作用影響，岩體破碎、節理裂隙發達，加上地形高差大、河川坡降陡，一旦遭遇極端降雨，往往容易引發山崩、地滑、土石流及河岸侵蝕等災害。尤其在聖嬰年可能出現的豪雨與強颱環境下，降雨強度超過坡地承載能力時，原本處於臨界穩定狀態的邊坡便可能失穩。近年許多山區道路中斷、聚落受威脅甚至大規模崩塌事件，都與極端降雨密切相關。另一方面，反聖嬰帶來的乾旱問題也不容忽視。長時間降雨不足會導致土壤含水量下降，岩體風化裂隙擴張加劇。當後續豪雨突然來襲時，雨水沿裂隙快速入滲，孔隙水壓急遽升高，反而可能誘發更大規模的邊坡滑動。此外，地下水超抽所造成的地層下陷問題，在中南部沿海地區已存在多年。當旱象加劇，地下水需求增加，若缺乏有效管理，不僅影響供水安全，也可能損害基礎建設與國土利用。值得注意的是，氣候變遷正在放大聖嬰與反聖嬰所帶來的影響，台灣南北水資源不均的狀況也越來越明顯。過去我們習慣以歷史經驗推估災害規模，但近年來「久旱之後暴雨」、「短時間超大豪雨」以及「高溫與強降雨並存」的情況愈來愈常見。這意味著傳統以平均值為基礎的規劃模式已逐漸不足，工程與防災思維必須從追求效率轉向強調韌性。從工程地質角度來看，韌性不只是抵抗災害的能力，更包括災害發生後快速恢復功能的能力，「多來源 + 分散化 + 備援化」是建構韌性防災的必要條件。面對未來更加不確定的氣候環境，我們需要建立的是多層次且具備備援能力的國土與基礎設施系統。例如加強山區邊坡監測、推動集水區整體治理、建立海水淡化廠、多層次利用再生水和雨水、管理和監控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開發、提升道路與橋梁的耐災設計，以及建立更完善的地下水補注與水資源調度機制。這些措施或許無法完全避免災害發生，但能有效降低災害造成的損失與社會衝擊。台灣無法改變聖嬰與反聖嬰的自然循環，也無法阻止極端氣候的來臨，但可以透過科學調查、工程治理與長期規劃提升整體社會的適應能力。面對未來，最重要的不是預測下一次災害何時發生，而是建立一個即使遭遇災害仍能維持運作、迅速復原的韌性社會。唯有將韌性思維納入國土規劃、水資源管理與工程建設之中，台灣才能在氣候變遷與地質環境的雙重挑戰下，守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並確保永續發展的未來。 

看到報載花蓮縣光復鄉將於本月30日進行疏散撤離演練，這代表政府已將馬太鞍溪事件視為常態化防災教材，不再只是一次性的災後救援。去年馬太鞍溪事件帶給地方居民的衝擊，至今仍令人記憶猶新。洪水、土砂、道路中斷與家園受損，不只是一次天然災害，更提醒我們山區流域治理與防災應變仍有許多不足之處。根據衛星航照資料綜合評估，截至2026年3月14日止，馬太鞍溪流域殘餘土砂量約仍有2.8億立方公尺，其中中上游土砂量占比高達89%。這代表大量鬆動土砂仍堆積於流域中上游，尚未完全穩定。如今即將進入颱風季節，一旦遭遇大豪雨等級以上降雨，中上游土砂極可能再度被洪水沖刷而下，造成下游河道淤積、河水暴漲，甚至再次引發淹水、泥石流或土石流等災情。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必須正視的現實。馬太鞍溪事件之後，歷經幾次強降雨，地方已多次面臨土砂下移風險，顯示整體流域系統仍處於高度敏感狀態。若政府與地方社區仍以「事件已過」的心態面對，下一次大豪雨來臨時，所付出的代價恐怕更大。當前最重要的，不是等到災害發生後再搶修，而是立即做好以下三件事。首先，落實防災撤離演練。防災演習不能流於形式，更不能只停留在紙上作業。地方政府應針對光復鄉、萬榮鄉及周邊高風險聚落，定期辦理實地撤離演練，讓居民清楚知道何時撤、往哪裡撤、由誰協助撤離。尤其針對長者、行動不便者及偏遠部落居民，更需要建立專責協助機制。災害發生時，撤離時間往往只有幾十分鐘，平時演練是否扎實，往往就是生死差別。同時，也應向居民清楚說明防災資訊。現行治水措施雖有減災效果，但並不代表絕對不會淹水，民眾切勿因此輕忽自我防災準備。對於居民長期面對家園可能反覆受災的壓力，政府亦應提供必要的心理健康支持與輔導。其次，模擬土石致災熱區。目前殘餘土砂量龐大，政府應運用DEM地形資料、歷次沖刷路徑、降雨強度及河道整治資料，進行情境模擬，找出最可能發生土石堆積、河道改道、橋梁堵塞及聚落淹水的高風險熱區。唯有事先掌握高風險位置，才能優先部署機具、設置警戒線，並規劃替代道路與疏散動線。若仍採災後應變模式，只會陷入年年修、年年淹的惡性循環。第三，強化中上游監測系統。面對山區瞬時暴雨與土砂移動，單靠下游觀測已經太慢。建議中央與地方合作，在中上游增設雨量站、水位站、土砂位移監測設備、即時影像系統及無人機巡查機制，建立24小時監控網絡。一旦發現異常沖刷、堰塞再形成，或大量土砂下移跡象，就能提前發布警戒，爭取黃金撤離時間。科技防災的價值，就在於讓人民有足夠時間採取避災行動。馬太鞍溪留給我們的教訓，是致災風險從未真正離開。防災工作不能只在災後短暫受到重視，也不能只靠祈禱颱風轉向。面對即將到來的汛期，政府必須拿出更積極的作為，充分揭露資訊；地方居民也要提升自我防災意識。唯有撤離演練到位、致災熱區掌握、監測系統完善，才能讓居民在下一場大豪雨來臨前，多一分安全，少一分遺憾。

