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柱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政二代」指政治人物的子女或親屬承襲家族政治地位，投身公共治理領域的現象，在多數民主國家普遍存在。根據統計，台灣民意機關中政二代比例已超過四分之一，並且隨歷次選舉而屢有增長，亦即反映政二代之政治影響力係逐漸在擴大中。國內外文獻回顧顯示，政二代憑藉特殊家庭背景，在政治生涯初期具備多項優勢：首先是政治資本繼承，政二代繼承家族累積之資金、人脈及成熟選戰組織，有既有支持者基礎，這些資源於競選階段扮演關鍵角色，有效降低參政門檻與成本，儘管政治資本不能完全延續，但已賦予其競爭優勢，讓起跑線比較前面。第二是高知名度與品牌效應，家族政治聲譽促成政二代在民間享有較高認知，形成「品牌效應」，媒體曝光更容易，有利形象塑造及宣傳推廣，如此降低認知門檻，提高支持度，選民較容易記住。第三是政黨與資源支持，基於維繫政治香火及鞏固派系利益，政黨常優先提名政二代，並分配較多可用資源。第四是政治社會化與經驗傳承，政二代自幼浸淫政治環境，從小耳濡目染，政治社會化水準較高，對政治運作及公共政策有較為深度理解，且能直接承襲長輩經驗與策略指導，等於「從小在體制內實習」。政二代亦面臨諸多挑戰與劣勢，首先是家族包袱及負面聯想常成選民質疑的焦點，過去家族爭議或政治敵對勢力可能直接影響政二代形象；其次是標籤化現象普遍存在，大眾傾向將其視為「靠爸族」或「權貴」，質疑其能力及動機，導致個人特色被掩蓋且破壞公平競爭，因而政二代須付出更多努力以證明自我；再者，期望壓力及政治路線切割困難，使政二代在政策決策上易保守，難以突破家族既有意識形態限制，影響其創新與改革能力。從民主政治發展角度來看，政二代現象具雙重影響。在正面方面，政二代促成政治經驗與治理知識的延續，維持行政穩定性，避免人才斷層，對長期政策規劃具有正面助益；在負面方面，政治世襲助長權力固化，降低社會階級流動性，普通背景青年難以晉升政治核心，限制政治多元性和競爭性。相關研究與國際案例亦顯示，過度世襲可能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例如菲律賓家族政治與經濟停滯、社會不平等等現象相關，日本世襲議員則因缺乏基層歷練而被批評脫離民生。這些情況均警示民主體制下政治世襲的潛在風險。綜合而言，政二代從政作為一政治現象，其優勢在於有效繼承與運用政治資本及家族聲譽，促進政治經驗的傳承，但同時因家族包袱、能力質疑及對民主多元性的挑戰而存有隱憂。如何在保障政治參與權的同時，避免政治權力過度世襲所帶來的階級固化與人才流動阻礙，乃是民主國家亟需深入思考與解決的課題。 參考文獻[1] 游任博. (2021). *陽光與陰影:政二代立委的從政之路*.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https://tdr.lib.ntu.edu.tw/jspui/handle/123456789/81353](https://tdr.lib.ntu.edu.tw/jspui/handle/123456789/81353)[2] LSE EuroppBlog. (2018). *Democratic dynasties: Why are certain families successful in politics?*. [https://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8/01/13/democratic-dynasties-why-are-certain-families-successful-in-politics/](https://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8/01/13/democratic-dynasties-why-are-certain-families-successful-in-politics/)[3] George, S. E. (2018). *Like Father, Like Son?