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超睿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賴清德總統日前與五院院長共飲新春茶，氣氛據說不錯，總統也展現誠意，同意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然而，這杯茶的餘溫還沒散，立法院長韓國瑜召集的朝野協商卻因為「形式」談不攏而破局。爭點在哪？在於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傅崐萁堅持要「即問即答」，甚至要把國情報告切成生魚片，「講一段、問一段」。這不僅是法理上的誤解，更是對憲政體制設計的偏離。關於總統赴國會，究竟是「報告」還是「被質詢」？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談：台灣的憲法解釋、國際慣例（美、法），以及政治文化的底蘊。第一，大法官已經把話說得很清楚，別再假裝看不懂。針對這件事，憲法法庭早在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中已有明確說明。判決指出：立法院聽取國情報告是一項「權利」，並非總統的「義務」。總統是否前往、何時前往、報告內容為何，屬總統職權範圍內的審酌事項。更重要的是，立法院並無指定報告內容的權力，也無對總統進行詢問或要求答復的憲法依據。換句話說，憲法增修條文的設計初衷，是讓總統有機會直接向民意機關闡述國家大政方針，而不是讓總統到立法院站上備詢台，接受即席問答甚至政治攻防。據傳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主張將報告「分段」進行，總統講完一段，立委發言，再由總統回應。這種把國情報告改造成類似質詢節目的構想，連國民黨籍的立法院長韓國瑜都認為不妥，因為這已涉及對權力分立界線的重新詮釋，值得審慎看待。第二，看看老牌民主國家美國怎麼做。美國總統每年的「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是國家重要的憲政儀式。雖然美國是總統制，與我國的雙首長制不同，但制度精神仍具參考價值。當美國總統步入眾議院大廳，眾議院警衛官高聲通報，全體參眾議員起立鼓掌。總統在台上闡述未來立法議程與國家願景，台下議員即使立場對立，也在儀式中保持秩序。重點在於：現場沒有質詢程序、沒有辯論機制、也不進行即席問答。總統講完後離場，後續的政治攻防，回到正常的立法與監督程序處理。這種設計強調的是行政權與國家元首角色的制度尊重。第三，看看法國怎麼做，這更貼近雙首長制的思維。既然我國傾向雙首長制，法國的制度更具參考意義。法國總統原本不得進入國會，以嚴守權力分立。直到2008年修憲後，總統才得以在凡爾賽宮向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說。請注意，是「演說」。根據法國憲法第18條，總統發表演說後不得參與投票，並於演說結束後離場。國會如要辯論，必須在總統離席之後進行，總統本人不參與辯論。這樣的制度安排，是為了區分國家元首與行政首長的角色。法國由總理對國會負政治責任並接受質詢，而總統作為國家元首，並不進入日常問答與攻防程序。若要求總統即問即答，勢必模糊制度分工，動搖憲政設計的平衡。最後，我想談談「政治文化」。無論依我國憲法判決，或參照美、法的制度慣例，總統赴國會，本質上都是「報告」，而非「質詢」。政治固然是妥協的藝術，但更是制度分際與角色尊重的藝術。部分立委堅持「即問即答」或「分段詢答」，未必真有助於釐清國政，反而可能使憲政儀式淪為短期政治攻防的舞台。成熟民主的風度，不在於沒有衝突，而在於即使立場不同，仍能在莊嚴的議事殿堂中，維持制度分工與憲政角色的分際。