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仁斌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十四年前的福島核災，徹底改變了全球對核能安全的想像。然而，日本災後重建所揭示的另一個殘酷事實是：制度或許能修補，社會信任卻難以重建。近年日本多家媒體與學者研究指出，即使經過長時間修正，日本的核災避難體制至今仍存在結構性失靈。更令人痛心的是，福島事故造成的多數死亡，並非來自輻射，而是避難過程中的次生災難。長途轉移、醫療中斷與心理創傷，使許多老人與病患在撤離途中喪命。避難，成了另一種放逐。即便政府解除避難令，仍有大量居民拒絕回到被汙染、被遺忘的家園。日本政府事後修訂防災計畫，強調分區撤離、即時監測與指揮體系，但研究顯示，這些措施過度依賴「紙上演練」，忽略交通現實、人口老化與地方治理碎裂等關鍵問題。災難發生時，中央命令與地方執行脫節，通訊與交通往往在第一時間癱瘓。福島縣浪江町一名居民直言：「我們不是被輻射殺死，而是被制度拋棄。」這不是日本的特例，而是核災的本質風險。核能事故從來不是單一技術失誤，而是高度複雜的系統性災難。只要任一環節失效，便可能導致全面崩潰。在輻射外洩、氣流變化與資訊混亂交織下，所謂「有序撤離」往往只是事後合理化的想像。台灣更應警惕這種幻覺。島嶼地狹人稠，核電廠距離人口密集區僅十餘公里，疏散計畫卻仍以大量車輛撤離為前提。多項模擬顯示，一旦事故發生，北海岸與新北沿線交通可能在短時間內全面癱瘓。更令人憂心的是，地方政府之間的防災協調與民眾教育，長期流於形式化演練。核電議題被政治對立綁架，也使真正的防災問題被邊緣化。選舉期間，核電成為意識形態標籤，卻鮮少有人敢誠實面對最關鍵的問題：如果真的出事，我們是否有能力保護人民?核災防護不是口號，而是必須在最壞情境下仍能運作的治理能力。真正的核災防護，從來不是完善撤離計畫，而是避免事故發生。這意味著決策必須透明、監管必須獨立，任何核電廠重啟，都應經過嚴謹環評與實質公眾參與。若「安全審查」只是為重啟老危核電廠鋪路，那麼制度本身就已成為未知風險的來源。當制度仍掩蓋風險、政治仍美化核能，避難計畫只會淪為安撫人心的劇本。能源安全的核心，不在風險轉移，而在韌性建構。福島不是過去式，而是對台灣最現實的提醒：避難不是答案，非核能源轉型才是出路。

台灣雖然在今年五月十七日核三廠2號機停機後，核電正式歸零，但社會對核能的爭議卻未平息。支持者視其為「低碳、穩定」的解方，反對者則質疑「高風險、不永續」。然而，若把目光放向烏俄戰爭，我們會發現核能並非單純的能源選項，而是戰爭與氣候風險交織的脆弱環節。札波羅熱核電廠被俄軍佔領的場景，打破了人類對「戰爭中不會攻擊核電廠」的幻想。核能設施在戰火中成為人質，不再是能源保障，而是社會恐慌與國安威脅的來源。對地緣政治敏感、天災頻仍的台灣而言，這一幕是無法忽視的警鐘。一、戰火下的核電廠：能源安全的逆轉札波羅熱核電廠被佔領，徹底顛覆了人們對戰爭與核能的認知。過去普遍假設交戰雙方會避免攻擊核電廠，因為一旦發生核災，後果將波及無數無辜。然而俄軍卻利用核電廠作為「人質」，以「核災風險」作為威懾武器。這明證了核能的本質脆弱性：它仰賴外部電力維持冷卻系統，一旦供電中斷便可能熔毀；核廢料設施更是缺乏防護，只要備援電力與冷卻系統失效，就可能陷入不可預料的危機。台灣的核電廠全部位於沿海，且鄰近人口稠密區域。若台海不幸發生衝突，核電廠恐怕不是能源保障，而是最先成為戰略目標的「軟肋」。二、核能的地緣政治武器化核能產業歷來並非單純的能源供應，而是一種地緣政治工具。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在普丁上台後獲得龐大國家資金支持，積極對外輸出核能技術與燃料，讓多國陷入長期依賴。這種「能源殖民」模式，削弱了他國的自主性。烏俄戰爭期間，歐洲部分國家對俄國化石燃料與核能的依賴，使其初期應對遲緩，直到戰事惡化才痛苦加速轉型。對台灣而言，警訊同樣存在。台塑化至今仍每月進口高達四千萬美元的俄國石腦油，間接為俄國戰爭提供資金。能源依賴，早已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國安課題。三、SMR的發展迷思與投資風險在傳統核電因高風險與高成本飽受質疑之後，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被推銷為「新一代解方」。然而，現實卻接連潑冷水：美國NuScale計畫因嚴重超支被取消，加拿大、英國的SMR專案同樣延宕。事實上，以單位發電量計算，SMR成本往往高於再生能源數倍。即便在核能技術最強的俄國或中國，也未見SMR大規模商轉，足見這項技術仍停留在試驗階段。若台灣投入巨資押寶SMR，不僅可能陷入投資陷阱，更會遲滯能源轉型的進程。四、極端氣候危機下的核能脆弱性核能雖常被標榜為低碳能源，但在氣候變遷下卻顯得格外脆弱。歐洲的核電廠多次因熱浪導致冷卻水溫過高而停機；颱風可能摧毀外部電網，使反應爐失去冷卻；洪水與海平面上升更可能直接威脅沿海核電廠。對位於地震帶與颱風頻仍的台灣而言，這些風險更是放大數倍。核電不僅不是「穩定能源」，反而是極端氣候危機下最不堪一擊的能源選項。五、國際比較：不同道路的啟示德國自2000年代初即立法推動「核能歸零」，如今再生能源占比已達50%，同時仍保持歐洲工業強國的地位。法國則因過度依賴核能，老舊機組維護成本暴增，電價高漲。日本在福島核災事故後雖嘗試重啟部分核電，但社會信任總是難以恢復。韓國則在政黨輪替間搖擺，缺乏長期穩定的能源政策。這些經驗說明，核能不是「一勞永逸」的方案，反而經常帶來能源治理與社會信任上的困境。對台灣而言，應借鏡德國模式，以穩定的政策推動再生能源、儲能與電網升級，才能同時確保能源安全與產業競爭力。結語：再生能源才是安全之道烏俄戰爭揭示了核能的真相：它不再是「安全能源」，而是戰爭與氣候風險的交叉點。若台灣將希望寄託於核電重啟或SMR，不僅可能陷入技術與經濟泥沼，更可能在危機時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真正的能源安全，不是押寶在高風險的核能，而是建立多元、分散且具韌性的能源體系。再生能源與儲能技術的快速進步，正為台灣提供一條務實而清晰的道路。能否及早下定決心，將決定我們在未來二十年能否既維護國家安全，也守住民主自主。

