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仁斌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立法院院長韓國瑜在主持國慶大典的致詞中，批評「被光電板占用破壞的山林良田」與「被意識形態拖累的能源政策」，這樣的民粹指控雖然能引人注目。但令人遺憾的，若是不能回到具體事實與政策層面進行實質與有建設性的討論，將只會讓台灣的能源轉型陷入更多誤導與對立。首先，太陽光電的推動過程確實曾出現環保爭議，但那主要是早期規劃不周與地方執行不力所致，並非再生能源的本質問題。近年來政府部門已明確修正方向，優先推動屋頂型與既有設施上的光電案場，加嚴管制太陽光電設置於環境敏感區位，更是充分衡量其對國土、生態及景觀之影響。由這些方向的調整可知，能源政策在學習與修正，絕非盲目冒進。因此，若只憑片面印象指責「光電毀壞山林良田」，忽略技術創新與法規制度的改善，反而會侵蝕能源轉型的社會信任。其次，所謂「被意識形態拖累的能源政策」的說法，也值得再深思。能源轉型是國際能源發展趨勢，歐美與亞洲各國都積極推動節能減碳與再生能源的布局。事實上，台灣面臨的挑戰並非意識形態抑或政治立場，而是結構性現實。台灣地狹人稠、地震頻繁、能源高度依賴進口、以及民生與產業電力需求成長等現實條件，使能源轉型的成本更高、步伐更艱難。這些問題需要長期規劃與逐步落實、跨部門協調與社會有效溝通，絕不是一句「被意識形態拖累」就能概括。換言之，能源轉型的目標絕非是為了黨派的意識形態，而是要讓台灣能在氣候風險與地緣政治的高度不確定性中，擁有自主能源更安全、更永續的未來。在政策層面，台灣的能源結構正逐步改善。根據經濟部資料，2024年再生能源發電已達總發電量的近一成五，其中太陽能與風力發電是主力，同時以天然氣發電取代燃煤發電，減少舊型燃煤機組的使用，再加上改善空污防制設備，確實有效降低空污與電力排碳係數。這些成果雖仍是不足，但整體方向是正確的，也受到國際肯定。儘管如此，需要再強化的是，如何更積極發展低碳、零碳的各式再生能源與儲能系統、強化電網彈性與擴大民間參與，絕不是走回頭路、或是倒退回高碳能源體系。值得提醒的是，反綠能的聲浪往往以保護農地、電價上漲為糖衣包裝，但最後實際成效，卻可能是維持化石燃料、核能依賴、遲滯必要的能源轉型。台灣每年進口能源支出超過兩兆元，能源自主與能源安全風險遠高於再生能源建置的不確定性。因此，台灣若不加大減碳力道與自主發電能力，將在國際淨零壓力下漸次削弱產業未來的競爭力。事實上，提升能源效率、節約能源、以本土的、多元的、分散的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達到淨零碳排，才是台灣能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正確作法。綜言之，理性的能源轉型政策不應被政治口號左右。台灣社會應該用更長遠務實的眼光看待能源轉型過程的陣痛，而非被短期民粹的政治語言所誤導。因此，真正務實可行的做法是以科學證據為基礎、公開溝通、透明決策、以及嚴格有效的監管機制，並在法規制度、政策措施與工程技術上持續精進，才能落實非核能源轉型成為台灣社會的共同成就，而不再是政治攻防的口實。

生成式AI正在重塑全球教育。當AI走進教室，老師不再只是知識的傳遞者，學生也不再只是接收者。因此，世界各國都在積極培養下一代「理解、運用與監督人工智慧」的能力，而台灣若不及時跟上，將錯過教育革新的關鍵時刻。生成式AI崛起後，全球教育體系正面臨一場「教與學」的根本變革。美國與英國率先提出AI素養框架與教學指引，要求教師利用AI設計高階思考任務，並以AI輔助學生個別化學習。OECD與歐盟更共同發表《AI素養框架》，將AI素養定義為與AI互動、創造、管理與設計的能力，呼籲各國建立標準課綱與師資培訓制度。亞洲國家則動作更為積極。韓國自2025年起在國小三年級到高中一年級全面導入AI數位教科書，2028年擴及所有科目，並要求所有教師完成AI培訓；日本文部科學省發布《生成型AI利用指南2.0》，強調以人為本與資訊倫理，並鼓勵地方教育委員會彈性制定規範。這些國家不只是導入技術，而是系統性地重構教育現場，讓AI成為促進學習創新的媒介。歐洲則以「倫理與專業」為核心。芬蘭推出《AI教師指南》，協助教師理解AI原理與限制；德國教育聯盟強調教師專業化與法律邊界，認為教師的AI能力是教育成敗的關鍵。法國、丹麥與瑞典雖仍在探索，但社會已普遍意識到AI對學習誠信與評量制度的衝擊。相較之下，台灣的AI教育政策仍處於起步階段。教育部雖提出「智慧學習」與「生成式AI指引」，但目前多停留在技術應用與行政倡議，缺乏完整的AI素養課綱與師資培訓架構。許多學校仍不知如何將AI納入教學，更遑論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資料倫理與創造力。事實上，台灣具備良好的數位基礎與教師熱情，只是缺乏統整願景與政策連結。如果台灣要跟上國際潮流，至少應從三個方向著手：一、建立全國AI素養課程框架。教育部應參照OECD與歐盟標準，制定義務教育階段的AI素養課綱，明確區分AI的理解、應用與監督層次，並與現行資訊科技課程銜接，避免流於單一工具教學。二、推動教師AI專業認證與培訓制度。由師培機構與教育部共同開設AI教育專班，讓現職教師掌握AI原理、應用案例與倫理議題。同時建立AI教育顧問團隊，支援各地學校發展在地化教學模式。三、建立AI教育的倫理與治理機制。政府需制定AI使用指引，明確規範學生作品生成、資料隱私與學習評量的界線，確保AI應用不破壞學術誠信，也不造成教育不平等。AI不該只是新工具，而是一面照見教育本質的鏡子。當世界各國都在用AI重新定義學習的邊界時，台灣不該只在擔憂作弊與取代的陰影中止步。真正的教育，不是禁止AI，而是培養能「與AI共思、為人而學」的下一代。

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在短短半小時內潰決，傾瀉上千萬噸泥水，奪走十多條人命，摧毀基礎設施。這並非天外飛來的天災，而是氣候變遷與治理失靈交錯下的體制災難。堰塞湖是台灣高山常見的地貌風險，專家早已警告其潰決威脅。問題不在於政府能否「硬處理」，而在於能否建立科學監測、嚴謹預警與有效撤離。馬太鞍溪上游區域雖是難以動工，但這並不能成為政府袖手旁觀的理由。最令人痛心的，是撤離與避難的全面失靈。警報雖發出，但許多長者收不到簡訊，行動不便者缺乏協助；部分居民心存僥倖，來不及逃生。更離譜的是，有避難收容點怎會設在潛在淹水區，使民眾在政府指引下反而陷入險境。這不僅是行政疏失，更是對生命安全的極大漠視。在極端氣候下，台灣將愈來愈常面對類似災害。問題是，我們是否具備足夠的前瞻能力?是否有跨部門、科學化的應變平台?還是仍在災後甩鍋推責，把悲劇歸咎於天災?防災體制必須徹底轉型：預算應優先投入監測、演練、撤離動線規劃與弱勢照顧，而非僅止於災後補助。防災不只是工程問題，而是整合科學決策與社會動員的制度工程。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事件是一面照妖鏡，映照出台灣防災體制的空洞。如果這場悲劇不能換來體制的蛻變，下一場風雨，將再次揭穿我們的僥倖和毫無防備。