跟據報載核三廠再運轉計畫正式進入審查階段，在能源轉型與供電穩定之間，核能重啟，確實能成為短期權宜選項。然而，若將其視為長期解方，恐將錯失台灣能源結構轉型的關鍵契機。從資源條件來看，核電只能扮演過渡角色，真正值得投注國家戰略資源的能源，是具備高度潛力的深層地熱發電。首先，基載電力對高度依賴穩定供電的台灣而言至關重要，地熱發電是典型的基載電力，是不可或缺的減碳綠色能源。其次，目前業界普遍評估，台灣淺層地熱潛能不足1GW，發展空間有限，真正值得重視的是深層地熱，其潛能高達約32GW。對照台灣夏天最高每小時發電量約40GW，若能成功開發20GW以上的深層地熱，意味著台灣將自有能源占比提升至50%以上。這不僅是能源轉型，更是國安等級的戰略資產，其「含金量」不言而喻。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最大障礙在於開發成本與技術門檻。深層地熱鑽井動輒三千公尺以上，單一個案投資金額至少數十億台幣起跳，並非民間企業可以單獨承擔的風險。若完全依賴市場機制推動，極可能陷入「大家都知道重要，但沒人敢投資」的困境。因此，政策設計上必須採取分工模式，將風險最高的前段鑽井開發由國家承擔。具體而言，最可行的路徑是整合中油、台電、能源署、地礦中心及工研院等多個單位組成「國家隊」，由國家隊負責地熱發電的生產井與回注井部分。國家隊結合既有的鑽井、地質調查與能源開發經驗，集中資源進行高風險的地下探勘。一旦鑽井完成並具備穩定產能，後續較低風險的發電廠建置與輸配電系統，則可透過促參條例引入民間業者參與，形成公私協力的開發模式。如此既能降低整體風險，也能加速產業化進程。此外，技術層面的突破同樣關鍵。地下熱源分布不均勻，深層地熱若僅依傳統垂直鑽井方式，成功率與效率皆有限。定向井技術是開發深層地熱的關鍵手段，能在地下水平或斜向延伸，精準接觸熱儲層，大幅提升開發效益。然而，目前國內具備此類技術能力的，僅有中油，民間業者尚未建立相關能量。因此，引進國外成熟的定向井技術，將是台灣能否成功發展深層地熱的關鍵。總體而言，核三重啟或許能為台灣爭取數年的電力供應緩衝時間，但這段時間應被用來布局下一階段的能源結構，而非再次延宕轉型。若能以國家戰略高度推動深層地熱發展，結合適當的制度設計與技術引進，台灣不僅有機會建立穩定、低碳且高自主性的能源體系，更能在全球AI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問題從來不是我們有沒有資源，而是是否有決心與方法，把資源變成現實。天佑台灣!