近期賴政府再次釋出「核電重啟」可能性，並以「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共識」作為三大前提。這套敘事框架看似提供核能決策的邏輯結構，但更像是政治上的「條件式保證」：條件存在與否、如何驗證、誰負責把關，都沒有充分說明。在治理制度尚未補強之前，這三項前提並不能視為安全基礎，而更像是將風險外移的政治語言。從治理觀點來看，核能問題的核心並非「重啟與否」，而是台灣核能監管體系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缺陷。首先，資訊公開不足，關鍵報告常以「專業」為由不對外揭露，使外部專家與民間無法形成有效監督。第二，審查機制缺乏制度性的獨立性。當行政部門已經在政策上表態「可以重啟」，核安會要如何維持審查中立性，是制度性問題而非人事問題。第三，台灣至今沒有明確、可檢證、具體可風險量化的重啟標準。若沒有制度標準，就沒有問責；若沒有問責，三原則便流於空洞。值得一提的是，政治訊號若是屢屢先行，也會對治理造成實質影響。第一，行政體系的表態可能對核安會施加壓力，使得審查程序難以完全脫離政治考量。核能作為高風險科技，核安審查的任何偏離程序正義，都會直接增加風險。第二，政府的「重啟想像」會在社會端形成錯誤期待，讓大眾以為核電重啟是快速、可行、低成本的選項，忽略實際工程施工、法令檢查與安全測試的長期時間軸。一旦工程現實不符政治敘事，政策將再度反覆，削弱政府整體能源治理的可信度。第三，模糊訊號將影響投資者與產業界的預期，使再生能源、儲能與電網等長期投資受到政策不確定性干擾，形成能源轉型的機會成本。因此，核電重啟的問題並不是「要不要」，而是「能不能」。更精確地說：國家的治理能力是否足以承擔核電的系統性風險?若資訊不透明、審查不獨立、標準不完備，任何核電重啟都可能形成制度黑箱，使本已脆弱的能源治理承受更大壓力。真正負責任的能源政策，不是提出三項抽象原則，而是先補強三項具體能力：一、制度獨立性：核安會須有明確的法定權限、預算自主與程序保障，避免行政部門的政策訊號影響安全判斷。二、全面透明性：所有安全、風險、維運、檢查資料應公開至足以讓外部專家審閱的程度，使政策不再依賴官方單一敘事。三、可檢驗的法治基礎：重啟標準必須具體化、量化、法制化，使程序具可預測性，而非依賴政治意志。在這些基礎尚未完善前，核電重啟只會是停留在政治論述，而不足以成為真正的能源選項。能源政策需要的是穩定的制度標準、公開透明與長期治理，而非快速的政治訊號。台灣需要的不是「三原則」，而是能真正承載風險的制度與能力。

近來核二、核三是否能「快速重啟」成為討論焦點，但公共政策不能建立在片面敘事上，否則恐將誤導社會對專業審查的認知，更將會低估核電重啟的風險。中華民國核能學會理事長、清大葉宗洸教授近日受訪時表示：「台電這個部份，它只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完成它的安檢就可以了，所以我認為兩年的時間，就應該可以讓核三來重啟，核廢當然有解，現在我們對核廢的處理技術，跟過往2、30年已經不一樣，社會共識的這一塊，8/23的公投，已經展現了74%的民眾是支持核電重啟。」令人遺憾的是，不管從現行法規程序、核燃料供應到核廢料處理、以及社會共識的命題，葉宗洸的多數主張很顯然皆與國內外現況不符。因此，這些事實錯置與政策風險亟需釐清，否則錯誤資訊恐會誤導社會大眾的認知，更將侵蝕國家能源政策推動的基礎。首先，核安審查不是行政拖延，而是國際最基本的安全底線。葉宗洸以「美國18個月審查」要求台灣加速，但真正美國核能監管委員會(NRC)核電延役的審查流程包含補件、現勘、環評、公開聽證等，實際案例動輒3～5年；且美國大多數的延役審查皆在「機組持續運轉」狀態下進行。台灣核二已停機多年、核三也剛停機，檢修紀錄不連續，要求壓縮審查時程只會提高核安風險。尤其核三廠歲修屬於「原使用期限內檢查」，不能取代再運轉所需的「剩餘使用期限」的老化評估、管理與時限老化分析。值得關注的是，核燃料棒的再取得不單是行政問題，而是結構性瓶頸。台電已公開說明，核三燃料合約即將到期，依法不能及時下單將失去優先供料順位；同時，國際核燃料供應鏈受到俄烏戰爭影響而受到大幅排擠，新訂單普遍需2年左右才能供貨。核二更沒有有效合約，必須重新排隊。也就是說，即使明天完成所有審查，也可能因「買不到核燃料棒」而無法發電。其次，第四代核子反應爐也並非核廢料處理的解方。事實上，全球沒有任何商轉中的快中子反應爐可大規模處理核廢料；中國CFR-600尚在試運轉，美國、法國則因成本與安全問題多年停滯。以未成熟技術宣稱「核廢當然有解」，只會誤導社會、延誤台灣真正需要的低階、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規劃。第三，核三重啟公投不能被解讀為「74%的民眾支持」。公投未過總選舉人25%的門檻，就是不通過；把贊成票占比當作民意授權，是錯誤解讀。核能議題長期高度分歧，更需要資訊公開透明的公民審議，而非以個人立場取代廣大「沉默」的民意。最後，值得提醒的是，核電重啟的倡議並非禁忌，但論辯必須回到科學事實，而不是靠事實錯置的時間表做為政治號召。能源政策更需要科學評估、透明程序、穩定供應鏈與務實的核廢方案，而不是以不確定性包裝成方便答案。因此，唯有面對現實、接受限制，以更嚴謹、透明且能被社會信任的決策程序，台灣才能建立真正安全、穩健並能通過世代檢驗的能源策略。