對國家元首的尊重，不是尊重某一位總統個人，而是尊重憲政秩序與人民透過選舉所賦予的授權。如果有人仍堅持將國情報告改為即席質詢，或許應先回到判決文本與憲法條文，重新釐清制度設計的原意，這也是立法委員應具備的基本憲法素養。文：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最近在野黨看到美國法院判定舊的關稅法源（IEEPA）無效，立刻高喊「政府簽太早」、「當了冤大頭」、「應該廢棄協議、重啟談判」。乍聽之下振振有詞，好像抓到了什麼關鍵破口。但如果把情緒抽離，放回國際經貿與權力現實來看，這樣的主張其實過於簡化局勢，甚至潛藏高度風險。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早不早」，而在於「穩不穩」。可以想像一個情境：你家隔壁住著一位隨時可能調漲租金的強勢房東。你好不容易談成一份有漲幅上限的合約，把風險鎖住。某天，對方合約的法律依據出現技術性問題，你不是要求他依約履行，而是主動撕毀這份保護條款，要求重新談判。這樣的做法，是精明算計，還是把自己暴露在更大的不確定之中？這幾年因為AI晶片出口大增，台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逼近1500億美元。在美國政治語境裡，這樣的順差往往會被貼上「不公平貿易」的標籤，也容易成為加強關稅的理由。在這樣的背景下，能把關稅上限鎖在15%，本身就是一種風險管理。它未必完美，但至少可預期。如果現在主動廢棄協議，台灣等於放棄這層緩衝。美方仍握有《貿易法》301條款等工具，一旦重新啟動調查，稅率從15%上調到25%，甚至更高，並非不可能。屆時我們不是回到原點，而是站在更弱的位置重新承受壓力。再看鄰國的做法。日本與韓國同樣面對法院判決，卻沒有高喊「重啟談判」。他們選擇調整法律依據，讓既有安排在新的法源下繼續執行。換句話說，是技術性修補，而不是政治性翻桌。因為國際經貿競爭看的不是誰喊得大聲，而是誰的條件比較好。如果日韓穩住15%的上限，而台灣自己跑去重談，最後承受更高稅率，產品競爭力自然受損，訂單流向日韓幾乎是可以預見的結果。這不是情緒問題，而是市場結構問題。即便川普總統相關政策遭到美國最高法院宣告違憲，關稅也不會因此消失。法院判決出爐後，美方很快啟動其他條款調整基準稅率，已經說明了一件事：關稅政策不會因單一法源失效就歸零，只會換一種法律工具繼續存在。認為「法源無效，關稅就會消失」，其實過於理想化。國際政治不是法學辯論，而是權力與利益的運作。在全球經貿環境仍然動盪的情況下，台灣若已取得一個相對穩定的位置，輕率放棄，等於主動跳回更不確定的區間。此外，大型半導體投資不只是商業布局，也是制度連結的一部分。相關安排某種程度上提供了在「232條款（國安關稅）」架構下的豁免空間。這不只是資本移動，更是一種制度護欄。如果此時選擇反悔或推翻既有協議，一旦美方重新檢討豁免條件，衝擊的就不只是單一企業，而是整體產業鏈與金融市場信心。那樣的代價，遠比政治口號來得沉重。「重啟談判」聽起來氣勢十足，但在國際經貿現實裡，翻桌往往意味著失去原有籌碼。當各國努力在貿易戰中穩住位置時，台灣若主動拆除既有護城河，未必能換來更好條件，反而可能面對更高稅率與更嚴苛條款。在野黨批評政府「簽得太早」，這樣的指控在本質上極其荒謬。正因為簽得及時，才讓台灣在混亂之中，手上仍握有一份可以依循的制度安排。文：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美國最高法院日前以6比3裁定，總統不得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對全球徵收「對等關稅」，理由很清楚：課徵關稅是國會的權力，不是總統可以單方面決定。這項判決等於宣告原本以IEEPA為依據的全球對等關稅失去法律基礎。但事情沒有就此結束。判決出爐後，總統隨即宣布改採一項「全新的10%全球關稅政策」。