2025年上半年，台灣從俄羅斯進口190萬噸石腦油，價值高達13億美元，超越所有國家，成為全球最大買家。這一數字不僅遠超2022年全年進口的57.4萬噸，更讓台灣在俄烏戰爭仍持續之際，成為俄羅斯戰爭經濟的重要外銷市場。石腦油是化工與半導體產業的關鍵原料。根據芬蘭「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報告，台灣近三年的進口量呈爆炸性成長，平均月進口量已是2022年的六倍。尤其以台塑石化最為明顯，單是麥寮煉油廠就占了全台96%的俄油進口量，其石腦油來源更從2021年的9%，暴增到2025年上半年的90%。換言之，台灣的石腦油供應幾乎已經被俄羅斯壟斷。對台灣而言，這樣的能源結構無法輕忽為單純的市場選擇，而是重大的國安隱憂。茲分述如下：首先，俄羅斯與中國維持緊密戰略夥伴關係，而中國長期對台灣抱持敵意。如果中國能透過俄羅斯能源供應間接操控台灣，將形成極大的戰略風險。換言之，台灣絕不能過度依賴敵對國家，這種依賴若持續，終將演變為國家安全危機。其次，國際制裁壓力不容小覷。G7已對俄羅斯石油設下每桶45美元的價格上限，但根據國際能源數據分析，台灣業者的實際採購價「極可能」高於此一門檻，恐違反限價政策並引來次級制裁。美國今年對印度進口俄油課徵50%懲罰性關稅，台灣若繼續成為最大買家，很可能遭受類似待遇，進一步衝擊出口導向的經濟體質。再者，國際形象與道德責任同樣不容忽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台灣已累計進口價值112億美元的俄羅斯石化燃料，同時也是俄煤的全球第五大買家。雖然台電已停止購買俄煤，但民間企業仍持續進口，每月規模達4,100萬美元。這意味著台灣在聲援民主與國際正義的同時，卻也在資助克里姆林宮的戰爭機器。值得正視的是，這樣的矛盾將削弱台灣在國際社會的正當性，甚至動搖盟友對台灣的信任。台灣能源進口依存度高達95%，結構性困境確實存在。然而，解方不應是押寶在俄羅斯，而應是多元化布局：加速再生能源投資、強化儲能技術、建立更穩定的供應鏈協議，並透過區域合作來分散風險。否則，今日企業因成本選擇的便宜之路，將在未來轉化為國家安全與外交代價。綜言之，台灣必須正視這場能源依賴帶來的國安挑戰。能源不只是經濟議題，而是國家安全問題；石腦油不只是化工原料，而是戰略資源。在這個民主與專制對抗的時代，台灣既不能在道德立場上自陷矛盾，更不能在地緣政治中埋下風險，而在下一場可能的危機中被迫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鏡報》近日揭露黃國昌主導吹哨者協會的運作內幕，指其實際上組成一支狗仔集團，專門鎖定綠營政治人物跟拍、偷拍，再透過媒體或特定政治人物曝光。這樣的情事，已不單是新聞倫理問題，而是涉及政治運作與媒體專業全面失序的警訊。「吹哨者」本是指揭露公共危害的不法行為，例如貪腐、環境破壞或權力濫用等，目的是守護社會正義。然而，在黃國昌手中的吹哨者卻被操作為針對政敵的監控與抹黑。報導指出，參與成員包括公營媒體記者、前週刊狗仔、司法線記者，甚至透過LINE群組與實體會議，接受黃國昌直接指揮。更驚人的是，這些人還自稱薪水來自協會，對外卻拿著《菱傳媒》名片行走，金流後來轉由凱思國際支付。這樣的政媒與司法交織，已徹底模糊了公共利益與私人鬥爭的界線。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些狗仔並非單純以新聞專業為核心，而是與特定政治勢力緊密合作。2022年九合一大選時，徐巧芯曝光陳時中「十指緊扣」事件。事後證實，拍攝者正是這批狗仔。當時的照片不僅重創陳時中的選情，更成為在野陣營選戰操作的素材。很顯然，當時的照片並非基於公共利益，而是精心設計的政治奧步。事實上，這種做法對民主的危害是雙重的。首先，它扭曲了吹哨者的正當性。當吹哨不再是揭弊，而是監控與獵巫，社會將逐漸失去對真正公共揭露的信任。其次，它摧毀了媒體專業。新聞調查應該以查證、平衡、透明為原則，但這些操作往往是「先偷拍、後加工」，甚至交給政客直接放話。媒體從公共監督者淪為政治打手，最終只會加劇資訊污染與社會撕裂。換言之，這種模式已遠遠超過新聞調查報導的範疇，更像是「東廠式」的政治監控機器。如果這種結合政客、媒體與司法記者的暗黑機制成為常態，政黨之間必然展開「以眼還眼」的惡性循環。今天針對綠營，明天也可能針對藍營或白營。當政治全面淪為偷拍、爆料的角力場，理性政策討論會被邊緣化，民主治理將只剩烏煙瘴氣。吹哨者精神原應是守護社會公義的利器，如今卻淪為東廠術的代名詞。這面警世鏡提醒我們的是，若任由吹哨者精神被扭曲為權力算計的工具，台灣民主必將失去最後的清明。台灣民主的防線，不僅在於選舉投票，也在於守住制度的邊界。如果今天我們默許政客能以吹哨之名行東廠之實，明天就可能見到更多人以調查為名，對政敵展開無止境的跟拍與抹黑。這將是台灣民主最大的倒退。因此，唯有重建媒體與政治的健康距離，要求更嚴格的規範，確保公營媒體人員不得涉入政黨鬥爭，媒體金流與政治合作必須透明化，我們才可能避免墜入「狗仔治國」的深淵。

2025年9月23日下午，花蓮馬太鞍溪上游的堰塞湖在短短半小時內潰決，傾瀉超過一千五百萬噸泥水。洪流沖毀橋梁、掩沒道路，瞬間改變整個地景，也帶走了無數生命與家園。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並不是毫無徵兆的天外飛來橫禍，而是氣候變遷下台灣環境脆弱性與治理失靈交織的必然警訊。什麼是堰塞湖?堰塞湖是山崩或土石流堵住河道形成的天然水庫，水量可能在暴雨後急速累積，堰體往往由鬆散的土石堆疊而成，穩定性極差。一旦溢流或潰壩，下游便可能在極短時間內遭遇巨量洪水。全球歷史上，堰塞湖潰決往往帶來嚴重傷亡，例如1786年中國四川牛欄江潰決，死亡人數超過十萬人。台灣地形陡峭、降雨集中，本就極易生成堰塞湖，這次花蓮馬太鞍溪事件正是典型案例。為何「事前處理」這麼難?報導指出，馬太鞍溪上游的堰體形成於七月的颱風與豪雨。當時專家已警覺其不穩，但地點偏遠、交通困難，重型機具無法進駐；加上堆積物鬆散，若以爆破、挖掘或開鑿導流渠，極可能誘發更快的潰決。換言之，工程介入風險太高，只能依賴監測與撤離警戒。這更顯示台灣必須正視無法處理的大自然災害，而不是期待工程技術的萬能。為何還是出現死傷?問題在於警戒與撤離的落實。縣府雖有發布警報並劃定撤離區域，但許多居民未能即時撤出。一來是資訊傳遞不足，高齡者不一定收得到簡訊或LINE；二來是心態上的僥倖與依賴，許多人以為「應該不會這麼快」。最荒謬的，是有些避難收容所竟是設在潛在淹水區域，導致部分居民在官方指示下反而進入危險。這暴露出台灣災害管理的系統性缺失—警示、撤離、安置三個環節缺一不可，缺一環即可能釀成悲劇。氣候變遷下的台灣困境極端氣候下，大規模降雨與連續豪雨日益頻繁。台灣山區脆弱地層更容易崩塌，堰塞湖生成機率上升。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未來常態。若仍停留在事後補救，類似災害事件恐將年年重演。因此，我們必須具備前瞻的思維：一、預警系統：建立全國堰塞湖資料庫，運用衛星遙測、無人機監測，進行快速偵測與模擬。二、撤離計畫：針對高齡者、弱勢群體，設計更具體的撤離動線與交通支援，而非單純發送警報。三、避難所規劃：確保避難點位置經過洪氾模擬分析，不再重蹈「避難點即危險點」的荒謬。四、社區教育：透過學校、地方講習，讓居民理解堰塞湖風險，強化「立即撤離」的文化。從「天災」到「人禍」的分界花蓮馬太鞍溪的堰塞湖潰決，本質上是自然作用，但其災害規模與傷亡卻深受人為治理的影響。若能疏散更早、避難所更安全、資訊傳達更有效，或許悲劇不必如此嚴重。這正是天災與人禍的分界：自然事件我們無法阻止，但社會體制的反應速度、設計周全度，決定了災害是「事件」還是「劫難」。政策建議與社會意義台灣已經是全球最受氣候變遷威脅的島嶼之一。災害不會等我們慢慢改革，唯有積極投資「減災治理」，把預算放在前端的監測、教育與韌性建設，才能避免事後龐大的修補成本。這需要中央與地方擺脫「甩鍋政治」，建立跨部門的科學決策平台，也需要公民社會參與監督，要求透明資訊與科學依據。花蓮馬太鞍溪的洪水已經退去，但留下的空洞，不只是斷垣殘壁與失落的生命，更是對我們治理體制的拷問。當下一次極端風雨再臨，台灣能否不再讓天然災害演變成人為悲劇？這才是台灣社會必須要立刻共同面對的課題。