台灣此刻正走在憲政鋼索上。立法權不斷施壓，行政權反應遲緩，司法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最令人憂心的並非外在威脅，而是執政者在權力衝突中明顯缺乏自信——害怕被批評、擔心被貼上威權標籤，因而在應作為的關鍵時刻裹足不前。這種猶豫，源自歷史記憶，也來自政黨利益的盤算。然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非常清楚：當國家安全與政黨利益衝突，政府必須選擇前者；當國家生存與程序自由有短暫張力時，領導者應優先維護國家機能的完整性。安全是自由的前提，而不是自由的敵人。今日的台灣，面臨外部威脅、內部攻勢與資訊戰交織。情勢早已不是承平時期，一切延遲與猶豫都會被放大。人民若被要求「要勇敢面對可能的戰爭」，那麼領導者更應率先展現勇氣：在壓力中做出理性、穩定、清楚的決策，而不是被選票與輿論牽著走。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艱難決定，而是不敢決定。若我們將危機前夜當成日常政治，終將付出更大的代價。台灣現在最需要的，是價值排序清楚、敢於承擔責任的領導力。鋼索上的國家沒有退路，而缺乏決斷的政府，將讓我們距離深淵更近一步。

經濟部近日宣稱核二、核三「具再運轉可行性」，並重申「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共識」三原則。然而從公共政策的角度檢視，這三項原則欠缺明確標準與制度支撐，恐難作為核電重啟的正當性基礎。首先，核能安全並非以「現況評估報告」或「自我安檢報告」即可概括。老舊核能機組經長期停機後的再運轉，不論是設備老化、耐震補強與關鍵零組件的汰換，都遠比官方宣稱的1.5至2年檢測期繁雜。以核三廠為例，恆春斷層甚至就從核三廠區下通過，距離該廠核島區僅約700公尺，並不符合國際最新的建廠安全標準。對於周遭環境、生態、經濟文化等面向的潛在影響與真實風險也尚未充分被評估、被監督。若依照核安會對台電再運轉計畫與自主安檢報告的審查流程(含原廠西屋專利的再取得)，以及再運轉執照核發後的燃料棒採購與關鍵設備更新與安全測試，至少需5到10年。令人憂心的，經濟部以技術流程包裝所謂「安全可行」，恐將增加系統性風險，也誤導社會對核電重啟時程與安全要求的認知。其次，核廢料處置至今仍是最無法迴避的瓶頸。台灣尚未完成高階核廢處置專法，最終場址也未選定，地方政府普遍不具承擔意願。核二廠仍無乾貯設施；核三若重啟，其燃料池三至五年便會滿載，而現有乾貯容量僅能支撐約四十年，距離永久處置相去甚遠。沒有法制化框架與場址規劃，所謂「核廢有解」只是政治語言，缺乏科學與制度基礎，更難被視為核電廠重啟的前提。最後，「社會共識」應建立在資訊透明、風險揭露與程序正義之上。至今政府仍未公布完整的再運轉評估，也未在核電所在地推動公投或充分諮商。過去藍白兩黨所提出的核三重啟公投，更突顯資訊不對稱與區域不正義：要求全台選民決定恆春、屏東居民的能源風險，本質上是「全域凌駕地方」，並非真正的社會共識。綜上所言，核二、核三重啟在核安、核廢與社會共識三方面都缺乏可被社會信任的標準與制度基礎。在核安風險未釐清、核廢場址未定、程序透明與公民參與不足之前，經濟部提出的「三原則」只是以簡化敘事取代制度治理的政治口號，而企圖以老舊核電廠的重啟作為能源的捷徑，更是難以確保國家利益、人民安全以及環境與世代的正義。

近來核電議題再次被推上檯面，但圍繞在「是否重啟」的爭論背後，一項更根本、卻長期被忽略的問題正悄悄逼近。那便是，核電廠除役與核廢料的真實代價，究竟有多高?首先，核電除役絕非外界以為的「拆一拆就好」。依據國際經驗，一座核電廠從停機、燃料取出、拆除輻射設施，到場址最終解封，往往需要20到40年以上。台灣三座核電廠的廠齡都已超過四十年，設備老化是不可逆的現實。無論是否延役，除役都是註定要面對的命題，而這項工程牽涉到漫長的技術挑戰、層層法規、龐大人力，以及持續數十年的財務投入。其次，除役成本之高，遠超一般社會想像。根據核安會資料，目前台電為三座核電廠提列的 核後端基金約三千多億元，但國際案例顯示，最終除役費用普遍比預估更高，甚至翻倍成為常態。美國、德國等多座核電廠都因污染比預期複雜、廢棄物處理成本上升、工程延宕等因素，使原訂預算大幅超支。當基金不足時，最終缺口勢必得由全民補上，這才是真正會壓垮國家財政的隱形成本。第三，高階核廢料至今仍無終極解方。延役、重啟最多只能延後問題，卻無法使核廢料憑空消失。全球唯一進入測試階段的芬蘭「翁卡羅」處置場仍未正式啟用，且成本驚人、地質要求嚴苛，更難複製在地震頻繁的台灣。這意味著：核電每多運轉一年，就增加數十噸找不到家園的高階核廢料。更值得警覺的是，台灣核電除役與核廢料政策的透明度仍不足。不論是基金缺口、拆除工程細節、廠區輻射檢測、廢料運儲規畫，社會大眾至今難以獲得充分資訊。能源政策不應只討論電價與供電，更必須納入跨世代風險、長期財務責任與制度透明。倘若延役與重啟的政治口號蓋過專業評估，台灣恐怕將在未來承擔更嚴重的安全與財務衝擊。現實是，核電廠終將走向除役。「誠實面對完整成本、風險與工程挑戰，是民主社會不能迴避的責任。」如果繼續忽視除役與核廢料的巨額負擔，任何延役或重啟的主張，都只是將帳目留給下一代。真正該回答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已做好準備?還是要等到核電的全部代價浮現後，才驚覺最後買單的，正是你我每一位納稅人?