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Dynasti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Yale University. [https://economics.yale.edu/sites/default/files/siddharth_george_jmp_15nov2018.pdf](https://economics.yale.edu/sites/default/files/siddharth_george_jmp_15nov2018.pdf)[4] Democratic Erosion. (2025). *The Ruling Family: How Political Dynasties Are Destroying Democracy in the Philippines*. [https://democratic-erosion.org/2025/05/01/the-ruling-family-how-political-dynasties-are-destroying-democracy-in-the-philippines/](https://democratic-erosion.org/2025/05/01/the-ruling-family-how-political-dynasties-are-destroying-democracy-in-the-philippines/)[5] UCL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2018). *The significance of democratic dynasties*. [https://www.international.ucla.edu/japan/article/197846](https://www.international.ucla.edu/japan/article/197846) 

台灣在過去威權統治時代及白色恐怖時代，告密成為政府鎮壓異己的重要手段，很多不公不義的司法案件是藉著告密者暗中向統治當局告密當事人，使之被逮捕、下獄、受刑、或槍斃，甚至因而導致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如今幾十年過去，倘若這些告密者如果還在世，也已垂垂老矣，其晚年心理態度與狀況成為值得觀察的議題。國際相關研究指出，告密行為無論出於道德義憤、被迫，或個人利益，皆涉及對既有價值或忠誠體系的背叛，且常伴隨深遠的個人心理負擔。此種心理創傷往往終生難解，尤其老年時期的生命回顧更容易激化其心理反應。告密者晚年的心理由其動機、社會環境及社會反應構成複雜互動，其心理結果包含悔恨、創傷、孤立，或尋求和解與懺悔等多種面貌。 對告密動機的分類中，「真誠信仰者」視告密為維護高尚價值，老年時可能有自豪感，亦可能遭遇社會誤解；「被迫者」受外力壓迫，晚年常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抑鬱影響，感到無助與羞恥；「機會主義者」以私利為誘因，老年面臨嚴重道德困境與罪疚，社會排斥加重其心理負擔。 告密者在晚年心理面臨四種可能境況：一為社會排斥與孤立，導致抑鬱與絕望；二是悔恨與持久內疚，影響生活品質；三為否認辯解，短期心理防衛長期阻礙和解；四是持續創傷及心理健康問題，受恐懼與道德掙扎所苦。 威權時代的台灣，有人為了自保、政治信仰或響應號召，不僅告發可疑之生人，告發親友或師長亦所在皆有。但目前在台灣幾乎所有的告密者選擇對過去的行為保持沉默，不願提及或面對。這種心理逃避可能導致內心的衝突和未解決的創傷，尤其是道德譴責更影響其晚年的心理健康。在台灣更少有告密者在晚年選擇公開懺悔，試圖與受害者或其家屬和解，導致他們在老死之前仍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社會也少有主張告密者要懺悔；懺悔行為雖然艱難，但對於告密者自身的心理救贖具有重要意義，有助於他們在晚年獲得內心的平靜。在少有告密者選擇公開下，許多歷史的真相也就難以大白，隨著告密者之埋進棺材裡化為腐土或點火焚燒化為一渺輕煙，悵然消失。總之，告密者在老年時期的心理狀態是一個複雜而多維度的議題，受到告密動機、社會環境、歷史背景以及個人應對方式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他們可能經歷從悔恨、內疚、創傷到否認、辯解，甚至尋求懺悔與和解的各種心理歷程。理解這些心理狀態，不僅有助於我們對歷史事件的深刻反思，也為當代社會如何處理告密行為及其後果提供了借鑒。