近日，台南某科大發生師生爭議。某助理教授因不滿學生遲到，關門、拉窗簾，並口出「卑劣的東西」辱罵學生，數名學生被拒於課堂之外，甚至揚言若無公開道歉與補償，將提告捍衛受教權。事件曝光後，輿論多數支持老師，認為學生不知好歹，網路留言更以「應給遲到的人教訓」為主調。然而，這起事件並不應只是單純的「遲到問題」，更該是一場關於教育制度、師生倫理與人格尊嚴的深層討論。首先，學生遲到確實不足取。課堂是一個公共場域，牽涉的不只是個人學習，也是對其他學生與教師的尊重。若是人人遲到，秩序崩壞，整體教學品質將受影響。正因如此，學校與教師有責任在學期初訂立明確規範，告訴學生遲到的後果：扣分、記錄或補交作業。制度化規則可減少日後爭議，也能避免老師臨場情緒失控。然而，老師以羞辱方式維護紀律，無論如何都不可接受。拒絕學生進入教室聽課，甚至口出侮辱言語，則是已超越管教範疇，侵害人格尊嚴。換言之，教育不應以羞辱為手段，否則不但破壞師生信任，也背離高等教育追求的理性與專業。當前大學的師生關係已不同於傳統師道尊嚴的模式。隨著個人主體性與公民意識的抬頭，師生關係更像定型契約：學生繳納學費獲取知識，老師提供專業教學並領取薪資。權威應建立在專業與尊重上，而非特權與羞辱。尊師重道必須基於平等互敬，而非單向壓制。值得思考的是，如果換成老師遲到，學生是否也能「鎖門、罵老師卑劣」?答案很顯然是不行。那麼，當規則未制度化、僅靠情緒維護時，師生關係容易淪為權力不對等。因此，唯有透過清楚規範與正當程序，才能避免衝突升級為對立。借鏡於國際經驗，許多高教體系已建立成熟制度。美國大學通常在教學大綱(syllabus)明訂出缺席、遲到規則，學生開學即知悉，爭議可透過申訴程序提出。日本大學強調自律與責任，老師通常不在課堂羞辱學生，而以成績反映缺席的後果。歐洲部分大學甚至將出席與否完全交給學生自主，教師只提供完整課程的教授。綜觀而言，核心理念一致：師生是契約關係，而非父權式壓制，權威來自專業與人格，而非情緒與怒罵。對照台灣現況，問題不在於遲到該不該懲罰，而在缺乏制度化的公平規範。當制度缺席，師生衝突容易升級為情緒對立，甚至成為社會輿論的謾罵。教育的目的，不只是傳授知識，更是培養理性對話、懂得尊重的人。學生遲到應承擔後果，但老師以羞辱方式處理，傳遞給學生的卻是錯誤示範：權力凌駕於尊嚴之上。因此，這場爭議不應簡化為「遲到對或錯」，而該是「如何在彼此尊重下維護公平正義」的教育省思。遲到不應該，羞辱人更不應該。唯有在制度化與尊重並行的完整框架下，教育才能真正培養負責任、懂得尊重的公民。最後，要再提醒的是，教育從來不只是管規矩，更是教會每個人如何在規矩中守護人性與尊嚴，並發展自我而能公益利他。老師與學生，都應如此。

近期台電公司興達電廠天然氣外洩爆炸以及接續的林口電廠1號、2號機故障停機檢修，總計影響供電能力290萬瓩，引發社會各界對台灣供電裕度與能源安全的關注。不意外的，社會上也總會冒出熟悉的聲音：「缺電＝缺核電」、「要重啟核電」，這種偷天換日的說法是一種典型的政治話術。台灣真正的問題不是少了核電，而是電網韌性不足。因此，若一再把「核電迷思」當作萬靈丹，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還會掩蓋治理缺失，拖延真正必要的改革。支持核能的人總愛強調「核電可以提供穩定基載電力」。然而，歷史事實擺在眼前：核二、核三廠都曾多次因設備故障緊急停機，一次事故影響範圍往往數十萬戶，比再生能源的波動更具破壞力。再者，核電廠雖能長時間運轉，但只要一出問題，就是「全有或全無」的斷點風險。更別忘了，台灣的核燃料完全仰賴進口，且來源高度集中，供應鏈在地緣政治下同樣存在風險。核電不是能源自主的保證，反而可能讓我們在危機時刻暴露於更大不確定性。台灣今年5月17日「核電歸零」迄今，我們沒有缺電(備轉容量每天都在6%以上)。就算是近日在供電最吃緊的狀況，備轉容量也尚能維持在4.3%以上。其實，台灣過去的幾次大停電都與缺電或核電無關，而是電網缺乏韌性。2022年大潭電廠事故，就是最鮮明的例子。一座燃氣機組跳機，竟然引發全台大停電。原因不是發電量不足，而是系統過度集中、備援不足，沒有足夠的調度彈性來吸收衝擊。所謂「韌性」，就是在遭遇事故時，系統能迅速調整、持續運作。台灣的問題是電網過度依賴單一大型電廠，缺乏分散式電源與區域微電網。結果就是一個小錯誤，演變成全國性危機。值得提醒的是，我們也必須正視錯假資訊傳播的影響。每逢停電，總有人將責任簡化為「能源轉型失敗」，甚至誤導社會認為「沒有核電，就會缺電」。這樣的說法不僅與事實不符，更是干擾公眾的理性討論。平心而談，台灣能源政策的真正挑戰，不在於是否重啟核電，而是如何在能源安全、碳排減量與合理電價之間找到可被公眾接受的平衡。事實上，國際能源趨勢已經非常清楚。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RENA)的資料顯示，過去10年全球新增電力90%以上來自再生能源，核能占比則持續下降。德國、日本即使面臨能源壓力，仍選擇逐步淘汰舊核能，因為成本、風險與核廢料問題根本無解。更關鍵的是，再生能源成本急速下降。國際能源總署(IEA)指出，太陽能與陸域風電的每度電成本已普遍低於新建核電廠。換言之，核電昂貴又危險。最重要的是，核廢料至今我們仍是無法提供安全、長期的處置方案。為何還要把寶押在它身上，而不是把有限的資源用於真正能善盡減碳責任與確保能源自主的再生能源?「缺電＝缺核電」其實是一種政治語言，利用民眾對停電的焦慮感來製造簡單答案。它的本質是把責任從治理問題轉移到能源結構之爭。事實上，台電與政府長期延宕電網投資，加上「凍漲電價」的政治壓力，才讓台灣的電力系統缺乏足夠的更新與備援。這些才是真正需要檢討的制度性盲點。若政府與社會大眾不正視電網投資不足、資訊不透明、決策黑箱等結構性問題，任何能源型態都無法保障台灣的安全。能源不是純粹的技術或經濟問題，它背後更是國家戰略與世代公平的價值選擇。台灣若執意走回核能，留下的將是數萬年無法解決的核廢料，實際上是把風險與成本轉嫁給後代。反之，如果我們選擇投資於分散、多元、透明的能源體系，不僅能保障民生用電，更能守住半導體等關鍵產業的穩定發展，維護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戰略地位。因此，要擺脫「缺電恐慌」，台灣必須聚焦在以下四大方向著手進行改革：一、責任明確化：重大停電事故須由獨立單位調查，避免流於「人為疏失」的簡化結論，確保問責制度落實。二、資訊透明化：電力供需預測、事故原因與修復進度應即時公開，讓專業人士與社會公眾得以監督，減少錯假訊息干擾。三、系統韌性化：加速建置儲能系統與微電網，全力發展分散式再生能源，並推動智慧調度與需量反應，降低對單一電廠的過度依賴。四、市場合理化：透過電價設計，鼓勵削峰填谷與合理的回購機制，讓電網調度更具彈性，同時避免能源投資長期被壓抑。綜言之，「缺電恐慌」的真相，不是因為台灣沒有核電，而是因為我們的電網脆弱、治理不足。「核電迷思」不僅誤導了公眾的理性討論，更可能成為推卸責任的藉口；或許能帶來短暫的政治聲量，卻無法解決台灣真正的挑戰。換言之，我們如果繼續被「核電話術」綁架，不僅無法解決問題，還會讓真正的能源改革被延誤。很顯然，台灣需要的，不是回頭核能，而是投資一個具韌性、透明、世代公平的能源未來。這才是能同時守護能源安全、減碳承諾與國家戰略利益的正確大道。