經濟部近日宣布，核二、核三廠「具再運轉可行性」，並預計於2026年3月提出再運轉計畫，強調核電廠若要重啟，必須遵循「三個原則」，這使核電重啟議題再度成為焦點。然而，核電重啟的真正考驗，不只是工程技術，更在於程序正義與社會信任。國際經驗顯示，核電廠重啟若缺乏環評程序與公眾參與，恐會引發社會疑慮，更是無法建立能源決策的公信力。近期，最具代表性的Palisades核電廠延役案，美國核能監管委員會(NRC)明定延役或重啟皆屬新的行政處分，並不是舊執照的自然延續，必須依《國家環境政策法》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EIS)，並舉行聽證會，讓居民與公民團體充分參與審查程序，以彌補審查過程中可能遺漏的風險考量；歐盟法院在比利時Doel 1、2號機組延役案判決(C-411/17)中指出，延長運轉若涉及足以影響環境的改造工程，即屬《環境影響評估指令》下的重大變更，應重新啟動環評與跨境公眾參與。由於比利時未先進行環評即立法展延十年，被歐盟法院判定違法。日本福島核災後成立獨立的原子能規制委員會(NRA)，要求核電廠的重啟資訊必須公開透明，經由嚴謹的老化管理與安全審查程序，並透過地方說明會取得社會授權與正當性。相較之下，台灣的制度仍有不足。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五條第十項規定，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及放射性核廢料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應實施環評，可知現行法規未將核電延役明列其中。而核安會十月八日正式公告的《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修正案，亦未對核電廠的重啟是否納入環評程序作出明文規範。迄今，環境部對此議題仍是尚未表態，使得核電廠的重啟審查恐將存在制度漏洞。台灣地狹人稠、自然災害頻仍，老舊核電廠若延役卻不經環評，將缺少對環境與公共安全的整體檢證。誠然，核電廠重啟當然可以理性討論，但若缺乏資訊透明與公眾參與，程序正義將受挑戰，社會對能源決策的信任也可能削弱。因此，主管機關應該負起責任、體現民主法治精神，明確將環境影響評估及公眾審查納入法定程序，補上制度漏洞。唯有如此，核電廠重啟與否的審查程序才能在公開透明、程序正義、理性務實的基礎上取得社會的信任。

中研院廖俊智院長近期於立法院答詢時表示，「不確定非核家園政策是否仍為國家政策」，並認為核能屬「潔淨能源」、「在安全技術上可突破」。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廖院長在國會的公開發言，極易被外界視為中研院或政府的官方立場。倘若內容忽視法制規範、偏離事實，不僅可能誤導社會輿論，更會侵蝕社會對非核能源轉型與核能監管的信任。首先，非核家園是法律義務。我國《環境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明定，政府應訂定計畫逐步達成非核家園目標；《氣候變遷因應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二款亦再次確認此一願景。廖院長質疑其是否依然為「國家政策」，顯然與法律事實不符。身為公職人員的中研院院長，在公開場合發表與法制相悖的意見，將誤導社會對政府政策與法治的認知。其次，將核能稱為「潔淨能源」是一種誤導。國際能源總署(IEA)雖將核電列為低碳選項之一，但多數國際環境法與永續發展指標並不將其視為潔淨能源。原因在於核電伴隨的輻射物質與廢熱排放、高風險不確定性、核廢料難解的長期污染，以及核子事故可能造成的跨世代環境風險，都讓核能難以被歸為「潔淨」的能源形式。再者，所謂「安全技術上可突破」的說法，過於武斷與不負責任。日本福島核災迄今已逾14年，仍未完成廢爐作業，輻射廢水排放更引發全球關注。台灣地狹人稠、地震頻繁，核廢料迄今無法妥善處置，老舊機組的設備劣化與長期運轉的風險，不容小覷。若在未經主管機關符合程序正義、專業嚴謹的老化管理、安全評估與技術審查的情況下，輕率主張重啟核電，無疑是將核能安全擺弄於「技術樂觀」的賭桌上，也恐有紊亂政府施政之虞。很顯然，廖院長也忽略了今年8月23日「核三重啟公投並未通過」的事實。依公投法，政府兩年內不得推動核三重啟。目前經濟部雖已核定台電核電廠現況評估報告，初步判定核一廠設備老化嚴重，評估不具再運轉可行性；核二、三廠則有再運轉可行性，將啟動自主安全檢查，再運轉計畫預計明(2026)年3月提送核安會。然而，核安會等主管機關尚未展開審查。中研院職權與核電政策無涉，院長不應逾越專業分際與行政倫理。值得一提的是，廖院長支持核電廠重啟的主張，也可能導致社會大眾日後對主管機關對核電重啟審查結果的不信任。非核家園是台灣人民經由民主程序取得的成果，更是法律明定的政策目標。中研院院長身為公部門領導者，理應以學術研究支撐能源轉型政策，而非以個人關於核電的不當言論干擾國家政策的公信與推展。因此，全民務要深化思辨和論述能力，莫再讓核電爭議遲滯我們能源轉型、因應氣候變遷應有的作為。