對於告密者而言，面對過去、尋求內心和解，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獲得社會的理解與寬恕，是其晚年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1] [Confessions and the Stasi Files in Post-Communist Germany](https://australianhumanitiesreview.org/2016/08/14/confessions-and-the-stasi-files-in-post-communist-germany-the-modest-scales-of-memory-and-justice-in-traitor-to-the-fatherland/)[2]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Legacy of the Stasi and its impact on ...](https://discovery.ucl.ac.uk/10040339/3/Neuendorf_10040339_thesis.pdf)[3] [Why people choose deliberate ignorance in times of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0027722002359)[4] [Psychologists' Involvement in Repressive “Stasi” Secre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4710867_Psychologists'_Involvement_in_Repressive_Stasi_Secret_Police_Activities_in_Former_East_Germany)[5] [赵越胜：反思文革中的告密与忏悔——文革五十周年（10）](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69635)[6] [文革受难者](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victim_ebook_070505.pdf)[7] [王克明编撰“文革”忏悔回忆录32个花甲老人写下罪行](http://culture.ifeng.com/3/detail_2013_07/24/27847541_0.shtml)[8]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bout Historical Trauma in Asian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9170877/)

絕大部分的老師剛開始任教時，總是充滿熱情與使命感，但隨著時間推移，不管小學、中學或大學，有些老師就逐漸感到疲憊而失去動力，開始得過且過，怠惰起來。為什麼一個老師會從起初充滿熱情的狀態，逐漸變得慵懶和怠惰呢？會造成這種現象，往往是多種因素一起作用的結果。老師長時間反覆教授相同內容，加上繁重的行政工作，容易讓人心理上感到疲倦，漸漸削弱了對教學的熱情。如果工作環境缺少支持、獎勵或有效的回饋，老師的成就感和自我價值感也會逐漸下降。再者，當學生在課堂上表現出冷淡或缺乏學習意願，學習動力不足時，老師常會感受到挫敗，開始懷疑自己的教學方法是否有效，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人生價值。同時，外在的壓力也不容忽視，例如上級過高的績效要求、不合理的教育政策、學生家長不食人間煙火的挑剔和苛責，以及社會對教育工作的低評價或和工商業者薪酬的差距，此等因素都可能讓老師難以維持投入的熱情。不可諱言，老師個人的生活因素也會影響工作態度，像是家庭責任、健康狀況或工作以外的心理壓力過大，都有可能慢慢改變老師持續付出的意願。總而言之，一個老師從積極投入到逐漸懈怠，通常是各種原因疊加、漸次發生的結果，這不只是外在環境的影響，也與老師自身的因應機制和心理韌性狀態密不可分。在面對這些困難時，適當的支持和資源若能到位，不僅能幫助減緩壓力，更有助於老師重新找回對教育的信心和熱情。

隨著網際網路的迅速發展與功能日益強大，傳統圖書館正在面臨角色轉變的挑戰。過去以借書、閱覽為核心的圖書館運作模式，逐漸無法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導致來館人流減少，許多圖書館僅成為跑外務業務員短暫停留的休息站或少數學生上網需求的替代場所。因此現代圖書館該怎麼改變自己，轉型提供服務呢？首先，現代圖書館不應該只是提供書本借還、看報、自修空間的簡單功能，它需要變成一個多功能的空間，結合數位科技，讓人們能方便地查找和借閱資源。積極支援個人終身學習需求，提供閱覽空間、講座及工作坊，成為人們終身學習基地，以促進全民閱讀能力與資訊素養的提升。再來，圖書館也可以成為社區的交流中心，舉辦各種活動來吸引不同年齡層的民眾，讓大家除了借書之外，也能學習新技能或發展興趣。透過舉辦展覽、演講、電影放映等活動，使圖書館也成為社區居民滋潤心靈、享受文化交流的重要空間。