近期政府釋出評估重啟核二、核三電廠的訊號，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從工程專業角度來看，此舉既可能是政策方向調整的前奏，也可能是對民意與能源現實的一次務實試探。在電力需求快速成長與減碳壓力同步升高的情況下，台灣能源政策確實已進入需要重新盤點的階段。就裝置容量而言，核二與核三兩廠合計接近四百萬瓩，理論上可提供相當規模的基載電力，亦高於核四原規劃約二百七十萬瓩的發電能力。然而，工程實務上不能僅以帳面容量判斷供電貢獻。老舊機組在長期運轉後，勢必面臨設備劣化、零組件更新、安全強化與歲修時間延長等問題，可用率與維護成本都將影響實際發電表現。若當年核四順利商轉，並依序除役核一與核二，台灣核電機組平均年齡將較為年輕，延役爭議與系統性維修風險也可能相對降低。從電力系統運作觀點，穩定的基載電源對維持電網頻率與供電品質具有關鍵作用。近年再生能源占比逐步提升，但其間歇性與區域集中等特性，對調度與備轉容量形成新的挑戰。在此情況下，若核能完全退出，電力系統勢必更依賴天然氣機組作為調節與基載來源，也將提高燃料進口與供應鏈風險。對海島型經濟體而言，能源安全本質上就是風險管理。核燃料體積小、可長期儲存，有助降低短期國際能源波動對供電穩定的衝擊。將核能視為多元能源組合中的一環，而非單一依賴或全面排除，或許更符合工程規劃的基本邏輯。核電議題長期被賦予高度政治與情緒色彩，但能源系統的建構終究需要回到數據、技術與長期成本效益的理性評估。未來政策若能在安全標準與社會溝通的前提下，重新檢視核能角色，台灣將更有機會在供電穩定、減碳壓力與能源自主之間取得務實平衡。

民眾黨團近日提案修正《地質法》第五條，主張在地質敏感區內，只要未通過環評或設置面積超過一公頃，就不得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系統。此舉立意在防範地質災害，值得肯定；但從法制結構與實務操作面看，仍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第五條的核心功能在於「劃定地質敏感區」，也就是界定哪些地區具有特殊地質環境、地質景觀，或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它屬於「區域公告」的授權條款，而非規範具體開發行為的條文。若在相同條文內同時規定「劃定區域」與「禁止行為」，將造成條文層次混亂。未來若敏感區標準或類別變更，禁令也可能隨之牽動，導致制度僵化與執行困難。其次，現行《地質法》早已建立風險管理機制。第八條與第十一條明定，凡位於地質敏感區內的土地開發行為，必須辦理「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並將結果納入開發審查。這是專業與制度兼具的風險控管措施。若再於第五條新增「一公頃以上禁設光電」條文，不僅與現行規範重疊，甚至可能衝突。若要強化敏感區內的開發管理，較合理的做法是另增專條，例如新增第十一條之一：「地質敏感區內涉及地面型太陽光電系統設置之土地開發行為，其總面積逾一定規模者，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環保署等相關權責單位核准後方得為之。」如此既可明確劃分權責，也不致破壞第五條的原始定位。最後，《地質法》目前並無違法開發行為的罰則條文。即使業者在地質敏感區違法設置光電設施，法律上也缺乏具體處罰依據。若要真正落實管理，應先補足法制漏洞，而非僅增列宣示性條款。保護地質環境與推動綠能發展並非對立。台灣可開發土地有限，若全面禁止光電於地質敏感區，除非另有替代場址規劃，否則勢必影響能源轉型進程。更可行的方向是「分級管理」- 依地質敏感區的類型（如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地下水補注區、地質遺跡等四類）設定不同程度的開發限制，並在前期加強地質評估與監測。此次提案反映對地質風險的重視，值得肯定；但立法應回歸制度邏輯與專業理性。《地質法》第五條宜維持其「劃定」功能，若要設限，應另立條文或透過下位法修訂，方能兼顧法理一致與實務可行。唯有讓科學與制度對話，才能在環境安全與能源轉型之間，找到真正的平衡。