日前，行政院核能安全委員會於8月1日公告「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各界可在60天預告期限內提出意見(參見核安會官方網頁，https://www.nusc.gov.tw/newsdetail/board/7413.html)。該草案除了原有老化評估、安全分析報告，也新增「輻射相關議題查核評估報告」及「耐震安全評估說明」。然而，這次修法卻忽略了最關鍵的一環—「環境影響評估(環評)」。核電廠若要在執照屆滿後延長運轉或重新啟動，其對於整體社會與自然環境的潛在影響與相關的重大問題，不應被忽視。因此，筆者呼籲任何核電廠延役或重啟應該強制納入環境影響評估程序，運轉執照申請必須附上「符合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法令規定之文件」，這不單是法治精神與程序正義的體現，更是回應社會公眾合理期待的必要作為。首先，核電廠重啟並非單純的「維持既有運轉」，而是涉及核子設施在歷經停機後的再次投運，或在原設計年限已屆滿後的延長運轉。這也意味著潛在風險的重新調整。目前的審核辦法欠缺環評程序，等同形成制度漏洞。若僅以「再運轉計畫」進行技術審查，顯然輕忽核電廠延役或重啟對周遭生活、自然、社會環境、以及經濟文化、生態保育等面向所可能造成的重大影響，以及跨世代責任、區域避難與社會成本、核災保險與經濟風險、氣候變遷下的新挑戰、以及民主治理的正當性等課題。事實上，環境影響評估正是補足這些層面的制度工具。其次，環境影響評估具有程序正義的功能。要提醒的是，目前這些運轉四十年的老舊核電廠當年都未經詳實的地質調查和環境影響評估就設置。因此，核電廠的重啟，性質上與新設或重大擴建並無本質差異，甚至在社會關注程度上更為敏感。因此，若能透過環評程序的專家公開審查與監督機制，確保資訊透明與社會參與，讓不同意見被充分討論，才能增加治理決策的正當性與社會信任感。再者，參考國際核電廠管制經驗，核電廠延役多會納入類似環評的全面性檢核。例如，美國核能監管委員會(NRC)明訂每一次核電廠執照展期，除了要經技術審查，還必須附上「環境報告書」，依據《國家環境政策法》撰寫補充版本的「環境影響評估」，並設定明確的公開審查時程；歐洲方面，比利時政府原計畫延長Doel 4與Tihange 3核能機組十年至2035年，引發德國要求跨境環評。雖然此案仍在程序中，但歐盟法院早在2019年就有案例裁定，核電廠延役若無環評，將違反歐盟法規。這些說明了現行國際的法規制度不容輕忽，核電延役或重啟案若未經環評檢驗，便缺乏合法性與安全保障。這些國家並非反核，而是透過環評強化社會信任。最後，台灣特殊的社會與自然條件更突顯環評的必要性。以人口密度來看，核一、核二廠三十公里範圍內就有超過五、六百萬人居住，一旦發生事故，即時疏散與安置幾乎不可能；而台灣每年超過千次規模四以上地震，加上偶有的颱風侵襲，核電廠長期運轉所面臨的天然災害風險遠高於美國與歐洲。因此，若在這樣的條件下仍允許核電廠重啟卻不納入環境影響評估，不僅不符合國際潮流與最新的安全標準規範，更是對全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漠視。環境影響評估的納入，並不等同於阻擋核電廠延役或重啟，而是建立一個更加完整的審查框架。它能促使經營者提出更具體的環境管理與風險因應措施。再者，透過環評的審查與附帶條件，主管機關得以確保核電廠重啟不僅符合嚴謹的風險評估與安全審查標準，更能兼顧環境永續與社會期待。綜言之，「沒有環評，就不應有核電重啟」。將環境影響評估納入「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的法定程序，不僅能補強審查內容，全面檢視核電廠運轉的真實風險與安全性，更能避免因忽視長期影響而讓社會與後代承擔沉重代價。國際經驗已經證明，核電延役必須接受公開透明的環評檢驗，台灣更不該例外。唯有如此，能源決策才能同時兼顧核能安全、民主法治、環境永續與世代正義，確保我們留給子孫的，不是風險與債務，而是一個更安全、更值得信任的美好家園。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日前立法院在野兩黨聯手提出要阻擾台灣能源轉型進程的核三重啟公投案，所幸在8月23日的全民投票中並未獲得通過。天佑台灣，台灣人民再次展現智慧與決心，守護住這好不容易達到的「零核電」新時代。儘管如此，隨著電力需求成長與減碳壓力的加大，台灣非核能源轉型的政策確實也面臨著各式的挑戰。台灣社會再度出現「以核減碳」、「核綠同行」等返核的聲浪。然而，這種看似簡單的論述，卻總是忽略了安全、成本與國際趨勢等關鍵現實。首先，核電並非真正的「乾淨能源」。雖然發電過程碳排低，但仍是會產生輻射污染物、核廢料、廢熱及其他污染物。最重要的是，至今我們始終無法提供安全、長期的核廢料處置方案。高階核廢料必須存放數萬年，任何環境或管理上的失誤，都可能釀成難以挽回的災難。台灣地狹人稠、地震頻仍，若再推動核電，不只是能源選擇問題，更是世代風險與社會正義問題。其次，核電的經濟效益早已不如再生能源。全球太陽能與風能的成本持續下降。相較之下，核電建廠耗時、成本高昂，老舊機組的延役更需要面對龐大的安全投資與維修費用。與其將有限資源投入不確定的核電，不如用於提升能源效率，加速投資再生能源與儲能系統，或讓電力事業自由化，台灣的電力一定綽綽有餘。再者，核電並不能真正保障能源安全。事實上，台灣的核燃料也是進口能源，遇到地緣政治或供應鏈危機時，同樣脆弱。相反地，太陽能、風能、地熱是台灣自身可以發展的資源，搭配儲能與智慧電網，才能真正確保台灣的能源自主和能源安全。國際趨勢更清楚顯示，核電正逐漸式微。目前核電在全球發電量的占比已不到10%，更是遠低於1996年17.5%的高峰值。另外，國際能源總署預估2050年淨零碳排時，全球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為89%，核電只有8%，後者根本不是減碳的主要能源。最後，要再提醒的是，別被核電迷思綁架，讓我們陷入更大的安全風險與成本陷阱，台灣需要的是永續安全與減碳雙贏的未來。因此，台灣應該在事實與邏輯的基礎上持續向前行，不要讓核能復辟的倡議阻礙再生能源的發展。毫無疑問的，節約能源、提升能源效率、以及全力發展再生能源才是台灣能兼顧能源自主與永續安全，要善盡對抗全球暖化的減碳義務所應走的正確大道，更是當前最應該要先做的事。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國民黨立委翁曉玲日前在核三重啟公投案意見發表會宣稱：「核能是世界先進國家都會使用且占比高的能源選項，日美皆達三、四成」；擁核陣營也常以「經歷過那麼嚴重核災的日本，還不是推動核電重啟，並且讓老舊核電廠持續運轉?」來論述日本的「核電復興」。然而，這類的說法並不真確，更不是事實。核三重啟公投前，來自日本各地聲援台灣的訊息(參見亞洲非核論壇日本事務局的官方網頁，https://nonukesasiaforum.org/japan/archives/3330)，告訴我們日本核電的現況。「2011年311福島核災之前原本有54座核電機組運轉，但如今僅有14部機組已經重啟運轉，24部核電機組已進行除役作業或決定除役。其他的機組正面臨當地居民的反對運動，未能重啟」。事實上，日本2024年核電在總體發電量的占比僅有8.3%。就算是日本《能源基本計畫》有新建核電廠的規劃，核電的占比也相較311福島核災之前(2010年核電占比為25.1%)的日本低。日本第七次《能源基本計畫》最新規劃的是「再生能源與核能將被最大限度活用，日本的目標是2040年核能占比20%，再生能源超過40%」。首相石破茂也曾指出，日本因缺電「被迫」重啟運轉的核電廠是處於「青壯期」的核能機組，他形容這就像讓仍年輕健康、還能自力賺取未來龐大「喪葬費」(除役費用)的核電機組繼續工作；若不繼續運轉，民營電廠將因無力負擔高昂的除役成本而相繼倒閉，最終還是需由日本政府承擔龐大除役費用，這在目前日本的政經情勢下也是很難被允許的。儘管如此，福島核災證明了之前的核能安全對策仍是遠遠不足的。因此，日本核電的重啟計畫必須通過更嚴謹的風險評估與相關基礎設施的安全審查，尤其關注地震帶斷層特性、疏散現實、以及期程與成本效益等議題。因此，去年日本的敦賀核電廠二號機因無法排除核子反應爐正下方存在活斷層，遭到日本官方認定不符合核電機組新規範標準(其審查長達10年，但最終還是被駁回)，成為首座未獲同意重啟的核電機組，必須除役。反觀台灣，核三廠二號機自今年5月17日執照到期停機後，「核電歸零」已逾三個月之久，我們沒有缺電，備轉容量每天也都在6%以上，這證明非核能源政策是務實可行的。