德國近期爆發一起核電廠除役爭議，再度揭露核能產業「高成本、高風險外部化」的結構問題。位於哈姆烏恩特羅普(Hamm-Uentrop)的THTR-300釷高溫氣冷式反應爐，早在三十五年前即停機，但真正的麻煩才正開始。原本規劃在2030年要啟動的除役工程，估計費用約為新台幣125億元。但最新的評估卻暴增3倍至約360億元。更令德國社會震驚的是，營運商Hochtemperatur-Kernkraftwerk GmbH(HKG)竟以破產脫身，使龐大的工程費用全面轉嫁給納稅人承擔。這起事件再度戳破了核電的迷思。擁核人士經常以「便宜、乾淨、穩定」作為宣傳口號，但卻刻意忽略除役的後端成本與核廢料處置的難題。核電的生命周期長達數十年至上百年，從建廠、運轉、維修、到拆除，每一步都需要高度專業與巨額經費，更伴隨無可迴避的安全風險。一旦營運商選擇卸責，社會就只能接手所有最沉重的後果。國際經驗早已證明，多數核電廠的最終除役成本，都大幅超出當初的預想，核廢料的長期儲存與最終處置的規劃更是全球共同的難題。這正是核能產業的核心矛盾：「利益私人化、成本社會化」。企業在營運期間享受收益，但當龐大的壞帳浮現時，卻透過破產或政策漏洞脫身，讓全民替其收拾爛攤子。德國THTR-300並非個案，而是核電制度風險的縮影。台灣同樣不能自外於這項警訊。核一、核二、核三廠的除役作業正在進行或即將展開，高階與低階核廢料的處置經費早已動輒以百億起算，且仍不斷上修。低階核廢料處置場多年難產，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更是遙遙無期。倘若進度延宕或成本失控，國庫終將成為最後支付者，而全體納稅人也將被迫成為「最終買單者」。值得反思的是，當擁核者持續高喊「核電便宜」時，他們口中的便宜往往僅指短期的發電成本，而不包括需跨越數十年的除役與核廢料管理費用。真正昂貴的不是電價，而是被無限期延後、但遲早會浮上檯面的龐大債務。德國的經驗再度提醒我們：核電不是便宜的能源，而是跨世代的債務陷阱。若台灣希望打造真正公平、安全、永續的能源未來，更應加速推動各式的再生能源、強化電網韌性、節約能源與提升能源效率，讓能源轉型建立在安全且可永續的基礎上，而不是沒有世代正義的把風險留給下一代。能源政策最重要的不是短期口號，而是長期責任。選擇哪種能源，就等於選擇哪一種未來。台灣不能重蹈德國THTR-300的覆轍，更不能讓後代背負我們不願面對的核電借據。

聯合國第30屆氣候大會(COP 30)最終達成共識的全球氣候行動議程《Global Climate Action Agenda at COP 30》於近日公布，其核心精神比過去更為清晰：全球能源轉型必須「加速再生能源、提升能源效率、淘汰高碳排結構」，並以公正、透明、全民參與的方式達成淨零目標。值得關注的是，在整份行動議程中，能源轉型的主軸是建立在「大量擴增再生能源與提升能源效率」，並未將核能列為主要減碳策略。台灣近年來圍繞核電重啟的討論，時常被以「核電有助減碳」或「技術安全可突破」等論述包裝。然而與COP 30所揭示的國際方向相比，這類論述顯得過時且風險仍高。核電仍是有建置周期長、成本高、社會接受度低、核廢料難解等問題，在地狹人稠、天災頻繁的台灣，更難成為能源轉型的首要選項。國際社會更已用行動證明：邁向淨零的真正關鍵是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而非投資高風險且無法快速建置的核能項目。COP 30行動議程的能源章節明確指出，全球能源部門的減碳路徑包括強化再生能源供應鏈、發展分散式能源、推動企業使用綠電、提高電力與產業部門的能源效率等方向；同時呼籲各國推動公平轉型、強化公眾參與，並確保企業減碳作為能具備透明度與責任性。這些重點訊息都指向一個明確結論：在邁向淨零的全球競賽中，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是成本最低、風險最小、最能快速擴張的主流策略。事實上，台灣在《氣候變遷因應法》中早已將「非核家園」與能源轉型納入法定政策目標，這並非政治選擇，而是基於地理條件、風險管理與能源自主所做的必要決策。台灣目前在太陽光電、離岸風電、儲能系統布建及能源效率提升上所投入的政策力道，正與COP 30的全球能源趨勢高度一致。特別是在國際供應鏈要求企業碳排資訊揭露、提高使用綠電比例的背景下，台灣更應強化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才能讓產業維持國際競爭力。COP 30行動議程也呼籲各國企業必須降低範疇1、2、3 排放，提高生產鏈透明度，並防堵漂綠行為。這對台灣出口導向產業極具意義：未來國際市場看重的是使用再生能源占比、能源效率與碳管理能力，而非是否擁有核電廠。因此，台灣的非核能源轉型政策，正是走在更安全、可持續、順應國際潮流的路徑上。面對COP 30所提出的明確方向，我們更應加速再生能源部建、提升電網韌性、強化能效與儲能，並建立更透明、可信的企業碳管理制度。全球淨零版圖已經改變，能源轉型不再是是否要核電的選擇題，而是台灣是否願意加速追上世界腳步，掌握再生能源、能源效率與綠色供應鏈的競爭力。因此，台灣唯有堅定推動非核能源政策，才能在全球淨零競賽中站在真正有利的位置。

每逢意外的停電，總有人高喊缺電、「要重啟核電」。這樣的說法看似簡單，卻忽略了核電本身的安全風險、經濟成本與現實困境。事實上，台灣能源轉型仍在進行中，目前缺的是綠電，不是核電。倘若再走回核電老路，不但無助於減碳，反而會讓台灣陷入更大的風險。首先，核能安全風險無法迴避。2011年福島核災至今仍是全球警惕，放射性污染讓居民被迫遷離十多年，經濟與社會代價難以估算。台灣與日本同處於地震帶，核電廠周邊又是高人口密度區域，一旦發生意外，後果不堪設想。核廢料問題更是難解，高階核廢料需要數萬年隔離，台灣至今仍沒有長期、安全的處置方案，這是核能發展的根本障礙。其次，經濟成本也顯示核能並非良策。近年國際再生能源技術快速進步，太陽能與風力的每度電成本已低於核能。台電也公開指出，再生能源搭配儲能系統正逐步取代傳統基載電力，長期看更能降低整體系統成本。若再投入巨額資源在核能，不僅拖累能源轉型，還會造成沉重的財務負擔。第三，能源安全並不因核電而改善。支持者常說「核能可減少進口依賴」，事實並非如此。核燃料同樣仰賴進口，且供應高度集中，地緣政治風險不可謂不大。相對而言，台灣積極發展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搭配儲能與智慧電網，才能真正提升能源的自主性與韌性。放眼國際，核電已不再是主流。國際能源總署(IEA)與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RENA)的數據都顯示，全球新增電力九成以上來自再生能源。過去十年，已有多國陸續關閉老舊核電廠，轉向安全且低碳的再生能源與儲能。核電在全球能源版圖的比重持續下降，這是明確的趨勢。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回頭押寶核電，而是推動能源系統的多元與韌性。這包括持續擴大再生能源占比、強化儲能與微電網建設、發展智慧調度與需量反應，並以數位化或AI技術提升電網安全。同時，政府應該加強資訊的公開透明，讓社會公眾了解能源轉型的進展與挑戰，避免錯誤訊息扭曲公共討論。核能支持者常用「以核減碳」作為口號，但事實是，再生能源才是國際減碳的主流。若台灣錯誤地把核電當成減碳與能源解方，不僅會遲滯能源轉型的進程，更可能讓我們失去在綠能產業發展上的先機。誠然，停電或擔憂缺電的議題必須務實面對，但核電不是答案。真正能守護台灣的，不是走回核能舊路，而是打造一個安全、永續、具減碳效益的能源未來。這條路或許艱辛，但才是台灣邁向世代共榮、社會安心的唯一選擇。