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事件，在今日(9/24)看到至少14條人命因此喪失，上百人失蹤，令人深感遺憾。堰塞湖處理模式，可分別工程減災 + 監測預警 + 預防疏散三部分。檢討此次事件，堰塞湖遠在無道路通達之山區，靠人力走路要五天才到，兩個月內要開路將重機具送達堰塞湖壩區可能性極低，因為台灣東部地勢比西部陡峭很多，坡度要能讓重機具通行，又要克服東部破碎坡地地形，難度很高，加上連日大雨，通行道路需要的施工時間很長，故本案對堰塞湖的施工手段很有限。監測預警部分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成功預警並疏散民眾，減少傷亡。最後就是預防疏散，這部分又可以細分為事前評估和事發應變。事前評估資料顯示只針對三鄉五村里要求提早疏散，而此次受影響的區域明顯擴大到三鄉十二村落，所以需要針對這點進行檢討。評估資料有提到光復鄉河堤有兩處缺口，雖有事前堆太空包預防，但有沒有因洪水量太大而受損待確認，河堤潰堤也可能是導致市區淹水的原因之一。事發應變部分，看到目前網路上的影片，在洪水流入市區的時候沒看到有組織的救援活動，對於這類的災害，在高風險鄉鎮需要建立起應變組織和訓練(可參考颱風應變作為)，以避免憾事再次發生。台灣是一個多變的環境，地震多，颱風多，居住在這塊地上的人民是很有韌性的，一切都會很快好起來，全台一心，一起加油努力!

隨著 8 月 23 日重啟核三的公投臨近，高階核廢料的儲放問題再度成為焦點。贊成核能者提出各種儲放方案，反對者則試圖舉證推翻，甚至出現「就放在支持者家中」等情緒化說法。然而，在民主社會中，公共議題應透過理性對話，才能逐步形成社會共識，而不是陷入情緒對立之中。台灣本島位於造山帶，地殼運動頻繁，並不適合作為高階核廢料的長期儲放地。然而，金門與馬祖群島地處穩定大陸板塊邊緣，地震活動極少。根據地震觀測紀錄，當地並無規模 5 以上的地震案例，因此在金門或馬祖的無人島上興建乾式貯存槽，從地質安全的角度來看具有可行性。目前主流觀點多以核元素衰變至安全標準所需時間做為儲放期限的依據。然而，筆者在此提供另一種思維：中期方案 – 將儲放期限定在 300 年以內。雖然現行乾式貯存設計壽命通常為40至50年，但以台灣現有的工程能力和無人島空間，乾式貯存槽的建造、維護加上輪替使用，要供 300 年存放並非難事。同時，樂觀推測在300年內，人類在核子科技上極可能取得突破，發展出更成熟的高階核廢料處理或再利用技術。此方案或許會被質疑是將問題交給子孫處理，但科技的進步本就是跨世代的累積過程。許多今日的科技成就，正是源於前人留下的挑戰與基礎。設定一個可控的儲放期，並持續投資相關技術研發，或許正是兼顧安全與未來發展的務實選擇。

看到聯合報7月1日報導「台北熱島效應　鄭明典：清晨低溫降不下來『不是好現象』」，此新聞點出了台灣目前熱島效應加劇的現象。天氣變得比以往更加炎熱，民眾因此頻繁使用冷氣等降溫設備，卻也進一步排放熱氣至環境中，造成惡性循環。在此背景下，和地熱發電所使用的熱交換原理相類似的地源熱泵，或許可作為緩解熱島效應的一項解方。地熱發電的熱交換系統，是抽取地下的熱水（或熱氣），透過熱交換模組將熱能傳導至另一側的冷媒，使冷媒汽化後推動發電機組發電。地源熱泵則是利用地下深度約20至40公尺處的恆溫層（視地區條件而異），地溫約在15°C至20°C之間。若能將此溫度條件加以應用，透過熱交換和地表空氣進行冷熱調節，即可作為冷氣的替代方案。簡單比喻，地熱發電像是把地底當作高溫鍋爐，將熱水或蒸汽拿來發電。地源熱泵則是像是將地底當成一個天然的「恆溫冰箱／暖氣爐」，依需求從地底吸熱或釋熱。其具體優勢如下：節能環保：熱泵系統的能耗少，對環境友善。減緩熱島效應：冷氣是將熱氣排入大氣，在日照下持續加溫，而熱泵則將熱能導入地底，減少都市空氣溫度的累積。經濟效益高：用電量減少，亦可大幅降低民生與商業支出。功能多元：系統亦可搭配熱水供應，作為屋內熱水的來源，一機多用。美國麻州弗雷明漢（Framingham）在2024年啟動全美首個「地源熱泵示範街區計畫」，將原有的天然氣管線汰換為地源熱泵系統，涵蓋31棟住宅與5棟商業建築，達到冬夏皆可供熱／製冷的效果，且節能又減碳。建議政府相關單位可選擇具代表性區域進行試驗性建置，若成效良好，則宜大力推動此類低碳永續的調溫解方，協助台灣從源頭緩解熱島效應，邁向更健康舒適的居住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