因此，台灣並不存在討論老舊核電廠重啟的前提與必要性。更嚴重的是，台灣現有四座除役中或封存的核電廠都鄰近活動斷層，核一、核二廠距離北台灣最大的活動斷層帶僅有7公里與5公里，核四廠區下方則有S斷層帶存在，恆春斷層甚至就從核三廠區下通過，距離該廠核島區僅約七百公尺，並不符合國際最新的建廠安全標準，核安無法保障，核廢命題更是難解。實務上，也不可行。台灣是亞洲第一個「曾用核電，而能廢核」的國家，非核能源轉型的典範，更是許多國家所羨慕的歷史成就。台灣的「非核家園」是值得珍惜的台灣全民之福，對亞洲各國人民而言，更是一盞希望的明燈。因此，台灣人民更應堅決拒絕核電，別走回頭路。讓我們一起攜手努力，繼續守住台灣好不容易達成的「核電歸零」，並持續為實現非核亞洲的永續願景而努力奮鬥。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護理人員在第一線專業崗位照護病人，付出無數心力與時間，也長期承擔著沉重的責任與壓力。然而，有時卻在一些匿名社群(例如：《靠北護理師》、《Dcard》等)被點名，遭受不實指控與侮辱，這不僅傷害她們的名譽，也侵害了人格權。這種被匿名言論傷害的冰風暴，會凍得讓人說不出話來。更精確地說，是荒謬到不知道從何處說起。情緒釋放是維持心理健康的重要一環，我們真心愛護每一位白衣天使，也支持她們擁有抒發情緒與壓力的空間。儘管如此，在這些欠缺嚴謹審核機制的匿名平台的言論，大多數缺乏事實根據，充斥個人情緒與偏見，卻仍是被不負責任地放大傳播。令人遺憾的是，與其辯論往往徒勞，因為匿名者並不在乎事情的真相。更嚴重的是，這種氛圍不僅誤導大眾視聽，造成護理人員之間的信任裂痕，對團隊士氣與合作基礎的衝擊更是不堪言狀，也間接影響病人安全的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匿名不等於免責」。在現行法律下，任何公開發表的言論，都可能承擔法律責任。即使出發點是為了討論、抱怨或求助，只要涉及人身攻擊、未經查證的指控或影射特定個人，就有可能背上公然侮辱、誹謗等罪名，甚至引發民事求償。因此，除了提供護理人員健全的情緒宣洩管道，更重要的是給予她們必要的法律觀念與風險意識，讓她們知道：哪些表述是安全的?哪些內容需要經過查證?哪些言論可能帶來法律風險?因此，我們要守護白衣天使，需要建立更健全的情緒抒發與申訴管道，為護理人員打造安全的發聲空間，不只是讓她們「能說話」，更是要確保她們「能在法律安全的範圍內放心說話」。筆者要呼籲社會大眾不要輕信缺乏查證的內容，要有媒體識讀與思辨能力。同時，也希望醫院管理層、護理專業團體、以及平台業者們能夠積極檢討，共同建立制度，防止匿名網路空間成為謾罵與誹謗他人的溫床，莫讓匿名不實言論侵蝕護理專業。最後，想提醒大家的是，唯有讓護理人員在安全的環境中，透過事實、理性的表達情緒與想法，才能讓真正關心醫護場域的聲音被更多人聽見，而不是被匿名謾罵與法律糾紛所淹沒。

台灣核三廠二號機自今年5月17日執照到期停機後，「核電歸零」至今，我們沒有缺電，備轉容量每天也都在6%以上，這證明非核能源政策是實際可行的。然而，擁核陣營與立場偏頗的媒體仍是造謠「以肺發電」大肆抨擊政府「非核家園」政策致使台灣火力發電大幅增加，致生空污，未能減碳。事實上，台灣的核電發電度數從2011年的421億度降低至2023年的178億度(大約減少58%)，而這段期間以天然氣發電取代燃煤發電，減少舊型燃煤機組的使用，再加上改善空污防制設備，確實有效降低空污。就台電火力電廠空污排放總量而言，從2011年最高的10.9萬公噸，歷經多元措施努力，2023年已降至3.7萬公噸(減幅達66%)。目前台灣各分區也都積極推動非核能源轉型，以「減煤、增氣、展綠」為發展方向，使能兼顧穩定供電、淨零排放及環品改善。因此，2016年至2023年台電火力電廠空污排放總量已降至52萬公噸，相比2008年至2015年的80萬公噸，已減少35%。儘管如此，得來不易的些許減碳成果，因為總用電量的增加而被抵銷，使得2023年的電力排碳係數(0.494公斤CO2/度)幾乎與前一年相同，但相比2015年的0.525公斤CO2/度已然下降6%。值得一提的是，英國碳排放量的大幅削減，主要是由於總能源用量減少以及卓然的再生能源發展(2023年風力發電占比已提升至26%)，也與核電的使用無關(1998年時的核能占比26%，2023年已降至13%)。綜言之，請社會大眾莫再陷入擁核勢力所散播「以肺發電」的迷思。由於台灣半導體業與AI發展的用電需求日增，若要有效降低空污與電力排碳係數，首要之務就是積極發展低碳、零碳的各式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而在極大化綠能發電尚未能達標時，以天然氣減煤來做為橋接能源，使能務實因應減碳的要求仍是有其必要性。因此，台灣人民別走回頭路。「走對的路，一直走。做對的事，持續做」。唯有如此，才能兼顧減碳及空污改善，確保台灣非核能源轉型期的電力維穩供應，以期能逐步達成2050淨零碳排的目標。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台灣在今年5月17日核三廠二號機執照到期停機後，核電歸零，達到我國《環境基本法》和《氣候變遷因應法》都提到的「非核家園」目標，成為亞洲第一個「曾用核電，而能廢核」的國家。這是許多國家人民羨慕的成果，更是值得珍惜的台灣全民之福。令人遺憾的是，立法院民眾黨和國民黨聯手提出核三重啟公投案(公投第21案)，想要迫使行政院重新評估核三重啟的可行性。而這阻擾台灣非核能源轉型進程的伎倆，即將於8月23日交付全民投票。先不論這個公投案是否是一場「詐騙」、「投心酸」的無效公投?我們更應認清的是，台灣核電廠多年運轉所產生大量的高階、低階核廢料，都會是我們終究不能漠視的難題—「核廢料何去何從?」。台灣三座核電廠即使都已除役，但是使用過的核燃料棒都還是儲存於需要電力維持運作的冷卻池中，這些燃料冷卻池的廢燃料棒儲存量都比福島四號機當時的多了5~10倍，這樣並不是沒有安全疑慮。尤其是這些核電機組都座落於斷層帶附近，燃料池核災的風險與威脅更是無法忽視。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日本發生311福島核災，當時福島核電廠四號機就曾引發了儲存池會否過熱的擔憂，所幸經過四十多天的搶救，才沒釀成燃料池內使用過燃料棒的熔毀事故，否則半徑250公里內的人都得要撤離，後果將更是不堪設想。但就算將使用過的核燃料棒(高階核廢料)就地移至無須供電的「中期」乾式儲存槽，也不是安全、長期的處置方案。我們仍不得不面對的是四十年後，甚至上萬年後永久符合地質條件的「最終處置場」要在哪裡?然而，在避鄰心態作祟下，誰願意在其所居住地附近設置放射性核廢料的處置場? 2012年經濟部曾選出台東縣達仁鄉、金門縣烏坵鄉做為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址，但台東縣、金門縣政府都拒絕辦理公投，而無法繼續推動；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光做地質調查就面臨遭抗爭的窘境。最後，要再提醒大家的是，目前我們仍是無法務實面對與妥善處理核廢料的難題。若不幸未來核三重啟，全民將承擔更多的核廢料，並再次籠罩於核災風險之中。因此，筆者呼籲有投票權的公民否決藍白的擁核政策，對此公投案投下不同意票，拒絕危險老舊核三重啟，從而科學理性務實地面對核廢料安全、長期處置的關鍵命題。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重啟恆春斷層帶上已經運轉四十年屆期除役的危險老舊核三廠機組，是漠視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更是極度不負責任的作為。