近年來，台灣能源轉型議題經常受到選擇性批判。太陽光電、風力發電一些案場在推動過程中屢遭指責為「污染水源」或「破壞生態」，例如烏山頭水庫光電案引發爭議。然而，相較於地方政府任意傾倒廚餘造成土地與地下水污染，卻少見獲得同等關注。這提醒大家的是，我們應該拒絕選擇性批判，環境正義不應因能源種類或政治立場而有所差別。環境保護的核心價值應是守護公共安全與永續發展，不該是意識形態或政治工具。若再生能源政策遭遇過度指摘，而其他更嚴重的污染事件未受同等審視，環保就難以形成一致標準，也無法支撐社會信任與政策合理性。台灣的能源轉型確實面臨挑戰，包括再生能源占比與電網韌性、核電延役的環評及核廢料處理等議題，但專業理性討論的前提是「一致標準」：監管數據公開、風險評估透明、政策比較基於科學，而非情緒與偏見。國際能源總署(IEA)指出，再生能源將成為未來能源主軸。台灣若要降低對進口燃料依賴、強化能源自主與安全，再生能源不可或缺。質疑政策可以、監督執行也必要，但若是用雙重標準評價不同能源選項，將侵蝕能源轉型的社會信任。真正的環境正義，不是選擇性攻擊某類能源，而是以同樣嚴謹態度面對所有污染與風險。因此，唯有建立一致規範與監管誠信，能源轉型才能被社會接受，邁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不論你支持哪一個政黨，有一個現實誰都逃不掉：一個國家若沒有好的公務人員執行政策，沒有好的教師培育下一代，最終受害的就是全民。這不只是體制問題，更是國家競爭力的根本。近年來，台灣公務體系與教育現場同樣出現令人憂心的現象——年輕人不願報考，資深人員提前離退。文官與教師正在加速流失，而這正是國家運作的最深層危機。再好的經濟數據、再高的股市指數，都無法掩蓋制度崩解的警訊。影響公務人員與教師意願的原因，絕非單一因素。退休制度固然重要，但在職薪資結構、升遷公平性、工作壓力、勞動條件與社會尊重，都同樣關鍵。近年公務員與教師不僅面臨實質薪資停滯，更承受輿論對公部門的負面標籤。當努力奉獻被解讀為理所當然，當錯誤政策卻由執行者背鍋，文官與教師的尊嚴就在消磨之中。許多公務人員在繁重的行政流程中無法展現專業，教師則被迫成為填表與應付評鑑的機器。當公共治理的核心成為「避免出錯」而非「追求卓越」，整個國家治理品質就會停滯。再多的政策藍圖、再華麗的願景，都需要有使命感與制度支撐的專業團隊來實踐。因此，政府必須全面檢討整體制度，從薪資結構、工作負荷、專業自主到社會評價，重新建立一個讓優秀人才願意投入的體系。改革不能只比較「誰比較差」、「你已經很好了」，而要正視現場的真實困境。如果政府仍以冷漠回應熱情，以口號掩飾問題，將來恐怕只能到人力市場臨時找人當公務員、當教師。國家的基石從來不是政治人物，而是那些默默奉獻的文官與教師。當他們被制度消磨、被社會輕視，我們就正在失去支撐國家前行的力量。這是最該被正視的國安問題。

近來政府與台電多次公開提及「可評估核電延役」，使延役再度成為公共議題。然而，核電延役不只是工程技術問題，更涉及程序正義與社會信任。國際經驗顯示，核電延役若缺乏公開透明的環評程序與公眾參與，容易引發社會疑慮，更是無法建立能源決策信任。近期，最具代表性的美國Palisades核電廠延役案，依《國家環境政策法》完成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並舉行公聽會，讓居民與公民團體充分參與；歐盟法院在比利時Doel 1、2號機組延役案判決中指出，延長運轉年限若伴隨改造或安全強化工程，應納入完整環評並公開資訊；日本福島核災後成立獨立的原子能規制委員會(NRA)，要求延役與重啟程序透明，並透過地方說明會取得社會授權；韓國也將公眾信任納入延役審查指標，強化資訊公開與地方溝通。相較之下，台灣的制度仍有空白。核安會在《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修正案中未明確規定延役納入環評，而環境部對此議題則是尚未表態。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5條第10項規定，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以及核廢料儲存或處理場所興建應實施環評，但現行行政詮釋未將延役明列其內，使核電延役審查存在制度模糊。台灣地狹人稠、自然災害頻仍，老舊核電廠若延役卻不經環評，將缺少對環境與公共安全的完整檢證。核電廠延役固然可以討論，但若缺乏透明程序與公眾參與，程序正義將受挑戰，社會對能源決策的信任亦可能受損。因此，台灣應考慮建立明確法定程序，使核電廠延役納入環評及公眾審查，而非僅作為行政方便的選項。唯有如此，能源政策才能在理性、透明、負責的基礎上獲得社會共識。