也就是說，不再用原本被判違憲的法律工具，而是改循其他法源與程序，對全球商品統一課徵10%的關稅。這一步，顯示美國的關稅政策並未退場，而是換軌再出發。有趣的是，這波調整讓部分國家「意外受惠」。白宮官員證實，凡是過去已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且關稅稅率高於10%的國家，其稅率將「重置」並全面降至10%。換句話說，原本被課15%、18%、甚至20%的國家，現在暫時都回到10%。具體來看，歐盟從15%降至10%；日本、南韓也從15%降至10%；印度從18%降至10%；越南更是最大贏家，從20%大幅調降至10%。對與這些市場有業務往來的企業而言，短期內成本壓力反而下降。不過，白宮也特別強調，這只是「過渡性安排」。政府仍保留未來透過正式程序，把稅率調回原有水準的權利。差別在於，未來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由總統迅速宣布就上路，而必須走完整套官僚程序，例如由商務部進行產業研究、提出報告，並經歷90天或180天的意見徵詢期。換句話說，關稅政策將變得更慢、更制度化，但未必更溫和。那麼，對台灣影響如何？首先，最高法院推翻的是IEEPA架構下的全球對等關稅，並未否決其他關稅工具，例如以「國家安全」為名的232條款。鋼鋁、半導體與部分關鍵產業仍可能落在這類法律框架之下。其次，台美近期簽署的對等貿易協議，本身具有協議文本與制度安排支撐，不是單純依附於IEEPA，因此多位美國智庫專家判斷，協議仍具穩定性。簡單說，這次判決的重點不是「關稅消失」，而是「關稅必須依法、按程序來」。短期內，全球統一10%的關稅讓部分國家鬆一口氣；中長期則取決於美國是否啟動新的產業調查與調升程序。對台灣而言，真正的關鍵仍在兩件事：第一，我們在既有協議下取得的制度保障；第二，我們在半導體與高科技供應鏈上的戰略位置。國際經貿環境持續震盪，但只要協議穩定、產業實力夠強，風浪再大，也不至於失去方向。文：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先慈是新竹縣湖口人。自幼常陪母親返鄉，長年累積的情感連結，使我始終將自己視為半個新竹縣人。也因此，對新竹縣的政治發展，尤其是縣長選舉，向來格外關注。近日，現任新竹縣副縣長陳見賢在臉書發表一篇回憶文章，重提他於1985年、年僅24歲時，剛退伍便在麵店吃麵、卻無故被捕，並因「一清專案」入獄三年的往事。他形容那是「人生中最寒冷、漫長的三年」，並強調自己從未作奸犯科，是遭到冤枉。這段充滿悲情的敘事，若單獨閱讀，確實令人同情。然而，當這段記憶與陳見賢今日的政治身分並置時，卻產生了難以忽視的邏輯斷裂。因為這個故事，其實只存在兩種可能，而無論是哪一種，都指向同樣的荒謬。第一種可能，是當年的執法並未冤枉他。若政府掌握的情報屬實，陳見賢確實因涉入黑道而被列入一清專案，那麼今日所訴說的「無辜」、「不知為何被抓」、「人生世界靜止」等語言，就只能被理解為對過往的重新包裝與洗白。在此情況下，這段回憶的誠信本身，便值得質疑。第二種可能，則是陳見賢所言為真。他確實是一名清白無辜的退伍青年，卻在未經正當審判的情況下，被國家以威權手段任意羅織罪名，關押三年，身心遭受重創。若是如此，問題反而更為嚴重。這代表1985年由蔣經國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是一個系統性踐踏人權、濫捕無辜、以國家暴力對付人民的威權體制。正是這個體制，剝奪了一名年輕人的青春，讓家庭承受長年的痛苦，也在黑牢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創傷。然而，正是在這個前提之下，最大的矛盾浮現了。如果陳見賢真的是那場威權統治下的受害者，那麼他後來為何選擇加入這個曾迫害他、毀掉他人生三年的政黨？不僅加入，還在其中一路晉升，從地方議員、議長，到今日的副縣長，甚至準備代表該黨角逐新竹縣長。