對於比鄰核三廠的屏東居民，好不容易才盼到核電廠正在除役拆廠、地方或將有新的發展，竟然又因立法院通過民眾黨與國民黨聯手提出的「核三延役」公投案，讓其主文：「您是否同意第三核能發電廠經主管機關同意確認無安全疑慮後，繼續運轉?」再度成為屏東人的夢魘。屏東人正在承受一場假「為台灣爭口氣」之名，行「不公不義犧牲屏東」之實的「假議題」公投。政客們試圖操弄民意、壓迫地方治理的作為，我們不能漠視。無論是從公共利益出發、或是為經濟發展的理由，即便是編列了大量的回饋金來補償損失，也都必須要去嚴肅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已屆期除役的危險老舊核電廠還是要繼續運轉?」；有些人士也會天真的認為「核廢料就繼續放在核電廠裡面就好啦！」。對屏東人來說，要他們再接受、再忍耐大量核廢料的繼續貯存，真的是情何以堪？如此作為與目前《氣候變遷因應法》第一條條文所開宗明義要落實的「世代正義」、「環境正義」以及「公正轉型」，也無一不是背道而馳。核電是不能永續再生能源，其所需的鈾礦的蘊藏量有限，隨著蘊藏量減少，其價格會越來越昂貴。鈾礦的開採和提煉，核子燃料的製備和輸送，核電廠的興建和運轉，核廢料的處理和處置，都會有傳統污染物、二氧化碳和輻射汙染產生，不是乾淨、無碳的能源。核廢料仍無法妥善處理和處置，將成為後代子孫長久的負擔。核電廠的運轉都曾產生重大事故，無法保證未來不會再發生，更不是台灣減碳或能源問題的解方。核三緊鄰恆春斷層，核子反應機組座落於斷層影響地帶，並不符合國際最新的建廠安全標準，只是當初沒有發現。我們很幸運，四十多年來該廠沒有因地震而發生核災。儘管如此，從過去的營運紀錄可知，核三的違規、異常事件及事故很多。例如汽輪機氫氣爆炸、3A等級的電廠全黑事故、輻射水外洩污染海灘、溫排水造成珊瑚白化、火災頻繁發生、維修工人受到傷害等。再者，核三廠依照四十年運轉壽命設計的老舊設備，若繼續使用，設備和材料的劣化將會導致更多故障事件發生，重大事故的風險將會更高。我們不應抱持僥倖心態，而政治粗暴的核三重啟，更是拿全民及後代子孫的安全當賭注。對於這個不公不義的全國性假議題公投，我們豈能任由它在藍白政黨的政治操弄下，便讓屏東人來獨自承擔。因此，筆者呼籲全國公民應該共同挺身而出，理性聲援屏東，對抗操弄與恐懼，一起對「核三延役」公投案投下「不同意」票。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護理人員的專業與耐心，是醫療體系運作能否順暢的基石。她們身處醫療體系的第一線，長期承擔著沉重的責任與壓力，為病人的健康與生命付出無數時間與心力。如果讓她們在匿名謾罵的惡夢陰影下工作，不僅會削弱團隊士氣，更可能導致優秀人才的流失。令人遺憾的是，近年來一些匿名社群平台(例如:「靠北護理師」等)的貼文內容往往欠缺事實基礎，充斥個人情緒與偏見，已淪為散播惡意指控與侮辱的溫床。這種情況不僅傷害了護理人員的名譽與人格權，也侵蝕了醫護病關係的信任基礎，更間接衝擊著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因此，守護第一線的護理人員，並不只是對個別護理人員的關懷，更是我們對社會所應盡的責任。匿名中傷的寒意護理人員在匿名平台上的被點名，所承受的衝擊，就像德州冰風暴的寒流，會凍得讓人說不出話來。更精確地說，是荒謬到不知從何說起。根據台灣護理學會2023年的調查報告，有32%的受訪護理師表示曾因網路不實言論感到嚴重焦慮或憂鬱；另有18%表示因此影響到專業判斷與工作投入。當惡意言論在社群間風傳，即便事後證明不實，傷害卻是早已造成。更嚴重的是，這種氛圍會在醫療團隊內部種下猜疑，動搖合作基礎，也間接影響病人安全的保障。情緒抒發與惡意攻擊的界線我們可以理解護理人員在高壓環境中，需要情緒釋放的出口與心理健康的支持系統。然而，當這種抒發發聲在缺乏完善審核機制的匿名平台上，就像用擴音器把未經查證的偏見放大，不但無助於問題解決，反而可能引發更多衝突與誤解。更令人遺憾的是，部分參與者、受益者們並不在乎事情的真相，這也讓辯論與事實澄清有時候會變得徒勞無功。法律責任不容忽視在現行法律下，任何公開發表的言論，即便出發點是討論或抱怨，只要涉及人身攻擊、未經查證的指控，或影射特定個人，都可能觸犯法律。例如：《刑法》第309條、第310條分別規範了公然侮辱罪與誹謗罪；而《民法》第195條則保障人格權，受害者可提起民事賠償。2022年，就有某醫院護理師因在匿名平台遭惡意影射涉入醫療疏失且處理態度惡劣，而提起刑事與民事訴訟。法院審理後認定該言論未經查證，已足以損害名譽，最終判決言論者須公開在原平台道歉，並賠償新台幣15萬元。這起案例提醒我們「匿名不等於免責」，匿名發言並不能規避法律責任，反而可能帶來沉重的代價。為白衣天使打造安全的發聲空間為了要真正守護護理人員，我們不能只是讓她們「能說話」，而是要讓她們「在法律安全範圍內放心說話」。這需要兩方面的努力：一、建立安全的內部情緒抒發與申訴管道醫院與護理團體應提供心理諮商與壓力釋放機制，並確保匿名性與保密性；內部申訴平台可由第三方公正管理，避免直接暴露於單位同仁或管理階層的壓力下。二、提升法律風險意識定期舉辦法律教育訓練課程，明確說明哪些表述安全、哪些需要查證、哪些可能觸法；提供相關的法律諮詢與支援，確保護理人員面對公然侮辱或誹謗時能及時採取有效行動。社會與平台業者的責任除了醫療體系的內部努力，社會與網路平台業者也應承擔責任。首先，社會公眾應避免輕信未經查證的內容，並培養媒體識讀的能力；其次，平台業者應落實舉報與下架機制，對涉及誹謗與人身攻擊的內容快速處理，並配合司法機關追查匿名違法者的法律責任。在美國與歐盟，多數社群平台已在法律的制約下強化內容管理。台灣理應參考並納入於《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的立法方向，明定社群平台業者的責任範疇，並規範下架的機制與時限。最後，要再強調的是，「匿名不等於免責」，匿名社群平台更不應成為情緒謾罵與誹謗的溫床。筆者盼望社會公眾不要輕信缺乏查證的內容，要有媒體識讀與思辨能力，也呼籲醫院管理階層、護理專業團體、與平台業者等相關單位應該要共同建立制度，讓護理人員有安全的情緒出口，也有法律保障的發聲環境。唯有透過理性、事實與相互尊重，才能讓護理人員安心工作、病人獲得優質照護，社會也才能聽見真誠而不被匿名謾罵與法律糾紛淹沒的聲音。

人民是頭家，我們不能再坐視人民的公僕完全漠視既有且正常運作的規則，違反程序正義，危害社會與國家發展。國家的主人不該讓事情再這樣下去了。當前的狀況，已不是政黨間競爭與政策對立那麼單純，而是一場關乎憲政體制與價值選擇的重大檢驗。現在，就是必須支持大罷免，要讓國民黨立委重新變回少數。這些藍白立委過去一年多在立法院的惡行惡狀，歷歷在目，啟人疑竇的法案接續推出，不經充分討論，不尊重民主，輕率通過各項違憲、反國安的法案，亂刪預算，意圖癱瘓行政體系、迎合敵對勢力，將台灣推向深淵。在這一年多不負責任的國會作為裡，沒有一個將被罷免的國民黨立委是無辜的，因為他們在每一次的違憲法案、預算案審查時，罔顧多數民意，全都不明究裡的跟著傅崐萁與黃國昌舉手表決。如果我們再任由不適格的立委持續把持立院，把整個國家當成政治鬥爭的戰場，那麼傷害最深的，將會是全體台灣人民。換言之，他們被拉下台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誰讓他們身為人民的公僕，卻不站在人民的這一邊，從未誠實面對錯誤、更是有負人民所託。國家的主人不該讓事情再這樣下去了。若再沉默，將是放棄顯而易見的選擇，是再次將台灣的未來交給我們本該能制衡的惡霸。因此，呼籲大家在即將於七月廿六日行使公民罷免權的時候，積極站出來拉票、踴躍投票，同意罷免這些不適任的立委。