台中養豬場爆發非洲豬瘟，全國輿論立刻將焦點放在豬場查驗疏漏與地方政府責任。的確，管理不善、檢驗不周都應追究，這些錯誤不能被輕忽；然而，若僅檢討地方責任，卻忽略病毒的傳入途徑，便無法真正理解防疫失靈的全貌。非洲豬瘟不會憑空出現。無論是使用廚餘造成病毒溫床，或是地方查驗疏忽，豬瘟發生的前提，是境外病毒成功闖入國內。這隱含了中央層級的邊境防堵非洲豬瘟已經出現破口，而地方查驗與管控，只能在這個破洞內「補網」。根據官方的統計資料，自2018年8月至2024年5月，邊境查獲違規輸入的豬肉檢體7232件，其中有707件檢驗出非洲豬瘟病毒核酸陽性，陽性率高達9.8%。換言之，每十件違規郵寄肉品中，就有一件帶有病毒。這個數字的確驚人，也顯示病毒一直處於強力叩關狀態。因此，邊境防線即便再嚴密，也難保完全零風險。此次的台中豬瘟疫調也指出，病毒株疑似來自越南或中國。無論地方防疫執行多嚴謹，倘若是病毒境外傳入途徑的防堵不完全，任何疏漏都可能導致國內豬場受害。這也是提醒我們，防疫不能只靠地方政府，中央與地方必須形成完整、跨層級的堅實防線。目前社會輿論多著重在地方責任與廚餘管理，無疑重要，但仍需更全面檢討邊境的防堵策略。違規輸入肉品郵包中近一成帶有非洲豬瘟病毒，這是震驚社會的數據，不僅反映民眾的法治意識不足，也突顯邊境查驗與刑責制度的漏洞。很顯然，單靠宣導與行政警告，無法真正阻止病毒入侵。當務之急，是加強跨部會合作、提高違規成本、提出更精實的查驗策略，才能有效堵住病毒入境的第一道防線。科技化檢疫也是不可或缺的策略。郵包X光影像比對、AI風險分級系統、動態追蹤管理，都可提高違規物品查獲率，降低病毒透過郵寄、快遞進入的機率。同時，地方層面的教育宣導與業者通報制度也需同步強化，形成邊境、物流、以及養豬場的三層聯防陣線。值得提醒的是，我們的防疫策略必須以科學事實為依據，避免僅靠行政指導或形式規範的做法。地方政府的防疫努力若無法與中央邊境管理協同，查驗再嚴格也只是治標不治本。長遠而言，國內非洲豬瘟的防治，必須考慮國際物流、非法進口、跨境農業合作等多層面因素，形成從源頭到養殖場的完整防護網。換言之，非洲豬瘟的威脅不純然只是地方責任，而是整個國家防疫體系的壓力測試。地方查驗、廚餘管理很重要，但病毒的入境途徑若不補強，每一次疏漏都可能讓國內養豬場成為受害者。因此，究責地方只是治標，強化邊境的防堵，才是治本。台中豬瘟疫情，應成為全國防疫體系的警鐘。中央與地方責任不可分割，邊境的破洞若是無法即時補網，下一次病毒入侵只會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防疫不是找替罪羊，而是補上最外層的漏洞，從源頭阻斷風險，才能避免更多養豬場與社會付出代價。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保護國內畜牧產業，維護社會公眾的健康安全。