此外，隨著網路資訊爆炸，圖書館也可以幫助人們判斷資訊的真偽，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指導讀者如何有效利用資訊，提高公眾的媒體素養。總而言之，現代圖書館要和時代接軌，從傳統的藏書室轉變成集教育、學習、研究和社交功能於一身的場所。幸運的是，國內某些地方性、地區性的圖書館已意識到變革的重要性，開始跳脫舊有框架，推出多樣化的服務內容。例如社區走讀、歷史文物介紹、親子講座、烹飪與保健課程、數位工具教學等，這些新型服務正成為吸引民眾的重要吸引力，使圖書館恢復其在社會中的活力和地位，並且大有承擔著扮演保存和傳承地方文化與知識的角色；政府相關單位應大力加以協助深化轉型，使之成長、茁壯，以因應時代變遷中的多樣化需求。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因涉嫌違法，初審遭到判有期徒刑17年，於民眾黨3月29日下午2時凱道集結聲援會中，咬牙切齒指著總統府，將「賴清德」怒喊為「賴祥德」，引發不少網友們笑問：「賴祥德是誰？」對於柯文哲而言，賴清德是「很熟的仇人」，可是卻叫錯名字，這種情況可以從情緒、記憶與潛意識三個層面來共同看待。首先對於大部分的人而言，即使是「很熟的仇人」，大腦中名字的提取仍然是一種記憶的搜尋。當情緒強烈，例如厭惡或憤怒時，大腦有時會優先處理情緒，而不是優先確認資訊，所以會導致「叫錯名字」。換句話說，柯文哲記得「這個人讓他自己不爽」，但大腦不一定在那一刻立刻優先調出正確的名字。在大腦運作的同時，情緒也會干擾記憶的精確性，強烈的情緒（尤其是負面的情緒）會讓認知變得「粗糙」，亦即只記住印象或「感覺」，而忽略其中具體的細節，例如你記得他做過什麼，或是他長得什麼樣子（視覺與情節記憶），但名字這種屬於語義記憶的細節反而會在激動中變得很模糊，這種模糊可能導致大腦一時想不起來正確的音節，或者為了配合當下急促的語速與高昂的情緒，大腦迅速「急就章」地抓取一個音韻相似的詞彙來填補空缺，從而應付輸出的需求，卻犧牲了精確性。除了生理與認知的限制，叫錯名字往往蘊含著更深層的心理意義。人類的生活中，有意的對人不叫正確名字常是被設計過，例如綽號常是一種直球式的公開褒獎或羞辱，但有些時候隨口而出的叫錯名字則是一種無意識的潛意識心理作用，這可以被視為一種企圖「貶低或去個人化」的行為，即是把對方當成「某一類討厭的人」，而在潛意識裡「不想記住他」，這種情況常見於覺得對方不值得被認真對待，或內心直想拒之於千里之外。從柯文哲叫錯名字的「當下語氣」，可以研判柯文哲當時的「叫錯名字」，不是單純的口誤，更不是代表與政治仇人不熟；叫出錯誤名字的當下那一刻，是潛意識想用來羞辱或表達不尊重的展現，這反映出一個心理事實：他記得的仇恨情緒，無疑比記得「賴清德總統」這個人的具體符號還要深。 這也是一時很難排解或移除的情緒，或許這種深刻的負面連結，將會跟隨著柯文哲一輩子了。

周金柱  中央大學博士  自由撰稿人員 在全國新聞報導得沸沸揚揚，看來短時間內勞動部勞發署北區分署的霸凌案是難以止息。與其對分署長在發表道歉聲明時是否擠出眼淚進行關注，不如由一些已經報導的事實、員工陳情的內容及當事人的因應作為來加以探討究竟分署長是否走過霸凌之路。 根據心理學的研究發現，霸凌者通常具有下列的性格特徵：操縱控制慾強，表現出一種獨特的認知，不如己願就立刻歸咎於他人，享受攻擊行為以及從攻擊行為中獲得的回報。他不受焦慮困擾，對自己的行為不感到內疚，不理解他人的感受、對受害者缺乏同情心，不切實際地思考世界應該如何滿足他們的需求，喜歡誇大、自戀等等，而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能力不足，嚴重缺乏安全感。 檢視當事人喜歡自稱是坐直升機上來，無異是誇耀、自戀的表現；員工更換了五分之四，也不覺焦慮或內疚；而員工有公文要其核定，需要俟其雲遊四方傍晚回來之後，於其辦公室外排隊恭候召見，獲得晉見後還要先遭其謾罵三十分鐘，無不是操控欲強、缺乏同理心、自以為大之實質表現。尤其是謾罵員工，而讓員工感到羞恥，似乎可以激發他對權力的體驗，樂此不疲。如此對受害者缺乏同情心，並充滿著急躁和敵意，又指導不出要如何去解決，終至有人要以死明志。 當事人為何會有此作為，主要原因就是坐直升機上來，歷練不足、能力不足，不瞭解工作的細節，自己心底深處有不安全感，因此去攻擊他人，製造他人不安全感，來抹去自己所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堆高自己的自尊心，自戀一番。 不幸既已發生，未來如何制止具有攻擊性、恐嚇性、惡意性或侮辱性，不受個人或團體歡迎的霸凌行為，主要應該防止濫用或誤用權力，並建立適當管道舉報霸凌行為；同時嘗試去給予法律定義「霸凌」，訂定法律條文來防止損害、羞辱或對某人造成身體或情緒之傷害；尤其是在社群媒體上的網路霸凌行為。深知定義「霸凌」困難，但還是要勉力為之。