為達成巴黎協定全球增溫不超過攝氏1.5oC之目標，近年來世界各國也積極促進氫能源產製、運儲、以及應用等相關技術的發展，用以實現減碳排以及減緩全球氣候變遷速度。在交通載具的氫能應用上，相比於電池電動車的大幅度成長，氫燃料電池車的數量雖然也有增加，但仍面臨著基礎設施不足、加氫成本過高等挑戰。其中，加氫站基礎設施的布局與技術發展更是推動氫燃料電池車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依據國際能源總署(IEA)在2024年所公布的「全球電動車產業展望」報告，電池電動車(包括純電動車與油電混合動力車)由2022年的2,600萬輛，新增約1,400萬輛(其中純電動車占比高達70%)至2023年的4,000萬輛。相較而言，氫燃料電池車數量是從2022年的72,100輛成長到2023年的87,600輛，年成長率雖然也有21.5%。但是從總量來看，氫燃料電池車與電池電動車之間仍存在著約500倍的差距。由於受限於經濟規模不足以及關鍵原料成本偏高，氫燃料電池車的商業化量產仍是遠不如電池電動車。因此，也有部分車輛製造商轉而開發載重、長途運輸用的氫能重型商用車。加氫站是氫燃料電池車商業規模化的必要基礎設施。因此，從國內外或各地區加氫站建置的數量與分布就可推估其氫燃料電池車的發展現況。由H2Station.org網站的統計資料可知，截至2024年底的加氫站總數量約為1,160座。其中，亞洲地區有748座加氫站(占約64.5%)，主要為中國384座、韓國198座、以及日本161座。歐洲有294座加氫站(占約25.3%)，主要為德國113座、法國65座、荷蘭25座、以及瑞士19座。美國有89座加氫站(占約7.7%)，其中74座位於加州，而加拿大則有12座加氫站。儘管如此，H2Station.org的報告也指出實際加氫站的數量也有著不確定性，因為當部分加氫站關閉時，往往缺乏公開的資訊公告。另外，根據IEA在2024年10月所發布的「全球氫能回顧」報告，2024年加氫站的建置量相較於2022年與2023年都有小幅增加，但也有部分地區的站點因運營商策略調整而選擇關閉。分析原因不外乎是相對於電池電動車充電樁的普及與充電速度的提升，在續航範圍與便利性的考量下，對於氫燃料電池車的銷售量與持續持有的意願影響甚大，也使得加氫站的運營陷入困境。再者，由於氫燃料電池車的氫氣需求量尚不足以支撐加氫站的運營成本，當政府的貼補減少時，運營商不得不被迫選擇關閉。在政府的政策支持與產業界的積極投入下，台灣已於2023年的7月與11月分別修訂《能源管理法》與《加氫站銷售氫燃料經營許可管理辦法》，指定氫為燃料，並為加氫站的設置提供法源依據；也已於2024年6月修訂《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允許加油站得兼營加氫站。中油公司也已完成加氫示範站的具體規劃，第一座加氫站預計於2025年第二季開始試營運，並計畫於北部設置第二座的加氫站，聯華林德公司也預計於今年完成示範加氫站的建置與試營運，用以支持氫燃料電池大客車的試辦運行以及推動氫能車的普及化。可預見的，氫能的產製儲運與穩定供應、加氫站的建置成本、以及系統安全性等議題仍將是發展過程必然會面臨的挑戰。因此，台灣亟需吸取國外在氫燃料電池車與加氫站產業發展的經驗，以避免重蹈覆轍，也才能更清晰自身的發展藍圖與策略、以及對應的做法。就氫能在交通領域的應用而言，台灣應專注於氫能巴士、重型長途車輛的發展與示範驗證，強化本土氫燃料電池車的關鍵技術、組裝與整車驗證、以及完備氫能車運輸安全法規與檢測量能。除了落實既有規劃的氫能應用場域外，更須要明確設定氫能載具、加氫站數量分布、以及氫燃料價格等的政策目標，從而加速國內自主技術的成熟與驗證，從中及早培育我國氫能源產業技術人才，並提升國內產業發展與全球競爭力。另外，也應同步進行民眾溝通與公正轉型之推動，以為我國氫能源產業建立良好的發展環境，並透過氫能源產業之發展來協助我國達到2050淨零碳排之政策目標。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針對昨日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召委葛如鈞排審在野黨立委所提出《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的9個不同版本(所謂的「核電延役」法案)，要解套核電廠運轉執照有效最長40年的限制，也要讓超過延役申請期限的老舊核電廠，有機會延役。朝野立委們彼此針鋒相對、多次言語衝突，歧見過大並無法達成共識。因此，全案(含修正動議)保留送出委員會，靜待院會的朝野協商處理。筆者以為草率修法要讓老舊危險的核電廠可以延役，其實沒有必要；如此枉顧核能安全，核廢料處置的難題，更是不可行。首先，今年1月份中研院蕭新煌兼任研究員所發表的民調顯示，竟然有高達8成民眾不知道台灣在去年(2024年)一整年核電發電占比不到10%(在去年7月底核三廠一號機停機後，核電發電占比更降到約3%；而在核三廠二號機於今年5月17日屆滿40年而依法停止運轉後，核電就要歸零)。因為部分民眾對核能發電比例的無知，高估核電對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又受到擁核勢力扭曲核電可以「減碳」，以及部分媒體藉機炒作缺電、電價上漲的議題，因而製造出一種時下對減碳和缺電擔憂的「非核焦慮」，也部分動搖了對政府能源轉型的信心。事實上，核三廠二號機從去年10月起停機大修41天期間，備轉容量都可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以上，已提供了「非核家園」不缺電的實證。在日前立法院公聽會經濟部次長賴建信也指出，已考量半導體、AI新興技術等新增用電，預估每年用電成長率2.5%，預計2024年到2032年全國大型機組淨增加1,636萬瓩，大於預估用電需求成長，可確保台灣未來電力供給無慮。此外，綠電成本也已大幅下降。顯而易見的，台灣並不存在討論老舊核電廠延役的前提與必要性。延役申請期限的規定是我國參照國際核能管制機構的規範所訂定，是為了確保核能安全訂定的制度。任意修改法條，不但破壞核安法制規範的嚴謹性，也將提高核電事故發生的機率。特別是這些運轉40年的老舊核電廠當年都未經詳實的地質調查和環境影響評估就設置，如果要繼續運轉，一定要經過詳實的檢查，了解老化情況，評估堪用性、安全性、環境影響，以及改善所需成本。還有，毒性長達數十萬年的核廢料至今我們仍是無法務實面對與妥善處置。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址則因地方政府拒絕協助辦理公投，而無法繼續推動；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目前尚面臨選址沒有法源，光做地質調查就遭抗爭的窘境。值得一提的是，現實上，也沒有地方政府或民眾會同意核電機組或核廢處置場在其所居住縣市設置。因此，在目前這些老舊核電廠問題重重的狀態下，縱使藍白聯合依仗國會多數草率修法通過，在要滿足核安要確保、核廢料能處置、以及社會有共識的三大前提下，相信行政院也不敢貿然延役。綜言之，台灣沒有核電，也不會缺電，核電廠延役實無必要。在地狹人稠、老舊核電廠都座落於斷層帶附近的台灣，核能安全無法保障，核廢命題更是難解，如此執意使用核電而讓台灣人民承擔核災風險，更是不可行。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近日立法院由教育文化委員會召委葛如鈞所召開「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討論在野黨所提出的多個核電延役相關法案，企圖將核電廠的使用年限，從目前的四十年延長到六十年，為超過延役申請期限的老舊核電廠延役尋求解套。筆者可以理解擁核、反核的各有立場。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提案立委與擁核者的論述卻完全迴避了核電廠老化、延役成本、斷層地震、核災風險、以及核廢料處置等關鍵問題，使得老舊核電廠延役的修法又可能將成為立法院藍白聯合亂政的另一事證。