近日，日本福島核電廠再度爆發輻射監測造假事件。輻射線測量大廠「千代田技術」坦承，3,615台劑量計與輻射量測定裝置從未進行性能測試，卻偽造「已測試」證明交付使用。這些設備已被用於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廢爐作業現場及除污土壤的中間貯藏設施。雖然目前未出現健康危害，但事件暴露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即使距離2011年福島核災已逾十四年，監測體系仍存在制度性脆弱。這起事件的關鍵，不僅在於企業疏失，更在於監管體系的信任機制。若制度缺乏交叉檢核與獨立監督，再嚴謹的技術規範也可能淪為形式。當「誰來監督監測者」這個問題無人問起，風險管理就容易陷入偏離真實的「數據盲區」。台灣在核能治理上，同樣應從此案汲取警醒。若監測數據可被操弄、程序可被簡化，政策判斷便可能建立在虛假的安全感之上。福島案例顯示，即便是單一基層員工的偽造行為，只要制度缺乏交叉驗證與資訊公開，就可能在多年後才被揭發。台灣倘若在核能安全或核廢管理上忽略這層風險，後果將不容小覷。事實上，這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更是社會信任的課題。社會公眾對政府與產業的信任，是風險治理的基石；一旦誠信受到質疑，再多「核能安全」的保證都會失去說服力。換言之，當基礎數據失去可信度，安全承諾也就難以為繼。福島事件提醒我們，真正的核安不僅取決於儀器與科技的先進程度，更取決於數據誠信與制度透明。真正的安全，來自一條完整且可被檢證的監督鏈條：從設備製造、性能測試、現場操作到政府監理，每一環節都必須公開透明、可追溯。唯有如此，社會公眾對核能監測體系的信任才可能穩固。最後，值得提醒的是，核能安全，必須從誠實測量開始；而誠實，必須成為制度的一部分，而非僅是對於個人品德的期待。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在社會各界於60天內提供諸多意見後，核安會於10月8日正式公告的《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與其所預告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間的差異，卻僅是「修訂用詞」。令人遺憾的是，核安會在關鍵的問題—核電延役是否應納入環境影響評估—卻是選擇了沉默。然而，這樣的沉默不作為，無疑是讓核電延役變成制度黑洞。根據該辦法第十四條，經營者應於預定正式運轉一年前提報「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審查結果相關事項辦理情形」。換言之，針對新設核電廠之審核不只要求通過環評，還要求提報其審查結果相關事項辦理情形，但延役再運轉卻完全沒有規範。這樣「新廠要環評，老舊廠延役卻免環評」的邏輯，不僅是不合理，也對核安風險開了方便之門。美國核電廠延役要做環評，台灣卻選擇沉默修法。核安會以環評「非核安會主管法規及業務職掌範圍」為由，將問題推給環境部；而環境部至今對於是否將核電廠延役或重啟增補入《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仍無表達明確立場。兩個主管機關的「雙重推諉」，形成「誰都不想碰」的真空地帶。對照國際作法，台灣的制度落差顯而易見。美國核能監管委員會(NRC)規定核電廠的執照展期，必須檢送「環境報告書」，並依據《國家環境政策法》撰寫補充的環境影響評估，舉行公開聽證，全面檢視其潛在影響與真實風險；2019年，歐盟法院就比利時兩座核電廠的延役案裁定「未經環評即延長運轉年限，違反歐盟法規」。可見，能源可以有選項，但「核電延役必須環評」卻不是選項，而是基本門檻。相較之下，台灣的再運轉執照申請，不需要環評、不需要公聽。核安會只談技術審查，環境部只顧政治風險。如此「默契式」的行政分工，等同放棄對於新風險的整體檢視。然而，台灣特有脆弱的社會與自然條件，老舊核電廠長期運轉所面臨的風險遠高於歐美。因此，若仍允許核電延役(再運轉)卻不納入環評，將是對全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極大漠視。因此，筆者呼籲將環境影響評估納入核電延役的法定程序，才能同時兼顧能源安全、程序正義與環境永續，並重建台灣社會對能源治理的信任。反之，環境部與核安會若繼續選擇沉默，未能回應社會公眾的合理期待。那麼，台灣的核安制度將形同虛設，一旦核安事件發生，真正承擔後果的，不只是核電廠周邊居民，將是全體人民。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近期的非洲豬瘟疫情爆發後，全台進入防疫延長戰，豬隻禁運、廚餘管制、農畜食品產業鏈也全面受到衝擊。台中市爆出廚餘傾倒露天大坑的畫面，不僅讓民眾震驚，更突顯台灣都市在面對突發性廢棄物危機時的制度脆弱。這不只是環保問題，而是一場公共治理與公民韌性的雙重考驗。一、從平衡到崩解：地方政府的壓力測試在豬瘟疫情前，各縣市的廚餘處理多維持微妙的平衡狀態—透過餵豬消化、焚化分流、再利用堆肥。當防疫令一出，「餵豬」這條主動脈被切斷，短時間內便壓垮了地方的處理系統。部分縣市在臨時調度、跨縣合作、設備增能上顯得手忙腳亂，最後甚至出現「露天掩埋」這種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選項。顯而易見的，這場危機暴露出地方政府在非常時期管理上的結構性問題：缺乏跨局處協調機制、沒有動態儲備量能、也缺乏公開透明的應變資訊。公共治理能力若建立在日常的「剛剛好」，那麼面對突發事件，失衡也就在所難免。二、共體時艱的難與易：政治語言的失落幾天前，行政院卓院長曾呼籲民眾在非常時期減少廚餘，這原本是正確的政策訊號—透過公民參與減壓系統、降低廚餘源頭，讓有限的處理量能得以撐過非常時期的考驗。然而，這句話卻被部分輿論扭曲為「要人民吃廚餘」，迅速被政治化、情緒化。在今日的政治環境裡，「共體時艱」這四個字幾乎成了禁語。執政者若提倡節制、合作，往往被曲解為推諉責任；但若沉默不語，民眾又將指責政府缺乏政策導引。這樣的惡性循環，使得治理者不敢說真話，也削弱了社會面對危機時的協力空間。事實上，「共體時艱」不是要人民犧牲，而是要社會能在危機中找到協同機制：政府誠實揭露風險，民眾理解並配合行動，媒體提供監督與引導。這是現代民主社會最珍貴的信任資本。三、公民韌性的力量：從鏟子超人到惜食減廢台灣的公民社會從不缺乏行動者。從每次的颱風救援、COVID-19時的口罩國家隊到近期花蓮光復鄉的「鏟子超人」，民間力量總能在關鍵時刻補上政府的不足。這次廚餘危機亦然：許多社區、餐飲業者已自發推動「惜食減廢」，透過食材管理、廚餘再利用來分擔去化壓力。因此，政府部門若能正視並善用這種能量，主動整合公民社群、環保團體與地方企業，共同建立廚餘減量與循環再利用的行動平台，將能讓這場危機轉化為制度升級的契機。四、從危機到韌性：制度的反省與重建契機危機，是一面照妖鏡。它顯示我們的城市治理仍停留在「平時」的思維，而缺乏「非常時期」的預備、協作與韌性。因此，未來的環保與防疫政策，應重新檢討。第一，建立緊急廚餘應變中心，統合環保署、農業部與地方政府資訊；第二，擴充再利用設施，提升安全再生與堆肥雙軌能力；第三，制度化公民參與，讓「共體時艱」不再只是口號，而成為實際行動的框架。回顧過去，在台灣社會的集體記憶裡，從921大地震到每次疫情，都不乏彼此合作、相互扶持的良善故事。所以，挫折與挑戰從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我們是否還願意一起面對困難與考驗。綜上所言，非常時期的「共體時艱」，不是口號，而是一種韌性社會的實踐。當政府願意誠實溝通、民眾願意配合行動，台灣必定會從一次次危機與考驗中，長出更成熟進步的城市治理與社會信任。

近期非洲豬瘟延燒，全台防疫持續升級，廚餘危機也隨之浮現。部分縣市因應不及，甚至出現將廚餘傾倒露天大坑的荒謬場景。這不只是環保問題，更反映地方治理的脆弱與都市韌性的不足。過去各縣市廚餘處理量能勉強維持平衡，一旦「餵豬」管道中斷，系統立刻崩解。既無焚化容量，又無掩埋空間，種種問題暴露出缺乏前瞻規劃與跨局處協調的結構性問題。卓院長呼籲全民在非常時期減少廚餘產生，其實方向正確，卻被部分人曲解。如今回頭看，「共體時艱」四字更顯沉重：體的是誰的艱？又有誰願意共體？危機中最珍貴的是信任與合作。政府必須誠實揭露、即時應變，民眾也應理解與配合，讓社會能共渡難關。事實上，台灣從不缺乏願意自發行動的公民，從「鏟子超人」到惜食行動，這些力量正是韌性的來源。非常時期的共體時艱，不是口號，而是民主社會最實際的公民實踐。只要政府與人民願意同心，危機就能成為進步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