這樣的政治選擇，在邏輯上實在難以理解。一個曾被國家暴力無情對待的人，理應對那套體制保持警惕，甚至反省與批判；然而，陳見賢的政治生涯，卻是徹底的擁抱與效忠。這究竟該被解讀為對過往傷害的集體失憶？還是在權力面前，正義與創傷都可以被暫時擱置？問題不在於個人是否可以選擇原諒，而在於：當一名政治人物試圖以「受害者」身分博取同情時，這個敘事是否同時拆穿了他今日所站立的位置。因為這張牌一旦打出，就勢必面對一個無法迴避的選擇：要麼承認當年並非冤獄；要麼承認今日所代表的，正是一個曾經殘害自己的不義體制。身為半個新竹縣人，回望這段1985年沒能吃完的麵，留在口中的，不只是遺憾，更是一種難以下嚥的政治諷刺。作者：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改編自「林宅血案」的電影《世紀血案》近期引發了諸多爭議，這幾日在同溫層的朋友間，我不斷看見相關的討論與轉發。對於許多人而言，這或許是一段驚悚的歷史懸案，或者是戲劇張力的來源；但對我來說，這四個字承載的，卻是我生命中極為深刻的轉折，以及一位我深深敬愛、卻已在2023年離我們而去的長輩——我的叔公，陳岱全醫師。時光回溯至1980年，那一年我正值國二。二二八當天，林宅血案震驚全台。當時，我的叔公陳岱全是台北市仁愛醫院的主治醫師，親身參與了那場令人心碎的急救工作。叔公本是一位專注醫術、對政治毫無興趣的醫者。然而，當他親眼目睹兇手對手無寸鐵的老婦人與稚童痛下毒手，那種刀刀致命的殘暴，讓他感到的不僅是醫者的無力，更是身為人的悲憤。那場血案，成為他生命的轉捩點。從那時起，憤怒與悲傷喚醒了他的政治意識，他開始大量閱讀黨外雜誌，試圖在肅殺的氛圍中尋找台灣的出路。那段時期，叔公因首段婚姻觸礁，曾有一段時間寄宿在我家。他帶回來的黨外雜誌，就這樣堆疊在家中的角落。正值少年的我，好奇地拾起閱讀，那些文字如同一道道光，穿透了戒嚴時期的迷霧。叔公的轉變與那些雜誌，在懵懂的我心中埋下了種子，讓我意識到：台灣需要民主，需要改變。這份啟蒙，直接影響了我後來的人生選擇。大學時，我毅然決然決定轉系，進入台大政治系就讀，隨後更遠赴英國深造七年。這條求學與思想的道路，追本溯源，正是起源於叔公當年帶回家的那些雜誌，以及他在餐桌上偶爾流露出的對公義、民主的理念。叔公雖是先母的叔叔，但年紀比她還小。他不僅是我的政治啟蒙者，更是我們家的救命恩人。在我十歲那年，母親身體出現異狀，是叔公堅持安排她在仁愛醫院進行詳細檢查，這才及時發現了早期的子宮頸癌。隨後的手術切除非常成功，母親直到2021年過世前，都未再受癌細胞侵擾。若非叔公的敏銳與專業，我恐怕無法擁有母親後來數十年的陪伴。除了醫術與思想，叔公對我的疼愛更是具體而溫暖。我考上建中那年，正值他與前妻分居、辦理離婚的低潮期，但他仍大方地買了一輛造價不菲的英國Raleigh變速自行車，作為給我的賀禮；後來我負笈英國念研究所，叔公也特別包了一個厚實的紅包，勉勵我要在異鄉認真治學。叔公是新竹高中1962年畢業的校友，與前新竹縣長范振宗是同窗。林宅血案後的每一次黨外選舉，乃至後來范振宗的參選，叔公總是慷慨解囊，默默成為民主運動背後的支持力量。他卸下了仁愛醫院的職務後，回到故鄉新竹縣湖口鄉開業，成為一名守護鄉里的小鎮醫師，樂在其中，直至2023年因病辭世。美麗島事件與林宅血案，改變了無數台灣人的命運軌跡，這其中也包含了叔公與我。這段歷史是用血淚寫成的，不是冰冷的劇本素材。因此，對於電影《世紀血案》，我必須嚴正地說：林義雄先生夫婦，以及當年倖存的長女林奐均女士都尚健在。一部改編自如此慘痛家族悲劇的電影，若未獲得當事人的授權與同意便逕行開拍，這不僅是對受害者的不敬，更是一種殘忍的消費。單憑這一點，就令人完全無法接受。歷史可以被記憶，但不該被隨意掠奪；傷痛需要被撫平，而不是在未經同意下，被強行搬上大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