面對這樣的狀況，要再提醒大家的是，延役申請期限的規定是我國原子能委員會(現改制為核安會)參照國際核能管制機構的規範所訂定，是為了確保核能安全而訂定的制度；任何破壞核安法制嚴謹性的修法，將會提高核子意外事故發生的機率，會危害廣大民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特別是這些運轉四十年的老舊核電廠當年都未經詳實的地質調查和環境影響評估就設置，如果要繼續運轉，一定要經過詳實的檢查，了解其老化情況，評估堪用性、安全性、環境影響，以及改善所需成本。目前這些核電廠問題重重。核一、二廠之用過核燃料貯存空間已滿，用過燃料無法移出反應器爐心，新燃料無法放入，只好在四十年期滿前就提早停止運轉；核三廠冷卻池縱使尚有部分的儲存容量，但官方資料顯示也僅能再多放三年。但是，它們都座落在長斷層帶附近，核一、核二廠距離北台灣最大的活動斷層帶僅有七公里與五公里，核四廠區下方則有S斷層帶存在，恆春斷層甚至就從核三廠區下通過，距離該廠核島區僅約七百公尺，都不符合國際最新的建廠安全標準。因此，現有老舊核電廠的延役或在原址增設核能機組的作法都是不可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日本的敦賀核電廠二號機因無法排除核子反應爐正下方存在活斷層，遭到日本官方認定不符合核電機組新規範標準，成為首座未獲同意重啟的核電機組，必須除役。這全然是因為目前仍然無法實現地震的預知，無法確定何時、何地會發生什麼樣的地震，要確保現在核電廠的安全是不可能的事。更嚴重的是，根據《自然》雜誌(Nature)發表的研究顯示，全球最危險的三座核電廠，台灣佔了二座，因為核一、核二鄰近大台北都會區，其方圓三十公里內，人口數高達五、六百萬人，根本訂定不出為重大核災事故準備的疏散避難計畫，更沒辦法能及時疏散，若發生事故將危害廣大民眾的生命與財產安全。還有，毒性長達數十萬年的核廢料至今我們仍是無法務實面對與妥善處置。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目前尚面臨選址沒有法源，光做地質調查就遭抗爭的窘境。低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址則因地方政府拒絕協助辦理公投，而無法繼續推動(二○一二年經濟部曾選出台東縣達仁鄉南田村、金門縣烏坵鄉小坵村，但台東縣、金門縣政府都拒辦公投，而使相關作業擱置迄今)。因此，在這樣的核電廠狀態下，縱使國民黨與民眾黨依仗國會多數草率修法通過，在核安要確保、核廢料能處置、以及社會有共識的前提下，相信行政院也不敢貿然延役。今年一月份中研院蕭新煌研究員等人所發表的民調顯示，竟然有高達八成民眾不知道台灣在二○二四年一整年核能發電占比不到十%(在去年七月底核三廠一號機停機後，核能發電占比更降到約三%；而在二號機於今年五月十七日執照屆滿四十年而依法停止運轉後，核電就要歸零)。因為部分民眾對核能發電比例的無知，高估核電對能源安全、能源自主的重要性，又受到擁核勢力扭曲核電可以減碳，以及部分媒體藉機炒作缺電的迷思，因而製造出一種時下對減碳和缺電擔憂的「非核焦慮」，動搖了民眾對政府非核能源轉型的信心。需要一提再提的是，許多民眾或許昧於「以核減碳」、缺電的迷思而對核電表達支持，卻不希望核電廠或核廢料處置場在其所居住縣市設置的現實。有些人士也會天真的認為「核廢料就繼續放在核電廠裡面就好啦」。對於已比鄰核電廠近五十年的居民，好不容易才盼到核電廠正在或將要除役拆廠、地方或將有新的發展，卻要他們再接受、再忍耐大量核廢料的繼續貯存，甚至現在還要延役或在原址新建核電機組，真的是情何以堪?如此作為與目前《氣候變遷因應法》第一條條文所開宗明義要落實的「世代正義」、「環境正義」以及「公正轉型」，也無一不是背道而馳。事實上，台灣核三廠二號機自十月二十一日停機大修四十一天的這段期間，備轉容量都可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以上，更是提供了「非核家園」不缺電的實證。此外，在三月十九日的立法院公聽會經濟部次長賴建信也指出，已考量半導體、AI新興技術等新增用電，預估每年用電成長率二點五%，預計二○二四年到二○三二年全國大型機組淨增加一千六百三十六萬瓩，大於預估用電需求成長，可確保台灣未來電力供給無虞。很顯然的，台灣並不存在討論老舊核電廠延役的前提與必要性。有人以能源安全為理由，認為核電才能因應外敵的封鎖，事實上核燃料也是進口能源。建立本土的、多元的、分散的再生能源系統，才能真正確保台灣的能源自主和能源安全。若把更新老舊核電廠或興建核能電廠的經費用於提升能源效率與節約能源，或興建其他類型的電廠，或讓電力事業自由化，台灣的電力一定綽綽有餘。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預估，二○五○年淨零碳排時，全球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為八十九%，核電只有八%，後者根本不是減碳的主要能源。核能發電本身雖較火力發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少，但從鈾礦的開採、燃料的提煉和運送、電廠的興建與運轉，到核廢料的處理和處置，整體排放量也相當多；況且鈾礦的貯藏量有限，如大量使用，很快就會用完，是不能永續再生的能源。事實上，提升能源效率、節約能源、以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達到淨零碳排，才符合永續發展的作法。核電並不屬於國際供應鏈承諾 RE100 定義的再生能源，光電和風電等再生能源才是台積電等產業需要的綠電。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約國第廿八次會議(COP28)雖然一些擁有核電的國家倡議增加核電以降低碳排，但該會議真正重要的減碳行動共識是：「二○三○年前全球再生能源裝置容量提升為目前的三倍、全球能源效率年改善率提升為目前的兩倍」。因為發展核電根本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因造價昂貴、興建費時而排擠和遲滯再生能源發展，並帶來核子事故、核廢料處理、核武擴散等更為嚴重的問題。另外，所謂「三倍核能倡議在COP29上受到關注」也只是擁核集團推銷核電的宣傳手法，大多數國家關注的仍是核能安全。全世界將近二百個國家中，使用核電的僅卅多國。亦即，大部分國家沒有核電，台灣要成為「非核家園」並非特例。許多經濟發展程度與台灣相當或更佳者並未使用核電，如德國、奧地利、新加坡、以色列等。台灣是地狹人稠、地震颱風頻仍的島嶼，無法承受核災的發生，缺乏發展核電的自然和社會條件。二○一一年日本福島核災敲醒了台灣。台灣與日本同處地震帶，類似的複合式核災如果發生在地狹人稠的台灣，後果不堪設想，甚至可能導致台灣滅亡。因此，台灣全力發展再生能源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在今年五月十七日讓核能三廠二號機能依法安全停機，進而成為亞洲第一個「曾用核電，而能廢核」的國家，更是很自然且正確的事情。因此，筆者呼籲所有的政黨政治工作者都應該站在人民的這一邊，「反對核電延役，拒絕草率修法」，讓台灣能早日告別核電，不再讓人民繼續承擔核災風險與更多核廢料處置的難題。發展核電違反世代正義，也危害台灣的永續發展。毫無疑問的，台灣應全力發展多元綠能和節約能源，才是我們邁向能源安全、能源自主以及善盡國際減碳義務、對抗全球暖化應走的道路。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